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口：伶仃洋畔的守望
岩 子
崖口村名片
崖口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东南部南朗镇，北邻深圳，右靠珠海，正面隔海与香港相对，是珠江口伶仃洋边一个村庄，与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村毗邻。崖口村下辖8个自然村、13个生产队、3000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崖口村没有实行分田到户、搞家庭承包，而是继续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崖口以农业生产为主，是珠三角唯一没有发展工业的村庄，也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至今仍然坚持集体劳动、实行工分制的村庄，被称为“最后的人民公社”。目前，崖口村集体收入主要依靠围海造田形成的土地和养殖场的出租经营，年集体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村民人均收入在3万元左右。虽然崖口收入水平不高，但是村民享受集体分红、粮食补助、教育补贴、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等福利政策。崖口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并不太完美的“乌托邦”。
2016年8月10日早上8点，58岁的阿陆像往常一样来到村头祠堂。祠堂的公告栏前已经三三两两来了几位村民。公告栏上简简单单地写着一行粉笔字：10号，大龙起秧，下山补秧。
这是生产队今天给他们安排的农活。阿陆在“下山补秧”一栏挂上自己的名字牌，带上斗篷，和几个村民一起向田头走去。
到了田头，生产队长按照来的人头，正式派活。阿陆做完今天的工大概能得到120个工分，秋收后可以折算成人民币180元。
由于正是农忙季节，田野里随处可见村民，最多时达600人。他们与阿陆一样，以“社员”自称，农忙时由生产队集体安排，统一劳动挣工分，统一分配口粮。
以上的场景不是老电影中的镜头，也不是纪录片的片段，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今天、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的一个小村庄，而且这个村庄距离香港、澳门的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
这个小村庄就是中山市崖口村。因坚持“集体生产，按劳分配”的集体所有制道路长达30多年，被外界冠之为的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
崖口村地处珠江入海口，西依五桂山，与孙中山故里翠亨村一步之遥；东傍伶仃洋，与深圳、香港隔海相望；南接珠海，毗邻澳门，是岭南最美古村落。
进入崖口，村头的千亩稻田，一望无垠，一片金黄；村南的百亩荷塘，莲叶接天，荷花争艳；村外的集益庙群，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村东的围堰长堤，海风猎猎，红旗飘扬。走进村内，大街小巷整洁清静，老人小孩怡然自乐，鸡犬相闻，农舍安然，宛如“世外桃源”。
不过，吸引我们的不是崖口的美景，而是它坚持30多年的“集体生产，按劳分配”的集体所有制道路，也就是被外界盛传的珠三角地区最后的“人民公社”。
崖口的“工分制”
崖口是一个拥有3000多人的大村，下辖8个自然村、13个生产队，社员分属各生产队。崖口拥有中山市最大的村级水稻田3500亩。正是这3500亩稻田，成为崖口30多年来坚持推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集体所有制的唯一载体。
崖口地处南亚热带，气候温暖，水稻种植一年两熟，农活不外乎是插秧、收割，具体由生产队队长分配、考核和计算工分。
在农忙季节，每天早上8点半左右，出工的村民都会到村祠堂，看公告栏的开工通知，然后根据自己的选择，在所希望出工的工种下挂上自己的名字牌，接下来便结伴出工。
通常，他们每天早上8：30上班到12：00下班，下午13：30上班到15：00下班。下班后生产队长会按照劳动强度和效率计不等的工分。当然，不同的劳动项目获得的工分也不尽相同。比如收割稻谷时，由于劳动强度较大，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00－150个工分；而平时打药、施肥等农活，每人每天则仅得20个工分。
每年早稻和晚稻收割后，生产队会总算一次工分；自然村再核算整个村的劳动成果和工分。生产队生产出的水稻不是直接面向市场，而是出售给村委会，由村委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生产队将根据村委会的收购价核算出工分值。根据近年的行情，出工一天的工分值平均可折算成人民币180元。崖口一年农忙的时间大概约100天，这样一年的最高工分收入近2万元。
在崖口，长期有600人在村里“挣工分”，大都是中年人和老年人。不过，由于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村民的劳动强度不大。 如果农忙季节来到崖口，经常会看到早早结束劳作的村民聚在一起“聊天”“打扑克”。集体劳动对他们来说，倒成了交流生活、沟通情感的机会，他们反而会“乐此不疲”。
崖口村规定，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都有权从村里拿到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的口粮，买口粮的钱年终时直接从工分中扣除。自2001年起，该村对16岁以下儿童和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老人的口粮完全免费，但是退出集体生产的村民将不能享受这项福利。
在崖口，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出不出工、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完全自愿。除去农忙出工外，剩余的200多天村民可选择外出打短工或自主安排副业。按照当地最低打工报酬，每月在2000元左右。综合计算，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万元绰绰有余。
很显然，崖口的生产制度具有鲜明的“人民公社”特色，尽管这种制度曾经一度遭到批判。可是，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为何崖口还在坚持这套制度呢？
崖口村村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村民收入没有进城、进厂打工收入高，但是农村生活不像在工厂那样紧张、急促，也没有在城里的孤独和无助。况且，想外出务工的村民，只需提前跟所在生产队的队长打个招呼即可。倘若外出的村民想要回村劳动，生产队也不会拒绝。
按照崖口村现任村支部书记谭伟钦的说法，“崖口集体生产解决了一部分能力较低的村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如果没有集体生产，崖口就会增加几百个失业者”。
一位长期跟踪研究崖口村的专家认为，崖口村的“人民公社”， 是一种抵抗外部风险的福利——它提供给了村民失业保险机制：当村民不能或者不想去市场就业，就有权利回村里劳动获得收入。
是谁开始在崖口实行“人民公社”？是谁又在崖口坚持了30多年呢？
一位村民口中的“满叔”，像崖口的“村魂”一样，被村民口口传颂。
“满叔” 陆汉满
“满叔”名叫陆汉满，崖口村老支书，从1974年开始担任崖口村支部书记开始，到2011年退休，陆汉满已经担任了37年崖口村支书。
陆汉满无疑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
1974年，已在南朗公社（崖口所在的乡镇）工作多年的陆汉满，接受新的任务，回到家乡崖口大队担任支部书记。此时，陆汉满34岁，正是干事的时候。公社领导找他谈话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没提待遇，也没提条件，唯一的要求就是为崖口要了海边的很大一块滩涂，他要带领崖口民兵围海造田。
这个要求在当时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南朗地处珠江口，珠江裹挟着大量泥沙在此汇入伶仃洋，淤积的泥沙使海岸线不断向前推进，久而久之，冲积形成了大面积的滩涂。不仅南朗，珠三角沿海的土地，大部分是向大海要回来的。
从此，陆汉满开始了30多年来不间断的围海造田。
围海造田不是想象中的简单。陆汉满回到崖口大队后，第一时间组织上百民兵在滩涂安营扎寨，抛石种草，爆石运沙，开始了围垦工程。但是，由于工具落后，围垦初期，投入了5万多个劳动力和20万元资金，效果不很明显。围垦工程断断续续进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崖口采取招商引资的方式，与其他方面合作，采用现代化机械大规模施工。到2002年，崖口完成全部围垦，共计造田3万多亩，崖口村的面积扩大了10倍。
3万亩的土地，在寸土寸金的珠三角，无疑给崖口村带来了巨大财富。
珠江口是咸淡水结合处，咸淡水混杂的生态适合各种淡水鱼和咸水鱼的生长。租用崖口村土地的海水养殖场有数十家，在崖口开办农场的也越来越多，土地租金成为村里的最大收入。
更重要的是，在陆汉满看来，这些滩涂上的海水养殖场，随着冲积，几十年后将会变成陆地上的淡水养殖场，上百年后也许完全变成肥沃的耕地。
通过围垦造田，陆汉满成为崖口村最大的功臣，也在崖口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但让陆汉满成为标志性人物的是他倡导并坚持30多年的“集体所有、按劳分配”的集体所有制。
这与崖口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
崖口村距离香港的直线距离50多公里，距离澳门40多公里。在改革开放前的珠三角逃港大潮中，崖口的青壮年也借助便利条件，纷纷跑到香港、澳门打工、经商，留在崖口村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当时崖口年粮食产量不到300万斤，但上缴任务（“公粮”）却高达163万斤，超过产量的一半。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席卷全国，“分田到户”成为农村改革的潮流。崖口如果按照当时的政策分田到户，有些家庭根本不能独自进行生产劳动，不但完不成缴“公粮”任务，连吃饭都成问题。
“分”让群众有生产困难，“不分”让村委会担政治风险，“分”还是“不分”？陆汉满陷入了沉思。
最后，陆汉满采取让群众说了算的办法：组织在村的党员和所有劳动力，开会讨论崖口的进退。经过半个多月的讨论，村两委班子和村民一致同意：“不分”。
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山县并没有强制性地要求一律分田到户。崖口保留集体生产的决定甚至得到了当时县委书记的支持。
如此，崖口这个被外界称为最后的“人民公社”以自己的方式安静地度过了30多年。
当然，陆汉满并没有拒绝市场经济。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崖口就有了村办工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从港澳返乡的人也引进或创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和垃圾，严重影响了崖口的环境，村民纷纷跑到村委会投诉。陆汉满于是决定，宁可穷一些，也不再办那些产生污染的工厂。他深信，随着崖口围垦的力度越来越大，土地一样能养活崖口人。所以直到现在，崖口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唯一一个仍坚持集体生产劳作的村庄，也是一个没有工业的地方。
陆汉满没有看错。当年他带领崖口人围垦造出的数万亩田地，如今每年给崖口村带来1000多万元的租地收入。这笔收入除了以工分形式支付村民劳动报酬之外，还承担起村民的社保费用、医保费用、部分教育补贴，以及村里所有公共设施的建设费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土地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值，数以百亿计，况且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珠三角，升值空间又是巨大的。
按照普通的思维，如此务实、能干、睿智的陆汉满肯定是高大威武、气场十足的。但事实上，陆汉满个头不高，皮肤黑里透红，满脸皱褶，一双手结满老茧，衣着朴素，总爱赤脚在田间地头走来踱去，是一位饱经风霜、正直而清苦的普通基层干部。
陆汉满也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在担任村支书时，无论面对高官还是普通访客，一直坚持着三不原则——不陪吃饭、不用手机、不讲自己只讲村务。不陪吃饭、不讲自己只讲村务很好理解，但是“不用手机”让人有些难以理解。陆汉满有自己的解释：“有事，就去办公室找我，光明正大地说。”的确，除了到中山市开人代会，陆汉满几乎从没离开过崖口。每天早上8点，他就会骑着一辆28式旧自行车准时出现在村委会大院里，而且常常晚上七八点才下班。
崖口村干部基本工资不高，每月1200元，另加10%的津贴。陆汉满一直不拿10%的津贴，每月除了1200元，再无任何收入。陆汉满从不占村里一分钱的便宜。村里从来不招待任何客人，招待费用一直是零。陆汉满也从不参加任何饭局，去镇里开会再晚也回家吃饭。他对廉洁如同清教徒般的坚守。这一点为村里所有人认同，包括他的反对者。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社会学博士郭亮曾经在崖口长期蹲点调研。他在一篇关于崖口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在村庄中发现了一个极为罕见、高度清廉、且有着超凡智慧的村社领导人。他像一个宗族社会中的族长在守卫着村庄的资源，并千方百计地为村庄子孙后代的长远福祉考虑。
从1974年开始，到2011年退休，陆汉满在历届支部换届选举，都以高票当选。
但是，陆汉满在崖口并不是绝对的权威，比如在土地保护方面，他就有一些反对者。
土地的“博弈”
改革开放以后，当珠三角地区的其他村庄正在经历着卖地、建厂、收租、分红的后集体经济时代的时候，崖口依然以“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田园牧歌式的集体生活在珠三角独树一帜地存在着。但是，这种存在也在随着城市化的浪潮而悄悄改变。
在崖口，一些当年到香港、澳门打拼的村民，陆续回到村里，开上了轿车，建起了漂亮的房子。崖口周边村镇的高楼越建越高，崖口附近的村庄也常常传出因卖地一夜暴富的神话。拥有数万亩土地的崖口，令许多资本和势力垂涎欲滴。奢华的物质诱惑，也时时刺激着村民的神经。
亲手围垦起崖口3万多亩土地的陆汉满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敬畏土地，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我不敢夺子孙福而已。我想，天道总有循环报应的。”他也曾经向来访者解释：“社稷，社指土地，稷指粮食，只要有这两样，什么都不怕。”
因此，陆汉满坚持“绝不卖地”。他的理由是：卖地收益是一次性的，后代人很难分享；土地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一旦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个地方的人民也就丧失了最后的生存保障。他的原则是，土地只租不卖，租金可以用来补贴农业和支付村里各项开支，多余的按人头均分，若干年租赁到期后，土地还是掌握在村里。
上世纪90年代末，他曾经坚决拒绝了一笔 8000万元买断1.5万亩滩涂使用权的交易。8000万元，崖口每人能够分2万多元，这对于当时月收入几百元的村民来说是多大的诱惑啊。
陆汉满的坚持让一部分村民很不理解，一些议论开始在村里泛起。陆汉满也明显地感觉到，人心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2001年4月，崖口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大字报”事件 ：在崖口7个自然村里的祠堂外，有村民以“崖口反腐败行动小组”的名义，张贴出内容相同的“大字报”，指责陆汉满领导的村班子，不分田、不卖地的目的是为了搞腐败，并贪污了8000万元租地款。
镇政府很快派出了调查组。一个多月后，调查组宣布没有发现陆汉满和村委会的任何经济问题，反而得出了喜欢打赤脚走路的陆汉满“两脚最黑,两手最白”的结论。
但是，“大字报”事件也给陆汉满一些震动。他亲自撰写了《告崖口海内外乡亲、崖口村民书》、《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地？》等文章，也张贴在村内重要位置。其中《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地？》一文中，有7条朴素的道理：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土地永远是崖口人的，卖了只分一代人，后代会骂我们吃掉他们生存的资本；卖土地分到钱，各人都来争，从此村无宁日……
同时，他认识到，拥有这么多土地，不一定是好事。在一些领导和村干部的提议下，他决定在崖口村实行土地股份制。
崖口村土地股份制的方案是，村里围垦的土地分成两块，其中的1万多亩，专用来维持农业就业补贴以及各项管理、基建、福利等补贴；另外2万亩，分配到全村3376个村民手上，平均每人5.5亩地。这5.5亩地没有具体量化分到个人，但是村民作为股东，可以据此享受收益。
这场改革似乎让崖口重新恢复了平静。从此以后，不管谁提出卖地，陆汉满都一口回绝。崖口村的惯例：对任何土地投资，村里的底线是只租不卖。
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之后，还能够关得上吗？
2008年7月，中山市政府决定征收崖口村1万多亩土地进行沿海综合开发。中山市土地储备中心给出的征收价格是每亩价格5万元，共计5亿多元。基于保护土地的一贯思路，陆汉满给予的答复是，依然沿用村里的惯例，只租不卖。他认为，这种方式虽然得不到一次性的巨额补偿，但农户以后每年都能得到相当于土地产出的收益，而且至少能持续70年。
有心人算了一下账，如果将这近万亩的滩涂一次性出让，每人平均可分得14万元，一个四口之家可分得60万元。60万元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啊！可以盖新房，开小车，甚至还可以到中山市、珠海市买一套面积不小的房子（中山、珠海当时房价平均每平方米为4000元、6000元）。“要恁多地干啥，够吃就行”“钱装到兜里才是钱”……各种不满情绪开始在村里蔓延。
2008年7月23日晚，数百名村民突然“围攻”村委会，言辞激烈地指责村干部“为什么不能卖地”。“围攻”持续了多日。无奈之下，村委会研究决定：由全体村民集体进行表决。
表决的结果可想而知。崖口有土地股份的3334人中，只有28人表示反对，同意卖地的村民高达99.14％。按照征收协议，村民每人可以分到14.2万元，外加近3万元的养老保险。代价是，平均每个有土地股份的村民卖掉了3.3亩土地。
作为反对人之一的陆汉满，拒绝在自己的那份征地协议上签字，这意味着他不仅领不到补偿款，而且养老保险得自费。后来，陆汉满用所有的积蓄为自己一次性购买了养老保险，银行卡上只剩下100多元。
当村里的人兴致勃勃盘算着这笔钱如何花的时候，陆汉满一个人在田间孤独地走来走去。
两年之后，崖口村党支部换届，陆汉满以年龄大为由不再参选。崖口的“满叔”时代正式宣告落幕。
但是，直到今天，陆汉满坚持认为，卖地那一次绝大多数村民是被迫同意卖地的。
崖口的“乌托邦”
2011年1月24日，在完成新老支书工作交接那一刻，陆汉满突然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两年他感觉太累了。当然，这种累不是身体上的。当年围垦造田虽然那么辛苦，但整个人是兴奋的、快乐的。他的累来自于心底。当心里苦苦的坚守被严酷的现实击破，能不累吗？
离开村支书位置不久，陆汉满在写给两位相熟的老领导信中提到，在崖口37年，有两件事他感觉做的最值得。一件是在崖口村完成了37年共同体的“乌托邦”；另一件是在上级支持下为崖口村人围垦了土地3万多亩。
陆汉满以自己特殊的情怀和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令媒体、学者为之称奇的“乌托邦”。据说，崖口曾经吸引了100多家海内外的媒体来作各式各样的解读。也曾经有10多所国内外高校的社会学专家带领研究生、博士生团队来崖口做社会调查，有的一蹲就是几个月。所有到过崖口的人，对崖口独特的集体所有制表现出好奇的同时，也对崖口的集体福利表现出由衷的赞扬。
由于拥有珠三角地区村级最大的土地面积，不仅可以保证崖口人在任何时候都有饭吃,而且不断提高的土地租金，让崖口人的口袋虽然不甚“饱满”，但也不至于“干瘪”。
在崖口，从事集体农业生产的村民，每年工分收入高则近20000元，低则15000元。况且，村民一年农忙时间只有100天左右，其余200多天，村民可以就近打工或自主安排副业，每月收入可增加1000多元。外出务工、经商的崖口村民可从集体土地出租收入里获得人均约4000元的分红。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崖口的农业生产劳动强度不高，况且劳动自愿，作息自由，这在珠三角工厂化、流水线生产背景下是难以想象的。
崖口村建有市级标准的村办幼儿园。这是崖口村集体投入30多万元建成的。村民子女送幼儿园将获得镇、村两级教育补贴。崖口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能得到村集体发放的奖学金，升高中和大学都有相应的补助。
崖口村虽然经济并不发达，但是崖口实行社保全覆盖政策。村集体每年投入600多万元，统一为有股份的村民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中，社保按照全市统一标准，由村集体全额支付，村民免费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对于没有股份或在外工作的村民，村集体按照每人每月67.5元的标准补给村民。患病的村民住院医疗费用按照市医疗保险统一标准报销，门诊部分则按照500元/年的额度报销，超过500元的部分才需自付。
崖口特别注重老有所养。村民到达退休年龄可领取每人每月600元至1100元不等的养老金。同时集体耕种的粮食，作为口粮每月免费向16岁以下及60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村民发放。其他17岁至59岁的村民，每月可以按照1/3的市场价格购得100斤稻米。崖口的老人可以送到崖口敬老院养老，享受村集体全免费供养的养老服务。也许是没有工业污染、环境优美的缘故，崖口的百岁老人一度达到6人，最长寿命为112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虽然，崖口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实力在珠三角地区微不足道，崖口的集体福利不能与华西村、长江村、南街村等名村相提并论，但作为一个几乎纯农业村庄，崖口的“乌托邦”仍让人刮目相看。一位来崖口调研的学者说，崖口不是一个富裕的村庄，但它却是一个真正没有穷人的村庄。
崖口人对自己的“乌托邦”有自己的解读。一份公开的报告显示，崖口人认为，崖口坚持集体所有制，一是崖口村没有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二是崖口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出路问题，即由分散经营过渡到集约经营，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调发展。三是崖口依托土地（而不是卖土地）积累了很丰厚的财富和资源，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完善了村民福利。四是崖口放弃了工业，保护了生态资源和生存环境。五是崖口摸索到一套民主管理村庄的办法——实行代表议会制，管理民主，财务、分配透明运作，使村民福利共享，得到制度保障。
作为目前国内为数不多坚持“集体劳动，按劳分配”模式的崖口，虽然为公众瞩目，并被部分媒体冠以“人民公社”的标签，但是，陆汉满在多个场合表示，崖口坚持集体劳动的模式，根本原因是为了保护村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让他们获得一份有尊严的收入。崖口的乌托邦制度与人民公社制度不尽相同之处在于，崖口从不拒绝市场经济。
在陆汉满主持编写的《崖口村志》首页，醒目地写上：崖口村实行“一村两制” 。陆汉满这样解释“一村两制”： 在农业生产上，实行“计划经济”；耕地以外的滩涂、养殖场等土地，全部出租，实行“市场经济”。
值得赞叹的是，陆汉满在崖口营造的“乌托邦”，在物欲横流的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依然采用田园牧歌式的生产方式，不但解决了所有村民的温饱，而且实现了劳有所做、居有其屋、病有所医、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土地”这个农村最值钱的财富。
一位长期观察研究“崖口模式”的学者认为，“崖口模式”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是证明了土地才是农民最大的财富，二是证明了发展集体经济的有益功效。虽然“崖口模式”不能复制，但是，它至少给当下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一个可供思考、参考、有价值的样本。
也有人指出，崖口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农村地广人多，情况千差万别，既可分田到户，也可集体生产，不管采取什么主义、什么道路，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切不可千篇一律地搞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崖口的明天
2011年1月25日，崖口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山市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村支书陆汉满正式退隐，49岁的谭伟钦接过接力棒，开始担任崖口村党支部书记。
生于1962年的谭伟钦是崖口村土生土长的人，年轻时闯荡过港澳，视野开阔，头脑灵活，为人宽厚，是崖口村民值得信任的人。
特立独行的崖口，是否还能延续它的传奇？
盛夏的一天，我们赶赴崖口，零距离感受崖口。
80多公里以外的广州还是酷暑难耐，而崖口也许是靠近海边的缘故，一进入村庄能感受到丝丝凉意。在村委会领导集中办公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崖口党支部书记谭伟钦。
50岁出头的谭伟钦看上去温厚朴实，但又透露出明理精干。他的普通话勉强能够听懂。他似乎对我们此行的目的很清楚，短短数语就简要概括了崖口的发展特色和现状。而对于我们关心的土地问题，特别是崖口“卖地风波”，他也丝毫不回避。
“现在看来，老书记的坚持是对的！”谭伟钦叹了一口气。如今，2008年被卖掉的那块土地，已经由5万元一亩，涨到现在的45万元一亩，足足升值了9倍多。村里好多人对此惋惜不已，有些人开始反思自己的盲目和短视。也许，当初分到的卖地钱已经所剩无几，他们开始怀念起陆汉满的种种“英明”了。
言谈中，谭伟钦表达出对老书记的尊重和钦佩。虽然陆汉满已经退休多年，但是在村里一些大事的决策上，他总习惯去征求老书记的意见和建议。在谭伟钦看来，老书记传奇的人生，丰富的阅历，本身就是崖口的一大财富。
所以，对于崖口的发展方向，他毫不犹豫表示，将继续坚持现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的制度。他认为，崖口能够走到今天，正是长期坚持集体所有制的结果。况且，村委会做过一次统计，崖口80%以上的村民还是认同现在的经济体制。他能够做到的是，继续完善崖口的土地承包政策 ，选取合适的农业发展项目，特别是高科技生态农业项目、乡村旅游项目。
谭伟钦的思路正好与国家统计局中山调查队关于崖口的一份调研报告给出的建议相吻合。 这份2014年11月公布的报告指出，崖口村以“公社文化”和“飘色”（崖口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闻名，两者均体现崖口旅游资源独有的文化特色和不可复制性。同时，崖口特有的红树林湿地景观和海上温泉、3000亩的金色稻田、岭南特色的崖口庙宇群等等，都能成为崖口经济发展新的突破口。报告建议中山市应将崖口建设成珠三角地区首个保留原始乡土风情的“农业公园”，同时采用观光、体验、休闲、教育等6种模式开发旅游市场，使崖口成为中山伟人故里旅游线路上的一个标志性景观。
这个报告给崖口描绘出美好的前景，可问题的关键是，“崖口模式”还能坚持多久？
谭伟钦坦言，对于崖口的未来，他压力很大。当然，维持村民福利的经济压力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崖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使崖口面临的诱惑很多，会不会有一天他也会像老书记一样，被“民意”裹挟而被迫卖地？
700多年前，南宋抗元名臣文天祥在崖口附近的伶仃洋，发出“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喟叹，并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崖口新老书记对土地的坚守、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将来会不会像文丞相一样，也发出孤苦的“伶仃之叹”呢？
水天一色处，赤着脚、背着手的陆汉满，迎着落日，行走在他亲手围垦的绿色田野上，背影落寞而坚毅……
陆汉满治村名言
我们的责任是带领村民劳动致富，通过劳动创业，积累财富和资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让村民通过劳动，获取有体面、有尊严的职业收入，提高生活需求，安居乐业。而不是把资源、财富套取资金，平均分配到各人，吃完了，树倒猢狲散，这样便成了吃掉祖宗传下来的资源，吃掉后来人的永远生计。作为一个村庄，作为一个民族，出现这些现象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