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2009：西方文明困境与中华精英使命

     张庭宾                

     圣诞，新年，钟声依然响亮，命题已经不同。

    在过去三年中，在每年一度的新年献文中，笔者连续提出了三个命题，也是三个警钟：“2006危与机：美国的悬念与中国的速度”——美国很可能遭遇衰退或者更糟糕的境地，中国应以最大努力扩大内需提前应对；“警惕2007热钱，为2008酝酿新亚洲金融危机”——预警国际热钱将在2007年在中国制造巨大资产泡沫并将在奥运会前后全面做空它；“抉择2008：我们是否要拥抱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指出中国继续开放汇率和资本项目无异于“飞蛾扑火”。

    不幸而言中！2008金融大危机在我们的眼前现场直播，华尔街的偶像巨头们一座座坍塌下神坛，纸币财富盛宴在贪婪烈焰中正化为飞灰；2008年A股“超级过山车”令人震惊——“涨268%跌72.7%”——上证指数创下如此记录仅用了25个月，打破了纳斯达克泡沫同幅跌宕用时45个月的记录。

    对于那些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的个人来说，2008年显然是不幸的一年。但是，就人的总和，人的本身而言，终日遮蔽我们理智和目光的纸上财富终于被烧掉一角，人们得以从金钱的奴役中暂时摆脱出来，来思考一个非物质财富的真正要命的命题——人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华尔街崩溃与“单极世界”梦破灭

    人的生存还是毁灭，很久以来不再是一个被思考的问题。

    对于那些仍然沉浸在2008财富伤痛中的人来说——人的未来是否还有希望——这样的命题，大多数人是没有兴趣，乃至厌烦的——你与其试图回答这么一个虚无缥缈的问题，还不如分析未来全球金融危机的未来演化，还有没有机会将失去的财富追回来。

    那就让我们先试图预演金融大危机的未来可能吧。目前危机已经走到了美元零利率的节点——作为全球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的美元，它的零利率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湍急河流，它击穿了建立在信用纸币上的现代金融学的最底线——纸币是有利息的，而黄金是没有利息的。换言之，现代经济和金融学的所有知识和经验都由此黯然失色，金融大危机的演变已经脱离了现代金融学为之设计的轨道，我们只能回归常识，而不是再向教条求助。

    美元还能力挽狂澜，华尔街还能重整旗鼓恢复金融统治吗？可以的，但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1，美元滥印到更加惊人的程度；2，华尔街能够制造出一个更大的金融泡沫，并使得世人对之充满信心，踊跃地去购买它。美联储正在创造第一个条件，但第二个条件的基础已经被摧毁了，与1987年抵押贷款证券化取代垃圾债券泡沫破灭，与2001年以CDS（结构性信贷违约互换）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其规模一度超过500万亿美元，接近2006年美国GDP的40倍）取代IT泡沫破灭不同，前两此危机中，华尔街只是很小的局部受损，而今，华尔街已经全盘崩溃，信誉扫地，人们对它剩下的只有诅咒。

    当人们手握钞票，却发现没有值得信任，能够升值的金融品可再买时，人们会恍然所悟“货币”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方便满足人购买商品拥有使用价值，当越来越多的人回归这个常识，一个抢购物质商品的时期很可能降临，首当其冲的是黄金，然后是粮食和各种消费品，届时人们将弃纸币如敝履，恶性通货膨胀很可能降临美国。

    美国经济力挽狂澜的最后支点还有两个：一，能够在短期内创造一个比IT业更具潜力的新经济增长点，然而，在可见的视野内，即使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都难以超越IT业的爆发力；二，成功地将危机转嫁到世界其它国家。如今世界各国对美元转嫁危机的警觉已非常高，其转嫁难度已经大大提高——在华尔街崩溃前，美元都没能成功转嫁危机，还能指望美国遭遇金融风暴重创后仍能成功吗？

    华尔街的崩溃已经标志了美国“单极世界”梦想的终结。美国精英们曾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加速实现其“单极世界”梦想——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帐篷，居中的一个支柱是超级军事实力，四角固定的绳索分别是：1，通过华尔街泡沫与美元的垄断印刷，不断吸纳转移它国创造的真实物质财富；2，通过英美的“七姊妹”石油公司，控制全球石油价格跌宕起伏，进而控制全球实体经济周期；3，通过超级规模的农业跨国巨企，以巨额的农业补贴为后盾，以转基因种子为武器，控制人类的饥荒周期；4，通过好莱坞、美国篮球和美国财富享乐梦控制全球青年精英对美国的崇拜与追随。

    现在美国四角固定的绳索已经纷纷松动乃至断裂。1，华尔街的崩溃，美元信誉江河之下，多元货币格局正在形成；2，由于格鲁吉亚贸然发动南奥塞梯事件，将俄罗斯逼到了绝地，俄罗斯迅速联盟伊朗和委内瑞拉，结成石油抗美联盟，致使美国对全球石油的控制力下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3，美国的粮食战略正遭遇全球反转基因食品运动的狙击；4，好莱坞文化越来越失去了面对现实的勇气，魔幻横行，2008年难得的人性亮点反是由动物们演绎的——《功夫熊猫》中美轮美奂的“羽化成仙”是在向东方文化致敬。

世人惊讶的是，为什么美国从它的权力巅峰滑落的如此之快，如今的美国正像一个篮球场上曾经威风八面的球王，然随时光流逝，雄心万丈却力有未逮，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挑战者涌现，正处于失落的黄昏。那么当下的美国是会继续留恋曾经的辉煌，利用其仍存的超级军事力量，拼尽余力试图挽回失落的世界，还是像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一再强调的那样——转变！

    接下来的悬念就是：如果美国真心想要转变，它能怎么变，它该怎么变？

                      西方文明的困境与灾难性逻辑

    要回答美国能够怎么变，先要合理解释美国为何会滑落的如此之快。

    1991年，前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古罗马帝国和成吉思汗帝国，达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高峰。美国右翼政治学家福山甚至自负地宣称“历史的终结”——世界上的多数人都已认同自由民主主义政府，因为这一政治形式已经依次征服了它的所有敌人。自由民主主义或许是人类思想进化的顶峰和最后选定的政治形式、从而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点。

    这个“历史的终结”的判断在今天已经是恍然若梦。从20世纪末表面的事实来看，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政体在过去300年确以武力和智谋战胜（或压制了）了它所有的对手。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体却被内部贪婪的欲望所征服，被奴役在了金钱的统治之下。它外在权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它内部争斗也越来越激烈，更要命的是精神品德的沦丧也已达到极致。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眼中，政体并没有先天的优劣之分，它是立国时博弈选择的结果，他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在能力、品德、财富和威信上都超过超群出众，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当选为行政官，则国家因此就成为君主制国家；如果几个差不多相等的人胜过其它人，并一起当选，就成为贵族制国家；如果大家在财富和能力上都相差无几，大家共同执掌最高的行政权力，而国家也因此成为民主制的国家……

    美国式民主的形成恰恰是后一种。美国建国前的民众，基本都是从欧洲中世界政教合一的压抑中逃离的。主要分为两类，少量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平等和个人精神自由；更多的则是为了冒险暴富，他们均甘冒被大洋吞没的风险而登上新大陆，并联合推翻了英帝国的统治。因为没有谁能够特别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但是，这种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制度从《独立宣言》开始就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其主要起草人杰弗逊（1743-1826）迫于南方奴隶主压力不得不删掉了对黑人奴隶制和奴隶贩卖有力谴责的条款，而它将土著的印第安人定性为“残酷无情、没有开化，其作战规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为后来对印第安人的驱逐和种族屠杀埋下了伏笔——他们似乎没有忘记刚登上大陆时是如何享用印第安人慷慨礼遇的火鸡——为此，他们还设立了“感恩节”。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开国之父们中有具有高贵品德者，比如杰弗逊在就任美国第三任美国总统时，他拒绝乘坐马车，从寓所步行前往就职，他认为这是践行“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之举。但与此同时，另一位开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则埋下了“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种子——“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是信用可靠的诚实人的理想。诚实是有用的，因为它带来信用，守时、勤奋、节俭无不如此，所以都是美德。要是诚实的表面功夫就能达到同等的效果，那么这就够了，否则是无谓的浪费。这种观点曾被指责为虚伪，尽管韦伯（1864-1920）为它辩护：这伦理的至善——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营利本身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换言之，以“清教徒”的面纱做最后薄薄的遮掩——当金钱的拥有者关起门来，谁能知道他有没有放纵享受——以掩盖其“双重标准”的虚伪价值观。

    从此，美国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富兰克林式的“赚钱至上”对杰弗逊式的“人人平等”价值观不断攻击、瓦解和腐蚀的过程。在民主制设计下，在生产力的各要素中，资本的力量天生最集中，也最聪明，它以自由的旗号，很容易就将雇工等其它力量各个击破，从而使资本的雪球越滚越大，实业寡头、金融寡头应运而生。

    如果以赚钱最大化为人生目标，那么那些最聪明的寡头很容易达成共识：最快赚钱的方法是最聪明和最有实力的极少人结合在一起，一起控制政权以出台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控制媒体进而影响群众性情绪，控制资本市场的大涨大跌，乃至控制货币发行的放水与抽水，来洗劫那些“无知和愚笨的羊群”，这样赚钱效率会高出很多很多。当1914年，他们实现了私人财阀对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控制的时候，金钱其实已经战胜了一切，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主宰。尤其是当1971年，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的美元摆脱了黄金的最后掣肘时，金钱对人统治，对人的异化达到了巅峰。

    过去一个世纪，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角度而言，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但如果从人的高贵情操和灵魂自由的角度，这是人类全所未有的黑暗时期。清教徒的最后面纱早已被撕毁，在尼采（1844—1900）哀叹“上帝死了”之后，存在主义者萨特（1905-1980）承认：“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容许的”。它很容易推导的结论是：既然上帝死了，天堂无望了，为什么我们不在征服享乐中体验当下的快感，满足此刻的欲望呢？精英们从此毫无顾忌地掠夺大众的财富。

    由此，人向动物性一面的堕落难以阻挡，败德纵欲及时行乐以美国1960年代“垮掉的一代”示范，向全球泛滥成灾。由于人性越来越贪婪投机，不劳而获风气弥漫，世界越来越匮乏真正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渴望占有掠夺他人财富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纸上财富的泡沫被制造出来，而它与创造真实财富的背离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金钱被实际重洗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社会的贫富分化反而日见加剧。当国与国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为利益争斗的排斥力越来越大，而其凝聚力和向心力越来越小，其最终溃散为一地碎片在所难免。

    这时候，金钱统治人类的神话也将走到尽头。金钱统治世界的唯一号召力是让钱变得更多，当它像眼前发生的那样——反向吞噬消灭美元的时候，当人们确认纸上财富一去不返，对追回他们陷入绝望，以前人们多么亢奋地讴歌追捧金钱，未来人们将多么愤慨地诅咒仇恨金钱。

                    东方明灯的千年寂寞：等待盗火者

    西方文明正面临危难关头，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已经发誓要“改变”，可应怎样改变？

    如果按照西方文明的自然逻辑，金融大危机之后是经济危机，而后是社会危机，乃至西方政体危机，最后是毁灭性的大战，就像曾经发生在罗马帝国的那样。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曾经如此写到：“当金钱走到了它胜利的尽头，最后的冲突——金钱与血之间的冲突——已经迫在眉睫，在那场冲突中，文明将获得它最后的形式”。他在《西方的没落》的结尾写道：凯撒主义的到来打破了金钱的霸权和它的政治武器——民主政治。武力战胜了金钱，主宰者的意志再次战胜了掠夺者的意志。如果我们把这些金钱力量叫做“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能够将那种想使一种超越一切阶级利益的伟大政治经济制度在人生中实现的意志叫做社会主义。

    80年以后，我同意斯宾格勒的这个基本判断，但并不希望看到他的另一个判断：“能推翻和废弃金钱的只有血”。人们已经将眼前的金融大危机与1929年的大危机相提并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因为1929大危机后接踵而至的是国家之间相互以邻为壑，最终爆发了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未来是否会爆发世界性战争，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话题。与上次不同的是，石油问题正成为一个新的变量，截止目前，地球上的石油已经消耗了近一半，这使得大国间争夺石油的火药味比60年前浓重的多。由于人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巨大进步，世界大战一旦爆发很可能极大地摧毁人类的物质文明成果。它不仅意味着当代人类惨绝人寰的悲剧，更意味着此后的人类再也没有能力在现有水平的物质文明基础上，实现新能源的革命，尤其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氢核能源的革命。否则，鉴于地球上的矿产能源已经消耗接近一半，那也意味着，即使未来有侥幸生存的人类，因为矿产能源已经被消耗一半的制约，他们也将要进入文明的“半衰期”。

    此刻，人们还会认为未来是否还有希望是一个虚无缥缈，杞人忧天的问题吗？是的，它已经成为当今世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忘记你财富损失的哀伤吧，如何保全自己和子孙生命的延续比前者重要100倍，但此前，它在人的思域中是否曾占有仅仅如金钱1%的席位？

   人与动物的唯一不同是，人对未来有新希望，那么希望在哪里？我们可以向西方文明的源流中寻求解决之道吗？这个答案会令人失望，因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在2008年岁末的时候已经陷入了大规模的骚乱。因为即使是古希腊的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那个将“正义”概念引人西方的智者说：建立城邦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作为整体的城邦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城邦中我们最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幸福。以此为出发点，西方人相信向外征服，并将收获向内分配是“正义”的行为，但现在的问题是，地球已成内闭的村庄，人向地球的索取也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人口仍在增长，那么，以此逻辑，人除了相互消灭还能干什么呢？

    我们是否可以向“上帝”求助？但现代人已经抛弃了上帝，这不仅是对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式愚民掠夺的反叛，更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上帝作为“他”的存在而难以被“我”证明——人虔诚地信奉上帝，只有死后才能被接入天堂，而死后的人是无法向自己活着时证明天堂存在的。

    那么，人类还有出路吗？有的！它就在东方，从中国盛唐时期起，所有当代西方人被困扰的谜题的答案就已经在哪里，它就像一盏智慧的明灯一直点燃在哪里，等待这“盗火者”前来，这个盗火者就像普罗米修斯用一根长长的茴香枝，在烈焰熊熊的太阳车经过时，偷到了火种并带给了人类。这个盗火者就像中国唐朝的玄奘，历经千难万险，从天竺带回了大乘佛学，从而使得盛唐文明终于抵至融会贯通的大成境界。

    不幸的是，千年的等待，千年的沧桑，她没有等到盗火者，她的守护者反而在封建愚民的麻醉下困顿萎靡，逐渐淡忘了民族的智慧和辉煌。她没有等到盗火者，反而等来了明火执仗的强盗，他们将珍藏着它的金银宝匣洗劫而去，而将匣子中真正的明珠丢弃在一边，遭受羞辱，不断蒙尘。

    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一轮轮西方列强的欺凌和侮辱中奋起反抗，在反抗掠食者的斗争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同时不断吸纳西方独立、自主、自强的青春活力，不断找回自信，寻回自我，重新回忆起自己盛唐的辉煌，终于觉醒于自己的文明使命。2008年，这个智慧之火在奥运圣火的引导下第一次燃烧在世人面前——尽管那只是它的表象。

                 精英的使命：融东西方精华创造新文明

    东方的智慧钥匙真的能解决西方的心病之锁吗？

    是的！例如什么是“正义”？这个命题困扰了西方数千年，而在东方智者的眼中，它非常简洁明了。孔子说：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用西方话语就是，正义就是不能对人对己使用双重标准，你自己不想受到的伤害，你也不要让别人蒙受。就如同西方人自己不愿在政教合一的统治下受难，也不要试图让西藏人在政教统一下受苦。佛学称：因果报应，循环不爽。用现代语言来说，人的确有做各种行为的权力，但你必须为此付出相应代价，这不仅仅是指干了坏事要被判刑，而比如，如果一个人成为金钱的奴仆，他就必然失去灵魂的高贵和民众的信赖。《道德经》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就是说——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圣人首先要对自己的子女与他人的子女一视同仁，否则他就会失去统御天下的合法性。

    根本而言，西方文明中最关键缺失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遁去的“一”。这个一就是对人对己不搞双重标准的一，是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对等后果的一，是统治者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一。这个一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言，就是“公正而不偏私”。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为天下贞。这个“贞”的含义正是“公正”，做到了这个公正，就会天下太平。而今美国是天下各国中的侯王，因为它失去了这个公正，越来越贪婪，向各国盘剥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这才是天下大乱的根源。

    《道德经》一语道破世界与宇宙演变之玄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西方文明是以二元为起始，我与他对立，他人即地狱；物质与意识对立，总要有个权威；人的兽性与神性对立，势必倒向一方。它从二元出发，演绎出不断膨胀的享乐欲望，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掠夺，演化出千变万化的物质商品和货币形态，错综复杂的对立博弈和不断加剧的种族对抗——这就像一个越飞越高的风筝，天上的风越来越大，我们手中唯一的线——公正却失去了，它难免迷失在风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好莱坞电影《角斗士》哀伤的音乐中，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西方精英内心深处的悲凉。因为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家园，古代的武士精英们在角斗场上厮杀到死，现代的智慧精英在金融市场上厮杀到人生终点。

    同样的悲怆，在斯宾格勒如同交响乐的行文中也流露出来：人是一个小宇宙，人的悲剧在于，它与大宇宙是隔绝的，它使得人的意识无法与宇宙精神合二为一，长久存在，这是所有精英悲剧的根源。

    东方的智者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用道家的语言就是：“致虚极，守静笃”，进而“炼精化气，练气还神，炼神返虚，炼虚合道”，这个道，你也可以称之为存在，或者是宇宙精神。在守静笃中，“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关闭视觉之眼，打开内心之门。打个比方，人的灵魂与肉体，就像鸟与笼子的关系，现代人的精神之鸟无法飞离肉体牢笼，无法自由翱翔在大宇宙的自由天地中，乃至因肉欲贪婪而肉体牢笼越来越坚固，精神自由之鸟反而日益委顿，甚至奄奄一息。东方智慧的关键是化贪婪为智慧——转变“牢笼柱子”的能量为“笼中之鸟”的成长力量，当笼子栅栏越来越细弱，而笼中之鸟越来越强大，终有一天，精神的大鹏会破笼而出，一如庄子所言——“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极致就是个人精神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合二为一——无大无小，无生无死，无悲无喜，无在而无不在。这个方法不只是一种理论设计，而是一种不断被验证的结果。只不过它的钥匙不是贪婪索求，而是放下一切执着，尤其是对金钱色情的执着。

    只有让人类精英找到更值得追求的理想，并且这个理想的实现是可以通过其个人主观体验证实的，人才可以真正主动地摆脱金钱的奴役，才能摆脱因金钱梦的破灭而仇恨一切，用暴力之血来发泄愤怒毁灭富人的悲剧循环。这个理想在东方已经吸引了无数最有地位和才华的人，宁愿放弃一切去践行它。与此相反的极致是，在韦伯式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无数现代西方精英以死在赚钱的岗位上为荣。

    这种追求，在当今时代中，也不仅仅是遁世逃避，仅仅寻得个人的思想和灵魂的自由；也应该示范于众人，每一个有这种追求的人都应该成为一座现实的指路明灯，这也是自我美德完善和圆融境界提升的需要——正如最完美的瓷器要在最高压的锅炉中烧炼而成。老子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子说：格物致知（革除物欲才能达成真知），正心诚意（以公正之心诚恳之意），（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学有云：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这将是真正中华精英的核心使命，创造更和谐美好的社会，修养个人智慧、美德和意志为西方精英的示范，创造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示范。诚然，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我们不仅要复兴东方智慧美德，还要向西方学习其程序透明的法治，将两者合二为一，方能创造更高水平的新文明和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智慧、美德和意志的示范不是软弱可欺，别人打我的左脸，我将右脸也送上，而要遵循天道无情之法，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给良善予和煦鼓励之慈，对贪婪以当头棒喝之威。在当下，尤其表现为坚决反击那种试图将金融大危机转嫁到中国来的图谋——将危机转嫁到中国来，几乎是“金钱王朝”挽救其崩溃的命运的最后机会，那些忠诚的金钱奴仆和那些尚未从金钱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他们为了追回逝去金钱的渺茫希望，会千方百计把中国拖入金融、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的深渊，盲不知自己在毁掉人的未来希望。分辨他们的不是靠肤色和国籍，而是他们是否试图将别人口袋里的正当财富巧取豪夺为己有。他们是狼性掠食者文化的代表，对于他们，真正的中华精英与之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只有坚决的斗争。这不仅是捍卫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更是护佑人类文明升级的责任。

    现代西方精英，尤其是美国右翼精英，他们就像得天独厚，娇生惯养，自私任性的青年。欲拯救他们，绝不可割肉饲鹰，必须先在竞技场上先战胜他们，折服他们。欲要战而胜之，必先实现我中华精英与西方精英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独立意志，克服自身不善在经济金融领域博弈和抗衡的弱点，成为站在西方精英面前的自信自强的猛士——没有人会向手下败将学习。这才是21世纪中华精英的真正“世界大同“和”天下主义”。只有让对手心悦诚服，他们才会真正地开始诊视东方绵延千年的智慧之火，进而使之成为全人类的精神瑰宝。

    展望未来一二十年，人类两条道路的选择已经日益清晰：一条是人类的精英战胜自我的贪婪和恐惧，从金钱的奴役中自我解放出来，变掠夺财富的才华为人类文明升级突围的智慧，拯救他人的同时也救赎自己；另一条是夕阳西下的投机贪婪终于耗尽宝贵的自我救赎的时光，世人终于忍无可忍，愤怒的群众以暴力和鲜血推翻金钱和精英的统治，人类文明在世界性战争后陷入半衰周期。

    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此做出选择，从奥巴马开始到你，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前者，并在全球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东西方文明精华融合的“新主流”潮流。那么，2009，就是人的转折之年，是人类文明升级的新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