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文学传奇
 

旷新年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的辞世，并没有写完他传奇人生的最后一笔。1980年代以来，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发端，“重写文学史”一波波地走向了高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茅盾被戏剧性地从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上赶了下去，而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些曾经被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秩序之外的作家，则被供奉到了“纯文学”的神坛之上，占据了现代文学史的高峰。到20世纪末，沈从文和张爱玲成为了一种不可回避的阅读时尚。从文学史的被迫遗忘到“沈从文热”，沈从文的阅读史也具有了传奇的色彩。
　　
　　沈从文的家乡湖南凤凰和瞿秋白的家乡福建长汀被路易·艾黎并称为中国两座最美丽的县城。可是，这里自然的美丽和生命的残忍、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偶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历史悠久、多灾多难的少数民族——苗族的聚居地之一。不断地起而反抗和一再地被镇压和歼除的苗族的民族历史，给这一方神秘美丽的水土染上了特殊的悲凉色彩。沈从文从小就耳闻目睹了对于生命的随意的处置。20世纪中国被迫面对民族的灭顶灾难而苏醒过来，大时代的冲击也波及了这块古老、遥远、闭塞和悲剧性的土地。1922年，由于对于生存的偶然和盲目的反抗，沈从文离开家乡——边陲之地的湘西前往新文学的首都北京，去寻找生命的合理的形式和意义。
　　
　　沈从文成长为著名作家之路具有传奇的色彩。从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那个穷困潦倒的主人公到北方文学的重镇和京派作家的领袖，从小学毕业生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投考者到北京大学教授。这是一部传奇。一个“乡下人”由于个人才华受到徐志摩、胡适、林宰平、林徽音等绅士和太太的赏识，从而为绅士太太们的纱笼增添了传奇的光彩。这正是一个能够配合纱笼里恰到好处的明暗和色调的传奇。在童话中最常见而在现实中很少发生的丑小鸭变成天鹅和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故事，这种奇迹终于在沈从文这里闪现了。
　　
　　1924年，沈从文开始以休芸芸等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作品，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个职业作家”。1928年，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沈从文也随波逐流地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以几乎每月一本书的生产速度为当时新兴的小书店供稿，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由于胡适等人的引荐，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他重返北平，从学衡派吴宓手中接收了《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体现了沈从文以及“京派”的文学主张，对于北方的文艺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引导和组织作用，并且由对上海的作家发难，挑起了“京派”与“海派”的论战。正如沈从文自己在《从现实学习》中自述的那样，他的成功“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生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沿着“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以及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发展脉络，沈从文最终归纳为共同的流向。
　　
　　沈从文是一部传奇，同时，他的创作也是不同于现代主流小说的传奇。与现实主义对于文学的“认识”作用的强调相反，他不是要使我们去接近现实，去“认识”现实；而是要给我们一些色彩，一些音乐，一些故事，一些使我们脱离现实苦难的美丽梦境。19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记》使沈从文达到了他创作的高峰。这是他最美丽的作品。与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桥》等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描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骚动和崩溃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以至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一九三一年》不同，沈从文具有明显的装饰风格的作品体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和创作态度。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的，“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沈从文反感现代商业文明对于乡村的侵蚀和腐败，对于乡土自然人性的赞颂和对于城市病态文明的批判形成了他作品的基本结构，同时也鲜明地规范了沈从文创作的两种风格：一种是对于乡村的牧歌式的绘画风格的抒情小说，一种是对于城市文明病态的批判揶揄的讽刺小说。这一点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里说得异常明白：“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
　　
　　沈从文不相信政治，他用传统的“朝野”的概念和官场斗争来理解中国30年代的阶级的生死大搏斗。他将围绕左翼文学运动所发生的论争理解为无意义的“纠纷”。他拒绝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社会阶级结构的诊断。他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我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习作选集代序》）他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宣称：“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他借用王尔德的话说：“文学之美妙，即在能使不能生存的人物能生存。”沈从文反对将文学作为工具，但是他又极端迷信文学这种工具的社会作用，梦想着以小说为工具进行“经典的重造”，并且“相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长庚》）他明确提出用小说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长河〉题记》）
　　
　　鲁迅是中国最早提出“纯文学”这一概念的人之一，但是，鲁迅终其一生所从事的却不是“纯文学”。与鲁迅相反，沈从文是一个明确宣称具有自觉独立的艺术追求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个“文体作家”，一个故事应该尝试几十种不同的写法。对于沈从文那些美得令人心醉的文字，我常常产生一种深深的矛盾与困惑。与另一位被贫穷夺走了创作生命的湘籍作家叶紫相对比，两人的风格是如此地大相径庭。叶紫也许因为缺少“抽象”和“抒情”，也许因为缺少“自然美”和“人情美”，他的存在在沈从文的《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中被过滤掉了。我常常情不自禁地为沈从文作品的美妙所魅惑，同时心底里却又会发生一种无可抒发的愤怒和不舒服的感觉。在我的理解中，对于艺术没有任何崇拜和夸张的巴金，无论他的作品在艺术上有着多少缺陷，甚至也无论他自己承认不承认是“艺术家”，他都是一位“大作家”。30年代，鲁迅中断了小说创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以生命搏斗的杂文创作中去。鲁迅把他的杂文称为“投枪”和“匕首”，在正人君子们看来，鲁迅的杂文是“骂人的艺术”，是不登艺术的大雅之堂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然而，鲁迅和他的杂文，这才是“诗史”，“诗圣”！
　　
　　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他的作品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沈从文以一种特殊的艺术眼光而不是道德政治的眼光来看一切，他的创作使一直受到道德、政治的范围和以“风雅”、“风骨”为极致的文学正统获得了某种解放。我以为这正是沈从文的创作具有诱人的别样风致的原因。西方文学的感性特征在他这里比在邵洵美等唯美主义的“肉体诗人”那里得到了更好的表现。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说：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30年代以来，沈从文对于左翼文学充满了冷嘲热讽，因为国民党的御用文人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废物和恶棍，根本不堪一击，于是，沈从文在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中首当其冲。鲁迅公开宣布自己是统治阶级的“逆子贰臣”，他批评京派文学是“官的帮闲”，揶揄沈从文“忠而获咎”。1938年，沈从文创作了长篇小说《长河》第一部和散文集《湘西》。40年代，沈从文更深地卷入到了政治冲突之中，创作风格发生变化，创作数量明显地衰退。解放前夕，在香港以《大众文艺丛刊》为中心发动了对沈从文的严厉批判。他的固执、善良和怯弱使他对现实的巨变极端不适应和满怀忧惧，从而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并走向自杀。这种对当代中国巨变的无所适从，以及与时代的严重的脱节感，使他从文学创作转向了文物研究。这也说明了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同知识分子普遍的遭遇一样，沈从文在解放以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生活在异常压抑的气氛之中。他的作品在大陆基本上绝版。同时，与现代作家的命运无二，他的所有作品在台湾都是“禁书”，—— 一直到1987年“解严”。
　　
　　物极必返。沈从文曾经被激进的文学制度所排斥，然而，随着反主流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崩溃和重新归顺于“世界主流文明”，颠倒过了的历史再一次颠倒过来。随着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沈从文成为了新的神话，同时左翼作家郭沫若、丁玲则似乎不可避免地再一次被妖魔化。反主流的郭沫若和丁玲们是历史上的偶然的瞬间，向几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的抗争终归失败，而沈从文则代表了历史的“常识”和“势力”，透过这种神圣的历史“常识”和“势力”的不可摇撼和终归胜利，我们可以感受到沈从文那种温文尔雅和极度节制的语调也难以掩盖的意识形态的傲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郭沫若、丁玲们当时对此强烈的愤慨。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常识”和“势力”面前，胡也频等人的挣扎和牺牲成为了无意义的“愚妄”和“浪漫”。
　　
　　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把鲁迅从公共领域降解到私人领域，把历史运动转变为内心事件，把公共政治瓦解为私人品德，把“公敌”转化为“私怨”，把政治的“大是大非”变成了私人的道德纠纷。然而不论怎样把鲁迅“私人化”，也摧毁不了鲁迅核心的“阶级意识”和“大是大非”，这正如他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所表明的那样：
　　
　　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而这也就构成了“乡下人”沈从文与“逆子贰臣”的鲁迅的本质区别。
　　
　　鲁迅、沈从文和赵树理是中国现代三位最杰出的描写农村的作家，但是他们体现了对于农民的完全不同的态度。鲁迅代表了“五四”启蒙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农民的“愚昧”和“落后”的忧患和哀痛。在他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闺土和阿Q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绝望和麻木。而鲁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赵树理是一个反“五四”和“新文艺”的“文坛”的“文摊文学家”，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真正以一双农民的眼睛来看世界，以农民的思维来思考社会，把从来没有语言的农民的痛苦、欢乐和生活憧憬用大众的语言表达出来，使他们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形象融入到了现代文学的视野之中。沈从文则在农民的“淳朴”和“愚昧”中发现了“美”。鲁迅说，他曾经把农民看成是花鸟一样。沈从文对于农村的描写是风格化的，是美丽而又忧伤的田园牧歌。沈从文对于正在崩坏中的古老乡土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但是，他对于农村和农民明显地是采取一种赏玩的态度。20年前我曾经吟颂过沈从文的名句：“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我们感谢沈从文在那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恶和腐烂的时刻为我们留下了如此精致美丽的图画和传说；然而，我们在沉醉和流连忘返的同时又觉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正如朱光潜的美学所指示的那样，美感离不开距离，美感必须摆脱联想。所以，读沈从文最好也是没有历史阴影和联想的在新鲜的阳光下的少男女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