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人》与我们的时代

祝东力

【左岸特稿】

 
许多网友自述说，由于偶然的机会，看了电影《铁人》，结果意外地被打动。的确，今天的“国产电影”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沦为公众的笑柄，以至于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在这样的年代，《铁人》的出现，是一个异数。
这部电影，相当真实地再现了铁人王进喜，以及那场1960年代的石油大会战。那些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语言、情节和场景好像复活了，从时光深处扑面而来，震撼人心。演员吴刚感情激越地塑造了铁人——这个新中国工业化时代工人阶级的代表，同时，也由于实现了表演风格的大幅度跨越（对比《潜伏》中的表演），而受到交口称赞。但是，实事求是地说，《铁人》最引人深思的却并非以上内容。这部电影真正独特的价值，实际上更为深邃而曲折，不易察觉。简单地说，它别具匠心，讲述的是一种精神的背离和传递，换句话说，是一个由负罪而通向觉悟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铁人》隐喻了我们时代的处境。
 
《铁人》由黑白和彩色、历史和当下两部分穿插组成。黑白部分，叙述铁人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的故事——千里奔赴松辽平原的萨尔图小站，在人拉肩扛中缓缓竖起井架，首创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参加“五一”万人誓师大会，带伤跳进泥浆池制服井喷。这些是我们从小学生时代就已熟悉的真实细节。那是中国现代大工业的创世纪，是悲壮苦涩的中国革命史在工业化时代的续篇。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全球环境，决定了其工业化进程一定要以最彻底的精神动员为前提，因此，“铁人精神”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在战后美苏两国分别支配的世界上，作为欠发达国家的中国，道义上既不允许，现实中亦不可能——再走西方工业国的老路：即通过殖民征服和掠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获取产业革命所必需的“第一桶金”，然后反过来，以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为市场，倾销产品，回笼资金，形成国际、洲际的经济循环。自近代以来，中国一向就是西方工业国攫取资源和财富的半殖民地，在1949年走出近代史困境之际，已经是一穷二白。在这里，由于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极度稀缺，新中国必须继续延用，甚至强化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精神动员机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就是说，必须以高亢的精神，动员庞大的人力资源，以弥补资本、技术和市场的匮乏。于是，“凡胎肉身”转变成了“铁人”。
然而，时移世易。70年代，中国经过整整一代人的艰辛努力，一举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从农业国上升为工业国，实现了自晚清以来几代人的梦想。同时，也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的手段，彻底打破了美国长期的战略围堵。因而，到7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面临这样的时代转折：即从过去的“准战争”体制逐步转型为“和平”体制，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救亡”阶段告一段落，中国将转入“发展”阶段。这就是改革开放时期。铁人的时代，渐行渐远。
于是，电影《铁人》转入彩色部分，讲述新一代石油工人、铁人式的生产标兵刘思成。这位王进喜当年战友文瑞的儿子，在孤独、沉默和世俗的嘲笑中“发疯地”工作，业余悉心收集有关铁人的纪念品。他在纪念品、照片和父亲的教诲所构成的记忆中生活，终于有一天得知了父亲的真实经历。在这个后革命的时代，万里黄沙环绕着油田，铁人精神一线单传，如一缕甘泉，哺育着我们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
彩色世界因斑驳而歧义，使人迷惘；黑白世界泾渭分明，只显示本质。两个世界是截然分开的，作为媒介，沟通它们的是电影中的小人物文瑞。这个铁人当初“最器重的”小知识分子徒弟，“熬不住了”，在饥饿、严寒和劳役面前当了“逃兵”。他从铁人精神所在的黑白世界退缩远遁，同时却又未能进入当下的彩色世界，也就是说，他既背离了上一个时代，又不能真正融入下一个时代。从影片的侧面叙述中可以得知，他在负罪和耻辱中隐忍苟活，同时又在孤寂中咀嚼着铁人精神，养育了儿子（仿佛是铁人的遗腹子）。因此，经过这样一个负罪与耻辱的矛盾、反复的过程，经过了一个迂回的“之”字形，铁人精神被转交给了年轻一代。也就是说，在影片中，铁人精神的继承并非直线式地进行，而是相反相成地，经历了一个由负罪、耻辱、悔恨而最终觉悟的过程。精神通过背离而得到传递，历史经由曲折而再度前行。联想到古人所谓“无往不复”的成语（《周易·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孔颖达注：“初始往者必将有反复也。”），那么这的确可以说，其中包含着中国人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源远流长的辩证理解。再进一步反省，我们还可以问，这种负罪和悔恨、背离和曲折，所谓迂回的“之”字形，在多大程度上，印证了我们共同的处境，隐喻了我们的时代？这就是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了。
 
回到《铁人》电影。不能不指出的是，在阐释铁人精神的时候，这部影片刻意回避了一些最重要的内容，或者说，有意抽空了最有时代特征的内涵。
铁人王进喜的名言之一，“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在当年的中国大地曾传诵一时。他曾经7天7夜没有离开会战现场，54小时没有下钻台，饿了就吃一口干粮，困了就裹上老羊皮袄，枕着钻头睡一会儿。工人们为了让他休息，在井场挖了一个地窖子，他也很少进去。一位当时在1205队实习的学生回忆说：“从没见过他正经吃过饭睡过觉。”因而，才有房东赵大娘这样的感慨：“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后经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宣传，“铁人”这一称号传遍大庆和全国。（见宋连生：《工业学大庆始末》，第三章“铁人王进喜”，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需要问的是，这种精神背后支撑的动力是什么？在电影中，铁人为钻井队工人做动员时，吼着西北腔道：“会战就是打仗，打仗就是为国家卖命，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顶着枪子往前冲……”否则的话，“我枪毙不了你，我扒了你的裤子寒碜你，我用猴皮筋，给你扎辫子！”这种“民族主义+雄性力比多”的想象，贯穿全片。可是，你能否相信，当年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发动群众的？这种封建愚忠、性别认同，就足以支撑千百万中国工人阶级，在那样的荒寒岁月里背水一战、流血流汗？“国家”和“爷们儿”自古就有，但是，从1840年以来，无论是军事较量，还是产业竞争，这两个概念并不能使中国免于任何一次溃败。毛泽东时代，曾经实现了几亿中国人的伟大整合与凝聚，如果仅仅是靠这样的精神资源，那么和腐朽的晚清、民国时代相比，又能有什么区别？
其实，只要稍稍打开历史的视野，就能理解：在铁人时代，如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发生前所未有的根本改变，不论是不是“爷们儿”，哪怕是“纯爷们儿”，如果作为普通劳动者，没有切身感受到来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真诚信任、尊重和关怀，从而结成生死不渝的“恩义”关系，那么“人民”怎么可能给那个向来统驭、剥夺和役使他们的“国家”，以这样的回报？
1959年9月，王进喜来北京参加“群英会”，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参观北京“十大建筑”，路过沙滩时，看到行驶的公汽上背着笨重的“煤气包”，心如刀割，这个西北“爷们儿”，蹲在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哭了起来。其实，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应该理解，那时，党和国家对人民进行动员所凭借的精神资源究竟是什么。
简单地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精神升沉起伏，有着清晰的轨迹。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里，它依然潜隐蛰伏，只是从甲午战败开始，中国精神才急剧上扬。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抵达一个高峰。之后，继续上行，从五四到北伐，从抗战到建国，直到大跃进和1960年代，由高潮而至鼎盛。在铁人时代，这种精神的现实化身，就是人们朗朗上口的“毛主席、共产党”，它在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就是“毛泽东思想”。

1960年4月10日，石油部做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这是松辽石油会战中的第一个决定，发表在4月13日会战指挥部机关报《战报》的创刊号上。
会战领导小组把学习“两论”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书，就到安达县新华书店去买。县书店的书卖光了，就派人到哈尔滨、北京去买。石油部从北京买了几万册《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单行本，派专人坐飞机送到哈尔滨，再运到萨尔图，发到职工手中，基本上做到了人手一册。干部读，技术人员读，工人也读。人人学，人人议，人人用。职工把“两论”带在身上，放在枕边，有时间就读一段。技术人员下现场、到工地，都随身带着小书包，里边总是装有“两论”。（“大庆是靠‘两论’起家的”，《中国石油报》网络版2007-05-29）
靠“两论”起家，经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成为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一句话。今天看，毛泽东的这两篇哲学代表作，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著作，即使在当年，理解上也会参差不齐。但是，不管是作为理论方法的指南，还是作为精神动员的依据，“两论”在石油会战中对大庆员工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王进喜从玉门油田赶赴松辽平原，随身只带了一套《毛选》，这是他在北京参加群英会时得到的。铁人学文化，读《毛选》，梦想的是“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这种近于宗教般虔诚的情怀和举动，曾经代表了亿万中国人的真实思想和行为，只是对于我们今天，才显得陌生，而且隔膜。
追溯历史的因果，这当然是缘于中国精神在“文革”时期的严重泡沫化，“文革”结束之后，泡沫破碎，迅速跌落，到90年代以来陷入谷底。所以，我们看到大面积的信仰危机、精神迷茫和政治腐败。因此，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铁人》，也就无法将上述关键的历史细节和价值整合进来，因而选择了彻底的删除。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铁人时代是一个以意识形态动员为特征的历史时期。电影《铁人》却刻意采用了“去意识形态化”的策略（这在当今的“影视圈”是流行病，比如《亮剑》、《集结号》之类）。从而使铁人的思想和行动失去了具体内涵，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吴刚扮演的铁人，在影片中多少显得叫嚣、躁狂、矫情，而令人感到缺憾。本文前面论述了铁人精神的“背离”和“曲折”，所谓迂回的“之”字形。也许，电影《铁人》的这种欠缺，也同样属于铁人精神的“背离”和“曲折”，所谓迂回的“之”字形吧。
 
2009-7-6改定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