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这篇文章，对我而言，是个非常大的挑战。毕竟，无论是作者柳青，还是他的《创业史》，和我都是有代差的。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做了几个月的准备工作，我不得不精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反对自由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尤其是建国初期的毛选部分。
目前，中美双方攻守中，正按照各自的剧本，有条不紊地消除着对对方的过于依赖。实质上，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无法再寄居于西方打造的全球产业链上了，中国需要另起炉灶，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来适应自己不断膨胀的经济体量。
毫无疑问，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美国集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之大成，对我们出手老辣，因此注定了我们要经历些风雨。在这种情况下，重温过去的法宝，借鉴曾经的经验，修正一直困扰我们的偏差，对于走好后面充满挑战的征程，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创业史》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而梁生宝，是我们的文学史上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
为了讲好这个新版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鉴于很多的朋友和我一样，对曾经的流金岁月没有切身的感受。所以，有必要在展开主题之前，先说说咱们的主人公。
梁生宝，小名宝娃。当1929年美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陕西，也赶上了大饥荒。在被迫离乡的逃亡中，宝娃的妈妈埋掉了途中夭折的小闺女，带着四岁的儿子，坚持着，坚持着，随着人流走到了渭河以南、秦岭脚下的下堡村。丧偶多年的贫农梁三，收留了这对孤苦伶仃的母子。在他们随后相依为命继续和命运的抗争中，小宝娃慢慢地在磨难中长大了。当地的庄稼人对生宝的评价是：生宝的骨血是渭北人，心术是梁三老汉的心术，真是好样！
梁生宝为什么要去买稻种？他要带领他的互助组，尽早和尽快地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
猪肉的价格跳动了半年了，大家多少感到有点不满意。可是，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共和国建立的伊始，我们几乎没有工业，共和国的主体是农民，而且是以雇农和贫农为主要成份的四、五亿农民。虽然已经让几乎所有的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梦想了几千年的土地。但是，有了土地，不代表第二天你就可以去地里收获粮食。彼时，摆在共产党面前的农村任务，不是保证大家餐餐有猪肉，而是如何让四五亿贫雇农不再饿肚子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
要耕种土地，你首先得有骡马牛。过去，谁家没牛没马，你就得给人家做牛做马。除了骡马牛，你还得有农具、种子、肥料等等的生产资料。而这一切，在当时落后的条件下，大部分的家庭在瓜分地主资财的时候，只是分得某一部分工具，面对农事，其它生产资料的准备，你手里还得有真金白银。
至于说，现在遍地的现代化农机具，在当时，都属于想都不敢想。毛主席在建国初的农村文件中，把一个喷雾器，都作为一个名词单独列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就这么一个在现在看来极其简单的玩意，当时都无法供应，更做不到足量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共和国，在农村，号召有感召力和勇于奉献的党员做为带头人，通过互助组这种形式，把成员相对有限的生产资料整合起来，共同度过眼前这第一道坎：吃饱饭。当然，在每一个贫农眼里，这不是坎，是大山，几千年来都没有翻过去的大山。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党，要把农村建设，也就是农村社会主义的初级改造，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就这么简单地推给了农村的骨干党员？不，绝不是这样。相反，围绕着一个小小的互助组的成立和运行，国家是精心地组织了当时极其有限的资源，以极其高效的方式来进行扶持。
柳青，在他的中学阶段，就有能力阅读英文原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放弃了家人建议他到国外看一看的建议，1936年就跑到延安参加革命。他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琐碎的基层管理工作，背后隐含的就是政治经济学。因此，他的《创业史》体现出来的综合造诣，远远超出了普通的文学作品。因此，但是，几十年来，对《创业史》的众多评价，都仅仅局限于文学的角度。对于这样一位功力深厚的大家而言，这无异是一种冒犯和不尊重。
行文至此，我们不得再不浪费点笔墨，来说说我们的新中国。理解了新中国的含义，就懂得了柳青的理想和志向。我们这个国家的名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爱着我们祖国的人，不代表他一定体会了这个名字的深刻内涵。
在中国，在历史上，摆脱了在土地上劳作而处于管理群体的或为管理群体服务的，一般称之为“人”；肩负劳动负荷而自由度较低的，贱之为“民”。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的理想是：在这个全新的国度里，“人”和“民”是两大组成部分，都需要改造，“人”和“民”首先要共和。“人”更要主动地融入“民”而自觉地成为“民”的一员，“民”也摆脱几千年来累积的狭隘和卑微而勇于做“人”，最终要“六亿神州尽尧舜”！
在人类历史上，“人”与“民”的关系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
五千年文明熏陶的第一人：毛泽东，创造性地把新中国的创建、建设和发展作为大熔炉，要将中国的“人”与“民”，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征程中相融成“人民”。有五千年“天人合一”的文化实践做基础，他要实现的，注定不是乌托邦。
因此，一个如此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和他无坚不摧的团队，在这个重大历史的关头，他们不会没有作为的。在他已胸有成竹的治国总方略里，关于农村部分的，是在二十多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已经积累的丰富而系统的经验。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动员和组织完成社会主义农村改造的先锋队。具体起来，就是梁生宝和他那在初期显得很孱弱的互助组。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互助组，就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义初级改造的大骨架。
我们先看看生宝的互助组的成员：
冯有万，和生宝是同龄人，因为倒插门而改了姓氏。在庄稼活上，他是和生宝同样出色的棒小伙子。
高增福，未来生宝的得力助手，他不是生宝互助组的初始成员。他很重要，看看柳青是如何不啬笔墨显示着他对增福的喜爱：他不管光景过得怎样凄惶，精神上总是像汤河岸上的白杨树一般正直、白净，高出所有其他的榆树、柳树和刺槐，树梢扫着蓝天上轻柔的白云片。
家里永远都可能接不上下一顿的任老四，家里的孩子总是像鸟巢里饿得伸出脑袋的一群小鸟，等待他靠拼死拼活地劳动换来微薄的报酬来哺育。
任老四的侄儿：欢喜。爹走了，和老妈相依为命。这个可爱的小伙子，最后应该是一位出色的农业技术员。
拴拴，王二直杠的儿子。他媳妇素芳，是个非常特别的样本，所有不重视自己言行对子女影响的人，通过和她的事迹的对比，都将收获到极大的同感。
梁生禄，生宝的叔伯弟兄。他老爹靠着给地主老财舍命偷运烟土，摆脱了半生磨豆腐的命运，积累了原始资本。因此，对于眼前的互助合作，在心里，这对父子是抵触和不情愿的。
冯有义，一个可爱而厚道的中农，一个不可或缺的配角。
就是这么几个普通的家庭，他们在质朴的情感支配下，在尚不知道共和国无形的大手将要给他们以强有力的扶持情况下，开始了在他们眼里将是极其困难的互助之路。
既然，我们的共和国，是“人”与“民”的组成的。在生宝他们的对面，“人”，这群“人”都是谁？先看看“人”的组合吧：姚士杰、郭世富、孙兴发、郭振云、杨加喜，新晋富裕户郭振山也算一个。
无论是从建国初主席的文稿，还是《创业史》本身来看，在瓦解了地主阶级后，共和国对待富农和富中农，不是一种打击的政策，而是抑制、争取和团结。也就是说，“人”和富裕的“民”，也是共和国的一部分，从没有把他们划为异类。只是一直在等待，让时势的发展来迫使他们产生觉悟，由仇恨，敌视，拒绝，到跟进，到迸发出新的自我，到最终自觉地走到队伍的前列。
看看所谓的体面乡绅姚士杰吧，这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徒，一个在土改后，半夜三更起来诅咒他的蒋公把他薄情寡义地扔在大陆，甚至一度烧掉了三个国民党党证的两个，但是，他就是舍不得全部烧掉。
甚至生宝他养父梁三，增福的哥哥增荣，等等吧，在心里，对姚士杰这群人，永远保持着卑微和膜拜，甚至认为，跨入到这个行列，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在旧体制下，对“人”的阵营无比热心的白占魁，他在旧时代的结局是什么？常年在外流浪，家里留下一个靠着给地主和富农提供色相服务才能生存下去的老婆。
就是这样一群“人”，面对几亿贫困的乡里乡亲，他们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相反，还不时地利用生产资料的优势，破坏新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这群“人”，注定要被“民”重点关注。
而且，利用手中的权利成为土改的既得利益者，如郭振山者，也在无声无息地向“人”的行列迈进。就像我们的基层干部卢明昌焦虑的那样：这种隐形“人”一旦表现出落后的一面，破坏力将更强。
我们的共和国对这群“人”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中，有没有偏差？有。但，这是在所难免。在一个巨大的时代棋局里，玩一场几亿人的实体游戏，怎么可以要求高精度的、甚至连最新的人工智能都无法实现的协调统一呢？
试想一下，如果不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是不是对于这些“人”更有利？我想，结果肯定是糟糕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穷棒子，刚刚把蒋介石和他的反动阶级，以摧枯拉朽之势清理到台湾岛。如果，任何人，想重新把这些已经觉悟的群体再次置于生死线之下，后者将会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埋葬他们。
没有了“人”的帮助，甚至伴随着某些“人”捣乱的情况下，我们来看看共产党在农村是如何解决“民”的温饱，缩短“民”与“人”的经济差距。
梁生宝去买稻种，是要通过一年两季的收成，从根本上解决大伙的温饱问题。从国家的角度看，我们的国家要发展工业，就要建立一支不断扩大的工人队伍。如果连农民自己都吃不饱饭，再去梦想发展工业，自然空洞可笑：你的工人队伍从哪里来？他们的口粮从哪里来？工业的原料又从哪里来？没有收入的农民有能力购买工业品？
可是，两季的栽培，就需要更多的肥料和种子。后两者的费用从哪里来？把时间花在增加的农事上，像任老四那样，需要不断打零工获取粮食，来支撑全家生活的贫困户，将怎样维持生计？家里揭不开锅，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当富裕农户不愿意借粮（活跃借贷）周济这些常年贫困户度过困难期的时候，何谈种子、肥料和扩大生产？
这么一堆困难，就摆在生宝的面前。貌似是无解的，自古都是巧妇难断无米之炊。“人”群里，已经可以听到对这个小伙子和他的互助组的讥笑声了。
这些贫困的农民，在生产资料方面是匮乏的。但是，俺们是有一把子力气啊，给口吃的，就可以把革命的大戏唱下去。
自从49年，这个国家姓了共之后，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这也意味着，自然资源的开发权，也是属于这个国家。
在生宝和他的伙伴一筹莫展的时候。按照他爹梁三的说法，他那群都姓共的同伙们，和他分享了一个这样的经验:去终南山砍竹子，做扫把，卖给供销社，就能得到救急用的流动资金。
大家看仔细了，终南山的竹子，不再是土豪劣绅的私人财产了，要根据国家和政府的安排有序开发。也就是说，任何个人，没有权利有组织地开发属于国家的自然资源了。现在，政府把部分资源的开发，给了生宝的互助组。
但是，资源不等于立即变现。别急，作为曾经的经济调控神器，供销社给了生宝扫把的收购合同。要知道，在城市里，或许正缺扫把用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调剂，供需双方，将各得其所。看看，就是这么简单的衔接，经济的血液，在共和国的血管里，随着调剂这颗心脏无声无息地有序搏动，而顺畅地流淌起来了。所以，共产党不是不懂经济。从根据地诞生的第一天起，这些“穷鬼们”，就得考虑生计，也就是抓经济。他们积累的，都是西方的教科书里没有记载的手段和方法。
生宝拿到了政府的资源开发介绍信和供销社的收购合同，这次，该轮到金融部门了，他从信用社提前拿到了部分款项。这可是以“人民”的信誉做担保啊。哦，原来一个新兴的国家，发行货币，未必一定需要金本位或者变相的金本位。我们创新性地发明了以“人民”的信誉为基础来发行货币，这就注定了新中国的发展将全面改写人类的金融史。
也就是说，当富裕农户关起门，精心组织防线，来防范贫下中农沾他们的富裕光景的时候，属于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的开发权，甚至配套资金都被共和国倾斜给了互助组，他们居然愚蠢地浑然不觉！还在家里计算着如何通过倒腾家里的余粮，或者获得额外的收益，或者来换取贫困农户对他们的继续依附，几千来惯性的依附！
过去，姚士杰们屡试不爽的发家宝典，随后，就要让他们处处碰壁。与时代的不合拍而给他们带来的困惑和不解，这才刚刚开始!
对砍竹子和运竹子的分工完成后，进山的准备工作也随之就绪。
看看装备：民兵队长有万手里的钢枪，这是对付野兽的。共和国武备的使用权，又被授给生宝的互助组了。免费的药品也准备齐全了，医疗资源也跟进了。
一个小小的砍竹子的活动，牵动了多方资源，而这些资源，就是国家机器的三头六臂。
进山，还需要什么？做饭的锅。平日里，又当爹又当妈的高增福，把儿子临时托给生宝他妈后，家里已经不用开灶了，所以，锅也随着大队人们进山了。
这，还不是高潮呢。小伙子进山前，去郭县买回来的稻种，对于几个富人震动不小，他们立即也行动起来：采购量更大，行动更迅速！
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小聪明注定了他们随后要步步被动，招招落后。
在生宝从终南山风尘仆仆赶回来的那一天，他碰上了第二天要离开的韩培生。这个从终南山赶回来的“野人”，极大地震撼了这个还在党组织之外的年轻人。韩培生是谁？农业技术专家，知识分子，懂得水稻新式育苗技术。全县仅有的几个技术骨干，生宝的互助组就有幸地分享到一个。
而且，韩培生，是在生宝他们深入终南山后，才进驻到生宝的互助组。也就是说，生宝的互助组砍了竹子刚到家，健壮的水稻秧苗已经摇曳地等待出池了。不但不耽误今年的农时；而且，欢喜也初步具备了独立育苗的能力，对于来年的技术人才储备，也顺带完成了，这效率！
也就是说，虽然富裕户也买回来稻种，但是，由于没有立即掌握新式育苗技术，那么其收成和互助组比较起来，差距就开始拉开了。而且，第二年，如果不加入互助组或者随后的合作社，他们依然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取随后要推广的农业新技术。相反，加入互助组和后来的合作社的大门，对他们，一直都是敞开的。
生宝的互助组在当年就彻底了解决了大家的温饱问题。看看柳青笔下，解决了温饱问题后的增福同志的新面貌：消瘦的灯塔社副主任，容貌比以往哪一个冬季都精神。生宝知道由于互助组水稻丰收，增福这辈子头一回拿大米当家常饭吃；从前他生产的大米卖掉，自家喝玉米糊糊。灯塔社的建立解除了增福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入党更给他添了精神。大伙看见灯塔社副主任穿着一套新棉衣，简直换了另一个高增福。
当那些富裕户还不放弃发展小自我的时候，随后统购统销这套组合拳就打出来了。把余粮放到国家的仓库里，对等的，给你钱，让你放心地把钱存在银行里。可是，当生产资料、自然资源和科技资源等被统一调拨利用的时候，你有钱，也未必能派上大用场。粮食被统购之后，富裕农户对贫下中农唯一可以施以恩赐的法宝，没有了！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或许有人会指责这种政策多少沾点流氓习气。但是，也要看到，其积极性的一面也呈现出来：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社会就稳定了。
而且，不断地用农业的收入，来协调发展工业，最终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共和国在前三十年中前进的每一步，就是这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忘我的奉献，并牺牲了少数“人”的局部利益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今天，我们的国家走到了新的历史关头。中美之间的不和谐，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们是不可能继续以牺牲青山绿水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了，尤其是这种经济的本质是为西方经济输血的。我们的民营群体是该不切实际地幻想旧有模式的回归？还是要认清形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构筑人类文明的共同体去迎接新的挑战？
过去的三十年，我们是牺牲了“民”的利益，换取到了融入国际化大生产需要的一切要素。过去三十年的模式，将一去不复返。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对方不仅仅是惦记我们钱的问题，而且从没有放弃要我们命的这个企图。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些困难，可是和梁生宝的互助组比起来，和王国藩的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比较起来，我们民营企业所谓的困难还算是困难吗？
东西南北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党都是要领导一切的。60多年前，共产党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尚且有能力让共和国迅速摆脱落后的束缚，完成三大改造。今天，我们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做后盾，我们更应该不忘初心而勇于实践，续写新时代的《创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