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情义”与“革命立场”
——再谈《大浪淘沙》
郭松民
《大浪淘沙》，一开始的感觉非常美好。顾达明、靳恭绶、余宏奎、杨如宽四个人在船上义结金兰，誓言“今后定要情同手足，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寓意非常明显。
“小弟”杨如宽当场画了一幅素描——四只渴望自由的鸟儿破笼而出，形象地代表了他们此时的心情和愿望。
在济南山东省立一师求学期间，他们的关系也还是密切的、亲近的，四个人同进同出，还共同参加了学生运动，在街头演讲、撒传单、和山东军阀张宗昌的警察搏斗，等等。
但一些微妙的差别已经出现了：顾达明、靳恭绶和中共秘密党员赵锦章关系密切，暗中研究的是《共产党宣言》。余宏奎则和秘密国民党员薛建白关系密切，暗中研究的是《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国民党新右派的“戴季陶主义”。
等他们到了已被北伐军占领的武昌，面对国共分裂不可避免的形势，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和“哥们义气”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也就断然分手了。
【这其中，靳恭绶立场最坚定，没有什么温情主义。
“老大哥”顾达明对兄弟情义还是有点依依不舍，直到余宏奎后来追到长沙，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套出军校里“CP分子”(即共产党员)名单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最珍视的所谓“哥们义气”纯粹是单相思。
余宏奎则最冷静，如果说他刚刚被靳恭绶救上船时，还心存感激的话，那么到济南之后，他在薛建白“感情冲动是盲从的忠实伙伴”的耳提面命下，很快就明白“哥们义气”的本质就是相互利用，能利用则利用，不能利用则果断抛弃，毫无心理负担。
杨如宽则是比较糊涂的。他既不像靳恭绶那样清醒，也不像余宏奎那样阴险，他也没有特别沉浸于哥们义气，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淡然的态度。
余宏奎暗杀赵教官后，被顾达明一路紧追，就在顾达明举枪射击时，余宏奎大叫一声“老大哥!”顾达明稍一迟疑，余宏奎立即遁去，消失在黑暗中。余宏奎再次利用顾达明心中的兄弟情分，救了自己一命。】
由于立场截然相反，再加上女同学谢辉的介入，余宏奎对靳恭绶是嫉恨的。所以在争论时才会用挑衅的语气说：“谁敢保证共产党里面就没有杀人犯？”暗讽靳恭绶为报父仇，杀了地主后逃亡在外，被官府通缉，彻底激怒并伤害了靳恭绶。
顾达明心中一念温柔，放了余宏奎一条生路，并不妨碍他恩将仇报，带着一队人马对顾达明和靳恭绶紧紧追杀。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反而被顾达明、靳恭绶俘虏，这个时候他又想利用兄弟情义摆脱困境了，一叠连声地叫“老大哥”，并抱着靳恭绶的腿喊“二哥!二哥!你可不能忘了咱们的结拜之情啊!”
只是这个时候，已经不会有人再上他的当了。
结拜兄弟一起参加革命，其中的“大哥”往往被拜把子兄弟中的坏人利用，这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比如，在堪称“样板戏中的样板戏”的《杜鹃山》里，农民自卫军的队长雷刚就一再被他的结拜兄弟，队副温其久利用，甚至被他忽悠下山，落入恶霸团总毒蛇胆的陷阱。而温其久“原先也是豪门，为了争夺一块风水宝地，和毒蛇胆打官司把家产打尽，先投军阀刘二豹，后来找我们，和雷刚结了把兄弟。”
实际上，农民自卫军和雷刚都不能满足温其久重振家业的愿望，毒蛇胆才能满足他的愿望。温其久就是要利用雷刚对“义气”的迷信，把雷刚作为礼物送给毒蛇胆，只是被党代表柯湘识破，没有最终得逞罢了。
此外，在长影1964年拍摄的《独立大队》中，大队长马龙也是被他的拜把子兄弟刁飞虎利用，险遭毒手;在八一厂1959年摄制的《回民支队》中，司令员马本斋对他拜把子兄弟、副官白守仁格外信任，结果导致部队被白守仁骗走，差点落入日寇的包围圈……
在新中国带有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性质的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江湖义气VS革命立场”主题，折射两者之间的冲突确曾是革命过程中一个令人深感困扰的问题，江湖义气的确是革命中的一个干扰性因素。只有排除了这种干扰，用革命原则和纪律来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人际关系，革命才能顺利发展。
为什么江湖义气会成为革命的干扰性因素？这先要从什么是义气说起。
义气，指为情谊而甘愿替别人承担风险或作自我牺牲的气度。这听上去很高尚，但实际上潜藏着陷阱。因为“情谊”可以算作一种“情感的债务”或者说是一张“你已经签过名的空白支票”。“情谊”本身是没有原则的，所以在激烈斗争的革命年代，经常容易被坏人、小人利用，当你感情冲动地偿还“债务”或兑现“支票”时，往往就破坏了革命原则。
有趣的是，“哥们义气”尽管在结拜时山盟海誓，义薄云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似乎完全排除了利害算计，但事实上拜把子兄弟之间的关系，还是要符合经济理性。大体上，兄弟要尊崇大哥，拥戴大哥，大哥则要罩住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任何一方如果不尽自己的义务，则这种关系也名存实亡，甚至反目成仇了。
由于“江湖义气”本质是一种利害关系(这和革命队伍中由于共同的政治认同而结成的同志关系有根本区别)，所以一旦外部利益诱惑超过了维持兄弟关系所能得到的利益，“兄弟”之间的两肋插刀就会变成相互插刀，相互照应就会变成相互出卖，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就不一一例举了。
不能说“江湖义气”在历史毫无进步意义。在封建时代，“义气”往往会成为草根流民对抗皇权和压迫的一种力量，比如早期的梁山好汉。但这毕竟是一种落后的、陈旧的、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文化，它最好的去处是文化博物馆，至少也要明确其价值是低于更高的价值与原则的，包括革命、国家认同、组织纪律，等等。
今天的主流文艺，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一个突出特点是鼓吹并美化所谓的“兄弟情义”，似乎“哥们义气”成了温暖和安全感的主要来源，成了具有超越一切的拯救性力量。
不久前热播的《风筝》，可以概括为是一个“残忍的、无价值的革命如何破坏美好的兄弟情义的故事”；《人间正道是沧桑》，则可以概括为是“一个任性小弟不知好歹的滥用并破坏兄弟情义和同学情谊（兄弟情义的另一版本）的故事”。在《亮剑》中，独立团的主要凝聚力来自不是来自革命理想，而是来自对李云龙这位“大哥”尊重与崇拜;在《集结号》里，九连的弟兄们也只认谷子地这位大哥……
《三国演义》中的桃源三结义，应该算是“兄弟情义”的最高标准吧?但即便是在《三国演义》中，“兄弟情义”也要服从“君臣大义”——张飞在古城，听说关羽叛降了曹操，挺起丈八蛇矛劈面便刺，哪里还管他是什么二哥?把“兄弟情义”、“哥们义气”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只有当下的主流文艺界!
从存在决定意识的角度来看，文艺作品中“兄弟情义”压倒“革命原则”，根本原因是在晚近三十多年的现实生活中，革命价值日渐隳沉，革命原则甚至被背叛。在面对这样的现实时，一个健康的文艺界，本来应该谴责这种背叛，以此来警醒社会，挽救社会，但中国主流文艺界的可恶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不敢谴责背叛，反而加入了这种背叛，转而谴责革命本身，用“江湖义气”做主要的精神资源改写革命历史，以此来论证背叛的合法性。
这真是一种极端的文化堕落，甚至落到了封建社会之下，历史终将证明，今天的主流文艺将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