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委内瑞拉等拉美三国已决定给斯诺登提供人道主义庇护，这对滞留莫斯科机场已达两周的斯诺登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然而，玻利维亚总统专机因被怀疑藏匿斯诺登而迫降的事件，使得斯诺登如何离开俄罗斯抵达南美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自6月23日从香港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中转区以来，斯诺登先后向21个国家提出了避难申请，巴西、芬兰、德国、印度等国直接予以拒绝，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挪威等国则以“需在本国领土提出申请”为由婉拒，中国、荷兰等国则没有明确表态。而斯诺登目前所在的俄罗斯，尽管守住了不把他引渡到美国的底线，但仍然巴不得他赶紧离开。庇护了阿桑奇的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在接到美国副总统拜登的电话后，也改变了原先倾向于庇护斯诺登的立场。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7月初在俄罗斯参加天然气输出国论坛峰会时曾呼吁全球保护斯诺登，但当时仍有所保留，仅称仍在考虑斯诺登的庇护申请。促使马杜罗立场转变的关键，是几天前发生的玻利维亚总统专机迫降事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同样参加完天然气输出国论坛峰会回国途中，因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四国怀疑机上藏有斯诺登，禁止专机飞越领空，导致专机迫降在奥地利，据说奥地利还派人搜查了专机，确认没有斯诺登后才放行。这一违反国际法的事件激怒了整个南美，导致群情激愤，此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先后向斯诺登伸出了橄榄枝。

　　在这一场事件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欧洲的态度。欧洲国家向来有着同情弱者的天性，热衷于追捧那些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唱对台戏的人，为他们提供庇护甚至颁发大奖;欧洲人非常在乎自己的隐私;大部分欧洲国家是美国的盟国。按照斯诺登的爆料，欧洲国家也是美国的监控目标，美国国安局在欧盟总部及其位于华盛顿和联合国总部的建筑物内安置监控和窃听设备，同时对其内部电脑网络进行渗透，这种监听和网络渗透已长达5年之久。德国更是受到了美国的“特别照顾”，遭受的监视程度与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国相同，高于其它欧洲国家。

　　因此，按照正常的逻辑，欧洲应该庇护斯诺登并对美国的行为暴跳如雷，但事实是，除了口头上轻描淡写的抗议和要求解释之外，欧洲国家的反应出乎意料地平静。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不仅对自己的遭遇敢怒而不敢言，也背离了一贯宣扬的保护人权的理念。这背后的原因，相当值得玩味：

　　首先，此次美国的态度异乎寻常地强硬，这种“天子之怒”让所有国家都得认真计算拂逆美国的成本。在美国看来，斯诺登吃里扒外，犯了叛国罪，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逍遥法外，在这一点上，美国两党是有高度共识的。事实上，斯诺登是奥巴马任内第7名被以间谍罪起诉的泄密者，如果不能把他缉拿归案，奥巴马政府不仅会丢了面子，而且会面临来自共和党的强烈质疑，事件分分钟有可能演变成另一个“班加西事件”。因此，奥巴马政府是铁了心要把斯诺登抓捕归案，为此不惜对所有可能收留斯诺登的国家虚声恫吓。尽管不知道美国有没有直接对相关的欧洲国家施加压力，但即便那四个国家是自把自为，也是揣摩“上意”的结果。

　　其次，在监控通讯的问题上，欧洲国家也不清白。斯诺登此前就爆料称，英国借办G20峰会，截取与会外国政要电话和监控他们的互联网通讯，并利用地利之便，监听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通讯。德国《明镜》周刊也报道说，德国虽然是美国的一个监控目标，但德国联邦情报局一直在和美国国安局分享相关的情报资料。显然，在监听的问题上，天下乌鸦一般黑，欧洲只是技不如人、落了下风而已，这里面，已经没有道德什么事了。也难怪连《金融时报》也只是建议趁机发展和加强欧洲的网络安全，并从中寻找商机，对谴责美国只字不提。

　　第三，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使得欧洲国家在无奈之下选择了安全。2004年马德里发生3·11恐怖袭击事件，2005年伦敦发生了地铁爆炸事件，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安全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各国政府和民众对隐私保护的态度。恐怖分子充分利用了现代社会的便利，娴熟掌握各种高科技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监控通讯固然侵犯了隐私，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安全。另外，很多人本来就把大量个人信息放在社交媒体上，这些都导致很多人对个人隐私没以前那么在乎了。

　　第四，欧洲和美国的自由贸易谈判马上就要开始了。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这一谈判“优先考虑公司利益，是一个不民主也不透明的谈判过程”，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美欧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的贸易额每天就达20亿美元。美国还提出2014年使双边贸易额翻倍的目标。就直接投资额而言，美国2011年对欧直接投资达2000亿欧元，相比之下，对中国近10年投资总额才达400亿欧元。而美国仅仅对比利时一国的投资额就超过了对中国的投资额。紧密的经贸联系是美欧关系牢固的基石。而且美欧之间早在二战结束之后就建立了“特殊关系”，其间历经反苏、反恐、伊拉克战争等多次考验，并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渊源作为底色，其规模和稳固程度是中美关系无法比拟的。而对于被欧债危机搞得元气大伤的欧盟来说，抓牢美国也有迫切的现实需要。

　　在一系列精准的算计之下，斯诺登这个理想主义者就成了国际政治现实的牺牲品。只有30岁的他，离开稳定舒适的生活，离开正在谈婚论嫁、以舞蹈为业的女友，选择做一个告发美国政府机密的“叛徒”，只是因为有一个“生活在没有监控的世界里”的理想，但这个理想注定不可能成为现实。是顺利到南美避难，还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和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后回国，斯诺登的最终归宿，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他的遭遇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美欧之间的猫腻和心照不宣，也照出了国际政治中利益压倒公义的残酷现实。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