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与张爱玲
黄纪苏
我对《色·戒》本来很生疏。平时就没有看小说的习惯，除非语言或才情让人一见钟情，否则我没有性子等到五六十页才入佳境。对张爱玲的淡漠还多一层原因，那就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的极口称颂。在20世纪80年代，夏志清几乎就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化身，加之博极群书，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大陆几代读书人理解、欣赏和评论现代文学的定音哨。但逢共必反的立场拖累了他的见识，他对左翼作家鲁迅、赵树理，平民作家老舍等的评论，“文宣”口吻很重，显出他价值和审美视角的势力而狭窄，不过是旧上海租界区资产阶级客厅的一扇窗户而已。由于对夏志清的眼光失去信任，我对张爱玲不曾发生特别的兴趣，偶尔碰到翻上几页而已。不过平心说，张爱玲是有艺术才华的，像“蝴蝶是花的鬼魂，飞来飞去寻找前生”，奇诡的想象可追李贺；她对自己所在的那个寄生没落阶级的描述，既冷酷无情又饶有兴致，就像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专业遗容摄影师，还筹划着个人作品的巡回展呢。张爱玲才高而德微，日本人打过来她便说还是喜欢日本文明，日本回老家后她见到国民党的符号就热泪盈眶，共产党得了天下她便讴歌解放区，待她移民香港挣上美国领事馆的工资又揭露解放区，你不知道她哪段儿算是真心实意。“义”“节”“气”“志”这类传统书生的人生功课跟她一点不沾边。她行囊里只有“才”，却进入文学这样一个历来崇尚“德”的领域，赶上抗战这样一个特别需要“德”的时代。俗话说，“不是一家人儿，不入一家门儿”，她的夫婿胡兰成也是同类人物。胡兰成若早生一二百年，以其才子情调、布衣生涯，或不失为沈三白式的有趣文人。但命运不幸把他们放在民族危亡的大局里，结果双双绊倒在是非忠奸的“大节”上。“一白遮百丑”，一黑也会失百媚。像周作人辈，若换了承平之世，何尝不会沿着“渐近自然”的花蹊柳径一直走到功德圆满？但多事之秋只一个急转弯，就把他们翻在“寿多必辱”的沟里。时代为每个人造了一张人生收支表，收支相抵后的总得数，或为盈余，或为负债，全看每个人的修行了。
《色·戒》讲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起码有一半是在张爱玲的身世里。有些自以为智商高的人劝我们聚精会神只读文本，少牵涉其他。对有些作品是可以就事论事的，如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但同样是老杜的《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就不能不联系作者的身世和时代了。其实，说这类话的人，大都嘴不对心，他们平日衡人论事，串联并联、上纲上线的功夫炉火纯青，只有在给别人扣“文革”“大批判”帽子时，才临时摆唯美唯艺术的造型，摆完了依旧红娘似地忙得不可开交。还有些人读张爱玲读成张迷，那就等于做了问题少年的亲妈，死也不相信自己的心头肉能跟坏人坏事有任何关系。好在并非所有人都被张氏迷倒麻翻而丧失正常的思想和批评能力。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别的人抛妻别子投身抗日，别的作家或投笔从戎，或刷标语写快板鼓舞士气，别的青衣花旦蓄了胡须不为日本人载歌载舞，而张爱玲却只争朝夕向文坛窜红。以当时的价值环境，为日本人帮忙帮闲是件丢脸的事，张爱玲并非如众张迷所愿，眼里不见家国，心中唯有艺术，而是权衡了利弊得失，打定“出名要早”的主意，自己先合适了，至于国家或大家的利益，先一边歇着去吧。她有句话说得极为凶险：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毁灭了，成就了一段恋情。这种极端个人利益至上，没有哪个月白风清的社会可以容忍，更别说一个月黑风高，就算齐心协力、同舟共济都未必能抵达彼岸的苦难民族了。如果日本人最终赢了，张爱玲、胡兰成自可以其“先知先觉先行”笑傲遗民们的迂腐甚至虚伪。可惜日本人输了，汉奸们做不成“三先”，只好做丧家犬。不过就在“女法奸”、“女意奸”髡首裸行于街头巷尾的时候，中国内战又起，国共双方都放松了对卖国分子的法律追剿，使其中不少人成为漏网之鱼。虽然漏网，他们在道德上依然是过街老鼠，苦捱着昼伏夜出的黑暗日子，胡兰成在台湾被揭露而再窜日本，张爱玲在大陆也极不风光。汪伪人物用全部身名买进如日中天的“大日本股”，孰料兵者诡也，绩优股转眼成垃圾股。这些乱世的“豪杰”大多不失赌徒风度，临命还能坦然——像易先生的原型丁默邨尿湿了裤子，应该说还是少数。没死的也都自认背运，苟活而已。但张爱玲不愧是在没落世家锻炼过的上海女人，面对一把垃圾股，她不是一声长叹，而是想着翻盘。她拿出上海滩的商业精神以及五马换六羊的交易手段，先将汉奸倒成志士，志士倒成二百五，二百五倒成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倒成强权压迫；再把私欲倒成艺术，艺术倒成人性，人性倒成女性，女性倒成阴道，阴道倒成玄之又玄的非常道。这样七倒八倒，她终于把一个无良文人，一个附逆国民倒成了一个艺术至上者，一个爱情殉难者。把垃圾股倒成绩优股，由于难度大，过程便长得出奇，用了几乎三十年的光景。当这只股70年代末在海外上市时，光景惨淡，非但没什么人认购，反而被华人批评家迎头指出它的垃圾本质。又过了近三十年，随着国际当红导演李安的参股，《色·戒》才真正时来运转了。
（本文作者为《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第14期 2008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