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的理论渊源与核心内容
——读刘润为同志《当代思潮论集》有感
全根先
红色文化的理论渊源与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对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学术界诸多学者均有论述和探讨，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两年来，笔者陆续阅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原《求是》杂志副总编刘润为同志所著《当代思潮论集》一书，觉得书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非常重要，颇有启发意义。
《当代思潮论集》一书于2018年3月由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出版，汇集了刘润为同志多年来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共42篇），内容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文艺诸多方面，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这里仅就有关红色文化研究文章进行简单介绍，同时发表自己的一点感想。
红色文化的理论渊源
红色文化的理论渊源，概括说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三是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一)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刘润为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前者为主的对立统一关系。要实现对于这一关系的具体的科学的把握，必须十分警惕和防止形而上学、折衷主义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干扰。”〔1〕红色文化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而不断发展壮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深厚土壤。
刘润为同志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们本身大多接受过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中“大同思想”和“天下为公”的思想成为红色文化的深厚土壤。《礼记·礼运》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建立一种大同社会的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先进知识分子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和高尚精神融入自己的血液，化为英勇奋斗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以人民为主体的民本思想。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就不乏民本思想。孔子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3〕《孟子·尽心下》中说：“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4〕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5〕战国时期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6〕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看起来不太谈政治，然而在《道德经》中，老子提到“三宝”。他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7〕所谓“慈”，就是要有爱心、同情心，有包容心，有亲和力，这样人类才能化解矛盾，团结一致，友好相处。所谓“俭”，就是要朴素节俭，不要肆意妄为，不要奢侈浪费，这样才能清静无为，以不变应万变。所谓“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要懂得谦让，不要争抢争，要善于等待时机，这样才能处于不败之地。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作为担负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伟大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如此。一个人的精神，像一棵树，需要有肥沃的土壤进行滋养，才能茁壮成长。中国共产党早在创建时期，就自觉地继承、发扬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外敌入侵、专制暴政的不懈斗争中，就养成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勇于抗争的英勇气概和精神品质。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岳飞的“精忠报国”，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勇于担当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滋养。
刘润为同志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实践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以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基础；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从文化上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获得现实性的品格。如果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其结果必定是既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也消解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在文化实践中招致灾难性的后果。”〔8〕
（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刘润为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人民群众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中，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显着特征：一是确定性。它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任凭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绝不发生任何的动摇。二是开放性。它总是在指导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确定性和开放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离开确定性，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离开开放性，离开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就不成其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9〕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不是孤立的、固步自封的，而是海纳百川、不断进步的优秀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汉族与中国境内各个民族，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各国有着广泛而又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因而丰富多彩、日益强大。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民族自强，一大批爱国人士不断地探索救国道路，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要求改革，到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蓝图，到维新派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再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理论，李石曾、刘师复等人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这些政治学说和理论，均未能彻底改变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遭受欺凌的悲惨命运。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认识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根本改造。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文章，这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一。1922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使中国文化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的命运为之发生巨变。正如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0〕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建设的革命文化、抗日文化、延安文化，是取得抗战和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建立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是核心、是灵魂。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此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理想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机械地照搬，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而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前提和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化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要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机结合，这就是我们要造就的新中国，这就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和皇权专制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根本目的。”〔1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刘润为同志说：“纵观一部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可以无愧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12〕红色文化因其能海纳百川，与时俱进，始终是中华民族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世界上的文化形态尽管千变万化，但是，只要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不管存在多大的差异，总能发现它们具有某种统一性，有相通之处。这是由人之为人的共同属性、由某些群体在社会存在和主观意识方面具有相近性或相似性等因素决定的。例如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科学与艺术，古代印度的佛教文化，英国莎士比亚写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等等，并不妨碍它在20世纪中国产生强烈影响。同样，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人类的不同文化真的隔膜到了没有任何统一性的地步，那么，人类就成了瓦砾一样的存在，非但不能进行文化交流，文明传承也不可能，甚至人类不成其为人类社会了。
红色文化吸收了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尤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的核心，当然是马克思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它还大量地吸收了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由欧仁·鲍狄埃创作的诗歌《英特纳雄耐尔》，1888年由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谱写成《国际歌》，自20世纪20年代初被译成中文后，成为中国革命者为理想奋斗的精神支柱，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以及许多革命烈士，都是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即便在硝烟已经散去的今天，每逢我们听到那悲壮沉重的曲调，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纪实文学作品《绞刑架下的报告》，描写他与他的同志同纳粹分子的斗争经历和被捕过程，表达了对祖国、故乡和生活的热爱，一直深刻地教育、启迪、激励着中华儿女，其中的警句“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至今仍像暮鼓那样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需要，许多人到国外学习，他们接触并积极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尽其所能地翻译成汉语传送回国内，为启蒙国民的思想观念贡献自己的力量。共产党员、诗人白莽热爱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经翻译过他的许多作品，倡导国人了解欧洲革命，学习他们的革命和奉献精神。在探索国家出路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断向世界各民族汲取精神营养，丰富自身文化涵养，世界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红色文化的重要思想渊源。
红色文化的核心内容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创造的一种先进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红色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二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三是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刘润为同志认为，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结构复杂、规模巨大的系统。分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可以有多个维度、多种方法。但是，分析其意识形态结构，恐怕是更具有根本性的工作。“其中，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灵魂。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红色文化经过近百年的艰难建设所取得的最为伟大的成就。”〔13〕
红色文化的核心内容，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红色文化的指导思想，是其灵魂。毛主席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1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红色文化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新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1938年，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5〕这里所说“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华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决定了不能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必须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就是红色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历史使命。
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赣南、闽西开展了伟大的革命实践，创建了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扎根中国农村，宣传、动员、组织、武装群众，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道路等基本问题；在实践中创建、发展、壮大中央苏区，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取得了四次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央苏区时期是我们党发展历程中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交锋最为激烈的一段岁月，错误思想一度还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生动地诠释了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6〕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正是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才能星火燎原，最终取得成功。红色文化的产生、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根基和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赋予红色文化以精神内核，规定了红色文化的立场、观点及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另一方面，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美国学者威廉·Ａ·哈维兰说：文化是“社会成员共享的理想、价值和信念，人们用它们解释经验，发起行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之中。”〔17〕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群众追求独立、民主的理想、信念和行为，其形成、发展过程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义革命进程相一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紧密相连、环环相扣。红色文化丰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对于世界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刘润为同志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土地上正在创造并且终将完成的人间奇迹，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推进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必须承担的阶段性历史任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18〕千百年来，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19〕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苦难史、耻辱史。“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近代维新志士谭嗣同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怀着悲愤忧国的心情写下的一首诗。这首诗，可是说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救亡图存的一个缩影。在此前后，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是在抗争、拼搏、奋斗，这些抗争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表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救国、治国方案都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拯救国家于孱弱。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首先源自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对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奋斗史的重要历史阶段，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最为珍贵的瑰宝。
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其中的“国”有两层含意：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本土人民、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等；热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爱国主义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道路，这是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飞跃。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爱国主义纲领，它继承和发扬了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全部精华。
中国共产党革命时代提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科学性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见，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的统一，使其具有科学性。马列主义是爱国主义指导方针，共产主义是爱国主义的理想归宿。现代爱国主义最大特点是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统一。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又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实现的正确道路，是具有远大理想的、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的爱国主义道路。
毛主席指出：“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20〕中国共产党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责任与时代重托，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社会追求的精神之源。
（三）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刘润为同志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步前进，中国红色文化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创新精神的胜利，都是爱国主义精神开出的灿烂花朵。没有这两种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21〕创新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红色文化是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人类先进文化，其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之一，便是敢于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创新精神，就是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创新”一词，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国度，曾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创新的最高形态，则是革命性的变革。“革命”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所说的“革命”，“革”即“变革”，“命”即“天命”，这是从神权政治观出发对“革命”做出的解释，也就朝代的变革，就是改朝换代。光绪十六年（1890），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王韬在《法国志略》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上的“革命”“法国革命”提法。王韬的这个用法，来源于日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因此，“革命”一词的近代意义，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概括说来，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西方文化中对“革命”一词的阐释，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一是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二是革命是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三是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四是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革命”的定义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其基本观点是：第一，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第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这种政治行动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它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
由此可见，“革命”的本质特征，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是一个王朝被推翻，新的政权建立起来；是一个阶级被打倒，新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是一种社会制度被推翻，新的制度建立起来。如果说，一个王朝被推翻，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那么，一个阶级的崛起、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人类创新精神的最高体现。
为什么将“革命”与“创新”联系在一起呢？有人说，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流血牺牲，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段统治。这个，在革命战争年代，当然是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如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如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无不都是通过暴力、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不可能没有牺牲。即便没有冠以“革命”二字的社会变革，难道就没有流血牺牲吗？日本明清治维新、清末戊戌变法，都有过流血冲突。南非结束白人种族统治，难道没有通过暴力斗争吗？所以，无论是革命也好，改良也好，改革也好，凡是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采取的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是一种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创新行为，而且是创新的最高形态。
什么是创新？在中国古代，“创新”一词已出现。《南史·后妃传上·宋世祖殷淑仪》中说：“据《春秋》，仲子非鲁惠公元嫡，尚得考别宫。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创新。”英文中的innovation，起源于拉丁语innovatio，它有三层含义：一是更新，二是创造新的东西，三是改变。因此，“创新”在词源学上，有更新、改变的含义，具有社会变革、制度变革意义，与“革命”有相同或相似的含义。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创新思维，一刻也不能停止各种创新。即便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科技革命、技术革命，淘汰一批老旧产业和技术，使一部分人失业，难道这也不需要“牺牲”吗？奥地利学者约瑟夫·熊彼特曾提到“创新的破坏”，因为创新的本质，就是要破坏旧有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仅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的，不仅是生产力，也可能是生产关系。实际上，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时，必然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要求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不仅是一种创新，而且是具有更加广泛、深远意义的创新。
中国革命精神是什么？中国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精神面貌，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路径选择、辩证的思想品质、创新的风格特色，是共产党人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和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表现，反映了共产党人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与发展，体现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等领袖人物的重大思想理论贡献。”〔22〕中国革命精神从开始到现在，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虽然存在社会性质的不同、历史任务的不同，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革命精神、创新精神，它是改造中国的动力之源。
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一定要坚定文化自信，抗击八面来风，弘扬中国红色文化。刘润为同志说：“立足现实、保卫历史、创造未来，是弘扬中国红色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中，立足现实是中心，它一极连接历史，一极指向未来。”“所谓立足现实，就是要从当前的发展需要和人民意志出发，寻找发掘、整理、研究、宣传红色文化的切入点，让红色文化遗产鲜活起来。” 〔23〕我们一定要善于运用红色文化遗产这面宝贵的镜子，脚踏实地在践行红色文化上下功夫，让红色文化从一种精神存在，成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8〕〔9〕〔12〕〔13〕〔18〕〔21〕〔23〕刘润为：《当代思潮论集》，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148、150、157、134、135、135、135、139页。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3〕（三国魏）王肃编，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6页。
〔4〕〔5〕梁涛解读：《孟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434、422页。
〔6〕（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0页。
〔7〕王中江解读：《老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页。
〔10〕〔2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706页。
〔11〕〔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46、697-698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
〔1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17〕（美）威廉·Ａ·哈维兰著，瞿铁鹏译：《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9〕《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页。
〔22〕丁德科，王昌民：《红色精神百年史述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0期。
（本文原载《中华魂》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