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亨廷顿们的祖宗看他的“文明的冲突”

刘润为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一篇文化战的宣战书。文章说：自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的冲突将不再侧重于经济和意识形态,文化将成为分割人类、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文化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斗争的交火线。“儒家国家与伊斯兰社会将是西方下一轮的打击对象”。（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正是这一番高论,使他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摩登人物。
应当说，享廷顿和盘托出了美国的战略意图，朝鲜、中国、伊拉克、黎巴嫩、伊朗等非基督教国家确实是西方的打击对象。然而，那原因真的是出于文化上的分歧吗？国际垄断资本这个一向为钱而活的阿巴贡，怎么会突然变成文化战士浮士德了呢？
当然,世界上的任何物种都在变,但是这变总要有点儿依据、有个限度。从遗传学上说,就是要看你的基因如何。
那么,国际垄断资本这个超级财迷有没有文化战士的基因呢?这要到他们的祖宗那里去检查。而这个工作,中国人是完全胜任的,因为我们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同他们打交道。
众所周知，太平军的“拜上帝会”，实际上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组织。在挤满儒释道三教的中国,冒出这么一个文化组织,使得亨廷顿们的祖宗们十分欢喜，因为他们以为文化的同一性会使太平军成为他们一伙儿的人。于是,他们支持太平军造清政府的反。被称为英国官报的《北华捷报》，在1854年1月7日的社论中就曾相当热乎地说:“我们把他(按:指洪秀全)看作是以快速步伐推进中国真正开放的动力,他能促进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我们相信在他的更开明的统治下,我们的商人将能迅速摆脱目前的困难,赢得自由、互惠、清白无瑕的贸易的一切好处。”然而,他们很快就发觉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不对。太平军不仅反对清政府,也反对他们入侵中国。1860年,他们与清政府签定的《北京条约》,使他们在中国获得很多特权,可是在太平军的根据地内,这些特权都不算数。太平军非但不与他们进行鸦片这个“清白无瑕的贸易”,而且还焚烧鸦片。于是他们就翻脸——翻为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以前夸奖太平军的《北华捷报》,也破口大骂太平军是“打家劫舍”的“盗匪”,并且扬言道 :“为了尽快结束这长期不止的动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几乎都无人计较,因为叛乱正在使贸易受到损害。”英国全权公使约翰•包令向伦敦报告说:“现存的帝国政府,尽管它可能是很恶劣、腐败、愚昧的”,但是总要比太平军好；美国专员列卫廉也以同样的腔调向华盛顿报告 :“一度认为有巨大影响的叛乱,现在却被视作应予结束的有害的灾变。对帝国政府应予支持。”（见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第327－328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从此,他们不但为清政府提供洋枪洋炮和洋钱,而且还直接组织雇佣兵去杀太平军。美国流氓华尔、英国兵痞戈登,就是在这极不光彩的一页出尽风头的。
一边信奉西方文化,但是不给西方好处；另一边不信奉西方文化,但是给西方好处。你看,亨廷顿们的祖宗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国际垄断资本根本就没有为文化而战的基因,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断定: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们永远也不会仅仅为了文化去花自己的本钱。他们之所以要把“儒家国家和伊斯兰社会”当作打击对象，是因为这些国家还没有完全纳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还不那么俯首帖耳地任凭他们宰割。又是一个洋人,揭出了这个老底:“对于北方富国来说”,毋庸说文化,就是“采取民主政体或独裁政体”都“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它必须为帝国的利益服务。各种形式的政府都必须向资本帝国主义开放,服从资本扩张的需要。”(西瓦南丹《帝国主义究竟发生什么情况》,英《新政治家》1991年10月11日)看来,即使在西方,亨廷顿的谎言也不能遮天。
1996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