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另一个悲剧

李云雷

 　　昨晚读完了《胡风家书》，很有感慨，这是一位以生命撞击真理之门的勇士，“家书”生动地表现了这位勇士的内心世界，对于理解胡风的文艺思想、了解胡风在写作《三十万言书》前后的心理状态，都极有参考价值。
　　胡风文艺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已经被历史证明了，但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在四五十年代胡风的思想被批评，是因为他是左翼的“非主流”，但在80年代以后，他和他的思想被“平反”了，但却从没有作为思想资源被运用于现实之中，而这是因为尽管他是“非主流”，但毕竟是“左翼”，而左翼思想在80年代后期以来，则成了被嘲笑、攻击的对象，于是胡风的文艺思想被再次封存了起来，这是比五十年代更残酷的封存，胡风和他的文艺思想的唯一意义，似乎只在证明“十七年”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即使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价值似乎也比不上那些“右派”，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相反他对社会主义却有着坚定不移的信仰，对新中国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而这是很不容易为时下的学者们理解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思想领域中发展出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只要是50—70年代被批判的就是好的，被批判的越厉害，就越证明了他的价值，比如《往事并不如烟》就得到了那么多人的追捧，对于被错误批判的知识分子，我们当然会对他们的“受难”表示同情与尊重，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同情上，那却是不够的，我们还缺乏更加严肃的历史分析，比如谢泳先生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有着较为细致的研究，但也仅停留在他们的“命运”上，而缺乏更为开阔的视野，比如我们看不到“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等阶层的关系，也看不到他们的思想追求与现实处境的关系，更看不到他们的理想与“新中国”的关系，好象他们只是专制的牺牲品，这就未免将问题抽象化、简单化了，起码我们忘记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追求。刘继明在《回眸五七干校》中，对当下一些回忆“五七干校”文章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的“受难”提出了另外的认识角度，他认为“到民间去”是空想社会主义、俄国民粹派以及20世纪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五七干校”不过是将这一追求制度化了，我们应当在这一思想脉络中加以认识，而不能简单化地将之视为“专制”、“集权”的象征，这一认识角度大大超越了“诉苦”的水平，为我们理性审视“五七干校”现象提供了新的知识视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有一个老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斯捷潘，他一生的最大追求就是被沙皇政府抓到监狱里，他时刻都在准备着，但总也没有等到，最后沙皇的警察来了，却没有抓他，而是搜查了他的儿子，这让这位“自由主义者”颇为失望。这是一个有些滑稽的知识分子，他们反抗专制自然是有价值、值得尊敬的，但他们也被自己的“自由思想”，被虚构的二元对立所异化了。
　　如果说在50—70年代，即使身陷囹圄，胡风仍存在着被“平反”的希望，他的文艺思想仍存在着纠正左翼文艺“主流”弊端的可能性，那么在80年代以后，随着语境的转换，这一希望却被无限期延宕了，“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以生命换来的真理和血的教训，却被时间所漠视、忽略、埋没了，似乎是离我们很远、与现实没有关系的事情了，这对胡风来说，何尝不是一个更大的悲剧呢？
　　当然，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仍是一个热点，也有一些较为出色的著作，比如支克坚的《胡风论》、王丽丽的《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有着较为深入的探讨，此外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最近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都对胡风一案有详细的历史梳理，但这却只是理论与历史的梳理，对现实的文艺实践，胡风的文艺思想很少有实质性上的影响。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左翼”文艺内部的争论与批判似乎很难理解，今天我们的文艺界都在呼唤多元，不是很好么？但提倡多元的前提，一是环境的宽容，允许多元存在；二是要有一个个“元”存在，这就要求每一个人有自己独立的看法，而不是在“多元”的名义下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差不多（这就是另一种“一元”了）；三是各个“元”之间应该有严肃、认真、生动、活泼的讨论。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我们离真正的“多元”还差得很远，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不负责任的评论，有连作品都不看的，有拿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的，还有拿红包的、拉关系的，等等。而在胡风那里，他的批评与理论是与他的整个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是可以为之付出一切的，而不仅胡风如此，左翼文艺中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如丁玲、周扬、冯雪峰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虽然对当时文艺批判的残酷性要有批判性的反省，但至少他们严肃、认真，坚持自己看法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今天，我们享用着他们以生命换来的宽容环境，却在滥用着“自由”，如果胡风地下有知，不知会怎样的感慨？读着《胡风家书》中胡风如困兽一样，在为改善文艺环境而努力，而斗争，而委曲求全，而坚持真理，令人不禁掩卷深思：难道以生命换来的教训，就这么轻轻地被历史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