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姑息“《色戒》现象”

      
近来，关于汤唯疑遭内地全面封杀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次事件显然与汤唯主演《色戒》直接相关。有人认为，政府这样做是“泛政治化”，导演李安更是发表中英声明力挺汤唯。对此，广电总局的回应是“对事不对人”。为了厘清事实，尽管有识之士已讲过很多，觉得还是有必要对“《色戒》现象”折射出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一、电影《色戒》触犯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底线

现代国家文化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底线。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有出息的国家和民族，它对本国文艺作品价值观的扩张尺度都是有忍耐极限的。一向以言论自由标榜的欧美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许多不容触犯的“政治正确”问题（如种族歧视之与美国）。而比之更为重大的问题，如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不容置疑的大是大非问题。不管以任何名义替这些行为翻案，都是对民族大义和人类良知的挑衅。而影片《色戒》恰恰做了这样一次不光彩的尝试。它所传达出的观念和思想，不仅与中国当前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完全相悖，更是对中华民族价值底线的放肆挑战。

周所周知，《色戒》原作者张爱玲是个有历史误点的作家。她在抗战期间嫁给汪伪汉奸胡兰成，成为日据时期的文化帮闲。抗战胜利后，为了给自己背叛行为开脱，张爱玲又将当时抗日志士郑苹如刺杀汪伪汉奸丁默邨未遂，而英勇就义的事件，篡改为“抗日志士爱上汉奸”。这样的故事情节本身就构成了对烈士侮辱和民族精神亵渎。因此很早之前，张爱玲小说就被批评有“美化汉奸”之嫌。

而影片《色戒》的导演明知该故事然有历史原型，却偏偏将张爱玲小说中有辱民族精神的情节加以放大，并且由英俊潇洒、深受追捧的明星偶像出演汉奸，使追星族在心理上倾向于他，忽略其出卖民族利益、屠杀和奴役同胞的真正罪恶；汉奸智勇双全，不可战胜，而爱国志士则幼稚、猥琐、无能，并最终被一网打尽，暗示民众应顺从强权，不要徒劳反抗。这明显流露出台湾在日本占领时期遗留下来的“皇民史观”痕迹。据李安自己透露，威尼斯影展主办单位最初将《色戒》出品国改成“中国•台湾”时，他差点考虑退出竞赛。在李安助手力争下，该片出品地国别改为“台湾”（Taiwan），因此李安的民族立场令人生疑。另外，这部影片投资方背景复杂，又深受亲日亲美亲台独的台湾文化界热捧（获第44届“金马奖”11项提名中的8项），在当前台海对立加剧的背景下，这部影片到底要宣扬什么确实令人怀疑。简单地说，这部影片是用抽象的人性论抹煞民族大义，用投降主义瓦解国家斗志。

二、《色戒》流行暴露出当前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几大问题。

这部存在严重问题的影片能在大陆广为流传，而社会各方对该片存在问题普遍麻木不仁。这种现象折射出当前国内的国家认同，已淡漠到令人触目惊心程度，暴露出我国精神价值领域值得高度关注的几个问题。

首先，一些部门和官员敌情意识日益淡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自助原则，决定了每个国家都是各为其主，各谋其利。因而，各国都不遗余力地宣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反过来看，这一领域又历来是外部敌对势力进行文化渗透、颠覆的要害领域。美国《中情局十诫》曾明确提出要用性解放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青年思想，使其追求享受，放弃吃苦耐劳意志。改革开放后，西方加紧利用强势文化和金钱左右中国文化产品价值取向，企图歪曲、颠覆我核心价值。而由于承平日久，歌舞升平，国内一些部门和官员学者漠视或低估敌我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错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物质利益至上”，忽视政治方向，漠视敌我意识。2005年，上海教育部门曾以“过时”为由，将“狼牙山五壮士”从语文教科书中删除；2006年，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又大量删节阶级斗争、革命与战争，殖民与反殖民内容等政治性内容，而代之以衣食住行等所谓“人类文明史”。一位知名学者公开称要淡化“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有关各方对《色戒》这类危害核心价值的“文化鸦片”丧失政治辨别力，将其当作“大片”引入，毒害中国观众。

其次，买办阶层在中国渐成气候，对话语权的控制欲越来越强。经过30年改革开放，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并逐渐垄断或控制了多个行业，国内相应出现了一个由特权阶层与外国资本共同组成的买办阶层。他们在利益上与外部势力心息相通，与国家民族利益完全相悖。他们打着“全球化”、“与国际接轨”、“人权高于主权”等旗号，宣扬个人主义和纵情享乐，批评、瓦解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以便为开拓新的市场鸣锣开道。而《色戒》所体现的正是这一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而且越是外资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对《色戒》越是追捧。值得警惕的是，在这一事件中，国内一些原本不相干甚至互相冲突的自由化力量，对该片一致叫好，对民间指责置之不理，并为“未引起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反弹”欢欣鼓舞，禁止争论朝着“要不要国家民族认同”方向蔓延。据网上报称，“有关方面”居然要求媒体在讨论中不能出现“汉奸”二字。这是一个重大政治信号，标志着拥有特殊利益的官僚势力、依附外资的买办势力、国际反华势力操纵的汉奸势力、强取豪夺的权贵资本势力、新自由主义右翼正迅速联合（引自张宏良《汉奸文化泛滥是经济殖民化的结果》），其对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欲越来越强。一旦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

第三，“历史翻案风”恶性发展造成社会历史观严重扭曲。改革开放后，知识界一批学者打着“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拨乱反正”口号，从最初否定文革发展到解构英雄，丑化先贤，批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将忧国忧民者冠以“爱国贼”、“愤青”、“狭隘民族主义”等不雅称号；同时他们又抬高小人，美化败类，“历史翻案风”越刮越猛。一些消匿多年的奇谈怪论沉渣泛起：从美化李鸿章、慈禧、袁世凯等近代人物，到替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辩护，直至突破民族底线，出现诸如中山大学教授为八国联军辩护、北大教授“当兵要当美国兵”，《人民日报》某主任为日本侵华和汪精卫翻案等数典忘祖的举动。而据台湾影评称，《色戒》的要义就在于跳出传统史观，重新评价汪伪政权。该片在大陆的走红及国内主流舆论与普通观众对其严重问题的麻木不仁，既是若干年来“温水煮青蛙”式历史翻案风恶性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进一步恶化的滥觞。据悉国内已有人乘势筹拍话剧版的《色戒》和30集电视连续剧。

三、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纵观世界，几乎所有重要国家都把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作为文化产品的主旋律，并对触犯国家利益底线的做法严厉惩处。在美国，无论主流舆论还是好莱坞电影，核心理念都是维护美国主流文化秩序和民族意识。伊战期间，“美国之音”台长和一家大报知名记者均因言论有违政府立场而被解职；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规定从2005年起重新将11月７日当作“十月革命节”庆祝，同时着手重修历史教科书，肯定列宁和斯大林历史功绩，以凝聚人心，重振民族精神；韩国政府至今不忘遭受日本侵略的民族耻辱，专门成立了直属总统的“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查明委员会”，并在06和07年公布了两批“韩奸”名单，最近又召开第三次个会议，再次没收韩奸四千多亿韩元资产。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 历史观和国家观关乎国运兴衰。在群雄并立，各为其主的国际社会，一个不珍视自己的历史伟人和历史功绩的民族，不仅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且可能是最先垮掉的民族。一个国家一旦丧失国家立场和正确历史观，很容易导致国家发展方向迷失，甚至出现自毁长城的悲剧。前苏联自行解体很大原因就是其在“改革”旗号下逐渐迷失历史方向，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直至戈尔巴乔夫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致。而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攻坚和矛盾多发阶段，国内外环境复杂，更需要强有力的民族精神作为支撑。而《色戒》散布殖民文化和奴性思想，涣散人心，挑战民族伦理底线。尤其是青少年缺乏辨别能力，喜欢追星和模仿，如果任其谬种流传，会造成一代人价值观扭曲。长远看，这关系到我们的事业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有网友称，如果不“上纲上线”，让人们适应了《色戒》替汉奸翻案的故事逻辑和票房成功的启示，不排除未来虚构出一个慰安妇对日本皇军发生爱情或虐恋依赖的所谓“人性”故事。从这一意义上说，广电总局的反击措施已经非常克制了。

作者: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