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长歌》中的集体无意识

郭松民

　　看了几集《贞观长歌》，感觉导演吴子牛那句掷地有声的论断：“谁要想在《贞观长歌》的史实上挑刺，那就是鸡蛋碰石头!我们请来了包括中国唐史研究会会长在内的7位北大、人大的唐史专家做历史顾问，《贞观长歌》中每一件衣服、每一个道具都有历史学家的考证，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考究的唐史电视剧!”吹的有点大了。

　　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四集中，就有一个明显是瞎编乱造的情节：李世民刚刚处理完“玄武门之变”，东突厥可汗颉利就兵临长安，“李世民左支右绌，范兴向李世民建议倾国库之财买退颉利”，而最后的结果竟是“颉利决定接受李世民的财宝退兵”。

　　这就不太像是这位不世出的一代英主，被“诸胡”尊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的作风了，而是很像那位偏安一隅，自毁长城，冤杀岳飞的南宋高宗赵构的作风了，因为他确实有以每年交纳岁币银25万两、绢25万匹，割让大片领土并卑称“臣皇帝”的条件，“买退”金兵的历史;当然，慈僖和李鸿章也这么干过，甲午之役，他们以2亿两白银加上台湾，“买退”了日兵;庚子之役。又用四亿两白银“买退”了八国联军，“我大清”的国库真的被他俩倾了个底朝天。　　

　　然而遍查唐史，发现所谓“李世民买退颉利”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就连那位向李世民献此下下策的“范兴”也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实际情况是：虽然突厥军这次来得突然，但李世民判断“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唐军与突厥军隔渭水列阵，李世民“挺身轻出，军容甚盛”，“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简而言之，李世民是靠着唐军威严的阵容、对敌情我情的准确掌握和自己超人的气概，慑服了颉利，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让人感到无法理解的是，《贞》剧的编导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将一段更能展现李世民王者气象的真实历史，改编成一段屈辱求和的历史呢?这究竟是想向观众传递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和价值观呢?

　　有论者尖锐地指出，这实际上是想为慈僖、李鸿章以及现、当代那些主张投降卖国的人开脱，是受了汉奸买办思想的影响。其逻辑是“既然开创了盛唐的一代英主李世民，在面对强权时都尚且如此，那其他人又能如何?”不过我倒觉得，我们似乎还不必把问题说得这么严重。在我看来，与其说编导这样瞎编是刻意为主张投降卖国的开脱，毋宁说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结果。

　　这种集体无意识就是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形成的一种庸俗实用主义的思潮，具体说来就一切以“成本-收益”作为最高准则，不承认任何不能立即带来实际利益的超越性价值。

　　任何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如民族尊严和独立、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真善美等等，从这种庸俗实用主义的立场看，都是“非理性”的。

　　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庸俗实用主义长期占据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君不见，许多本应该最鼓励学生追求崇高理想的大学，其校训中竟然都有“求实”两个字，似乎不把学生培养成精明势利的小市民，教育就算失败了。久而久之，这种庸俗实用主义也就真的溶化到了不少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会本能地用它来衡量一切。

　　如果透过庸俗实用主义的眼镜看历史，就会感到赵构、秦桧、慈僖、李鸿章、袁世凯甚至汪精卫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而岳飞、义和团、八百壮士、八路军、新四军乃至后来的志愿军，其行为都是“非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庸俗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来解释历史，客观上确实会产生为投降卖国行为辩解的后果。这些年来，影视界、史学界刮起了一股为历史上的负面人物翻案的风气，虽然说辞五花八门，但追根究源，其理论资源无非都是庸俗实用主义而已。

　　庸俗实用主义因此也就成了剪裁和修改历史的一把剪刀。“李世民慑退颉利”变成“李世民买退颉利”就是用这把剪刀任意剪裁的结果。在《贞》剧中，类似的修改或者编造还有不少，比如虚构范兴在守绥州时为了不让突厥围歼唐军援兵，故意让突厥攻入城中，还向突厥将领施罗叠下跪，而李世民居然对此大为感动就是这样。

　　《贞》剧投资巨大，明星云集，表现的又是从初唐走向盛唐的辉煌历史，但在客观上，却宣扬了“投降有理，投降有功”的思想，而编导人员还浑然不觉，这是令人扼腕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庸俗实用主义的影响和危害已经有多么深重。但这也提醒我们，现在是到了对庸俗实用主义在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外交层面的影响，进行一次总清算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