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与生态革命、社会革命
作者：刘春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3期
摘要： 美刊《每月评论》2010年1月号发表了约翰·B福斯特题为《为什么要进行生态革命？》的文章，分析了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极端严峻性以及进行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作者灵活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认为社会贫困问题和环境危机问题源自一个相同的机制：资本对工人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两种广义的自然财富进行控制和垄断然后获取利润，最后又破坏了人类财富的来源——自然环境和工人。作者还根据生态危机的严峻程度提出了融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为一体的可能的新社会模式。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全球生态问题中的“危机”一词有误导之嫌，因为这个词常常用在经济领域。但是，当我们谈到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时，我们指的是极有可能出现的终极危机——整个人类的死亡和人统治地球时代的结束。因为人类的行为而正在发生的环境变化有可能导致地球上大多数物种的灭绝和文明的结束，可以想像我们人类也将灭亡。
使目前的生态状况变得如此严重的是，人类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所引起的气候变化不是逐渐的、线性的过程，而是处于危险的加速状态，正在朝着地球系统突然变化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可以引用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主任、世界著名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的话，把它称为“通过放大反馈加剧形成的引爆点”。目前有4个重要的放大反馈：（1）北极海冰迅速融化，造成地球反照率（即太阳辐射的反射）的减少，因为黑暗的蓝色的海水代替了光明的、能够反射的冰，从而导致吸收更多的太阳能，增加了全球的平均温度;（2）北部地区冻土的融化，释放出被困在地表之下的甲烷（甲烷是一种比二氧化碳更厉害的温室气体），造成气候变暖加速；（3）最近有迹象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世界海洋对碳的吸收效率一直在下降，原因在于海洋的酸化（其原因在于过去海洋对碳的吸收导致海洋中碳的积累），从而加快了大气中碳的积聚，使气候更加变暖;（4）气候带的变化引起了物种灭绝，导致依赖这些物种的生态系统的崩溃，从而使更多的物种灭亡。
由于气候变化加速，我们采取行动来预防灾害打击和防止气候变化失去控制的时间段已经变得非常短。2009年10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吕克·尼亚卡贾作报告说，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25年近70%的地球陆地表面可能受干旱影响，而今天接近40%的地球陆地表面受到了干旱的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经警告说，喜马拉雅山冰川可能在2035年完全消失。这些冰川所供给的河流目前在为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饮水。这些冰川的融化会带来巨大的洪水，随后引起严重的缺水问题。
与当前全球变暖趋势密切相关的许多危险现已众所周知：海平面上升，从而将吞没全球各地的岛屿和低洼海岸线地区；热带森林消失;破坏珊瑚礁;引起“第六次灭绝”，它可以与地球历史上的大灭绝相近；导致大量作物消失；引发极端天气事件；饥饿和疾病四处蔓延。然而，事实上气候变化只是世界生态危机的一部分。例如，除了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害之外，追逐利润的直接结果是热带雨林被摧毁。由于目前农业综合企业的做法，土壤不断遭到破坏。有毒废料正在向整个环境扩散。过度使用化肥所导致的氮溢出影响着湖泊、河流和海洋，造成缺氧的“死亡地带”。
由于人类以复杂的、不可预测的方式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并影响到整个地球，可以想像将会有更严重的灾难发生。一个日益令人关注的问题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上升，从而导致海洋酸化。在二氧化碳溶解之后会变成碳酸，从而加剧海洋的酸性。因为二氧化碳在冷水中比在温水中更容易溶解，所以北极地区的冰冷的海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强其酸性。在十年之内，北极附近水域的腐蚀性会变得如此之强，以致于会溶解水生贝壳类动物的贝壳，并影响到整个海洋食物链。同时，海洋酸化似乎在降低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从而加速全球变暖。
这一切都具有无数的不确定性。然而，相关证据都表明，目前的趋势是不可持续的，即使在短期之内也是如此。唯一合理的答案是根本改变发展方向。而且，在某些引爆点即将来临的情况下，时不我待。最多在几十年内，地球系统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变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2007年的报告中指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不能超过百万分之450的浓度，并暗示这是碳稳定的故障安全点。但是，这些研究结果已经过时了。汉森指出：“过去几年的科学研究证明，从长期来看二氧化碳的安全水平不能超过百万分之350的浓度。”而今天二氧化碳的浓度已达到百万分之390。这意味着必须比原先所想的计划更快、更大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总体浓度。现实情况是：“如果我们燃烧尽所有的化石燃料，甚至仅仅再燃烧剩余储量的一半的话，我们将使地球上的所有冰都融化，并使海平面比今天高出250英尺左右。大冰原完全解体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这种变化将引起混乱的局面，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完全失去控制。”有80多个世界上最贫穷、最易受气候侵害的国家已经宣布，必须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降至百万分之350以下，而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不得超过1.5摄氏度。
一、否认危机的存在及其严重性的花招
因此，我们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制定一个社会战略来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不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必须足够大，而且必须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这种解决方案。必要变革的速度和规模是指必须进行一次革命，这个革命既是生态革命，又是社会革命。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反应不是承认危机的真正根源并得出适当的结论，而是竭尽全力去避免对其社会性质的质疑，并转而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技术修复或市场机制。
我们日益被引导着去相信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采用新能源技术，特别是提高能源和碳在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利用效率。在这个意义上讲，技术通常被抽象地当作救星，既与物理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无关，也脱离了技术应用的特定历史条件。关于后者，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之下，能源效率的提高通常将导致经济生产规模的扩大，实际上抵消了在资源利用效率和碳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个问题被称为“杰冯斯效应”。正如威廉姆·斯坦利·杰冯斯在19世纪所说，每一个新的蒸汽机在煤炭的使用效率方面都比前一个要高，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整体燃煤量的增加，因为效率的提高只会导致蒸汽发动机的增多和生产总量的增长。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经济的效率和规模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被证实。
关于环境问题的技术拜物教也往往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市场拜物教。这种拜物教极为普遍，即使像《自然的终结》的作者比尔·麦吉本这种激进的生态学家也在最近指出：“只有一个大杠杆足以使我们制度的变革速度满足其要求，即市场的力量。”
绿色市场拜物教主要表现在所谓的“排放限制与额度交易”——该口号是指通过政府创建一个碳交易和“碳抵销”的人工市场。重要的是要知道，实践证明，“排放限制与额度交易”已经失败了。虽然它是作为实施《京都议定书》的一部分而在欧洲颁布的，但是它在减少排放量方面并没有发挥人们所期望的那种作用。事实证明，碳交易计划充满着各种漏洞。“碳抵销”允许对排放没有效果的各种可疑的交易形式的存在。实际上，碳交易计划真正有效的唯一方面在于促进了投机者和企业获得巨额利润，因此投机者和企业总是支持碳交易计划。最近，“地球之友”发表了一个题为《是次级碳吗？》的报告，指出在排放限制与额度交易协议之下出现了以碳交易为形式的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所有这一切促使汉森把排放限制与额度交易称作把我们的子孙后代锁在灾难之中的“魔域奇兵”。
与全球变暖的主要应对方法相关的假面舞会表现在美国众议院在2009年6月下旬通过的气候法案。据说，该法案如获通过将会在2009年到2020年期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17%，使美国的全球温室效应污染水平与1990年相比减少4%—5%。这仍然没有达到《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到2012年使富裕国家把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于1990年削减6%—8%的目标水平，而这个目标也只是应对全球变暖的第一个很小的步骤，而在当时人们认为这个问题还不太严重。即使实现了美国众议院法案所提出的目标，也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该法案的限制性附属细则使得这个极小的目标也无法实现。煤炭工业被给予的时间是在2025前实现该法案的污染减排任务，也可能在2025年之后延期遵守。就象汉森所指出的，该法案赞同建立新的燃煤发电厂。同时占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四分之一的农业综合企业被完全豁免了规定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义务。众议院法案中的排放限制与额度交易条款每年把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给予美国各地约7400个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免费分发。这些污染配额将一直增加到2016年，而且公司被允许无限期地“储存”这些配额以供日后使用。到2027年为止公司能够通过购买与污染控制项目相关的“碳抵销”来履行所有义务。更糟糕的是，众议院通过的法案目前正在参议院审议，无疑参议院中反对该法案的议员将更加保守，从而将给予企业更大的让步和更多的碳抵销。即使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那么用汉森的话来说，最后的法案“将更加糟糕”。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谈判之前的准备期，美国在其中扮演着破坏者的角色，即使最有限的自愿协议也遭到了美国的阻挠。美国坚持只能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办法，例如排放限制与额度交易。
因“盖亚假说”而闻名于世的地球系统科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认识到世界大国在扮演古代罗马城发生大火时皇帝尼禄的角色。（公元64年罗马城发生大火，而皇帝尼禄却在远处边弹琴边观赏这场大火。——译者注）他认为，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和人类文明的毁灭现在可能是不可逆转的。然而，他的“解决方案”是在世界各地大量建设核电厂（他看不到这一过程所伴随的巨大危险），或者使用大量飞机向大气的平流层喷撒二氧化硫来阻挡部分太阳光、减少到达地球的太阳能，通过这种地球工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另一种常见的地球工程方案是向整个海洋倾倒铁屑，以加强海洋的碳吸收的特性。
理性的科学家认为，地球工程计划所设想的大规模干预地球系统的方案（例如，阻挡阳光）本身具有巨大的、无法预见的后果。这些计划也不能解决这一危机。即便是把大量的二氧化硫大量倾倒到平流层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不解决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个根本问题的话，那么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越来越多地向平流层倾倒二氧化硫。此外，它不可能解决与二氧化碳大量排放相关的其他问题，如海洋酸化问题。
因此，以技术修复和市场机制为重点的应对世界生态危机的主导方法是在否认危机的存在及其严重性，是为那些受经济安排变化影响最大的企业的既得利益服务的。戈尔在其新书《我们的选择：一个解决气候危机的计划》中列举了否认危机存在及其严重性的主要形式。戈尔认为，答案在于创建一个“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无视现行制度的缺点。他把气候变化形容为“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失灵”，谴责当代资本主义的“短视”观点、“市场必胜主义”以及与环境有关的“根本缺陷”。然而，他无视这一切，向读者保证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来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制度。
二、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
事实上，可以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为了理解这一点，求教于马克思是非常有用的。马克思整个思想的核心在于批判不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及其对人类和自然造成的严重后果。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广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也曾有过商品市场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些社会，但是只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系统完全是以商品生产为核心的。“商品”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售、换取利润而生产的产品。我们称之为“产品”，是因为它具有使用价值，即它通常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需要，否则就没有必要生产它了。但是资本家唯一关心的是它的交换价值，即它所能带来的货币收入和利润。
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商品生产”是一个理想化的经济形态（这常常被认为是在描述我们的社会），其交换结构是，体现一定使用价值的某种商品被用来交换货币（货币仅仅是一种交换手段），随后货币又被用来换取另一种商品（即另一种使用价值）。在这里，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交易过程可以称作C—M—C。在这一过程中，商品交换仅仅是物物交换形式的一个变种，而货币仅仅便利了交换的进行。交换的目标是某种体现为质量的具体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通常会被消费，从而结束了这个交换过程。
然而，马克思坚持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是完全不同的，交换采取M—C—M′的形式。在这里，货币资本（M）被用于购买商品（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生产另一种可用于销售、赚取更多货币（M′）的商品。其中，M′=M+Δm（或称剩余价值）。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就不会自动停止，因为它没有天然的尽头。相反，剩余价值（即利润）被再投资于下一轮循环，目标是获得M″，随后再次循环往复，直至无穷尽。
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自我扩张的价值，不断地进行积累，没有止境。资本总是无穷无尽地超越限制它的各种障碍。否则它就不是资本（即一种能够自我生殖的货币）了。因此，资本将自然、自然规律以及人的一切变成其自我扩张的手段。结果是产生了一个迷恋利润和积累的指数增长的系统。“积累啊，积累啊！这是摩西和先知们！”
若想弄清剩余价值（或利润）从何而来，就必须深入到交换过程的内部，研究劳动力和生产的领域。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工作日所产生的价值可分为两个部分：（1）用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即工人工资）的部分，从而这部分的劳动构成必要劳动；（2）在工作日剩余部分付出的劳动，可称作剩余劳动，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称毛利润）。因此，利润被视为剩余，包括支付工资后所剩下的，每个商人本能地都理解这一点。马克思指出，剩余劳动（即无偿劳动）与必要劳动（即有偿劳动）的比例就是剥削率。
这个过程的逻辑是，被资本家所侵吞的剩余价值的增加依赖于对人类劳动力的有效利用。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1）工人在同样报酬下被迫工作更长的时间，由此增加了总工作时间，从而增加了工作日的剩余部分（马克思称之为“绝对剩余价值”）；（2）在更短的时间里生产劳动力价值，也就是与工人工资相同的价值（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从而增加了工作日的剩余部分（马克思称之为“相对剩余价值”）。
因此，资本主义在不断地追求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依赖于使生产资料革命化，目的是提高生产力、减少工作日中有偿的那一部分。在生产或积累的无穷无尽的跑步机上，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生产革命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积累的逻辑把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和权力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并产生了一个失业者的庞大的产业后备军。
与此相伴随的是劳工的进一步异化，人们的创造潜能被剥夺，并破坏了对劳工生理再生产至关重要的环境条件。马克思说：工厂制度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
对于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说，自然被明确称作给予资本的“免费礼物”。因而，自然并不是直接决定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因素，而交换价值构成了私人资本积累的基础。不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认为，自然构成了社会财富，因为自然等同于使用价值。它不仅包括稀缺的东西（例如交换价值），而且包括本来就十分丰富的东西（如空气和水等）。
从这些差别中产生了后来所谓的劳德代尔悖论，这与劳德代尔第八世伯爵詹姆斯·梅特兰的思想相关。他在1804年指出，扩大私人财富（交换价值）的一个方法是摧毁社会财富（即使用价值），即把昔日丰富的东西变得稀缺。这意味着扩充个人财富的方式包括：地主垄断井水，对原先免费的东西开始收费；或者通过焚烧农作物（这是自然的出产）来产生稀缺性，从而获得交换价值。即使是空气本身，如果它变得稀缺并能够为它定价的话，也可以用来扩大私人财富。劳德代尔把这种人为地创造稀缺性的行为看作那些私人垄断土地和资源的人在掠夺社会的真正财富。
先是李嘉图，后有马克思，都十分赞赏劳德代尔悖论及其对私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之间的反比关系的批评。马克思强调，在广义的商品生产体系下，自然沦为送给资本的免费礼物，因此自然被掠夺了。事实上，工作日中的无偿劳动时间为资本家带来了剩余价值，这意味着人的劳动力遇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而人的劳动力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力量”。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是用延长工作日，或者提高生产率，增强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等等办法，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自然和工人的无偿劳动以类似的方式被当作给予资本的免费赠品。
鉴于这一传统批判的性质（马克思把其发展到最高水平），作为该制度辩护士的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既反对传统的价值理论，又拒绝接受劳德代尔悖论，这是不足为奇的。在19世纪后期出现的新边际主义正统经济学抛弃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财富与价值之间在经济学中的各种形式的区分。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认为自然对财富没有任何贡献。然而，少数异端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否认自然对财富的贡献只会助长对共同资源的浪费，而这种浪费是这个制度的特征。这些经济学家包括亨利·乔治、凡勃伦和弗雷德里克·索迪。凯恩斯在关于以金融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书中写道：“在会计师的滑稽的恶梦中，我们有能力切断太阳和星星，因为它们不支付股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具体表现在资本主义在地球的新陈代谢中制造了一个裂缝，即自然条件的再生产受到了破坏。他用生态的术语为劳动过程下了定义，把它称作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代谢作用”。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天然的新陈代谢产生了裂痕。走数百英里、有时甚至数千英里路把粮食和纤维运往城市，意味着土壤养分的丧失，如氮、磷和钾，最终导致城市的污染，而土壤本身的“组成部分”被掠夺。这造成了“土壤持久肥力所需的永恒自然条件”的破坏，要求对这种新陈代谢进行“系统性恢复”。尽管自然科学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贾斯特斯·冯·李比希的化学），但是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在这方面理性地应用科学原则是不可能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同时破坏了“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体系，其最终根源在于它的“先决条件”，即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基础。这些都是可以从“原始积累”或者对公地（所有人的习惯所有权）的剥夺的历史中找到的，从而也可以在工人本身的谋生手段被剥夺的过程中找到。正是这种剥夺为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把土地变为私人财产，变成一种纯粹的积累手段，同时就为破坏人类与地球的新陈代谢打下了基础。
掠夺第三世界使这一进程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更严重的破坏性。在这里，奴隶贸易与对全球土地和资源的掠夺为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工业厂房提供了劳动力和原料。所有大陆（或者至少是欧洲殖民主义能够渗透的那些地区）都被毁坏了。这个进程现在还没有完成，在边缘国家里农业综合企业的扩张导致其农民被剥夺生产资料，这是当今一种主要的社会破坏和生态破坏的形式。
因此，马克思的整个批判表明，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其根源在于不断地对人类和自然力进行剥削和掠夺。正如马克思所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他在《资本论》中嘲弄地说，在德国人改善了风车之后（荷兰人随后模仿了这种形式），腓特烈一世皇帝、贵族和神职人员徒劳地进行过斗争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是风的老板？”如今，这个关于把空气商品化的早期企图的评论在今天更加具有讽刺意味——戈尔自己所谓的“次级碳资产”正在推动产生一个关于地球大气层的投机泡沫。
三、走向生态革命
如果上述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我们面临着灭绝性的危机，威胁着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人类文明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另一方面，有人试图通过技术修复、市场魔术和“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想法纯粹是在否认生态问题的存在，因为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这个不可持续发展的现行制度所固有的破坏力。这表明，唯一合理的答案就在于生态革命，而且这种革命必须同时是社会革命，旨在创建一个公正和可持续的社会。
为了在目前严峻形势下进行生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短期战略和长期战略，两者相互补充。汉森已经提出了一个主要针对工业国的短期战略。他首先提出所谓的“地球物理的事实”是：余下的大部分化石燃料必须留在地下，特别是煤炭，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尽快降到接近零的水平。他提出了三项措施：（1）必须停止烧煤（除非能够把碳回收，现在这在技术上是无法做到的）；（2）通过在能源生产领域逐步提高税收来不断提高矿物燃料消费的价格，并把其全部收入当作红利，按月直接再分配给碳排放量较少的大众；（3）发动大规模的全球性运动来阻止砍伐森林，并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他认为，大多数人民的碳排放量都低于平均水平。如果能够免除人民的能源成本的增加，他们将从碳红利中获得净收益。因此，如果碳税能够直接造福于人民，那么它将赢得对变革的大量支持。这将有助于动员人民来支持气候革命，特别是那些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汉森关于“收费和红利”的建议显然不会增加既得利益者的利润。在这个计划中碳税的任何收入都要民主地运营，把收入和财富重新分配给碳排放量较少的人（即穷人），不能分配给碳排放量较大的人（即富人）。
汉森已经成为气候斗争的一个领袖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科学贡献，还因为他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权力制度，从而他日益激烈地挑战这种权力。因此，他宣称：“运载煤炭到发电厂的火车是死亡列车。燃煤发电厂是死亡的工厂。”他批评说那些向“排放限制与额度交易”投降的人注定要失败，例如戈尔之类的人。他提出，当局不愿、也不能采取行动意味着必须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因此他呼吁进行群众性的“民间反抗”。在2009年6月，他和其他31个人因反对破坏环境的采煤而被逮捕了。
要制定出一个紧急应对气候问题的战略，关键是要认识到国家能够通过政府监管和支出计划等手段来直接干预气候危机。二氧化碳可被视为一种可由法律管制的空气污染物。可以要求电力设施越来越从可再生的资源中获得能源。太阳能电池板可作为强制性建筑规范的一部分。国家要大力支持对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和计划的重大投资，包括通过大量资助公共交通来减小对汽车的依赖性，例如城际列车和轻轨火车，并对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相应地进行必要的改造。
从全球来看，这个斗争必须考虑到经济帝国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的现实。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富裕国家进行积累的结果，大气能够容纳的碳排放浓度已达到了极限。因此，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目前进一步受到为了整个地球的利益而限制碳排放的迫切需要的限制，虽然说在事实上不发达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产生没有任何责任。南方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比北方国家要更早、更严重，而且它们比较缺少经济资源来适应这种变化。这一切意味着非帝国主义的、更可持续的世界解决方案最初取决于所谓的“萎缩和趋同”——使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急剧萎缩（特别是富裕国家的），并使地球上所有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趋同，维持在对地球来说可持续的水平。然而，由于科学表明甚至较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长远来看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制定战略使边缘国家引进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成为经济上可行的选择——即对社会关系进行必要的彻底的变革，使它们能够稳定和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量。
《巴马科呼吁书》提出，对于反帝运动来说，一个主要任务是加紧反对军事开支的增加（2007年美国军费达到10000亿美元），并停止政府对全球农业综合企业的补贴，目标是把这些资金转移到保护环境和满足最贫穷国家的社会需求等领域。富国欠贫穷国家一个庞大的生态债务，必须把这一点确立为世界正义的一个原则，因为帝国主义列强抢劫了全球公共资源，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掠夺了边缘国家。
迄今为止，生态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自南方国家的运动，表现在农民之路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组织的壮大，例如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正在进行的革命，如拉美人民玻利瓦尔联盟和尼泊尔的革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巴一直在应用永久农业设计技术，把节能自然生态系统应用在其农业领域，创造了粮食生产革命。石油国家委内瑞拉由于历史原因而在经济上依赖石油的出售，但是它近年来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逐渐变成一个以集体需要为导向的社会，并在粮食主权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翻开历史，值得回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代表，因为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因此它代表着所有人的利益，它不仅要消灭自己所承受的压迫，而且要消灭压迫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增长，“非人道的生存条件的焦点”从中心国家转移到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保罗·斯威齐提出，虽然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客观条件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欧洲境况较好的工人的生活条件是不同的，但是它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中人口众多的欠发达附属国的群众”的严酷的、不人道的生活条件是相同的。这有助于解释“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例如越南、中国和古巴。
抚今追昔，我认为生态革命新时代的主要历史代表和发起人要从极可能最早被即将来临的灾难所打击的第三世界群众中寻找。今天，生态的前线可能是恒河三角洲，以及印度洋、南中国海的低洼、肥沃的海岸地区，包括印度的喀拉拉邦、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他们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情况相同，在采取必要的激进措施来避免（或适应）灾难问题上没有什么可失去。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商品形式的普遍推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最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侵害，例如低洼的珠江三角洲和从深圳到广州的广东工业区——有时两者是相互重叠的。那么，这里可能构成新的环境无产阶级的全球中心。
但是，我们现在陷入了真正的地球危机，这需要进行一次超越所有地理界线的世界起义。这意味着在第三世界进行的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必须激起全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破坏地球，并抵制无穷无尽的积累。严重的环境灾难将超越所有的阶级、国家和立场，并通过打破马克思所说的“连续几代的链条”而消灭时间本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从而有可能根本抛弃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破坏引擎，把人类和地球的新陈代谢新概念付诸实践。但是，与往常一样，真正的变化将来自那些受现有权力和财富制度最严重异化的人。目前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有希望的是以青年为基础的气候正义运动的迅速崛起，它正在变成直接行动动员和挑战当前气候谈判的相当大的力量。
显然，全球生态革命的长期战略是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即为了社会主义而斗争。两者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还为彼此提供了核心内容。没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革命；而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生态的。这符合马克思本人对社会主义（或称共产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我们可以从查韦斯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三角形”（来源于马克思的思想）的角度来理解生态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基本三角形”包括：（1）社会所有制;（2）工人组织的社会生产；（3）满足共同的需要。如果要维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三角形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必要的。“生态的基本三角形”（这个思想甚至更直接地来源于马克思的思想）可以把这个思想进一步补充和深化，它包括：（1）自然的社会使用，而非自然的所有权；（2）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关系；（3）满足当前和后代的公共需要，以及生活本身的需要。
正如刘易斯·芒福德1944年在其《人类的状态》（Condition of Man）一书中所说的，人类所需的生态变革要求推动“基本的共产主义”，“把家庭的标准应用到整个社会”，“根据需要、而非能力或生产贡献”来分配收益。这意味着首先把重点放在“教育、娱乐、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艺术”、粮食生产、农村和城市环境以及一般的“集体需要”上。“基本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借鉴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真正平等的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芒福德在其最具社会主义色彩的词语“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中，把这个思想与穆勒的观点联系起来。在这里，“静止状态”是一种不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经济生产制度，其中社会的重点是集体的发展和生活的质量。芒福德认为，这要求培养一种新的“有机人（orgnic person）”——这种人只能在斗争本身中产生。
21世纪这种生态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真正激进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应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这种关于建立可持续的平等社会的梦想必须用以界定当前的社会斗争，这不仅因为它关系着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生态环境，而且它是发展人类自由所必需的历史条件。今天，我们面临着进行一次有生命的新革命的挑战，其中为了人类平等而斗争和为了保护地球而斗争正在合而为一。我们只有一个未来，即可持续的人类发展。
[刘春元：河南南阳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