【这个故事是2011年末为我的文学专栏撰写的，被编辑枪毙了，再也没有面世。如果编辑只以文学作剪刀，我是接受的，何处无规无法呢?如果是编辑也无奈的“上面”出于国家利益不待见这么一纸故事，我也不会多抱怨，我这人有一条底线：不与外人谋。但这都不是此文被枪毙的缘由。我其实很知趣，知道自己在与什么时代打交道，像《我爱你》这样的作品是不敢投过去的，现在写这种东西在文坛恐怕比1970年的“走资派”还要拂逆同类。但即便是事先经过自我审查，也保不住时而斗胆平视甚或俯视通向“天堂”的阶梯，每出此类“错误”，必撞上铁壁铜墙，只能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几年来，我从编辑对待诸文的三种态度——欣赏、容忍、拒稿——摸到一条线，我也不知应怎么称呼这条线，但这条线的的确确是存在的，而且难以逾越。应该承认编辑部还是赏识我的，否则不会有此专栏，但就是一碰这条线，就像踩了雷管一样。伤了数次后，我才一点点悟到线的存在，以及它大致圈划在哪里。这也不是一、两个人的线，而是一个荒唐时代的线，每一个荒唐时代都有其不可理喻的线，碰不得。时过境迁，人们回头会称之为时代的悲剧。时代悲剧往往是时代中人当喜剧上演的，不笑的人皆为反角。这篇故事其实是一代人的故事——一代实际失败却被视为高度成功者的故事，在一个拼死抵抗到墙角、忽然响起解散的哨音、慌不择路、丢盔卸甲、失魂落魄、溃不成军的社会。那一场得利者的大奔逃，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逃跑者，他们不是不得不逃的亡命徒，而是得便宜、领了跑的盘缠的。由此也折射那些住在大厦好位子上、却整日盼望着最先搬走的人。当时编辑部给我的拒稿理由是恐犯众怒，看样子我是下手狠了点，不留情地点出了一个时代的荒谬。所谓“犯众怒”，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没说到点子上或有背于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潮;一种是说到了疼处，是一个时代拒绝看到或尚未意识到的。那么《离岸记》属于哪一种，读者可以评判，或留给时间去评判。总要有人说出皇帝是没穿衣服的，这个皇帝不是早就被放在审判席上的皇帝，而是坐在人人艳羡的宝座上的主儿。如果我下笔无情，请千万别往知识阶层对工农的优越感这个方向误读，而是我对历史夹缝中那群占便宜的“反叛者”的凝视。】

　　1984年历史系毕业生胡超美靠政治表现和由记忆力撑垫的文科底子，考取公费留学，来京接受走前培训。政治表现是个绕开了品性的概念，犹如一团拉面，可随抻扯的手变换形状，颇似鱼龙混珠的竞赛。

　　这是他人生折子戏中的一折，最精彩的。那时候窜到这等风水宝地作了公家人，身边就如配备了秘书，一切都流水线似地安排好了，且不必自掏腰包。享用过这条流水线的人，后来时风一转记住的不是免费服务而是少了花钱的自由，卑贱是只能以更卑贱的去交换的。走到一个山顶，他以为能力超群，其实这些能力加在一起，并无其他，就是考试的本事，而本事下面也无其他，只是记忆力比森林里的其他人长出了一头。但他看不到林子与一棵树的关系，一揽众山小的气势一时饱窜于胸，全想不到凭雕虫小技走到这个拐角，是山的巅峰，停下来就是选择了高原，有相当辽阔的高地维持能力狭窄的他不坠落，走下去则是陡壁，坠崖是不可避免的。

　　但凭小技能赚得历史大便宜的人，不会停在智慧的崖畔，一定要折腾的，他们是最看不到自己卒子命运的那群人。1984年是大厦倾斜、外壳尚纹丝不动的年代，四散奔逃的，多是占了楼内好座次的人。他大三曾进京游玩，正赶上展览馆办一个国际展，那会儿物质的诱惑在省城还没有直接的洋味，要到都市才切肤抽心地折磨人。崇洋就像一口气，从十九世纪吸进，到打得血喷肉溅屏住，却并没有吸完，血一干，庞大鼓风机下，没断的气愈吸得每一个肺片都张开了。他去了展览馆，看见外国公司散发装广告的彩色塑料袋，引得群蚁奔忙，他当然也不让先，披风斩浪夺下几只。结伴的同学见他满头大汗、如获至宝，就说：“不就是几只盛物的袋子吗?”他指着袋上的漂亮图案，恨恨地说：“我看到的不是几只袋子!”

　　这种事也没什么好争的，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并不是存在而是视觉决定了方向。在某些历史转折点，几只塑料袋就已经圈定了无边无际的失败者队列，谁能想到那年头价值毫厘的东西，都能把人分遣到几块大陆，连千年锁定的血脉一夜间都缝接到另一文明的血管上，要是几百年前，那是一场死战、奇耻大辱才能决定的事。欲望的河流一开闸，必定跟着诱惑者流淌，冲到哪里，被卷裹的人是掌控不住的。

　　那天他抱着三、四只抢来的塑料袋，连同里面的商品广告，开始了梦游。财富作为新的梦想起动器，如尖兵攻入乱阵，三下五除二就收拾了残局。其实走到眼下这一步已在梦里，但梦里人看得见的常常是梦外的自己。平民得便宜，立刻会把得到的视为理所当然，平等之妾身即源于人性之忘恩负义。

　　他祖上数得着的几辈代代面朝黄土，贫贱的网没漏掉一条鱼，河南那块地方住在地上的人和埋在地下的文明已无多少干系，家族再远移自哪里也无籍可查。只读过小学的父亲1947年被国军抓壮丁，几个月后枪没摸热，就被共军俘虏。解放军对农家子弟宽怀大量，灌了几顿革命汤就要放他走，还发了路费。他墨水不及胸，但也不恋锄头，这就几头都不用担待，是作变色龙的胚子，审时度势形若本能，心想乱世到哪里不是活，能打赢的军队是要做主子的。这念头穿颅过心，他留下没走。脉还真掐准了，没有这一念之差，1984年胡超美几乎百分之百不会站在三里屯，身揣三份证明：大学毕业证书、公费留学证明和高达两万多法郎的旅行支票。这张支票曾令刚接过的手火烧火撩，那一排阿拉伯数字需要多少外贸工人一分一厘积攒，被这价值悬崖瞬间送到山顶的人，连意识的间歇都没有。

　　虽文疏墨浅，投奔革命也毛发未损，但统治者还真没亏待灵活应变的老胡，五十年代末，退伍军人转业到大城市一所中学作政工干部，就这么十年一转身，从农民变成了秀才。超美还没出生，投生路上已落下从天而降的馅饼。他是父亲与学校语文老师结合的果实，母亲是城市闺秀，那年头这种血缘的社会晋升是暗层的，表层反倒是女教师沾了转业军人的光。父亲见到女教师前，订了亲，邻村女子他也见过，五官齐整，但与江南城里浸过十几年墨水的女人比，就有光年的距离，他又毫不犹豫地挑了上风上水。

　　1961年超美降生，命运其实早有了好几个拐点作铺垫，没有那场内战，父亲不娶邻村女子的机率为零，血缘不会有那么合算的交错，也不会生来就掉进教育的白米缸。如果有一只手能追回去，把1947年父亲被强征入伍的那一天用橡皮擦掉，文章的这条线索一个字都写不下去，他不是他，不是他的他会走出怎样的命线，也难有悬念。被这么多偶然堆砌的生命，倒往往体味不到一路的天佑神助。灾变最容易造就的不是两头撕扯的人，而是夹在中间浑浑沌沌、但随时改变形态和方向的人。

　　超美在京城住下，从末世的三里屯大街，眺望墙那边，心里只有一个欲望，进入彼岸。他申请法国签证，递材料时窗口那边的眼神告诉他，站到这里的他，前面的命一钱不值，将随这个窗口一笔勾销。他此生没有比这一刻对他人的眼神这般心领神会，简直可以追随那一对寒冰化成晶液，溶进去直到消失，好似十牛九马拉着他非要把“一钱不值”实践到底。英文底子薄，他便有了曲线救己的路线，线路上的头几站都是十九世纪打劫自家毫不留情的国度。钱这个新上帝把朝拜的庙堂设在哪里，人就是冲向那里的洪水猛兽，什么都挡不住。

　　那天他吃冷眼后忐忑不安地在三里屯游荡，看到每一个高鼻凹眼，心都抽一下，那双逃犯的眼睛看出去，不讲中文的都是神仙。卑贱感经过百年陈酿，其间又开过瓶，吸进大量氧，再用新塞封上，已经醇厚得化不开了。当此之时，它们像微而不见的噬肉菌将他之为他的历史一一吞噬，再以惊人的力量重新堆建出站在法国使馆大门外引颈乞望的他。在凄厉的西北风中，他看不见重新塑造了他的是这玩艺，被诱惑牵到此等绝地的他，在难以穿越的边界前，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悄悄地吞掉他、并取代他的卑贱。全身皮囊被掏空只剩下卑贱感的人，是上足了发条不舞到底不罢休的人，只不过上发条的不是自己。这种时候让他葡伏在地，只要给他一张通行证，他都是愿意的，一场大战刚结束，在尸横遍野的战壕间只想重新站队的奔逃者，就像不幸砸碎撒了一地的水银珠，东奔西窜，却不会错过目标：跟着权力的重心流动。

　　老胡施压是家里饭桌上经久不息的节目：同事的儿子去了不列颠，战友的女儿嫁了美国佬，隔三岔五就上演一幕自家编剧、导演的喜剧。单口相声一开播，超美若从饭菜上抬起头，总躲不过老胡身后镶在镜框里的一张黑白小照：父亲站在一辆缴获来的美制坦克上，露出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最夸张的笑容。目光与影像衔接的刹那，一个念头会一闪而过：既然战友千金与老美杂婚如斯庆事，当年何必那么兴奋地踩着人家的坦克。但每次念头都收在牙缝间，因为那是老胡生平第一张照片，宝贝似地从未离开家里的墙。被战乱一把拔出土地的老胡，由统治者宠幸地插在城市的温室里，以为能培育出体己的枝干，没想到拔得太快的苗，到哪里都只是蔓生，挪地换摊一步一个算计。改朝换代时常会催生一大群逐鹿犬，并不在乎追的是什么猎物，对主人的态度取决于谁来放置诱饵。文革中，他受老婆牵连，挨了几场批斗，倒也因祸得福，这不1977年后，他又多了个头衔：受害者，不但分房子多拿了二十平，半吊子秀才还因为这道光环，认准自己是遭新朝迫害的儒生，把得到的便宜全变成讨债的理由。以致后来超美到了法国，因为那边的人乐祸幸灾，便动不动搬出大儒挨批的闹剧，赚了一把同情者，读学位办身份都捞了便利。

　　八百元置装费他没用完，两百元买了一套灰色隐格涤毛西服，领带另加三十块。全毛料四百块，店家说缝一个商标，中国牌子不加钱，钉外国牌子加五十，全毛料缝外国牌子则要加一百。他看了，就是指头粗细的小布条，不同的是汉字或字母，加一百差不多再买一套，于是他挑了外国牌子，但要了混纺料。

　　付完钱，他去取货，下到一条飘着饭菜味、满是热开水蒸气的走廊，走道两边两扇敞开的门，横着两个腰腿粗壮、脸盘下宽上窄的燕京女人，捧着白铝饭盒，边吃边聊，见他过来，话头嘎然而止，一边嚼食，一边用蒙古种特有的凶悍目光滴汁不漏地审视他，他眼睑一垂，避开四只“鹰犬”。大概像他这样走到这下面取新衣的，多是要逃的人，女人们的嗅觉是很灵的。他手里捏着提货的单子，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但两个女人的目光烙铁一样灼热地追在后面，他感到背部一阵刺痛。只隔了一代，他已经与根生土长的糊口之人拉开了距离，他这类占尽供给社会针头线脑的好处、离土离本食洋亦不化的革命后代，浑身上下立得起来的就是一连串偶然得来的便宜，拆开细看，空空荡荡。他荡漾在与根部众生的距离中，看不到那中间是什么：那是近二十年的免费学堂培育出的优越感，因为债无主，每一分都可折换成背离;那是不必用一双手挣下一餐饭的人多得的廉耻感，经常跟自尊心浑搅不明，看起来硬壳一般，其实只是一张皮，任何利益都能将其戳穿;那是毛皮在余足中充分成长，躲开了大自然的砺害，随着保护层的增加而骗得的一份尊贵，里面没有文明内胆，徒具空壳。

　　他取了西服，为人所不见的地方多了几个外文字母便付了近半衣服钱，而略感惆怅，但晦暗的心思只是一片云，一两股小风就吹散了。他走进照相馆，决定将这高潮的日子定格于历史。学史的他，大部分时间身上一根历史的绳索都没有，像断了线的风筝，短暂的清醒，多发生在这类微小的机缘上。他在镜子前穿上还带点储藏味的西服，左顾右盼，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不知从哪里闪出来，是衣服作媒还是时代作媒，总之是急不可待地闯出来，要为他划上什么句号或开启什么新纪元。那镜子里浑身的不自在与头脑里膨胀的自在，拼凑出一个在身边乱走的第二个他，似曾相识，又素昧平生。在历史断裂口，被追杀到最后弃阵而散的民族会放出了一个可称为“第二人格”的“我”，前脚后脚地为“原生人”做着重大决定。京城最大照相馆在下班前，为他的人生完成了一次大事件记载，在灯光闪烁的刹那被定格在底片上的他，究竟是“替生人”还是“原生人”，那瞬间的闪光灯也实在提供不了太多证据。

　　照片半月后寄到父亲手中，又花了一个月时间，转到河南老家，照片中央挂在脖子上的领带，让全乡老小都以为他作了外国人。那天在照相馆好歹把彩带系上，功夫还是在培训班学的，不熟练，打了个太大的疙瘩。这张照片多少平熄了老胡当年背叛同乡女子引发的经年不散的宿怨，这个穿上洋服的乡村后代，足以证明“陈世美”还是有点道理的。

　　数月后，他来到罗湖口岸，想去最近的彼岸丛林先体验一番晕眩。验关的是个黄脸矮脚的香港人，像看小偷似地盯着他，不相信他真能去法国。“你就是想混进香港是不是?”

　　他其实已做了双保险，有赴南斯拉夫旅游签证，对方便说：“南斯拉夫和大陆是一起的，香港是另一边的，你无权在这里呆过两星期。”

　　在海关煞白的灯光下，他皮影人似地摇晃着，仿佛被什么超出他本人的力量化作这半透明、只有涂抹的色彩、已失去操纵人的皮影，只等对面的放行灯再一次投注生命。这也是他第一次切身感到世界原有的远近早已不足为凭，新的疆界在人的心里，且六亲不认。

　　“不要以为进了香港我们就捉不住你了。”对方虎着脸，重重地在他的护照上盖了章。他是捧着那个印戳走过去的，一分钟前和一分钟后毫发未变的他，却恍若死而复生，至今他也没找到让他死的是什么，让他生的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