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悖论:资本主义与生态破坏

    

    人们普遍认为，今天的正统经济学正在应用于一种全新的目的：使地球免遭由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生态破坏。它许诺，要通过消除极端行为和赘疣的资本主义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做到这一点。越来越多自诩为“可持续发展者”的人认为，资本的无限积累——这是从亚当•斯密到目前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信条——与保护地球并不矛盾。通过创造新的“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使市场效率影响自然界及其再生，资本主义制度就能够继续发展。实际上，这些设想不过是靠毁灭地球获取利润的策略的翻版。
    在这场悲剧和闹剧的背后是一种扭曲的认识，这种认识深植于将财富完全视作交换价值的制度的运作之中。在这种制度中，只有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才计算在内，外在于交换系统的外界自然——水、空气、生物物种——被当作“免费的礼物”。一旦戴上了这种有色眼镜，就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在正常的商业条件下，今后大概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相对来说都是没有障碍的，就像美国著名气候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所说的那样——尽管在权威的气候科学家看来，对人类文明和地球生命来说，在这一时间段内选择如此的路径绝对是一种灾难。
    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预测，是因为按照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看法，自然对财富的贡献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正统经济学家裹缚在自己的茧中，要么间接地全盘否认自然的存在，要么以为自然可以完全服从于狭隘的、贪得无厌的目的。 
    这种经济学的致命缺陷可以追溯到它的概念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兴起，通常与排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及边际效用/生产力观念对它的替代联系在一起。然而，人们很少认识到，另外一个重要观点也同时被抛弃了，即财富和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这样就难以形成更为宽广的生态财富观和社会财富观。正统经济学的闭目塞听将更大范围的自然界和人类世界排斥在外，这遭到了詹姆斯•梅特兰（罗德戴尔伯爵）、卡尔•马克思、亨利•乔治、凡勃伦和弗雷德里克•索迪等评论家的质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他们称为生活在经济学“下流社会”的人。今天，在环境遭到无限破坏的时代，这些非正统的观点正在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罗德戴尔悖论

    目前经济思想中的生态矛盾可以用经济史上所谓的“罗德戴尔悖论”作出最好的解释。詹姆斯•梅特兰是第八位罗德戴尔勋爵（1759—1839），是《公共财富的本质和起源，及其增长方式和原因调查》（1804）的作者。在与其名字相联的悖论中，罗德戴尔认为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呈负相关，后者的增长往往会导致前者的减少。他写道：“公共财富可以准确定义为：包括一切人的欲望所及的东西，不管是有用的还是令人愉快的。”这些物品具有使用价值，从而构成财富。但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不同，它需要某种额外的东西（即有另外的限定）。私人财富包括“一切人的欲望所及、对其有用或令其愉快的东西；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
    换句话说，稀缺性是使某种东西具有交换价值并增加私人财富的必要条件。但公共财富不是这样，它包括所有的使用价值，因此不仅包括稀缺的东西，而且包括丰裕的东西。这一悖论使罗德戴尔认为，如果空气、水和食物这些原本丰富而必需的生活要素具有了交换价值，那么它们的日渐匮乏就会增加个体的私人财富，而且实际上会增加国家财富——它被认为是“个人财富的总和”——但要以牺牲共同财富为代价。例如，如果有人可以垄断之前只要缴纳水井费就可以自由获取的饮水，那么国家可计算的财富就会有所增加，而其代价则是人们会越来越口渴。
    罗德戴尔认为，通过人为制造对人们普遍有用和必需的商品的短缺来增加私人财富，任何这样的主张都会使“人类的情理产生逆反”。然而，他意识到，他所生活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许多方面恰恰是这样做的。他解释说，在植物特别繁盛的时期，荷兰殖民者靠焚烧“香料”或出钱雇请当地人“收集肉豆蔻树的幼花或绿叶”来杀死这些植物。而在物资丰裕的年代，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者通过制订法律，针对每一个在他们的土地上劳作的奴隶焚烧一定比例的烟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增加短缺性，通过毁掉构成公共财富的东西——在这里指土地的物产——增加私人财富（和一些人的财富）。罗德戴尔写道，“那些在利益驱动下利用这一原理的人对此非常了解，因此，只有在不可能形成普遍联合的情况下，才能保护公共财富，使其免遭个人贪欲的侵袭。”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富从一开始就与纯粹的财产不同，它是与洛克所谓的“内在价值”即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谓的“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当然，物质的使用价值是始终存在的，而且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在市场上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也包含着某种别的东西：交换价值（价值）。因此，每一种商品都具有“二重性”，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罗德戴尔悖论只不过反映了财富/价值的双重属性，这一属性造成了社会总财富（总的使用价值）和私人总财富（总的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
    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回答罗德戴尔悖论时，强调了从概念上区分财富和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重要性。与罗德戴尔一样，李嘉图强调，如果由于绝对稀缺性的增长，以前可以免费获取的水或其他自然资源具有了交换价值，那么就会出现反映自然界使用价值减少的“财富的实际损失”——即便私人财富有所增加。
    而亚当•斯密的主要法国信徒、新古典经济学的先驱之一让•萨伊则仅用定义回应了罗德戴尔悖论。他认为，财富（使用价值）应包含在价值（交换价值）之中；这样实际上就抹杀了前者。于是，在《关于政治经济学和商业停滞给马尔萨斯的信》（1821）中，萨伊否定了“罗德戴尔伯爵给财富下的定义”。萨伊认为，彻底摒弃认为财富等同于使用价值的观点是绝对必要的。他这样写道：
    亚当•斯密注意到存在两种价值，一种是使用价值，另一种是交换价值，于是他立即完全放弃了前者，他的书从头至尾关注的都只是交换价值。你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先生[对马尔萨斯说]；李嘉图先生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们都是这么做的：因此，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因此]财富包含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价值中；将价值这个词仅仅限定于为人们承认的、可交换的价值。
    萨伊不否认“确实存在对人类十分宝贵的自然财富，但这种财富不是可以用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的那种”。然而，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的概念——它完全取代了财富的概念——中包含的只有交换价值。与交换价值不同的自然财富或公共财富是不为人注意的。
    与马克思称为“浅度融合”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情形相比，罗德戴尔悖论在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引起的麻烦并不算多。仅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似乎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在序言中，穆勒宣称（在萨伊之后），“那么，财富可以被定义为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有用或有益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使财富变成了交换价值。不过，穆勒特有的折衷主义及其传统根基也使他暴露了这个定义更加不合理的一面，从而动摇了他自己的观点。这样，还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他对罗德戴尔悖论的深层探究，指出了资本积累和公共财富之间的冲突。在穆勒看来：
    换不来其他任何东西的物品，不管它们多么有用或必要，都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例如，空气虽然是最为必需的东西，但因为它可以无偿获取，因此在市场上并不具有价格：累积空气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利润或使任何人享有优势；其生产和分配的法则是与政治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研究主题。但是，虽然空气不是财富，无偿得到它的人还是可以富有得多，因为原本需要用来供应最为急迫的必需品所需的时间和劳动，现在可以用于其他目的了。空气成为财富的组成部分，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人们习惯于长期呆在空气不能自然进入的地方，就像沉入大海的潜水钟一样，那么人为供应的空气，就像导入房子中的水一样，就具有价格了。如果由于自然界的革命，可以消费的空气变得过于稀缺，或者可能被垄断，空气就有可能获得很高的市场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占有空气对于其所有者来说就会超越自身的需要，成为一种财富；初看起来，这种对人类可能造成巨大灾难的做法似乎增加了人类共同的财富。这种错误的关键在于，它没有考虑到，无论占有空气的人靠牺牲他人利益变得如何富有，所有其他的人都会更加贫穷，因为他们不得不为以前无偿获取的东西付出金钱。
    与罗德戴尔一样，穆勒在这里要告诉人们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垄断的日益发展，对私人财富的狭隘追求可能会与社会和共同体的公共财富产生巨大的裂隙。然而，尽管见解深刻，穆勒却在序言中结束了这一讨论，并且由于将财富仅仅定义为交换价值，他最终放弃了罗德戴尔悖论。萨伊评价《国富论》的作者斯密的话因而也适用于写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穆勒。大自然不是被当作财富加以对待，而是被当成了某种免费供应的东西，即从资本主义价值计算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免费的赠品。

                             马克思和罗德戴尔悖论

    马克思与萨伊和穆勒不同，像李嘉图一样，他不仅坚持了罗德戴尔悖论，而且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坚持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财富和价值之间的矛盾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在《哲学的贫困》中，他针对蒲鲁东在解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时产生的混乱指出，罗德戴尔已经对这一矛盾做了最生动的说明，“将他的体系建立在两种价值负相关的基础之上”。实际上，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展开的，这表明这种矛盾是其《资本论》论点的关键内容之一。他确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获取交换价值，大自然遭到了掠夺性的开采：“地球是一座仓库，可以从其内部攫取使用价值。”
    马克思试图以经济—价值关系、同时又以自然界的物质转换看待资本主义经济，上述立场与这一点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马克思是第一个将能量和熵的新概念结合起来的主要经济学家，他将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用在了对生产的分析上。这在他对代谢断裂的看法上有所表现——食品和纤维物质被运进城市，在那里，从土壤中获取的养分却没有返还给土地，从而毁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造成了空气和水的污染。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界和劳动力都遭到了掠夺，因为二者都被剥夺了再生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认为，不是“新鲜的空气”和水而是“遭到污染的”空气和水成了工人的生存方式。
    马克思分析了以毁灭自然财富进行积累的做法，最明显的要数他对资本主义地租及其与工业化农业的关系的看法。李嘉图的农业地租理论植根于“土壤原始的、不可摧毁的能量”；马克思回答说，土壤没有“不可摧毁的能量”，就是说它可能会降级，即受生态破坏的影响。正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看法上，他对代谢断裂和罗德戴尔悖论的分析在总体批判中联系了起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也常常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物质条件，即为了“子孙后代”需要保护地球。他坚持认为，可持续性就是人们认识到，没有哪个人（甚至整个社会或所有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能）拥有地球——它必须按照良好的家庭管理原则为子孙后代保护好。在现有的条件下，要使人与地球的可持续关系成为可能，联合生产者就要按照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需要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代谢关系。这意味着，要保护好这一进程中所涉及的重要生活条件和能源。
    在马克思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比消除对土地的大规模私人垄断更重要的了，这种垄断使大多数人丧失了：（1）与自然界的直接联系；（2）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3）对地球的共有关系。因此，最后，他欣然引述了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1851）中“使用地球的权利”一节中的话。斯宾塞公开宣称：“公平……不允许将土地占为私产，否则地球上的其他人将只能生活在困苦之中……不可能发现任何使土地成为私有财产的模式……对土地的专有权就是对土地占有的专制主义。”斯宾塞坚信，土地，无疑是属于“巨大的团体——社会”的。人类是地球的“共同继承者”。
    尽管马克思通常只从人类特有的视角看待自然，但在捍卫使用价值时，他也不时提到大自然的权利，即不能将它变成纯粹的商品。正如恩格斯所引用的托马斯• 闵采尔著名的反对言论：在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植物，通通攫归私有”。

                                生态与劳动价值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所遵奉的劳动价值论，绿色思想家们（包括非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经常进行攻击，说它使马克思与今天所需要的生态价值分析直接对立起来。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中指出，现代社会有一种倾向，即“将一切我们没有亲自生产的东西都视为无价值的。甚至在伟大的马克思博士提出所谓的‘劳动价值论’时，他也犯了这种致命的错误”。最近一部环境社会学文集的作者路易斯•巴博萨写道，马克思“相信原材料是自然界无偿给予我们的，而人类劳动则赋予其价值。因此，马克思没有注意到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生态社会主义者让-保罗•德莱亚热指责说，马克思将劳动看作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样他就“没有赋予自然资源任何内在的价值”。社会生态学家马修•汉弗莱相信，“马克思所遵奉的、认为非人化自然毫无价值的劳动价值论”，是“其人类中心观”的明证。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所使用的某些概念范畴，如作为“免费礼物”的大自然和劳动价值论本身，都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明，只是它们被纳入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因为它们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倾向和矛盾。在谈到超越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有限社会范畴时，马克思使用了这些概念。早在马克思之前，重农主义者以及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就明确提出了自然界是供人开发的“免费的礼物”的思想。此外，在马克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存在于主流经济学中。马克思承认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但他很清楚地意识到深置于这一观念中的社会矛盾和生态矛盾。因此，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马尔萨斯进行了一再的谴责，认为他迷恋环境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礼物”的重农主义观念，但却没有认识到，为了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以此为基础的全部价值结构——而对大自然进行实质性掠夺实际上是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强调，为了子孙后代，需要保护地球。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将环境作为无偿的对象进行掠夺，只不过表明了自然财富和有组织地对其进行“抢掠”的资本积累制度之间的矛盾。
    然而，由于将自然界当作“免费的礼物”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所以它仍然包含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之中。在19世纪末伟大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作品中，它不断以公理示人，而正统经济学教科书也一直提到这一点。坎贝尔•麦康奈尔得到广泛使用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第十版（1987）这样说道：“土地指所有在生产过程中可用的自然资源——所有‘大自然的免费礼物’。”在该书后面一些地方，我们发现了这样的语句：“土地没有生产成本；它是‘大自然免费和无法再生的礼物’。”事实上，这一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非常重要，它一直存在于主流环境经济学中。例如，在《环境经济学概论》（2001）这本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尼克•汉利、贾森•肖格仁和本•怀特指出：“自然资本包括所有[免费的]大自然的礼物。
    绿色评论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知之甚少，对于马克思之于劳动价值论——即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的观念——的坚持，他们往往以否定的态度加以审视。然而，劳动价值理论不仅限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同时也构成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基础，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之所以会误以为劳动价值论具有反生态的本性，是因为价值和财富的属性被混为一谈了——因为在今天的主流经济学中，它们是被视为同义语的。正如我们所见，正是罗德戴尔悖论使得萨伊、穆勒等人放弃了财富（使用价值）的独立属性——为之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传统奠定了基础。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大自然无疑是没有价值的（即免费的礼品）。而问题是，该如何摒弃那种与价值和经济学核心框架不同的财富观，因为它为一种重要的——我们现在称为“生态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述，对于放弃区分财富和价值的做法，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后来当其他社会主义者接受“价值等于财富”的错误观念时，他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如果人类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之一——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了价值的基础——那么自然就是财富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源泉。那些堕入资本主义价值分析的商品拜物教者将劳动看作财富的唯一源泉，这就赋予了劳动以“超自然的创造力”。在《哥达纲领批判》开端，马克思宣称：“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在《资本论》的开端，他引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的说法：“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坚持认为，“人与自然”是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两个最初的源泉”，“二者始终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未能将自然纳入价值计算当中，并混淆了价值与财富，这是资本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保罗•伯克特曾写道，那些“批评马克思没有将自然看作价值源泉的人，应该将批评的矛头转向资本主义自身”。
    正如罗德戴尔一样，马克思也雄辩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以价值积累、甚至是以牺牲实际财富（包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为前提的，只是马克思的论辩更为有力和一致。马克思强调指出，资本家以“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来处理他与世界的关系。或者，如他经常说的那样，资本像吸血鬼那样对待自然——即一种需要通过吸吮世界的血液来维系的虽生犹死的状态。

                            天真的经济学家及其批评者

    然而，在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著作中发展到顶峰的关于财富的全部传统观念，却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崛起被颠覆了。这一点在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卡尔•门格尔的著作中会更为普遍地看到。在《经济学原理》（1871）中，门格尔直截了当地抨击了罗德戴尔悖论（事实上，将之称为“悖论”可能就是由他开始的），认为“这一悖论乍看起来会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但它却是建立在错误区分的基础之上的。在门格尔看来，放弃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财富/价值的区分是很重要的。财富以交换为基础，而现在人们却认为它源于主观效用。在回答罗德戴尔和蒲鲁东的问题时，他坚持认为，有意制造自然的稀缺性（对资本）是有利的。事实上，他颠覆了罗德戴尔悖论，认为对于可大量获取的（非经济）物品（如空气、水、自然景观）来说，持续不断地促进它们的减少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最终必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它们的短缺——这样财富的构成要素就增加了。同样，门格尔声称，由于矿泉水的稀缺性，它很有可能最终变成一种经济物品。在门格尔这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先驱看来，罗德戴尔所认为的悖论甚至不幸——通过毁灭社会财富促进私人财富的增长——正是目的本身。
    这种在经济学中消除财富悖论的尝试，遭到了亨利•乔治、凡勃伦和弗雷德里克•索迪以及其他非主流经济学界人士的严厉指责。乔治在其最畅销的著作《进步与贫困》（1879）中，再三强调了保留财富的社会概念的意义：
    如果考虑到集体的或总的财富，那么许多通常被说成是财富的东西根本就不能算作财富。这类东西具有交换价值……因为它们代表了个人之间或个人集合之间获取财富的能力，但它们不是真正的财富（从社会的角度），因为其增加或减少不会影响财富的总量。债券、抵押契据、本票、银行票据或用于财富转移的其他契约就是这样的东西。奴隶就是这样的东西，其价值代表的只是一个阶级占有另一个阶级的收入的能力。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就是这样的东西，其价值的产生只是由于承认了某些人对这些资源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价值所代表的是所有者在此情况下获得的、要求分享由使用者创造的财富的权力……通过设定政治主权，债务有可能被取消，奴隶有可能获得翻身解放，土地有可能重新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而总的财富的价值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减少，因为一些人失去的正是另一些人得到的。
    乔治仔细研究了经济学中财富定义的变化，严厉谴责了萨伊、穆勒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因为他们丢掉了使用价值的概念，而完全以交换价值界定财富。他认为，所生产的财富基本上是“作用于物的劳作的结果”，并与可生产的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价值源自劳动。像马克思一样，他借鉴了希腊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仅由劳动创造出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无中生有”。
    针对狭隘的、对财富的正统经济分析，其他持不同经济见解者也提出了挑战。凡勃伦坚持认为，在所有权缺位的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的主旨是为私利攫取公共财富。他称之为“美国计划”，因为“与其他地方相比”，它在美国的表现“更加一贯，也更为广泛”。他用与罗德戴尔相似的语言，将它称为“通过使抢夺合法化的计划，将所有公共财富转变为私利的既定做法”——特别是“攫取肥沃的土地，并将其转化为私利”。这种贪婪的制度在美国的奴隶制时期、“在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强奸和屠杀中已然形成”。
    192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索迪是一位重要的生态经济学先驱。他是马克思的崇拜者，他指出，一个常见的错误是认为马克思将人类劳动看作一切财富的源泉。索迪强调，马克思遵循配第和古典的传统，将劳动看作财富之父，将土地看作财富之母。富饶的大自然是世界“总财富”的组成部分。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中，索迪再现了罗德戴尔悖论。他指出：
    甚至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尝试给“财富”下定义时，就已经产生了混乱，尽管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似乎谨慎得连定义也不敢界定。这样，我们发现财富包括——这么说吧——得到认可的生活必需品，或某种同样确切的、被人认同的东西，但是，如果它像阳光或氧气或水那样无限丰富，那么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它就不再是财富了，尽管如果缺少这其中任何一种必需品，生活就会难以为继。
    对此，索迪写道，“经济学家对生活的科学规律一无所知，没有形成任何关于财富的概念”；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也没有考虑到自然和社会的代价。谈到穆勒对罗德戴尔悖论的歪曲，索迪提到了一些人“奇怪的倒置”：他们将市场交换作为价值/财富的唯一尺度，因而认为制造食品、燃料、空气等的稀缺性可以使人类更加富有。其结果是，“经济学家使自己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进退维谷的境地”。
    尽管遭到了非主流经济学的严厉批评，但在主要的分析框架内，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传统还是逐渐远离了任何社会/公共财富的概念，将社会（和自然）成本的全部问题排除在外。因此，正如生态经济学家威廉•卡普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私营企业的社会成本》（1950）中所解释的，尽管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介绍了其与正统经济学传统的重要相似之处，但事实仍然是：“社会成本分析不是在价值和价格理论的主体中，而是作为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的独立系统进行的。”卡普将社会财富/社会成本的全部问题的提出追溯到罗德戴尔那里，而将马克思看作对资本主义掠夺地球的行为作出最严厉批评的人之一。

                              罗德戴尔悖论的回归

    今天，与19世纪初刚刚形成的时候相比，罗德戴尔悖论甚至更有意义了。现在，水资源短缺、空气污染、世界性的饥饿、日益严重的燃料短缺以及地球变暖成了全球不争的事实。此外，在体制内，利用物质匮乏增加私人财富的尝试是经常性的，如全世界的水私有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谈到了“罗德戴尔悖论的回归”——只是这一次是来报复的。
    主流经济学的生态矛盾最显著的表现，是它无力应对地球的环境危机。这既表现在它屡屡不能理解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的程度，也表现在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狭隘的积累战略上。其中第一点的表现，是一些知名的正统经济学家——甚至那些专事环境问题的人——天真得令人惊奇；这源自一种扭曲的计算，即计算交换价值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将使用价值即自然和公共财富问题排斥在外。正因为如此，1991年《科学》杂志引用诺德豪斯的话说，农业，这一对气候变化敏感的经济部门，只占全国产出的3％。这意味着仅仅农业的失败是无法对美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农业的失败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显然，这不是自然界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这与它未能考虑到物质的现实有关。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贝克曼在他的著作《小是愚蠢的》（1995）中表达了同样短视的观点，声称：“到下世纪末，即使[美国]农业的净产量下降50%，也只是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仅仅削减了1.5%。”这种观点使他在别处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通常的商业情况下，全球变暖对世界产出的影响“微不足道”。同样，瑞典银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1997年的《外交》杂志中写道：“[发达国家的]农业实际上是受气候影响的唯一经济部门，而它在国民收入中只占有很小的份额，在美国是3%。如果气候变化使得农业生产率急剧下降，那么生活成本就会上升一两个百分点，而这个时候的人均收入可能已增加了一倍。”
    这里的基本假设——农业是对气候变化唯一敏感的经济部门——显然是错误的。但这类观点真正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闭目塞听阻遏了哪怕一点儿常识之光的降临。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成为一切，但他们没有注意这样的事实，即这种计算只关心累计的经济价值，而没有考虑物质存在的全部领域。这里没有将生产理解为一个系统，其中包括外在于国民收入核算的自然界（和人类）。上述观点还暴露出惊人的天真——它没有认识到，农业产量减少一半将不可避免地对粮食价格产生巨大影响！今天，面对“如海啸般席卷世界的饥饿”，以及全世界至少有10亿人不能稳定地获取食物的现实，著名主流环境经济学家仅仅在10年前发表的无知言论似乎就是犯罪了。
    一种同样扭曲的观念认为，全球变暖对经济的“影响据估计是微不足道的”，这使诺德豪斯在1993年将气候变化归为“第二层次的问题”，并认为“多数经济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气候变化做些许限制，然后收拾起我们的工具，关注更为迫切的问题。”虽然他承认，科学家们为与目前趋势相关的日益迫近的环境灾难担忧，但他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更为“乐观”了。
    对此我们都不应感到惊讶。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公共福利的总方针是涓滴经济学；通过对资源和人的劳动的集约化开发，它为社会上层制造出难以计数的丰裕。它的理由是，部分财富会最终渗透到社会下层；这是一种虚假的承诺。与此相似，这种制度在生态方面的承诺可以被叫作“涓滴生态学”。据说，通过无限制的积累和不断提高的效率——一种次生效应，环境会得到改善。几乎无人提及的事实是，这种制度为人称道的效率是非常有限和具有破坏性的。
    罗德戴尔悖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它对稀缺性的依赖。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没有什么比丰裕更危险的了。这样，浪费和破坏对于这种制度就是合理的。尽管人们常常认为，环境成本增加会限制经济的增长，而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成本仍然是由整个大自然（和社会）担负的。通过对部分自然（公共财富）有选择的商品化，反过来为私人利润的获取开辟了新的前景。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不论是生态成本的增加还是经济危机，都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存在真正的反馈机制，通过它可以验证资本主义对文明和生命自身的生物圈环境造成的破坏。目前，依这种制度的荒谬逻辑，靠毁灭地球获利的全新产业和市场——如废物管理行业和碳交易——正在开放。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些新市场具有存在的必要，是因为它们为资本运动规律不断产生的问题提供了部分的、临时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自然稀缺性的发展被当成了进一步实现世界公共资源私有化的大好时机。公共资源私有化的悲剧只是加速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发展了依重于它的制度。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淡水资源的迅速私有化；现在，它被当作进行全球积累的新的巨型市场。淡水的干涸和污染减少了公共财富，为资本创造了投资机会，而靠销售日益稀缺的水资源获取的利润则被当成是对收入和私人财富的贡献。因此，毫不奇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1998年的巴黎会议上建议，在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上，各国政府应当依靠“大型跨国公司”，建立“水权开放市场”。
    不仅水的稀缺提供了新的获利机会，燃料和食品的情况也是如此。随着世界石油需求超过供给，燃料的日益短缺已导致了化石燃料和能源价格的普遍上涨，并使得全球农业从粮食作物转向了燃料作物。这促成了农业燃料市场的繁荣（政府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由予以推动）。而结果则是更大的粮食短缺——这使得食品价格螺旋式上升，世界性饥馑骤然出现。投机者一贯认为，这是通过对土地和初级商品资源的垄断更快地发财致富的机会。
    碳交易计划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一计划是为了在促进利润增长的同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尽管在这方面的试验迄今一直是失败的，但计划却仍在继续。在这里，资本的扩张超越了保护生活重要条件的公众实际利益。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统治阶级各阶层总是力求避免在这一领域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革，因为社会—环境关系的任何实质性变革，都将意味着对单调式生产本身的挑战和一场生态文化革命的发动。
    事实上，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全球变暖和荒漠化都是变相的福祉，它们只是增加了私人财富扩张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得不回到罗德戴尔的问题：他问道：“该怎样评价这样一个人呢：作为增加国家财富的手段……他竟然建议制造水资源的短缺——水资源的充裕当然是群体的最大福祉之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做这种打算的人依此方式可以增加个人财富的数量。”
    当然，许多生态评论家试图通过设计新的、包括了“自然资本”损耗的绿色会计系统来解决自然界贬值引发的矛盾。这种尝试在表明制度的不合理性方面是重要的，但它们遇到了严酷的现实，即目前的国民核算制度的确准确反映了资本主义忽略/低估自然力（包括人的劳动力自身）价值的现实。要改变这一点，就必须超越这种制度。在我们这个发生全球生态危机的时代，价值衡量的主导形式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堕落和环境恶化的模式——使资本主义靠毁灭地球获取利润。
    在马克思的批判中，价值被当作财富的异化形式。真正的财富来源于自然和劳动力，并与真正的人的需求的实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写道，事实上，“说产生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它所创造的财富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这是不对的……使用价值总是包含着自然因素……劳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一种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代谢]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罗德戴尔悖论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分析之谜，而是一种制度的最主要矛盾，这种制度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只有“同时毁掉一切财富的最初源泉——土地和工人”——才能得到发展。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10期，摘自2011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