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直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普京总统执政以来，坚决打击分裂势力，削弱寡头影响，整顿经济秩序，规范大众传媒，改组权力结构，积聚社会资源，强化中央权威，力图走一条俄式的政治道路。俄罗斯强化政治稳定以及控制经济资源的政策得到国内多数民众的支持，政府的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对外政策更加灵活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满于俄罗斯走“脱离西化的道路”，指责俄罗斯政府“压制民主，控制传媒，强化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损害人权，打压反对派，破坏司法独立，压制非政府组织，阻碍他国的民主化进程……”。它们认定俄“在民主上退步，在恢复苏联传统”，甚至不惜给普京扣上“独裁、专制”的帽子。面对西方的“民主攻势”，俄罗斯也不甘示弱，一方面在外交场合积极对话，一方面内部采取措施，主动应对。
提出“主权民主论”应对西方“民主普世论”
2005年5月，普京总统的政治顾问、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弗?苏尔科夫在一次对俄商界高层人士讲话中严厉批驳自由派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理论”，提出了“有民主，但更要主权”的观点，号召俄政治、商界精英要在政治民主方面形成共识，尽快形成俄罗斯式的民主发展观。今年8月底，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高层政治研讨会上，“主权民主”正式成为“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指导思想。俄罗斯提出主权民主的概念主要出自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对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提出质疑，不容许外部干涉俄罗斯内政。俄学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倡和发起的“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运动，是出于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盲目追求。“民主化”被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自由化和反共主义及分裂主义。与西方社会对戈尔巴乔夫时期“民主化、公开性”的赞誉相反，当今多数俄政界、知识界代表人士认为，1985—1999年是俄罗斯灾难性的15年，是政治混乱和社会倒退的15年。在这期间，苏共异己分子和自由化势力狂热地崇拜西方，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造成国家分裂，民族冲突，至今后患难消，西方“政治战略家”对此罪责难逃。俄《消息报》著名政治评论员安?科列斯尼科夫撰文指出，目前俄罗斯提出主权民主的概念，目的是向西方国家表明两点：一是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二是俄罗斯有权走自己的道路，别人无权干涉。
第二，与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民主自由体制”划清界限。俄政治学者叶利谢耶夫写道，叶利钦时期的自由民主派表面上打着西方民主的旗号，实际上是将“民主、民族自决”等口号作为他们打败苏共的手段。打垮了苏联、拆毁了苏共后，俄罗斯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却出现了极少数人的“寡头式的民主”，个人专权、寡头政治，犯罪猖獗、黑手党为非作歹，腐败贪污盛行。苏尔科夫指出，如果把那种情形称为民主的话，现在“我们要远离的正是这种民主，而且越远越好”。他强调，当今俄政治精英特别是州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一定要对上世纪末后15年的政治混乱和政治谎言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对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现象的回应。俄学者菲林认为，原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发生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是苏联解体后遗症，是上层争权夺利的结果，是一种扭曲和变质的体制，与民主毫无共同之处。那些打着民族的旗号、搞“非苏、脱俄”运动并非民主，只不过是妄图捞取投入西方怀抱的资本。苏尔科夫认为，那些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实际上是10多年前俄罗斯的翻版，这些国家将陷入政治泥潭，而走出这种泥潭也得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他拒绝将俄罗斯民主称为“可控的民主”提法，认为这种提法倒是可以使用于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那是一种异化了的民主，成为改朝换代、少数人私有化和谋求西方赏识的手段和工具。“可控的民主”是被操纵的、是外部强加的、是一种无效的政治经济制度。
第四，强调要寻找俄罗斯式的民主道路。俄著名政治学家格?巴甫洛夫斯基认为，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俄罗斯还没有明白什么是民主、怎样建设民主等问题。20年里的多数时间就是一味地要融入西方、向西方学习。针对俄境内外一些人对主权民主概念的批评和民主不需要任何定语等说法，他反驳道，世界上有“代议制民主、社会民主”等不同的概念。欧盟国家官方承认的“社会民主”概念在美国却得不到承认，美国提倡“市场民主”。他认为，国际上对民主和民主模式等不同理解需要宽容和包容。
俄舆论认为，主权民主的思想体现了普京总统的政治哲学，这就是消除政治混乱，实现政治稳定，通过政治治理、完善体制、巩固国家以及民主化要有序地进行。在普京时期，俄罗斯民主没有倒退，而是为更好地实现民主创造了条件。当前，为应对国际上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竞争，维护俄罗斯民族利益，迫切要求俄政治精英行动起来，在民主和政治发展等问题上形成共识。
进行高层对话，开展外交斗争
2004年以来，在民主问题上美国官方加紧了对俄罗斯的指责，认为俄已经偏离了“民主的发展轨道”，俄的民主应符合“自由竞争、法制、新闻自由、选举”等四项标准。2005年7月，欧洲议会提交了300多页的报告，对俄的民主状况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俄罗斯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今年3月16日，美国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俄罗斯政府“迷失民主之路”深表担忧，指责俄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不够彻底，并称“最近的种种趋势说明，俄罗斯正在偏离自由与民主之路，美俄两国未来的关系取决于俄如何调整其政治、外交和国内政策”。同日，国务卿赖斯在澳大利亚发表讲话时，公开表示希望俄罗斯人民“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建立负责的、透明的制度，要求能够自我组织起来向政府请愿，必要时采取行动更迭政府”。5月4日，美国副总统切尼在一次讲话中公开批评俄压制民主、恢复苏联体制、利用能源手段阻碍独联体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面对西方的批评和指责，普京多次与布什在不同的场合就民主话题直接交锋。俄罗斯政府也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国际传媒阐明俄对民主问题的看法。普京强调，俄在追求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时，并没有否认民主共同的基本原则。7月12日，普京在接受美、加、法三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的民主模式秉承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并强调俄选择民主道路是“自愿的，并没有外界的强制力量”。普京认为，当今俄罗斯并非像西方舆论描述的那样是“在民主进程中倒退”。他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俄建立所谓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偏激”的和“幼稚”的。那种所谓的自由只是极少数掌握金钱和财富的上层人物的自由。针对西方社会宣传“戈尔巴乔夫时期最民主”的说法，普京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先生生活在革命的时期，现在革命和反革命都已经成为过去，俄罗斯需要建设。
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强调：“俄罗斯将就如何贯彻自由和民主原则做出自己的独立决定，这必须从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及其他国情出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能够也将自主地决定发展民主道路的一切时间和期限、决定推进民主的条件。”普京提出，俄不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民主化之路陷入了停滞”。他不止一次地对西方记者直言，与总统通过选举人选出的美国选举制度相比，俄罗斯通过全民不记名的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的办法更加民主。
今年7月，在八国峰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与普京就民主问题的交锋引起国际舆论的很大反响。布什说：“我谈到我渴望促进世界上部分地区的制度变革，像伊拉克那样，那里有新闻自由和信仰自由，我告诉他，我们国家许多人希望俄罗斯能做同样的事情。”普京立即明确地回答：“我要坦诚地告诉你，我们绝对不需要伊拉克式的民主。”
抵制“颜色革命”，反对输出民主
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支持原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来挤压俄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也以树立民主样板来影响俄内部发生改变。个别大国积极拉拢一些国家作为攻击俄破坏人权和民主的桥头堡，同时极力扶持一些国家组成“民主选择共同体”，称之为“民主改造”的榜样和先锋。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暴乱发生后，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撰文宣称，俄罗斯暗地支持现政权，普京应对该国的“屠杀”事件负责。普京针锋相对地明确表示：“第一，民主是不能输出的，民主是一国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第二，在当今对国际法的遵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建立起民主的世界秩序。”普京认为，不应把民主问题作为外交手段，以此来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和政策，特别是不允许利用民主问题来企图从外部操纵作为一个大国的俄罗斯。
对于西方津津乐道“颜色革命”体现西方式民主的说法，普京反驳说，这些地区“最让我担忧的是以非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倾向，这才是最危险的”，“这些国家和人民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后苏联地区都将陷入无尽的冲突中去，后果严重”。普京公开表示对西方借“民主”旗号在原苏联地区推行“颜色革命”的做法十分反感。今年9月，他向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直言，乌克兰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在原苏联地区玩弄地缘政治游戏的产物。他警告说，这不仅会威胁该地区的稳定，还会严重影响其与俄的关系。
思想高度警惕，实际措施应对
2005年7月，美国国会两院分别批准在2006财政年度拨款5.6亿多美元，专门用于支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原苏联地区“民主化”进程。其中用于促进俄罗斯民主和经济变革的资金拨款达8500万美元，比上年度的4340万美元多出近一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资助俄的反对党和独立律师制度。今年5月18日，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将建立一支旨在支持世界范围内“民主发展”的“民主别动队”。根据美国政府设想，“民主别动队”将由外交人员和文职人员组成。一旦国际上出现“民主形势”的机会，其成员能够以民间救助者的身份迅速前往目的地。布什总统强调，有了这支部队就可以像军队一样将需要的专家派遣到国外，并在“几天或几个星期而不是像现在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内充分开展“政治民主援助计划”。
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在美国国会讨论拨款问题的当天，普京会见俄罗斯社会团体和人权委员会代表时表示，俄坚决反对国外势力资助俄境内社会组织。普京指出，谁出钱，谁点歌，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俄罗斯的事情只能靠自己来解决。
今年7月13日，正值八国首脑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俄“公民阵线”领导人卡斯帕罗夫及前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等人举行“另一个俄罗斯”集会，宣称“莫斯科已经成为全世界专制力量的大本营”。对此，俄罗斯议会和当局一方面表示抗议，另一方面组织亲政府的青年组织“我们”在会场外示威。为分庭抗礼，莫斯科同时举办由政界、学者以及传媒等代表人物参加的“我们与西方”会议。在会上，莫斯科市市长、俄最具影响的政党“统一俄罗斯”执委之一的卢日科夫激烈抨击西方以“老大哥”的样子对俄内政“指手画脚”。
在接受美、加、法三国媒体采访时，普京谈到民主的“另一面”，即某些国家利用俄的民主问题作为工具，以此达到其对外政策的目的。普京认为，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准备与任何伙伴在平等的条件下合作、接受善意的批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利用可能的杠杆，其中包括民主问题来干涉俄罗斯的内部事务”。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说：“有人认为民主比主权重要，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这两者都重要。”他批评西方某些国家在民主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不是以民主而是以利益或关系亲疏来划分所谓“民主阵营”，这种做法十分危险。
面对美国和西方愈演愈烈的“民主化”攻势，俄罗斯内部积极部署、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避免在俄内部发生类似颜色革命的“白桦革命”。例如，挖掘和迅速打击潜在的政治反对派人物和西方的政治代理人，限制政治反对派的活动空间；扩大安全部门权力，整顿外国背景的各种基金会；采取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管制传媒；成立金融信息监测署，构筑金融安全网；规范党团管理，改革选举制度；加强青少年工作，支持成立亲政府的青年政治组织，培养后备干部队伍；强化爱国主义教育；成立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机构，加强对外宣传，改善俄罗斯国家形象，等等。
经过公开交锋和暗中较量，俄罗斯在与西方的“民主”之争中逐渐由被动变主动，初步赢得了“有建设俄罗斯式民主的权利”。但是，俄政治家和学者也清醒地认识到，俄与西方分歧有着更深的战略背景和文化根源。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并不愿看到俄罗斯的复兴。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认为，“西方国家更喜欢一个软弱的俄罗斯，他们把俄罗斯建立自身安全视为一种威胁”。俄著名哲学家伊万?伊利因曾说过：“西方不能理解和容忍俄罗斯的独特性，他们把一个统一的俄罗斯视为其贸易、语言和扩张侵略的障碍。他们欲将俄罗斯分解为无数细小的树枝，以此点燃自己日渐衰落的文明。”因此，今后基于历史文化差异和战略利益的相悖，俄罗斯与西方在诸如民主问题上的斗争还会持续进行下去。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24期《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