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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青年毛泽东的壮美长文《民众的大联合》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新  吉

　　发生在20世纪初期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使青年毛泽东看到了广大民众中蕴积的伟力以及他们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由此，他找到了新的世界观——人民史观。他1919年7—8月间在《湘江评论》二、三、四期上，连载了他的滔滔长文《民众的大联合》，这是他青年时代最为重要的杰作，是他的一个转折点，对改造世界、拯救中华提出了新的策略，展开了新颖而有力的探索。

　　《民众的大联合》全文分为三个部分，毛泽东首先把“民众的大联合”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根本办法提了出来，探讨了这种大联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接着又提出了联合的具体方案，指出大联合要以各种小联合为基础，农夫联合农夫，工人联合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都应组成相关的小联合。最后，毛泽东探讨了大联合的动机、能力以及民众对此的觉悟和成功的可行性等问题。

　　文章联系到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和反抗运动，指出阶级斗争的双方历来都有大联合，而斗争的胜负，取决于联合得坚强与否。由此，得出一个不同于当时所有革命家的结论：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文章指出，无论是19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还是20世纪初的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以及匈牙利革命，都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而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则在于它只是“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则再次证明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清政府倒台之后，各地军阀一直混战，却不能改变中国政治腐败、黑暗以及对外屈辱无能的状况。五四运动的爆发，起源于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屈辱卖国。要制止北洋军阀政府的屈辱卖国行为，靠军阀之间的混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故文章在此提到著名桂系军阀陆荣廷，泛指一切军阀，“陆荣廷的子弹”则泛指军阀之间的混战。1919年5月4日，为制止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北京各院校3000多名爱国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提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举行示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又冲入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并火烧了曹宅。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支持。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1919年6月28日，北洋政府不得不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事实说明：只有各地广大人民群众觉悟起来、行动起来，才能制止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写得极具说服力，层层推进，的确是大文章家的笔法;同时感情极为充沛，又有诗家的气质;文笔畅达、豪迈，在奔放中不停地流动着深邃的思想和道理。

　　文章指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这与今天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的“文化精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组成的“铁三角”，何其相似!文章指出，“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文章指出：“金钱是生活的媒介，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作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的阶级。”这就点明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与广大“待富者”和“后富者”是不同的阶级，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财产关系是阶级划分的最基础一层，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已经极其接近了。列宁曾经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在指出了两个阶级的经济对立之后，文章进一步指出了两个阶级的政治对立：“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即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抬出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向广大民众提供的思想方法，不是委曲求全，不是幻想发财、去改变个人的命运，而是起来造反。文章指出：“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指老百姓——引者注)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成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这里，既表现了对俄国十月革命广大工人士兵起义的热情赞颂，也表现了对中国民众的热烈期盼，期盼觉悟了的革命士兵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文章进一步阐明，在社会改造运动中，有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区别：“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如果说，1919年时的青年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认定是革命派正确还是改良派正确，可能还模糊地认为克鲁泡特金一派的意思“更广，更深远”，那么，到1921年年初，青年毛泽东则彻底明确地站在了革命派一边。这在他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明确表达了出来。在这篇《发言》中，他指出：

　　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2页)

　　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毛泽东终于能够具体把握住它，并运用它改天换地，彻底地投入到“动天下之心”的行动之中。

　　1922 年，他组织长沙泥木工人工会就是一例。那些泥匠、瓦匠、木匠，向来都是个体手艺人，虽有共同的利益和斗争要求，但很难集中统一起来。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接近党员和积极分子，再通过他们广泛地接触群众，了解工人的疾苦和愿望。在此基础上，由积极分子分头在工人中组织最基层的组织——十人团，把分散的泥木工匠捆成十个一团的小集体，有一个积极分子就可以集中十个工人。经过大约三个月，组织起了一百多个这样的十人团，联合了一千多名工人。这样，一堆六千余人的“散沙”很快就被他捏成了团。

　　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由最基层的小联合，再到稍大的联合，一级一级、一层一层，最后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领导起来，形成一个全国人民的大联合。当共产党还没有执政的时候，蒋介石以为天下是他的。其实他的“臣民”早已被共产党一部分一部分地联合去了。最后，当军事胜负已定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新中国，就像长沙泥木工会的成立一样水到渠成。

　　1961 年10 月7 日，日本作家岛田政雄一行来访，毛主席向客人讲当时国际范围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讲国际统一战线应当怎样发展壮大，最后回到中国革命道路上来，毛主席用一句话作了概括：“问题在于是否能够联合大众。”(引自《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一书第297 页)

　　《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长文是青年毛泽东在大激动、大思考、大无畏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全文紧贴现实、观点犀利、文采飞扬，特别是其中的几句名言，加快了我们朗读时心跳的速度：

　　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这些话语，掷地有声、光华逼人，使我们感受到作者超凡脱俗的气势，并在这种气势中，不得不跟随作者的节奏与鼓点，向前猛进，去排山倒海、摧枯拉朽。文章的感染力无须多说，但仅有感染是不够的，我们在感染中还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民众的大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