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及有关创作思想问题

穆  陶

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以史为镜，忧深思远，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一幅醒神益世的艺术图鉴， 其思想价值值得重视，值得高扬。《李自成》创作伊始，受到毛主席重视，并给予支持，并非无因。茅盾先生评价《李自成》说：“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李自成》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风靡文坛，第二卷随即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李自成》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是融为一体的。文学的艺术性，无论中外有何不同，流派有何不同，作为意识形态，它是与作家的思想倾向紧密相联的，也就是说，它是服从于作家的思想需要的。举例来说，在中国文学中，体现最显明的莫过于《水浒传》与《荡寇志》。这两部小说，所写的历史背景与故事，完全相同，而两书人物的命运、结局却完全相反——《水浒传》里的梁山农民起义将领，人人都是英雄好汉，杀富济贫，显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之举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而《荡寇志》却把梁山英雄写成十恶不赦的“贼寇”，最后将他们杀尽斩绝。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作者的思想倾向不同，阶级立场不同，于是便出现了“黑白颠倒”。像这样的文学作品，是不能按照它的“艺术性”来决定它的价值的。《荡寇志》的“艺术性”再高，也不能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在阶级社会中，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是不能离开作品的思想倾向的。

由于姚雪垠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写《李自成》的，便让我们不能不联想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文学的阶级属性。“超阶级论”者不愿意承认文学的阶级性，似乎一提“阶级性”与“阶级斗争”，就是亵渎了文学的“圣洁”与“纯粹”；而只有高谈文学写“人性”，这才是文学的“高明”。需要明确的是，“文学写人性”是不错的，不写人性，如何刻画塑造人物？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性”本身是包含了“阶级性”在内的（人的某些“动物性”除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什么值得戒备与争议呢？在这个问题上，《李自成》与“超阶级论”者截然不同。姚雪垠是无产阶级革命论者，《李自成》是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写“阶级斗争”的小说。

《李自成》如同《水浒传》那样，作者站在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上，将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寄于笔下，如波涛汹涌，一泻千里，成就了一部三百万字的革命英雄史诗。在当代某些文学史著作中，将其列为“红色经典”，是名副其实的。（见阎浩岗著《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李自成》的艺术思想价值，在“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个方面，最为显要。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姚雪垠在建国前就开始酝酿创作《李自成》，俩位文学家以不同的体裁写作同一个故事，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相同的思想导向使然。这思想导向是什么？就是希望用历史这面“镜子”，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江山永固”作鉴戒！这种出自革命意识的家国情怀，首先体现的是作家与文学的思想禀赋。古人有谓：“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 写文章要有益于国家，身负重担要想到那栋梁的作用。这是古人对于文学家的要求，也是对于文学思想的阐扬。当今文学，以小说最为繁荣，尤以长篇小说为重镇。“纬军国”，“任栋梁”这样的“定义”，看似期许过高，却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大文学家，如屈原、贾谊、范仲淹、王安石等等，无不既是文学大家，又是政治思想家。他们的文学作品，传之千秋而不朽，其原因盖在于此。

《李自成》与当下某些谈“情”说“性”的小说不同，也与某些人崇尚的所谓“人性”书写不同。姚雪垠是将手中笔的锋芒投入到社会政治的大潮中，希图为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做点什么，心中想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康太平。与那些淫声浪气或者以挖掘“黑暗”为文学“使命”的作品，不仅大异其趣，简直就是两股道上的车，是不可同语的！进步的中国文学艺术家，有一个宝贵的思想传统，就是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当代作家，不少人继承发扬了这个传统，在建国前后的几十年中，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堪称“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李自成》是其中之一。《李自成》既是一部大义凛然的农民革命的颂歌，也是一部慷慨悲壮的英雄失路的祭曲。它描写农民起义军，坚持革命战争十余年，给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横扫大半个中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明王朝首都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但在政权建立之后，却犯了战略性错误。一是政权内部居功自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生了享乐思想与腐败行为；二是放松了对内、外敌对势力的警惕和重视，于是，北京“大顺政权”仅仅维持了四十二天，便在外敌入侵下，败如秋风落叶，一蹶不振，遂成千古恨！

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

《李自成》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不怕牺牲、勇于开创历史新天地的奋斗精神；同时也在作品营造的悲剧氛围中提供了沉痛的历史借鉴，足以启迪来者。

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不能被淡化的，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大事，不能含糊，不能模棱两端。更不能以“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观念来误导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当今有的作家宣称:“作家必须站在高点，超越政治、阶级的偏见”，这种典型的“文学超阶级论”，其实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30年代，这种荒谬的文学观念出现时，鲁迅便当即予以严正批判，鲁迅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36页）然而，令人遗憾与费解的是，时至今日，“文学超阶级论”，仍然存活在某些作家的头脑中并加以畅行无阻地宣扬！更有一种谬论，网上名曰“作家归零论”，什么意思？发明者没有详细解释，但顾名思义，就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把自己归为“零”，把什么“政治”、什么“阶级”，统统“清零”，让自己高踞云端，俯察人世，这样，“才能写出人与社会的完整、真实面貌。” 这种“超阶级论”的极致状态，已经把作家从人民的范围中移了出去，变成了绝尘脱俗的“超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社会的“真实面貌”！

这种自欺欺人的“理论”，可以在文坛“通过”吗？可以在文学思想界报以掌声吗？能够被“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接受吗？这是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社会主义文学的江山，也是人民的江山。“为人民服务”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否能赢得人民的心，这是一个衡量作品优劣的最根本的标志。如果民众不满意，訾议纷纷；只有少数同行人赞美，这样的作品，是不能认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作品，倘若以“民众不懂艺术”为借端，自以为“阳春白雪”，我行我素，这样脱离了人民感情的作家，要写出“为人民服务”的作品也难。 我们可以想一想，建国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铁水奔流》等那些反映时代进步，描绘工人、农民心灵之美的作品，人们在农场、车间，田头、街巷，人人谈说的那种融洽的情景，与当下某些被民众纷纷质疑的作品比较一下，难道不觉得其中的差异与诧异吗？

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深入发展，回首前尘，重读《李自成》，重读诸多“红色经典”，依然令人获益良多，也令人感慨系之。抚今思昔，以史为镜， 它给现实的人们留下的，都是弥足珍贵的走向光辉前程的路标。

中国文学“红色经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独特“江山”。在中国文学艺术史的长廊中，“红色经典”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恢弘篇章，必将奕世长存，永放光华。

（作者：山东潍坊市作家协会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