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埃及总统穆尔西解除总检察长职务，以及颁布埃及新宪法声明，规定在新宪法颁布和新议会选出前，埃及法院无权更改总统令，引发埃及司法界和不少民众大规模抗议活动，由此使埃及陷入自穆尔西当选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挑战。

　　其实，穆尔西扩权举动完全可以理解。当初埃及民众起身抗议穆巴拉克统治，并最终将穆尔西推上总统宝座，简单地说，就是期待过上更好的日子。但经过一年多的政治折腾，本就脆弱的埃及经济更加风雨飘摇，疲弱不堪。而埃及要恢复和发展经济，前提条件是总统应树立相当权威，提高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众所周知，埃及2011年所谓的“二月革命”实际是“换汤不换药”，除总统和内阁职位换人外，军队、司法体系乃至行政机构中，基本仍是旧政权原班人马。这批势力与穆尔西等政治新贵互不买账，相互掣肘，致使新政府难以令行禁止。而埃及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根本改善民生，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社会生产关系，这又需要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由此不难理解，为何穆尔西政府上台后一直致力于权力集中化，包括此前更换军队高层及这次更换司法首脑。

　　问题在于，埃及当初实行民主化的基本前提，实际就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而埃及多数民众因刚刚摆脱了穆巴拉克集权统治，对类似重新集权的举动，本能地怀有抵触和反感情绪，将穆尔西扩权举动视为是“比穆巴拉克更贪婪的新法老”。

　　从理论上说，埃及当前这种政治困境，实际是一种“民主化的烦恼”。西方经济学者阿罗曾总结出一条“不可能定律”：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社会选择要么是由民主程序(多数票决定规则)达到，但不满足理性条件;要么是满足理性条件，但由独裁者做出。换言之，政治多元表达与政府效能不可兼得。当前埃及民众既要求穆尔西政府采取措施切实改善民生，又不允许其充分施展权力，这实际就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由此摆在穆尔西面前的，是一桩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埃及在实现政治变革后，已经变成每个阶层都可以任意表达政治意见和意志的“普力夺社会”，其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政治争吵、抗议和内耗。尤其在贫富分化明显、世俗与宗教势力对立严重的情况下，穆尔西无论集权还是分权，对前政府势力严厉还是宽容，经济实行自由化还是加强管制，总会引起特定人群的不满和抗议。这决定了埃及重建与转型进程将充满坎坷。

　　从更大范围看，2011年以来风起云涌、寓意深刻的中东剧变，正被有意无意地引导为一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这种话语的潜台词就是，似乎阿拉伯国家只要由“集权”走向“民主”，阿拉伯人民就将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当前埃及、利比亚乃至此前伊拉克等国的民主化实践却一再打破这个神话。埃及在阿拉伯转型国家中条件算是最好的，但一旦移植西式民主，仍不免乱成一锅粥，让人有“淮橘成枳”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