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公木谈《白毛女》署名问题

　　孟 戈

　　一、 80年代初对歌剧《白毛女》署名的谣传

　　事实上，在歌剧《白毛女》作者署名问题发出的异议，不止2010年那一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考证”后提出：歌剧《白毛女》的主创作者应当是公木先生，并且还有人附和着讲：贺敬之当时刚二十岁，年纪很小，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经典作品?当时有人甚至凭着想像，有鼻子有眼地说：由于公木后来当了全国出名的“大右派”，没法署名了，所以，长期公开标示出来的歌剧《白毛女》作者，一直只写贺敬之、丁毅，事实上排在第一位的应当是公木先生，并且原来的版本上，是列有公木名字的。

　　当然，最后查证的事实是： 1950年由田华主演、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来的长影)根据歌剧《白毛女》摄制的故事片《白毛女》，和公木有些关系。这部电影，全剧共16支歌，新歌词由贺敬之和公木共同创作，新歌曲由瞿维、张鲁和马可三位作曲家创作。

　　于是，这件事人传人，最后就演变成了“公木事实上是歌剧《白毛女》的第一作者”，成了一件当时轰动不小的“新闻”。

　　公木先生(1910～1998)，原名张松如，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者，也是电影《英雄儿女》中《英雄颂》歌词的作者。无论“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还是“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都是我们民族文化史上的名篇。

　　公木先生是1942年9月，在延安由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主任兼《部队文艺》杂志主编任上，调到延安鲁艺任教的，贺敬之是1940年16岁时，到延安并进入鲁艺文学系学习的，1945年贺敬之在鲁艺写歌剧《白毛女》时，公木正是延安鲁艺的老师。1946年公木被中央派到中共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东北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当主要创办人，作过校长，是我舅舅、著名军队诗人韩笑以及我母亲和父亲的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公木先生由东北调到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文讲所所长的公木先生，50年代受丁玲事件影响，被下放到我们吉林省，文革后平反，一直到88岁去世，都在我们吉林省生活，当过吉林大学副校长、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等很多职务，是我们吉林省文化界最德高望重的领袖。

　　由于公木就在吉林省，而且是最有名的文化名人，所以，在80年代初，可能是80年或81年，也可能是79年，吉林省知识界的人，突然刮起一股风，在教育界和文化界到处都有人传言说公木是歌剧《白毛女》的第一作者。当时，我家住在东北师范大学第一教工区，东北师大中文系几个教授、副教授晚饭后，站在马路上，对很多人反复讲这个事，其中有一个刚评上副教授的老师，挺高大个子的，手舞足蹈的，讲得最欢。那年头，大家都没什么业余文化生活，都特别热衷于传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我母亲当时在东北师大附中当语文老师，又是公木的学生，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就和当时东北师大附中语文教研组的组长张翼健老师等几个同事，一起为这件事，专门到公木先生家询问，我也跟着去了，我很崇拜先生，加上又有父母和舅舅韩笑的个人关系，所以，一般我母亲她们到先生家时，我都借光跟着去。

　　那时，公木先生就住在吉林大学四分局附近的一栋日伪时期旧楼里，离我们东北师大很近，先生刚彻底平反“右派”问题不久，房子还没调到后来的高知楼，家很小、很乱，到处堆放的都是书。

　　至今清楚地记得，公木先生很风趣的讲：这是谣言，现在谣言满天飞，什么事都要翻案，有些人，为了个人出名、出风头，变着法的要制造新闻。

　　公木当时非常明确地说：歌剧《白毛女》是贺敬之写的，不是我写的。当时我在鲁艺，是贺敬之的老师，我是看着他怎么写出《白毛女》的，我是贺敬之创作了歌剧《白毛女》的见证人，但我并没有参与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我只在建国后，参与过长影厂1950年摄制的电影《白毛女》的歌词创作，和贺敬之一起为这部电影创作了16首新歌词，贺敬之是第一作者、我是第二作者。

　　前几年，我在网上搜到一本书的照片，照片上显示，1951年新电影出版社出过一本名为“‘白毛女’歌曲集”的书，书上标明贺敬之、公木作词，这和我记忆中的公木口述完全一致。

　　二、80年代中后期听到的公木相关谈话

　　进入80年代中后期，由于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我经常接触公木，这件署名权的事，有时也还有人问起，我几次听他在不同场合讲过：“歌剧《白毛女》是贺敬之1945年写的，不是我写的，当时我是鲁艺的老师，但贺敬之他们创作歌剧《白毛女》时，我没有参与。我只参与过1950年电影《白毛女》的新歌词创作工作，和贺敬之一起为这部电影写了16首新歌，这和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完全是两回事。但是有人把文学史上的这两件事，弄混了，或者故意混在一起说，我要向大家实事求是的澄清这件事。”还说：“贺敬之是我在延安鲁艺教书时的学生，我了解他，我是看着他怎么写出歌剧《白毛女》的，他本人就是和大春类似的经历，所以写得那么好，那么感人，这也说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还讲过为什么歌剧《白毛女》同时署两个人名的原因：“当时贺敬之写到最后一章时，病了，所以让丁毅代替写了个尾巴。”

　　并且说：“当时，贺敬之是个非常有文学天赋的青年人，特点是文学灵感非常敏锐，另外注意将西方好的东西，融入我们东方的东西里面。他其它的经典作品，比如《南泥湾》、《回延安》、《雷锋之歌》，都证明了他有超过同时代作家的创作能力。我是看着他一步步成长的。”

　　我80年代中期，参加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面授学习时，听公木先生在讲座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并作了文字笔记：“古人说‘诗有别才，无关书也’，事实上干工作也是这样。贺敬之十几岁跑到延安的，没念过太多的书，但是，诗写得好，歌剧写得好，文艺理论水平很高，行政工作也干得好，念过很多书的人，都写不过他，都干不过他，就是古人这种说法的一个证明。”

　　因为听这个讲座的都是社会文学青年，都是工厂、农村来的草根树皮，所以他特别讲了这个话，我也特别作了记录。

　　公木先生在大学任教多年，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所以，他还说过：我们的大学能培养出学者，但培养不出作家特别是大作家。多次对我们讲过：中外写作史证明，社会和人生才是写作的源泉，社会和人生才是大作家成长的大学。

　　我80年代末，在吉林省文联直属交流机构——吉林省文学艺术交流中心当负责人时，由于当时我们文化产业搞得非常好，工作量激增，就陆续在社会上招了一百多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职工跑业务，这些职工都没上过大学，除少数中专或大专毕业外，都是高中毕业生，这样，我们就对这些职工一周进行一次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培训。特别请公木先生给他们上过一次文化课，主要目的是让我们的职工近距离接触到文化大家，减少对名人的神秘感，更好的在文化界从容开展工作。

　　针对我们这些职工的低学历特点，公木特别讲：“我在延安鲁艺时的学生贺敬之，当时很年轻，就你们这个年纪，刚二十郎当岁，没念过传统概念上的正规大学，因为我们鲁艺，不是当时中央政府承认的正规大学嘛，但是贺敬之写出了经典歌剧《白毛女》，后来还当上了我们国家的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干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同时他还举了高尔基作为例子，证明毛主席的“生活是创作源泉”的观点，说高尔基只读过小学三年半毕业，5岁丧父，他妈妈后来改嫁把他交给他姥爷，也就剥夺了他读书的权力，于是他就开始了人间流浪生涯，埋过尸体，也给街头的流浪女接过生，干过这样那样的行当，经历过这些那些，他认识人生、思考社会、洞悉宇宙的能力就比一般作家更高。让我们的年轻职工以贺敬之和高尔基为榜样，充满信心的搞好文化工作，搞好业余创作。

　　公木老先生，人特别平易亲切，说话非常风趣，可能和他长期受迫害在农村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有关，他说话，经常说些东北的土语或俗话，他在这次讲座中说的“二十郎当岁”，当时，很多听课的年轻人，可能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新鲜词，当时大家都笑了，这样，公木先生也笑了，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话，反问说：“我说得不对么?你们不就是二十一、二岁的小青年么?这不就是二十郎当岁么?”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当时也跟着笑。这个场面和这个词，就这样一直记着，只不过那时的笑声和那些面孔，永远留在二十多年前了……

　　三 听杨公骥先生谈相关情况

　　公木当时是延安鲁艺贺敬之的老师，是最直接的知情者。1946年与公木一起被中央派到东北办东北大学(后来的东北师范大学)的原延安鲁艺人员杨公骥，以及1947年到东北办东北大学的文学史专家蒋锡金，80年代针对“公木是歌剧《白毛女》作者”的谣传，也几次对我说过：公木说的是事实，公木不贪天功为己有，这就是公木的性格和人品。

　　杨公骥老前辈还多次说过：我在延安鲁艺，是看着贺敬之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创作歌剧《白毛女》的，在我们同学中，贺敬之是最有天份的一个。

　　有一次，听我说我舅舅韩笑因为文革中被关押多年后，得了严重的萎缩性胃炎，已经一点酒不敢喝时，他还开玩笑对我说：“贺敬之是我的同学，你舅舅韩笑是我在东北大学最先教的学生，他俩是我一生中直接接触的两位大诗人，我一直希望我的学生(韩笑)超过我的同学(贺敬之)，但现在看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你舅舅韩笑不喝酒了，而且他喝酒的时候，也喝不过贺敬之，所以，你舅舅的诗，这辈子不会超过贺敬之了。”又问我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不?我就笑答：“李白斗酒诗百篇!不过，现在有医学专家说李白这样，是酒精中毒的表现。”杨公骥听了，就用拐杖指着天说：“我看不是中毒，酒和诗，都是神，一个是雄性的神，另一个是女神，李白斗酒诗百篇，就是通过酒，进入到了神的境界，就是帕拉图说的那种诗的迷狂情境。李白斗酒诗百篇，这不是传说，谁要不相信这个事，让他找贺敬之看看去，贺敬之啊，他写诗，他喝酒，都是天生的本事，谁也比不了……”

　　那时由于工作需要，我每个月都去广州，这个话，就跟韩笑说了，韩笑一听就感慨地笑，若有所思的说：“不能把我和贺敬之比啊，贺敬之是我的师长嘛，怎么能放在一起比。我和贺敬之，是五十年代，在北京的一次全国青年作家会上第一次见面的，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贺敬之年纪比我大，天份和成就也都比我大，一直是我诗歌道路上的师长。我这个人，十六岁就当兵干革命了，一路炮火风云，后来又当文化官员，到离休前，都没搞过专职创作，也没机会进修过，所以，人们一说我是著名诗人时，我经常解释一下，说我其实是个名符其实的业余诗人，作为诗人，我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现在翻阅史料，韩笑和贺敬之的第一次见面，可能是在1956年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我舅舅的这翻话，一直让我非常难忘，这是一位文化大家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知道应当如何做人，如何让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如何通过正视自己的弱点来完善自己，由此成长、成熟。

　　1989年，贺敬之在公开发表于党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上的文章《长跑诗人》中，这样评价韩笑的诗：“韩笑确实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度度。这不仅是他自己的新高度，而且也是我国整个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新阶段中的新高度。”

　　公木先生还对民间歌手的天才创作，表现出小学生一样虔敬态度。有一次，公木先生和我谈起诗歌创作问题时说：“一首好的诗或歌，一定要有几句一下震住人的话，一定要有几句一下让人记住的话，说到大家心坎上的话。《东方红》好，好在它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意境美，一开篇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下就把意境拉出来了，一下就把人彻底震撼了，一下就成功了。如果没有这几句，这首歌是唱不起来的。事实上这首歌词最主要的创作，就是李有源的这几句。我们后来加上的另外三段，都是对李有源第一段的补充和说明，即使抽掉了，也并不影响这首歌的效果，事实上老百姓能记住的，可能也就是李有源搞出来的那几句。放到诗上讲，那几句就是诗眼啊!比如贺敬之《白毛女》写的‘北风哪个吹，雪花那个飘’这一段，中国人都喜欢，可是很多人最后记住的，可能也就这两句。所以，我们写诗歌，不要求长，一定要求精，要让人一下记住。不然，记都记不住的东西，怎么可能流传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