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小责任大
周宝生
（口述）
官桥八组名片
官桥八组地处湖北省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全组67户，247人，占地面积3.8平方公里。官桥八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办集体企业，1993年成立田野集团，现拥有12家集体企业，2015年集体总资产达到25亿元，集体收入达到15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6万元，被称为“湖北第一组”。联合国官员实地考察后，竖起大拇指赞叹：“这里同美国的农村相比，毫不逊色！”官桥八组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庄、全国绿色小康村、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生态文化村、国家级生态村、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等众多项荣誉称号。官桥八组被中联部、外交部指定为接待外国政党参观基地，先后接待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和友人。
在中国，最小的官是哪一级？当然是村官！村官中除了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两委成员以外，还有没有级别更低的村官？有！那就是村民小组长——农村中最小的“村官”！自谦又自豪地说，我就是最小的“村官”——湖北省嘉鱼县官桥村八组小组长。
虽然“官”小、人少，但几十年来，官桥八组在发展上从来不含糊，我们这个只有67户、247人的村民小组，拥有12家集体企业，2015年集体总资产达到25亿元，集体收入达到15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6万元。在八组，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家家住进小楼房，社会福利全保障；子女入学有补助，毕业高薪聘上岗；大病医疗可报销，免费体检保安康；退休养老领工资，安享晚景福寿长！”这是官桥八组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官桥八组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追求。
我当上最小的“村官”，得从上世纪70年代末说起。
1953年9月，我出生在长江岸边的官桥村。我的父亲是老生产队长，但在那个时代，虽然父亲带领全队社员辛辛苦苦忙活一年，收获的仍然是饥荒。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村里流传的顺口溜：住的是土砖房，吃的是返销粮，一天工值九分钱，上山打柴换油盐。当时年少的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一年四季起早贪黑地在田里干活，活没少干，苦没少吃，却总是糊弄不饱肚子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父亲托关系把我送进嘉鱼县化肥厂，成为一名端着“铁饭碗”的工人。对于这种按部就班的“上班”生活，说实话我是极不情愿的。但就像父亲说的，好歹一个月有36斤粮，可以吃饱肚子哩！可是，人难道就满足于吃饱肚子吗？
所以，我一边在工厂上班，一边时刻关注着外面社会的变化，总想着一定要到外面“闯一闯”。
1978年春节前夕，厂里一名像我一样招工进来的工友因家中有事，上班迟到了。没想到却惹得车间主任大发雷霆，大庭广众下说：“再这样，就罚你回农村去！”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也坚定了我离开化肥厂到外面闯一闯的决心。
春节一过，我毅然辞掉了化肥厂的工作，义无反顾地回到官桥村八组。家庭的反对可想而知，可是我一旦决定的事，9匹马也拉不回。
就在我还没想好到哪里闯一闯的时候，正赶上大队改选，我稀里糊涂被村民选举为副队长，不久又当上队长。我知道，老少爷们是穷怕了，他们都盼着我这个高中生、在城里端过铁饭碗、见过世面的人能够带领他们脱离穷海。没办法，干就干吧。
我是1979年冬被群众推举为八队生产队长。我接手时官桥村一个工分值才只有9分钱，全组欠贷款8000元。我想干的事挺多，但我明白人不能一口吃成胖子，得一点点来。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当时正赶上学习小岗村，分田到户。上任的头一年，我率先把组里的麦田麻地“包产到户”，第二年又把全组的水田进行了“分户承包”。结果这一年粮食大幅度增产，八队的乡亲们个个笑逐颜开，他们终于可以一日三餐吃白米饭了。八组走在了湖北省全面推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头。仅多交余粮一项每年给全组每户村民带来五六百元的收入。
光吃饱不行，还得兜里有钱。我早就有经商办副业的想法了。当时政策还没完全放开，人们的思想相对保守。但是我从一份红头文件里看到了先机：国家鼓励农村发展副业。于是在1981年，我带着八组的一帮农民兄弟在官桥集镇上租了3间房。几挂响鞭过后，小卖部、熟食店、冰棒厂便开张了。别小看了我们八组的第一桩“事业”，这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事。开业那天，人山人海。在商品匮乏的时代，我们的生意自然兴隆，当年我们就赚了7000元。我清楚地记得，年底盘账的时候，大伙紧紧攥着钱，兴奋地你数一遍，我数一遍，都乐开了花。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商品经济的浪潮席卷城乡。我发现开商店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薄，要想发家致富，必须要转行，那就是办工厂、干工业。
1982年，我做出决定：店不开了，回去开矿、办厂。组里的群众一时想不通，有的人当面指责我是在“瞎闹”“歪掰”，说我是“五马换六羊，生意做不长”。
我连续几次召开群众大会，对大伙说：“官桥镇地方小，销量有限，加上我们开店后其他小店跟着来了，像这样‘五马共槽’，才真正是生意做不长哩。我们村的狗头山下有煤炭，不如趁早转舵，回去开矿。”
群众半信半疑，我四处跑批复，办执照。文件下来后，又挨家挨户组织劳力挖煤。我拿出家中仅有的６００元积蓄，在村民代表会上敞开心窝子：“煤要挖，厂要办，赚了钱是公家的，赔了本算我私人的。”就这样，大伙才齐心协力，煤矿很快办起来了。
办煤矿不仅为八组带来了２００多万元的收入，还为组里积累了１００多万元的资本。此后，我们一鼓作气，趁势而上，用“滚雪球”的办法陆续办起了砖瓦厂、铸造厂、钉丝厂、手套厂、家具厂、沙发厂、金属结构厂等１０多家工业企业，每年利润都在１００万元以上。
到1985年，八组的集体资产已经积累到几千万元。村里富了，村民们的心思慢慢多了起来。不少人说，夜长梦多，这么多钱放在集体那里，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全都会鸡飞蛋打；有的说，干脆分了算了，各干各的。面对乡亲们的种种议论，我也犹豫过，万一政策有变，确实对不起这些流血流汗、勤扒苦做的乡亲们。但是，我从小时候就梦想着八组将来也能够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就这么分了，心不甘哪！
那段时间，我天天看新闻，研究报纸。终于有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途径，不是目的；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最终要达到的目标”的权威论断。我决定：不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八组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这期间，我也仔细地研究了华西村、刘庄等走共同富裕道路明星村的发展特点。他们都在发展的重要关头，很好地处理了分配与积累的关系，使集体经济走向良性发展之路，保证了共同富裕道路的完善和发展。我采取的办法是，适当提高村民生活水平，使八组人均收入略高于附近组的收入水平，然后将大量的积累用于发展和扩大再生产。现在看来，当时的坚持是正确的。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我又根据村里发展情况，与组里的党员们商量后，又做出一个决定：将那些农业学大寨时开荒开出的低产田退耕还林，收归集体管理。组里先后投入200多万元，建成了1400亩杉树基地、250亩茶园。如今，八组的工业红红火火，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形势喜人，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集中财力办大事，谋求共同发展，一直是八组追求的目标。后来随着八组的发展越来越快，积累越来越多，我们想上大项目、办大企业、搞新农村建设的信念也越来越强。于是，我们又根据需要，把原来分散经营的土地重新归集体统一使用，村民以土地入股，真正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喜欢“折腾”。当然，也为此付出不少学费。1993年，我们投入近千万元从加拿大引进全自动机械化养鸡设备，可是养出的鸡卖不出去，厂垮了。接下来又投资1000多万元建电子厂，最后又失败了。在不断地探索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的乡镇企业资源性生产、劳动密集型路子已经走到尽头，要想发展，必须转型，转型到高新技术产业，这样才有可能迈向更高的台阶。
1993年3月，武汉某研究所高工刘业胜受邀来八组考察。刘老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国著名磁性材料专家。我们给予了热情接待。闲聊时，刘业胜谈到他有一项永磁合金的专利，技术完全成熟，因缺少资金，迟迟不能投入市场应用，甚是遗憾。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此时我正在为八组产业的转型升级东奔西走，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项目，这个永磁合金的专利不正是八组需要的高科技项目吗？我当即问道，这技术投入生产需要多少钱，刘老说，恐怕得五六十万吧。我松了一口气，底气十足地问他，100万如何？刘老愣了一下，很快露出惊喜的笑容。我诚恳地说，“如果您老不嫌弃，就到我们这里来吧，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您想怎么干，我完全配合，一定当好后勤部长。”
三天后，刘老来了，并带来了一个技术团队。3个半月后，我们合金厂的永磁合金开始投向市场，当年完成产值200多万元，创利60万元。不久，该项目被国家计委认定为高技术产业推进项目。如今，我们开发的高性能永磁合金和磁钢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长征运载火箭、神舟飞船、人造卫星、导弹制导系统、航空仪表等尖端军工生产及石油物探地震检波仪器等高精度民用仪器仪表上，为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官桥村八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合金厂的成功，让八组干部群众领悟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也认识到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刘业胜为八组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2005年，刘业胜积劳成疾，在武汉休养。我认为，刘工是八组最大的功臣，八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他。经集体研究决定，每年增发刘业胜10万元养老补助金。2011年，刘工不幸病逝，我们特意在村里给他立了青铜雕像永久纪念。
合金厂成功以后，我们又抓住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上马跨江河大桥的缆索项目。这也是高科技项目，我们求贤若渴，招募了一大批专家到八组为桥梁缆索项目献计献策。我们的“田野”牌桥用缆索广泛应用在武汉长江三桥、武汉白沙洲大桥、荆州长江大桥、军山长江大桥、缅甸玛哈邦多拉大桥等国内外桥梁上。其中葛修润院士永久性自由张拉锚拉索这项填补国内空白的新型拉索也在八组落户。
随着八组的产业越做越大，1993年3月，我们成立了湖北田野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以湖北田野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公司组建了湖北田野集团。为了大力发展工业，集团公司建设了占地300亩的田野高科技工业园，博士后工作站也在八组落户。为发挥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园区建起了别墅式专家公寓，配备了小汽车，鼓励他们以技术入股分红，并明确宣布，对创新试验，成功重奖，失败不究。小小的官桥八组集聚了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
“泥腿子”盘起高科技，村小组创造大奇迹。目前田野集团主导产品有永磁合金、桥用缆索、重型钎具、固齿散系列新药、高精度特种无缝钢管等高新技术产品。产品均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好，广泛应用于交通、冶金、机械、石油、采矿、医疗、军工、航天航空、水利水电建设等行业。田野集团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田野牌系列产品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湖北名牌产品”等荣誉。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田野”牌商标被认定为“湖北省著名商标”。
田野集团是个多元化的企业，我们不仅“玩”高科技，也投资教育事业。2003年8月，田野集团与武汉大学联合办学，成立武汉大学东湖分校。为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田野集团先后投资12亿元，使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发展成为独立设置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武汉东湖学院。目前，武汉东湖学院现有在校学生1.5万余人，是全国同类高校中首批取得国家外国专家局认可的聘请外国专家资格的单位，位居全国同类高校前列。先后荣获“中国民办高校毕业生竞争力年度十佳样本院校”“全国创建平安校园示范单位”“全国十大最具办学特色示范院校”“全国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湖北省文明单位”等众多荣誉称号，成为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同类高校前列、享有良好社会美誉度的高等学府。“泥腿子也能办高校”在湖北成为佳话。
财富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八组富裕起来以后，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改善居住环境，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在农村，房子是一家一户的“门面”。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组里的房子先后进行了三次改建。
第一次是1985年左右，八组按人均50平方米的面积，集体补贴、统一规划、分户施工，把平房改成两层小楼房。第二次是1998年，八组又先后给每户补贴近4万元，集体大装修，铺地板，贴墙纸，装修厨房，改造卫生间，完全按照城市建筑的规格来做。第三次在2010年，八组投入4000万元给村民统一建造了240平方米的别墅，书房、客厅、健身房、浴室一应俱全，并统一配发了大屏幕电视、组合音响、电脑、沙发等。别墅外观精致气派，入户花园郁郁葱葱，清澈的人工湖环绕四周，依山而建的森林公园清新静雅。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八组的居住环境、生活水平已经让许多城里人羡慕。
不仅如此，我们还大幅度提高村民福利，让村民充分享受到发展集体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在八组，孩子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每月可领到1000元的教育补助费。考上大学，只要签订回乡就业协议，在校期间按大专每年15000元、本科每年20000元、研究生每年250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在岗村民，除年终股份分红外，每年另发15000元岗位补贴。退休后养老金每月不到2200元的，由组里补足，以后每年增加100元。全体村民参加社会保险，每年免费健康体检，治病费用报销90%。可以说村民的生老病死，集体一管到底。所以，八组很多在外读书的大学生毕业以后，都很愿意回家乡工作，外村的姑娘都愿意嫁到八组，以至于外面流传“八组年轻小伙家的门槛快踩断了”的笑谈。
唐代著名学者李翱说：“善为政者，莫大于理人，理人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我认为，野蛮和文明只隔一层窗户纸，就看干部怎么做。今天的官桥八组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我拿出抓经济的劲头来抓精神文明建设，制定了《精神文明管理规范》，奖罚分明，严格执行，让精神文明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
如今在八组，田边地头、房前屋后，见不到猪、鸡、鸭、鹅。路边每隔不远就摆放着一个精致的垃圾桶，桶里是村民自己拎来的塑料袋装生活垃圾。路上不见烟头、纸屑。停在八组的自行车，没一辆上锁。人们出门，常常连门都懒得关。这里无抹牌赌博、无违法犯罪、无封建迷信、无不良风气……
不健康、不文明的行为被禁止了，还必须代之以文明健康的活动。 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文化阵地建设。早在１９８９年，我们就高起点设计建起了农民文化中心。这些年来，八组的卡拉ＯＫ比赛、篮球比赛、逢年过节的歌咏大会、文艺晚会搞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八组的图书阅览室，订阅报刊杂志200多种，藏书2万多册。八组所有文体活动室、歌舞厅、网球场等免费向全体村民、员工开放。另外，组里每年为每户村民发放1000元报刊费，村民凭订阅发票报销。
学文化、学技术、学法律、学管理、学时事政治，在官桥八组蔚然成风。我也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自学完成了研究生文化课程，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与研究员职称，在工作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刻苦钻研市场经济知识，成为了高级经济师，也成了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工程技术专家。
如今，方圆1.56平方公里的官桥村八组，显现出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图景。八组先后被命名为“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湖北省农村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绿色小康村”“全国三五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等260余项各级荣誉，被外界称为“神州第一组”。联合国官员到八组实地考察后，竖起大拇指赞叹：“这里同美国的农村相比，毫不逊色！”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句话不仅是对八组人说的，也是对官桥村所有村民说的。八组富裕起来以后，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有义务带领更多的村民致富。
早在2009年，田野集团就整合资金1.8亿元，启动了支持官桥村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项目，将分散居住在方圆3公里内的800户农民，统一迁入官桥新村小区。如今，已有300多套住房建成交房。在田野集团的带动下，官桥村整体新农村改造的浪潮已经掀起。未来3-5年内，官桥村将开发1.5万亩高产油茶基地、3000亩有机稻、2000亩特色水产养殖、1000亩设施农业生态园、800户农民新村和环村旅游景观带。
这些年我干了一些事，做出一些成绩，党和政府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先后当选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企业家、湖北省农村党组织书记标兵、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湖北省十大杰出公民等荣誉称号。作为一个小小的村民组长，能够获得如此殊荣，我深感惶恐，也深感责任重大。
实际上，村民小组长谈不上是什么官，更谈不上有什么权力，然而，在这个岗位上我一干就是30多年。在别人看来，当队长是个苦差事，但我觉得能为群众办点实事，能帮乡亲们富裕起来，就值得。曾经，有领导要调我到镇上工作，给我转城镇户口、端铁饭碗，我说，“我喜欢农村，我愿意一辈子当农民”；有领导要调我到县里工作，给我安排一官半职，我说，“当个组长蛮好，我可以干我想干的事”；有领导要我到市里的单位工作，给我一个更大的舞台，我说，“目前我还离不开官桥八组，官桥八组才是我事业发展最好的舞台。”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这段名言我至今记忆犹新，一直在鞭策着我。
（口述者系湖北省嘉鱼县官桥村八组党支部书记、组长，武汉东湖学院董事长，田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宝生治村名言
有的人一旦拥有了金钱，便贪图享乐，骄奢淫逸。有的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便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有的人一旦拥有了荣誉，便头脑发热，忘乎所以。我常反思自己：始终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位共产党员。这些年来我始终注意严于律己，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我常警醒自己：始终不要忘自己村民组长的身份。事业做大了，经手的钱多了，要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祸。把名利看淡点，事业发展就快一点。不该得的钱我分文不取。公司各项建设投资几十亿元，我没抽过施工方一根烟，没喝过施工方一杯水。我常告诫自己：始终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一些人眼里，一个拥有20多亿资产的集团公司老总，一定财大气粗，出手阔绰，但我一直要求自己，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30多年来我没有外出游览过名山大川，没有进过歌厅舞厅，没进营业场所洗脚泡澡，甚至不打牌不抽烟。官桥八组不仅要在物质上富起来，更注重精神富有。这方面我不讲什么大道理，只是用无声的行动影响大家。作为领头人，自身正，则民风正。几十年的实践，我深深感到：只要你把人生的价值定位在带领群众办实事、为群众谋利益上，心里始终装着群众，遇事想着群众，群众就会真心实意支持你，就会帮你实现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