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培元——土窑洞造就红色文学大才

作者：张 琳（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 理事）

　　著名作家陈忠实称其为文学大才

 　　他从做着文学梦的延安娃到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他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老一辈革命家树碑立传

　　忽培元难得一笑，笑起来是开怀的憨憨的率真的样子。将至花甲之年，而凝重和负重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变的底色，当然更是他生命中跃动了五十八载的亮色。拧起的眉头，西北人的戆直，罕有的激情、执着和实绩，常常撞击着浮在浮世上求生活求脸面的我们。

　　面对我的提问“怎么处理睡眠和工作的关系?怎么均衡事业和家庭的关系”，他总是嘿嘿一笑，答非所问，好像睡眠、休息是与他无关的事情。正如他曾经患有“三高”症，而治愈的手段好像不是医术，“我就每天中午绕着北海走上一圈，好着呢。”有一次，他忽然说女儿嫌他的大量藏书和手稿将来不好处理……他也不恼，用的口吻是揶揄的，当个玩笑跟别人说。我看他走路有点摇晃，像是崴了脚，就关心询问，他说没事，好着呢。从不叹气、从不发呆、从不找辙、从不扯淡，忽培元只干活，他视土地为母亲，视老百姓为娘亲，在砚田墨海，在字里行间，在颠簸途中，在星夜斗室，他把从“娘”那儿得到的所有乳汁和养分加了时代和自己的营养再还给土地和百姓。

　　我爱听他讲话，忽氏“陕普”(陕西普通话)，短促，利落，直白，快活，平缓而抑扬顿挫。有人形容他是一本书，总是“未完待续”，总会带给你激情;有人说他是一位歌者，匍匐在大地，躬耕于砚田……我觉得还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评价到位，他说：“忽培元身兼行政官职，不是虚职而是实职，便可以直接进入当代日新月异着的生活主潮之中，包括旋涡里焦灼的社会矛盾，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体验或感受生活，而是生活逼使他必须作深刻思考;这种痛切乃至焦灼里的思考所获得的体验，就不是作为局外人的体验者的感受了;忽培元的体验就是独有的发现，而且泛溢着生活主潮的脉动。这样想来，我才理解了忽培元多年来把主业放在行政职场，始终把文学创作置于业余的因由，无疑是一位大智慧者的人生选择。”

　　不断学习、不断感悟、不断创造、不断付出的一个又一个日子连缀起来，就是忽培元的人生。他每时每刻都在持守着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梦、自己的底线和态度，他每时每刻都在展现着真实的丰富的思考的行动的自己，所有诱惑、所有磨难、所有险阻、所有问题，都在他面前土崩瓦解、丢盔卸甲、迎刃而解。笔者感其精神，叹其执着，仰其人格，慕其为人，特拟古诗一首相赠，题曰《忽培元印象》，诗云：“山里书香诞绮梦，土炕米酒孺子牛，秦柏风骨赞础石，千古文章脚下求。延河水，大庆油，背绳肉里扣，代代献粮忙，脊贫炼黑金，铁人精神长。花甲近，笑意稠，梦里常回土窑洞，遥想乡亲涕泪流。不趋热，专走冷，纤笔一支破万难，铁肩一副写清秋!”

　　挨饿、插队、教书，19岁当大队书记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忽培元祖籍关中朝邑(今大荔)，生命中有29年生活在陕北山区，父亲是一辈子献身陕北水利事业的本分知识分子，母亲勤劳聪慧，与邻里相睦。贫苦山区里的书香门第，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磨砺，这就是忽培元的早期教育。他小时候挨过饿，上山挖野菜山果充饥，冬天冒着冰雪进沟打柴。及至青年，登山、游泳、滑冰、打球、长跑，他无所不精;诗文书画、文献古籍，民间艺术、乡里掌故，他无所不通，自觉自愿地野蛮体魄，涵养精神，执着于一个目标，聚焦于一个信念，穷年以求，终生不悔，面对困难从不退缩，卑视虚伪自甘落伍。高中毕业后，忽培元下乡插队近5年，这被他称为幸运的事，生在苦寒之地陕北更自言何其幸也。

　　“我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从小喜欢文学，很小的时候就立志，长大了一定要当作家，一直有这个梦。我父亲是建国前的大学生，老水利，陕北最早一批搞水利建设的，我母亲喜欢讲故事，对我是一种自然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古今中外的作家童年大都早熟，我也是。1958年，我3岁，就记得很多事，我老家是陕西渭南。三年困难时期，和母亲回到老家，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当时饿得别提了，大家都吃大食堂，排队打饭，后来没的吃了。我什么苦都吃过，我家6个孩子，我是老二，上面有个哥哥。”

　　1973年，忽培元在延安插队期间入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同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我19岁当大队一把手，管得很好，实际上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早就搞了，从1975年开始搞了3年，比小岗村还早两年。我管的那个大队1000多口人，2000多亩地，是直属队，没有分小队，我担任支书后划分了四个作业组，定地块、定劳力、定生产资料、定产量，到年底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奖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非包产到户，现在看来也很科学。”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1500多个艰苦而又充实的日子里，忽培元与这些贫下中农一道白天大干，晚上夜战，勒紧裤带，艰苦奋斗，朝夕相处，心心相印。忽培元的许多作品中都有那段生活经历的回忆和描写，可见其荡涤灵魂、升华精神之功效，忽培元说：“关中称农民上地劳动为做活，而陕北则叫受苦，春天播种，夏季早出晚归除草耕耘，与干旱抗争不止，秋天收获了，弓着身子把沉甸甸的庄稼由山里背到庄里的场上碾打，一二十里路也不休息一次，扣在肩头的麻绳，深深地勒进肉里，每个人都仿佛被五花大绑一样……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就是这样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和奉献的欢乐，自觉或不自觉地耐着苦痛走过来的……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陕北农民，这就是我所敬仰着的陕北人民。”

　　因为有了那一段陕北农村的艰苦生活垫底，忽培元不仅找到了可以一辈子固守的精神家园，而且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至为坚实的思想基础、生活基础和审美基础，他感悟到，共和国的大厦不是单纯靠伟人和英雄高擎，而是由千千万万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共同支撑着，亿万个默默无闻、甘当础石、基石的人们堪称当代中国的脊梁。

　　“为老百姓立言，替普通劳动者树碑立传”，从此成为忽培元文学创作的基本动机和永远主题。他在1991年出版的报告文学集《秦柏风骨》中刻画的人物，除费孝通教授外，多是陕西籍或多年在陕西工作的，像秦川原野上随处可见的一种古柏一样的础石和基石样的人物，他们工作不同、业绩不同，而坚韧不拔、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品格却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忽培元自己就是一株风骨硬傲的秦柏。

　　在30多年的从政生涯中，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

　　1977年恢复高考，忽培元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我是先招工，后考上的大学，1977年秋天，全国统一高考，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的古文底子很小就打下了，上大学后更加系统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大量文学名著，甚至是一些文献书籍。我能用古文写作，教过高中语文。”

　　1983年后，忽培元历任延安地区专员秘书、综合科长，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处长，中共潼关县委副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秘书;1996年起任延安地委副书记、延安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2004年调国务院研究室工作;2005年，被中组部选中，下派东北任大庆市委副书记;2009年再次回京任国务院研究室司长。

　　在忽培元30多年的从政生涯中，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每当有新作品问世，大都与他此前或眼下的任职有关，他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并做出深刻的思考，不仅写出了诸多文学作品，还写出了大量的经济社会调查研究报告，他不仅学以致用、“写”以致用，而且“政”以致用，“研”以致用。在延安工作，他写延安的革命传统，写自己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切身体验，《延安记忆》收录了他在延安工作时创作的百余篇散文;在北京担任秘书，他写了长篇传记《群山》;在潼关工作，他写了长篇小说《雪祭》，反映农村社会问题，体现出一种担当，一种责任;到大庆工作，他写大庆人，创作了6000多行的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他编大庆书，编辑出版了《大庆文艺精品丛书》(十八卷)，他也因此获得大庆开发和建市以来文化发展特别贡献奖……丰厚的生活经验和长期担任县、市地方官员的历练，无疑为忽培元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他的文学作品，总是从生活出发，从现实出发，即使写历史生活，也有当下生活体验的融入，给人以厚实、亲近之感。忽培元说：“我20年前写了《雪祭》，有人要搞电影。讲的就是党的三大法宝——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国民党失败，是自己内部烂了，被自己毁了。”

　　看了大量忽老师的作品，我以为忽培元的文学创作，人民性是其基础和永恒主题，他的语言融土性、诗性、灵性为一炉，作品的内容是历史和现实、都市和乡村、职场和民间交织并陈的，作品格调是深沉、昂扬、激奋、向上的，艺术上是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兼收并蓄、五味杂糅的。

　　当许多专业作家、成名作家早就放弃阵地、随波逐流的时候，忽培元却默默地坚守着文学的梦，不舍昼夜、不计得失、不求回报，不抛弃不放弃，像个痴情的老汉，文学是他永远光鲜亮丽的新娘……我问他：“很多人把文学当跳板、当玩儿票、当工具，你为什么不?”他说：“文学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和义务。尽管我工作能力很强，经过的事也很多，但我始终放不下文学，无论什么都影响不了我对它的一往情深，反而是爱得刻骨绵长，后劲儿越来越大，它已融化到我的生命里。文学就是我的生命，文学也救了我的命，搞党政工作这么多年，遇到很多问题，文学把我解脱甚至解救出来，退休后我不会无所事事，郁郁寡欢，我要干的事太多了。我一直种着‘两亩地’，盼着把我解脱哩，专心种好文学这一亩地。”

　　二十多年前，忽培元在一篇自序中写道：“苦恋文学，如同挚爱哺育过我的陕北土炕和米酒，那情分真正是与日俱增……”延安的土窑洞诞生、承载、哺育着他的文学之梦，他形容自己像生活所迫的华山挑夫，在崎岖陡峭的道路上顽强攀援，又像手持长矛的堂·吉诃德，执迷不悟，临危不惧，昏天黑地，摇摇晃晃朝前闯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顶着冷风热雨，耐着孤独寂寞……著名作家魏钢焰在忽培元的《秦柏风骨》序文中写道：“在生活的大厦中有巍峨的门柱，显要的门庭，漂亮的雕塑，也有深埋于地下的础石、钢筋，人们看不见它们，它们则默默支撑着整个大厦。”

　　其实，忽培元自己就是一块默默承重的础石，如此他才会与笔下的“础石们”同气相求、惺惺相惜。同事母亲去世，忽培元熬夜撰写赋文，令其家人感动莫名……木刻家修军，一辈子没搞过画展，没出过画集，没卖过画，几乎名不见经传，却被忽培元拂去历史和世俗的尘埃，用手心捧为耀世之星辰，十数年间一写再写，修军去世10年后，他出版了《耕耘者——木刻家修军评传》，此书获得第三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忽培元说：“我很少写栋梁、写廊柱，我专写埋在地下的础石，修军默默无闻地培养了很多画家，低调清贫了一生。”

　　著名作家王汶石如此评价忽培元的文学创作：“作者是同陕北山村的人同呼吸共命运的，即使写那些老实巴交的角色，也不无亲切地赞赏他们心地的善良……”

　　忽培元和路遥、贾平凹等作家同是上世纪80年代初步入文坛的陕西作家，他很敬重这两位优秀作家，更喜欢陈忠实的作品。如今有不少著名作家羡慕他的经历和作为。每次回陕西，老省委书记都会叫上几个陕西的名作家请他一聚畅谈，人们很看重他的文学才华和从政经验，陕西作协和他的母校延安大学曾同中国作协有关方面一同为他在陕西召开作品研讨会，文学界对他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详见《宝塔山》研讨会专辑)。忽培元说：“我长期在基层搞党政工作，使我或许比一般作家生活积累要丰富些，生活之外的人主观的东西就多，难免使一些作品成为生活碎片和主观臆造的怪胎。”

　　我问道：文学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文以载道，文也可以出名呀?

　　“我早就没有成名成家思想了，写作完全是一种宣泄和责任感。最近我在写《郑板桥传》，系统地研究、了解他的人生，我觉得古今文化人都是一种心态，既想入世，充满了济世思想，想改造这个世界，但同时也会有出世思想，因为他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追求，换句话说，文化人是有道德底线的。从书画、文章中可以得到无穷的乐趣，从人格自我完善来讲，只有精神是永恒的，一切物质的欲望的东西都是痛苦的。真正的读书人或者文化人是能够深切领悟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们对功利、对物质，不排斥但不会一味地追求。排斥也不现实，我们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吃饱了，欲望就多哩。我特别欣赏一些古代文化人。一个官员没有人文情怀，肯定是贪官污吏!不追求精神层面的，肯定要追求别的。我对文学、文化的热爱是恒久绵长的，追求人文情怀、文化情怀的丰满厚实是我自觉的选择。”

　　我继续问道：我感觉您是一个能干实事、愿干实事的人，是一个始终联系群众、淡定朴实如初的人，这些是文学所赐还是生活所赐?

　　“都有吧。孙犁先生在七八十岁的时候，还为自己起了个无人知晓的笔名，开始写诗，结果诗作寄出，往往被编辑退回，他便换个信封再投一家刊物，直到作品发表为止。你说这是不是淡定?用手中的笔记录和讴歌生活，不图任何回报，是我的终生梦想。从少年时代开始，这个文学的梦我追求了几十年，总觉得还没有实现，或许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我这才理解了作家海明威的那一句名言的真实含义与分量，他说：‘我一生都在学习写作，但总觉得永远都学不会。’而今日，我追求文学美梦的热情竟然没有丝毫的减退，连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所深爱着的文学之梦给了我一切，包括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没有多大功利，更没有鲜花与掌声的情况下，我清贫寂寞、自得其乐地坚守了这么长久，而且毫无倦意，我特别感激命运至今还殷切地把我这个愚笨之人挽留在这既残酷而又温柔的梦乡中。”

　　无论是在延安成长、生活、工作，还是后来到省城，到京城，再到大庆……忽培元的生命之根，情感之根、思想之根、文学之根都始终深扎在延安，深扎在陕北这一块鲜血浸泡过的红色土地上。著名的红色诗人贺敬之这样评价忽培元：“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对革命前辈及其业绩的崇尚以及刻苦努力学习写作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热情勤奋、思想坚定、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党员作家，在他的人品和作品中，洋溢着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力量。”

　　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纪实文学，忽培元的创作一直根植于生活和人民的厚土，延续着传统文脉，裹挟着陕北家乡的泥土，律动着诗性、情趣、火花与骨气。在他1977年秋写于延安的小说《土炕情话》中有这样椎心泣血却不动声色的文字：“第二天，我们送母亲上车，快开车时，母亲从窗口里拉住我的手哭了。那掉了牙而深深凹进的嘴颤着，像是有话要说。但直等开车，母亲都没吐一个字，只是默默地流泪，望着儿、媳，望着直喊‘奶奶再见’的小孙儿……绿色列车徐徐开去了，我还伸长颈项狠瞅狠瞅。顿然冷落的月台寒风呼呼，我呆立着，手捧一只绣了五星的旧烟袋包……”旧时陕北家家可见、掩藏过刘志丹的土炕成为小说的灵魂和贯穿线索，牺牲的父亲留下的绣了五星的旧烟袋包，和离不开家乡土炕的母亲，都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主人公“炕儿”和我们说着同样的话：不要忘本!本就是人民，民恩即党恩。这一精神内核是忽培元58载人生路和40余年文学创作的灵魂和血脉!

　　一篇文章带来人生转折——在马文瑞同志身边的日子

　　忽培元回忆说：“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时，每天散步都能听到他老人家讲述西北革命历史和人物故事，马老是那段峥嵘岁月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令人感动。”由此忽培元产生了书写这一段历史的冲动，这才有了《群山》的面世。谈及到马老身边工作，竟源自忽培元的一篇文章，“我写的报告文学《秦柏风骨》一文中的主人公陈元方，当过陕西省委副书记，是马老当年的副手。我想请马老题个名，没想到那天是马老亲自接的电话，80多岁了，声音洪亮，他问我写个什么标题，我说：‘秦柏风骨。’仅过了一个星期，就寄了过来。后来马老看了这篇文章，非常肯定，要我去当秘书，把家属调过来。我当时在潼关当县委副书记，正干得热火朝天……刚到马老身边工作时，有些不适应，警卫员、炊事员、驾驶员、服务员，都各管一摊，好像只有秘书没事干。这咋成呢，我是干实事的人，就跟老太太建议，马老目前的两大中心工作，一是保健;二是写回忆录、传记和文集。一切都要围绕这两大中心工作……”

　　1993年夏季，忽培元陪同参与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并在抗战时期担任陇东地委书记兼385旅政委长达7年之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回到陇东。第二年，即1994年的金秋时节，又受马老派遣实地考察西北革命遗址。当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行走在南梁地区被天然次生林覆盖着的黄土丘陵地带的山间小路上时，心情格外激动。他是来寻根的，更是来朝圣的。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他接触了许多从南梁地区走出的西北老革命，听他们讲了许多当年“闹红”的故事。他为撰写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和马文瑞的历史传记和生平，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陕、甘，北京和全国各地采访了许多西北老同志，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抢救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群山》出版不久，忽培元即着手搜集资料、研究史料和采访当事人的工作，开始撰写《群山》的姊妹篇《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历时近八年，《长河》发表在《中国作家》上。2012年，描写马文瑞同志与改革开放的第三部传记文学《浩海》在《新民晚报》连载57天，至此，《群山》、《长河》、《浩海》这100多万字的“苍生三部曲”历时20年终于完成。这三部力作的出版发表，得到了陈忠实、王巨才、何西来、包明德、李树声、涂途、孙伟科等著名作家、评论家的高度赞扬和肯定。2012年8月，在马文瑞同志逝世8年后，忽培元含泪撰写《马文瑞画传》，追忆了马老最后的日子……

　　难忘的教诲——回忆同习老的五次见面

　　2013年10月15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北京市青年党建研究会和《中国传记文学》杂志社重印了忽培元于2000年夏季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难忘的历程》，该书2001年9月曾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忽培元介绍说：“《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是根据2000年我陪齐心老人对延安的一次回访写成的。当时没有专门的采访，甚至不曾故意地提出任何一个问题，只是随时记下她老人家，一位抗日战争中入党，之后千辛万苦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以后在绥德认识习仲勋，又结成终身伴侣的齐心老人的此次旅程。她牵着女儿桥桥的手，沿着习老的革命征途寻访昨天的故事。笔者有幸陪同，听着她老人家一路亲切的言词及各自的亲身感想，记录下所闻所见。”

　　2013年10月9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和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在北京延安文化展示中心举办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图片展并召开座谈会，忽培元以《难忘的教诲——回忆同习老的五次见面》为题深情缅怀伟人风范、重温谆谆教诲——“……最后一次见面是2001年10月15日。这天是习老88岁生日。米寿之年，国家有关方面为习老祝寿，笔者有幸代表延安参加。那时恰巧《难忘的历程》已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便征得有关方面同意，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习老过目。那天，在深圳的住地客厅中，我又一次见到了习老。他老人家那天精神很好，目光炯然有神。我恭敬地把这一本封面上印着齐心与习老合影的红色报告递到习老手中。在场的齐老当即介绍说：‘培元同志，可勤奋哩。’习老一边翻阅着书，一边亲切地用乡音说：‘是呀，人嘛就是要勤奋。’看得出，他很喜欢这本装帧朴素的小册子，在很长的时间里，老人家再没有说话，一直低头翻阅着这本书，脸上显出沉思与遐想。这使我感到了收获的幸福。原来2000年6月间，征得习老同意，夫人齐心和子女回陕北、陕甘边老区走访考察学习、代表习老看望当地群众。我有幸全程陪同。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齐老先后对陕北延安、榆林和甘肃庆阳等地以及关中等二十多个县的革命旧址进行考察，当时年已76岁，且重病在身的齐心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罕见的热情，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在长达数千里的漫漫长途中，在道路崎岖、偏远闭塞的千山万壑中，瞻仰历史，回访岁月，回忆往事，了解现实，齐老倍受鼓舞，更使子女和我们陪同人员受到一次生动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我当时在延安担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有幸陪同齐老考察，一路就作了详细的笔记。白天记录，晚上整理。此后很快就打印出来，再加上平时的积累和实地考察的感受，就形成了《难忘的历程》这本书的初稿。以后又做了较多的充实和修改，形成了2001年的那个版本。今天为了纪念习老，我对书稿又作了较多充实修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作家》发表的这个文本。值得记住的是，齐老曾对原先出版时的全文进行过逐字逐句的认真审读，并转达习老的意见，一再强调要平实、真实，多写群众和别的同志，不要夸大渲染个人作用。习老去世后，该书曾作为悼念的资料，分发给每一位前来家中灵堂吊唁者，包括中央领导与普通群众。随后，在网上建立的‘习仲勋纪念馆’中，该书又作为主要的内容，全文录展。那次到深圳祝寿，印象最深的是老人家的安详与淡定。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和蔼地望着每一个人，关切地问候各地的情况。他穿着红色的毛衣，令人想到当年闹红的日子，想到他当年在陕甘边在人民群众中脱颖而出，叱咤风云、点燃革命火种的青春岁月。他老人家就是一本内容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教科书，那其中值得我们研读和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从农村最基层一步步走到国家行政决策中枢

　　忽培元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笔耕不辍，在小说、诗歌、传记文学和散文等领域均有建树，先后发表作品20余部，计800余万字，作品屡获国家大奖，被人们称为“政坛文才”，《中华儿女》、《中华英才》等都曾重点报道过。忽培元几十年如一日从每天早上6点钟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半，创作则要在星夜中快乐奋发地挥洒，他的长篇文学传记《群山》、《耕耘者——木刻家修军评传》先后获得第一、三届中国优秀长篇传记奖。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并由北京大学和大庆石油管理局排演成了大型诗乐朗诵剧，由殷之光、虹云、张家声等老艺术家和莘莘学子在北大百年纪念堂联袂表演。长篇小说《雪祭》被评论界称为近些年来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力作，曾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和《文艺报》联合组织专题研讨，并以整版发表专家评论推介。其古体赋文《大庆赋·铁人铭》，作为大庆精神与创业历史文化结晶被铸成铜质巨鼎陈列于大庆世纪文化广场。他先后主编完成《新延安文艺丛书》(十卷)、《大庆文艺精品丛书》(十八卷)等影响深远的浩繁文学工程。并长期关注和从事西北革命历史及人物的研究与写作，除《群山》、《长河》、《浩海》之外，还著有《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在陕北》、《阎红彦将军传》和反映陕北将军贺晋年、吴岱峰等大量的军事人物特写。

　　连著名作家陈忠实都惊呼他为“文学创作之大才”。忽培元是正业、闲业均务，主业、副业并进。文学创作固然蔚为大观，他的党政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惠及一方百姓。在延安农村当公社团委书记时，搞农村青年夜校，扫盲、办油印报纸，白天一起劳动，晚上背上乐器给农村青年演出。他任潼关县委副书记时，放着专车不乘，坐电动三轮下乡，管黄金整顿，每天晚上出动，看哪儿私炼黄金，就亲自去做群众工作，即使处罚了，第二天也要用罚的款买了米面和肉去看望人家，他说：“心里有群众，群众才信服你。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咱是有精神家园、有道德底线的，比那官位重要。”他任延安市委副书记时分管环境保护，之前抓空气污染治理，苦无效果，他管了5年，成为全国效仿的楷模，环保部曾召开现场会推广。在采取了一整套制度措施后，他每天站在宝塔山上往下看，哪儿冒烟，就直接到户里去做工作。延安搞旅游城市验收，他突击抓了15天，几乎把城市清洗了一遍。他在哪儿干，都跟基层干部和老百姓交心交朋友，老百姓不满意工作就不算做完。2005年到大庆任市委副市记，他看到农村群众想看一本书都难，有书也没地儿放，就提议在村小学或村里建“农家书屋”，由政府统一配上柜子和书籍，之后，黑龙江省在大庆召开“农家书屋”现场会，全省推广，随后推广到全国。他在大庆待了四年，跑遍了全国的油田，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写了长诗，写了连续剧，又改成长篇小说……离开大庆多年，他还担任大庆市政府顾问、铁人精神研究会会长。

　　不待扬鞭自奋蹄，勇于创新的学者型文艺家

　　忽培元被称为“学者型文艺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自幼酷爱读书，不断扩宽自己的文化视野和知识领域。每年在公交车上看的书就有十多本。每读一本书他都要写读书心得，把读书与思考、写作与实践结合起来，他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文、史、哲、经济领域，还包括对书画作品的阅读与欣赏，他写了大量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评论，深得业内人士好评。

　　忽培元数十年坚持临帖，凭专业实力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采访时，忽老师拿出他的日课：一幅爨体书法，宛如字帖，笔笔精微，一丝不苟。但见用笔方峻，起收果断，如刀切玉，笔力雄强，结体茂密。爨体字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字体之一，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汉碑法度，有隶书遗意。其实，忽培元习爨体书法，实乃性格驱使，显见着情投意合——爨体字方峻果断、方中带圆、沉毅雄拔、兴酣趣足，岂非就是他的性格之写照!

　　走进由大诗人贺敬之题写馆名的“忽培元书画艺术馆”，一种蓬勃而朴拙、沉着而痛快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他的画之情韵得益于文学，他的画之笔墨是靠书法支撑的，他的“陕北组画”中跃动的是一颗赤子之心。忽培元从小喜欢画画，但并没有受过学院式的造型训练，不是科班出身的画家。他早年临过画谱，尤其喜欢画竹子。近十年重拾画笔，只画那些引起兴趣、拨动情感的形象。艺术评论家李勇认为：“忽培元是一位功力深厚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常见的面目有两种：一是连绵的行草，风格略近王铎，雄浑酣畅;一是以《爨宝子》为根基的正书，古雅质朴。他在书法上的取法非常广博。例如写正书，在《爨宝子》之外，他精心临摹过多年《龙门二十品》，功力极深。而更早的时候，他学习的是与魏碑不同系统的唐楷，尤其是颜真卿楷书，《东方朔画赞》、《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等名碑，他下过很大的功夫。直到现在，他还常以林散之晚年习楷的精神自励，坚持做楷。守住奔涌和凝重的两极，是忽培元书法的艺术自觉。”

　　文学是忽培元的梦，更是他的手和脚，书法和绘画是忽培元的人生之翼，实事求是的态度则是他的立身之本、做人之根。2010年，忽培元参加“中国传记文学(古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其《论<史记>的史诗意义和艺术魅力》的发言受到好评，并被收入论文选中。201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忽培元撰写长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演讲，之后发表于《光明日报》，文章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入手，以理服人，解决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证明“讲话”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文章被《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十多家报刊全文转载，引起学术界和读者的强烈反响。2012年，他以学者身份应邀参加“首届中国古体诗词创作学术论坛”后撰写的文章《诗人兴会更无前》，评论了22位在会上发言的专家和诗人，在《中华诗词》发表后顿时引起诗坛很大震动。

　　忽培元还应邀在“中国当代作家为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立传”工程中，承担了《郑板桥传》的写作工作，他对此书甚为看重，心内较了很大的劲，他兴味盎然地向我介绍：“以前写郑板桥大都是泛泛地写，多为演义甚至杜撰，鲜有人系统地研究，我写郑板桥有两个突破，一是把郑板桥当清官来写，二是写他的艺术对后世的影响，挖掘出他灵魂深处和精神实质的东西。现在的文坛，垃圾品、劣质品、注水肉太多了，造成了文化的断脉和精神的矮化。过分强调灵感、才华、天赋是不对的，那些东西多是昙花一现、浮光一现、灵光一现式的，注定不能长久。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雨果写《悲惨世界》，都是步入老年之后的作品，是人生积累的必然结果。”

　　忽培元说：“我的根在陕北农村的土地里，但从没想过待在农村，我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些嘴上说‘扎根农村’的往往是言不由衷。我今年58岁了，更要干实事、戒空谈，对生活对写作我从未感到倦累。我一直在塑造自己、警醒自己，时刻与‘捧、夸’的环境保持距离，否则就会看不到真实的自身。100余万字的中国石油三部曲，第二稿已经写完了，从建国前夕一直写到现在。我还要写西北革命史，各种题材、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我都乐于尝试。但我不写易碎品，比如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