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魏巍，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流露出的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曾经激励、鼓舞了几代人。作为一名作家，魏巍也是一位创 作的多面手，除了文艺通讯外，作家在诗歌、散文、小说、文论等领域创作也颇丰。他的“革命三部曲”之一《东方》曾经获得1983年茅盾文学奖。耐人寻味的 是，时隔二十几年，当我们重新阅读魏巍的作品时，发现其中值得回味与深思的东西少了许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前后阅读的巨大反差？笔者以为从文学经 典的生成这一问题出发或许能得到索解。
关于“经典”，古今中外对其启含义的阐释，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其恒久的权威性与典范性。文学经典，一方面指称一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又 集中体现了文学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本质特征让文学经典获得了无限阐释的可能，也使其保持了经久不衰的魅力。那么，经典是如何确立的呢？除了丛书的出版、 文学史的撰写、文学评奖之外，学校的人文教育也是文学经典确立的重要一环。入选人文教科书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经典性的认证，而且也意味着它必将对读者的阅读 与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需要在教育的普及中不断对其经典地位进行固化。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我的老师》先后被收入中学语 文教材，特别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被收录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样本。此外，翻开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谈及20世纪50-70年 代中国革命战争题材作品时，魏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忽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巍的一些作品具备了经典性。
如果说作家的创作赋予了文学作品以独立的生命，那么，当这部作品进入社会层面之后，它的命运走向便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格局。事实上，绝大多数作品 都会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只有极少数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与舆论的关注，进而有可能迈入经典的行列。这些令人瞩目的极少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其中所涉 及的正是经典的标准问题。关于经典标准却众说纷纭，因人而异。有的学者认为，“经典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 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还有人从作品的“审美价值”、“原创性”、“民族文化特征”等层面评判经典。布鲁姆则从文学的审美价值出发，强调一部文 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些说法虽不尽相同，却揭示了经典的某些本质性特征。但是，当我们以这些标准为准绳去衡量文学作品 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作品符合经典的某些标准，却被剔除在外？而有些作品似乎差强人意，却被列入了经典？这难道仅仅是标准的差异？在论者看 来，这里面其实涉及了经典与经典的生成问题。当我们谈及经典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讲经典的标准问题，这个标准其实是关于经典的本质特征，或者可以将之称为 “经典性”。它是一个静态的、共识性的东西。当我们以这样一个常识性的标准去衡量身处变动不居的历史中的文学作品时，自然会对其中的变异与错位产生种种匪 夷所思的感觉。相对于经典性这一静态的参照而言，经典的生成则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着话语博弈的结果。正如杜卫·佛克马在《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 比其他更平等》中指出的，“所有的经典都由一组知名的文本构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的个人支持下而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由特定 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言明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经典的生成不仅与经典本身的标准与规范有关，而且也受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系统的制 约，是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纠葛、渗透与调和的过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魏巍作为部队的文化工作者赶赴朝鲜进行采访。1951年回国后，魏巍根据在朝鲜的采访开始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 1951年4 月 11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3500字的通讯特写。毛泽东做出了“印发全军”的批示。1953年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 时，曾指出“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此后，“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这部作品和魏巍其他的朝鲜通讯开始大量出版 发行。先是解放军文艺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之结集出版，盲文出版社又将之作为该社成立后第一本盲文书出版，随后《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了语文教材。《魏巍 纪事》中，作者记述了这本书的发行情况：“‘解放军文艺丛书’《谁是最可爱的人》 初版于1951年10月，1954年重印时增加了《这里是今天的东方》一文，成为第二版。1958年9月重印时又增加了《勇士镇守在东方》和《写在凯歌声 里》两文，成为第三版。1963年7月版又增加了《依依惜别的深情》和《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两文，成为第四版，此后的版本就再未更动。这本书仅 解放军文艺社印数累计就多达462000册。”透过这段回忆性材料，我们一方面看到这部作品所经历的“特殊待遇”，另一方面也看到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指 示、肯定、推广阅读，对这部作品的经典化生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们为作品的流传与阐释提供了充分的舆论空间。特里·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指 出，“从道德到文化的转变也就是从头脑的统治到心灵的统治的转变，从抽象的决定到肉体倾向的转变。诚如我们所知，‘完整的’人类主体必须把必然性转化成自 由，把道德责任转化成本能的习惯，这样主体就会如审美艺术品一样起作用。”魏巍的战地通讯，以史实、抒情、政论有机融合的方式改变了关于革命理性法则的枯 燥说教，将革命意识态的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在的审美需要与情感认同。
其次，《谁是最可爱的人》经典化的生成还与这个时期对文学认知与教育功能的突出与强化有关。情感、审美、认知、规训等无疑都是文学的功能，20 世纪中国文学因其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本质与历史的必然规律而具有的认知与规训功能不断被强化，导致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紧紧缠绕。从上个世纪初梁启超 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改变世道人心”，小说被放置神坛，到20世纪20年代末左翼革命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再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发表，文学对时代政治的感应与反映一直被反复强调。及至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遍地开花，如何借助文学进行政治动员、形塑人民的道 德与灵魂，进而维护新生的政权，便成为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旨。与之相对应，文学经典的确立同样要基于作品所体现的历史价值观与政治立场进行裁定。《谁是 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作为歌颂以中国、朝鲜为代表的被压迫民族抗击帝国主义强权斗争的作品，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与教育意义。作品通过战争生活 中的几个侧面让读者结识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借助对英雄与凡人、生与死、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对比与追问，展现了战争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这些作品的结 构并不复杂，它们往往从一个具体问题出发，通过人物故事的讲述去印证某种观点，最后在充满政论化的抒情中进一步升华作品的主题。正是凭借这种巧妙的形式建 构、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以及朗朗上口的语言，让读者接受了灵魂的洗礼。长篇小说《东方》中，作家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过程作了全景式的描写。无论是战争规模还 是对国内革命生活的描写，在当时的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创作中可以说是空前的。但这依然是一篇“战歌式”的作品，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思维制约了作家对战争与 历史的深度反思。因此，我觉得从总体上说，这是一部时代性大于文学性，认识价值大于审美价值的作品。
再次，文学经典的生成还与它的体裁有很大关系。结合弗勒在“文学经典和体裁等级”中指出的文学趣味的变化总是与重估经典作品所代表的体裁有关， 布鲁姆进而指出每一时代里都有一些体裁比其他文体更具经典性。就《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而言，它们的经典化生成与其采用的通讯报告体裁也是分不开的。作 品发表后，虽然影响深远，但是有些人也对它的文学性表示了质疑，丁玲反驳说，“现在的确有不少的人，以为只有长篇才是伟大作品，才值得辛辛苦苦地去写它， 或去读它。这完全是错误的。文学的价值不是以长短来计算的。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 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做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以为魏巍这两篇短文不只是通讯，而且是文学，是好的文学作品。”丁玲的回答一方面阐 明了文学价值的标准，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通讯这一体裁在反映现实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与小说、诗歌等体裁相比，散文这一体裁的边界在20世纪50年代不甚 清晰。原因在于它的创作路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从个体精神态度的显示、自我心灵的书写逐渐向反映时代、汇报时政的代言式写作转化。其中，文艺通讯因反映 生活真实、迅速且又有一定的艺术观照而备受作家青睐。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为代表的文艺通讯正是凭借这种体裁优势，以最快的速度呈现了 在那场神圣的保家卫国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奋勇杀敌的英雄主义精神，并在抒情与议论中将之转化为一代人的精神资源，进而对读者的世界观与行为模式产 生深远影响。
文学经典虽没有一个通约的标准，但是文学经典化的脚步却从未停止。文学作品在诞生的瞬间就已身处经典化的途中，不断地经受着历史的淘洗与筛选。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是文学经典的试金石。与此同时，文学经典的生成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作用的结果，它是社会文化系统中诸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对 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它的阶段性与历史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今天，《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依然无法否认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巨大意 义。经典秩序的变动证明了经典的流动性与开放性，也为文学生态的良性循环提供了必要的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