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声名狼藉
奈兹宁•巴尔玛 刘俊 译
2012年6月，在叙利亚长达一年半的暴力冲突造成超过数万人丧生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考虑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施加更多的国际压力。而俄罗斯和中国则再次否决了对叙利亚采取多边干预的决议草案，这是两国在过去9个月中第三次对涉叙决议投出否决票。此后不到两周，科菲•安南就辞去了联合国及阿盟驻叙利亚特使的职务，并悲叹道：“如果当事各方、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社会都不想谋求和平，那我也无能为力。”
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看到，相反，它似乎在不断地重复上演。最近数年间，我们没能看到世界虽然几经隔离主义带来的挫折却还是逐渐向国际问题解决机制靠拢的一幕，而是恰恰相反的情景：在重大问题上开展国际合作的案例罕见得令人震惊。全球治理正处于严重的干涸期，这一点在那些日渐增多的关键性国际问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包括核扩散、气候变化、国际发展和全球金融危机。
那么，众多西方观察家所谈论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到底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既没有秩序也没有自由。
事情本不该如此。在人们构想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他国的崛起”应该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助力。权力与影响力的再平衡应该使国际政治更加民主，多边行动更具合法性，同时还为之提供更多的资源作为支撑。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共同体的扩大在实现体系自我建设的同时也应该透过网络效应将关键国家囊括进来，即在面临每一新决策时都把加入该秩序的好处(或者反对该秩序的坏处)变得更大一些。但现实情况却是，世界并未就气候变化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定;没有在持续10年之久的全球贸易回合谈判中取得任何进展，也没有重开新一轮谈判的动向;对朝鲜、伊朗以及中国南海的重大安全问题没有采取一致回应;而且也没有付出明显的努力，并采取协调措施来把握“阿拉伯之春”这一有可能称得上是近20年间自由主义进步的最佳契机。
全球治理的消失这一现象本身已不存在太多争议，真正的问题是其原因何在。一般观点认为，我们目睹的是国际自由主义秩序正身陷重重包围之中，周遭各新兴国家和老牌强国环伺，都在为了未来全球体系中的一席之地而争斗不已，正是这种争斗阻碍了全球治理的发展。这一思维方式将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定义为：找到一种方法让美国及其盟友能将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融入现行秩序之中，同时又能对这一秩序的基础进行巩固和加强。
但这种描述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是错误的。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秩序都不可能身陷包围(或是预备接纳新兴势力)，因为它根本不具备允许这类情况发生所必需的广度或深度。当前的自由主义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算作一个愿景，而并非对各国如何采取实际行动或全球治理如何发挥实际作用的描述。6年前，我们称之为“没有西方的世界”的多国架构悄然崛起，与其说它公然挑战了现行秩序，倒不如说它暴露了现存国际框架体系固有的脆弱性。
听上去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是个坏消息，对于追求全球自由主义的努力来说更是如此，但不必匆忙下此结论。在21世纪，要推动某个符合规范的自由主义议程得以实现仍然是有可能的，只是需要另辟蹊径。一旦战略专家接受了自由主义秩序或多或少形同神话这一事实，他们就能撇下“某些国家正在攻击或挑战自由主义秩序”这种令人焦虑的概念，而美国也能够从“捍卫自由主义秩序”这一假想的责任负担中解放出来。我们就能转而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集中精力一步步完成构建自由主义秩序所必须完成的任务。
忠实拥护者立刻就会跳起来捍卫“自由主义秩序蓬勃发展”这一概念，证据则是那些过时的成功标准。战后国际秩序所达成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最初目标如今只能被看作是最低标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全球贸易体系陷入“竞次”的恶性循环中。除此之外，过去70年间我们当然也看到了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动向取得的一些进步，但这些并不像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产物，反而更像是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的产物。
真正有意义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如果得以实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来看一个基于客观的定义吧：在这样的世界中，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间都会遵循那些有利于逐步实现共同安全、共享经济利益、保障个人权利的国际规则。各国会逐步淡化对相对优势和自力更生的强调。大多数国家会意识到外交政策选择(所带来的总收益)将受到多边机制、全球规范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限制。它们将让渡相当一部分主权以换取面对共同挑战时的积极交流与合作。而且它们会接受这样一个观念：追求经济增长的最好方法不是重商主义而是进行整合，而且经济增长才是国家实力、发展和影响力的最可靠来源。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期待某种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演变，从而构建一个具有捍卫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权利和义务的“国际社会”。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支持者对提出明确定义这件事心存犹豫，这并不足为奇。在二战后的世界里，上述自由主义秩序的组成元素几乎没有哪一条能算得上在某段时期在全球层面上得以实现。自由主义秩序也许拥有几座孤岛，但这些孤岛所身处的海洋却截然不同。而且这些导向因素当前的发展趋势大多已经偏离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方向。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先看看国际自由主义深层中的两个荒诞之处。第一，对二战后美国权力与领导地位的表达和自由主义秩序得以成熟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相同的。下面这种描述大概人人都耳熟能详了：美国赢得了二战胜利并掌控了全球GDP的一半。美国建立了一个旨在推动经济开放的国际体系，以及一种鼓励在安全和政治问题中寻求合作的半制度化解决方案。而且美国为维持全球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全球公共物品-一种外延性的安全威慑力量以及全球储备货币。该体系的一些必需元素之所以在后霸权时代还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对于其他重要国家来说，维持制度化合作所带来的好处超过了试图改变游戏规则所需承担的成本和风险。
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描述变得更加有趣，更加矛盾，也更为重要。此时也就出现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深层所具有的第二个荒诞之处：自由主义秩序具有不可磨灭的磁性。冷战的结束和随之而来的反共浪潮应该有利于自由主义世界扩张其广度和深度。国内方面，新资本主义民主应该集中关注个体基于市场的经济选择和基于选举的政治选择;国际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在一系列自由主义国际规范下变得更加有序，这些规范赋予并保护资本主义民主所提倡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自由主义秩序的地理版图应该已经扩展到将非西方世界也囊括其中。其多边规则、制度和规范应该在经济、政治和安全各领域之间变得越来越有分量。随着良性的网络效应发挥作用，这一体系对美国势力的依赖性应该大为减弱。照理来说，加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应该比反对它(或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它)更加容易也更加有利。选择独立于该体系之外会逐渐变得越来越不现实：鲜有国家可以想象如何仅仅依靠自身来面对现代治理带来的重重矛盾，在不断扩大的多边自由贸易和唇齿相依的安全体制面前尤其如此。
这个故事在高潮部分描述了一种具有磁性的自由主义，各个国家及其外交政策决策在这种磁性影响下都会受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吸引，就像钢铁受磁铁吸引一样。在过去20年间，排除掉少数例外，美国外交政策都是在假设这种磁场很强大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基础上进行预测的。这个理念虽然很有诱惑力，但不应该与现实混为一谈。现实中，该磁场最显著的特征正是它的吸引力很弱。如果有人说今天的世界各国感觉自己是自由主义秩序体系的平等一员，或是对这一体系负有责任，受其节制，那简直是无稽之谈。而且从1989年算起，大约1/4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现在如果再抛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因为尚属起步期所以发展较慢的说法，也已经变得十分虚伪。这种说法好像期待着下一波民主转型和多边事务重大突破能够带来像二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那样的推动力，把自由主义秩序带回往日取得胜利的辉煌时刻。但事实恰好相反，满怀雄心壮志的自由主义到头来却是一蹶不振。
半个世纪前的情形看似前途更加光明。那时，首轮关贸总协定(GATT)谈判以及北约组织(NATO)的成功建立展现了多边治理可以达成的宏伟目标。然而，自从数十年前国际机制取得了这些在全球合作中比较容易实现的成果之后，就一直在应对紧迫国际问题时表现得裹足不前。20世纪90年代为推进全球自由主义创造了具有最大可能性的种种条件，但在冷战结束后，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步伐却显得出奇的肤浅、脆弱或是短暂。
不妨问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中国家是否已经感受到并且证实了自由世界秩序所具有的不断增强的磁性?许多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后转型国家在80-90年代接纳了“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包括贸易自由化、市场化以及国有资产私有化。但这些调整大都是在强权的阴影下得以实现的。它们一般都将这些调整所带来的负担不成比例地压在最弱势社会群体身上。而且鲜有例外的是，这些调整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波动面前变得更加脆弱，而不是更加强大。拉美债务危机中期施行的结构调整政策，以及随之而来80年代该地区所谓“失去的十年”，都见证了这些政策存在的各种缺陷，俄罗斯人90年代权证私有化计划的失败，其后的资产剥离以及寡头财富集中化的惨痛经历也同样是这种政策缺陷的见证。
如果这些就是能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得到的回报，那么自由主义这个品牌无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已经声名狼藉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法兑现“滴入式增长”承诺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而另一边，国家资本主义以及资源民族主义虽然在另一类矛盾面前也很脆弱，但在当下却能为许多新兴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看起来也就更像一条前途光明的新型发展道路。虽然这种模式的某些过激行为时不时会引起一些倒退迹象，比如安哥拉或赞比亚的抗议活动，但这些情况不应该与同重返自由主义解决方案的向往混为一谈。而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各国经济表现的对比也没能为自由主义的经济表现洗刷污名。那些曾经认为美国式投资银行主导的资本分配模式很有吸引力的人肯定不会认可，而那些曾经认为欧盟式社会福利资本主义是自由主义下一进化阶段的人们也不会认可。
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域，自由主义具有长期吸引力的说法同样缺乏证据。盘踞在那些国家的独裁者出于保卫自身合法性的目的，经常用漫画来讽刺推进民主的行为，将其描述为一种路人皆知的阴谋，其目的在于用一个能够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或更乐意充当西方国家走狗的政权来取代当前政权。在实际操作中，自由主义秩序有关于民主自由的一整套模式往往被简化为仅剩下监督选举程序这一个内容。结果几乎无一例外地令人失望，冷战后，从柬埔寨到伊拉克的国际干预带来的后遗症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21世纪早期东欧和中亚地区发生的更加有组织的“颜色革命”也陷入了平均主义，事实上普通公民参与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机会仍然少之又少，“自由之家”称其仅仅达到了“部分自由”。在“阿拉伯之春”轰轰烈烈开场之后仅仅两年，中东地区类似的幻想也破灭了。在这些案例中，实在难觅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那种磁力的踪迹。
当代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最能说明这种最关键变革磁力究竟从何而来。东盟已经成功地通过协调而推动了本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但这种进步并没有一套自由主义原则或者共同规范作为基础。相反，其目标十分工具性：保护本地区免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并且联合起来以谋求与中国相对等的经济地位。而且很明显，东盟并不是一支追求个人政治与经济自由的力量。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抵御外界“干预”内部事务的壁垒。人们偶尔听到的该组织施行共同治理方案这一类令人鼓舞的消息更多地来自西方观察家，而非来自组成这一集团的国家及其人民。
全世界的政府支持派会提出抗议，认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已经证明国际经济合作的强劲程度比我们所认知的要高。在这种观点看来，多边金融机制已经通过了压力测试，并防止了世界陷入以邻为壑贸易政策、报复性套汇和资本管制带来的经济混乱。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迅速复苏常被用来充当经济合作相对比较成功的证据。这个论点的问题在于，对于该体系面临崩溃的恐惧，以及各国将缩回重商主义保护壳之中的担忧，都与百年前毫无差别。当今有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话题居然与金本位制即将结束、大萧条即将发生时一模一样，这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明显的自由主义进步了。全球经济治理可能确实有助于防止不断重复的螺旋式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毁长城的行为，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重点关注自由主义进步的世界秩序，应该对全球经济治理所订立的目标再提高一些要求。而且，事情也还没尘埃落定。在美国以外的许多人看来，美联储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他国的汇率和通胀率来说离货币战争也相去不远了。敏锐的分析家已经注意到，随着银行的经营行为更加谨慎也更偏向于在本国进行，跨境的自有资本流动已经有所减少。这种非常有可能孕育货币战争和贸易战争的全球环境几乎不可能促进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任何良性发展和扩张。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国际社会总是面临着类似的战斗，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在建立共同安全体系时也总会经历类似的失败。在非洲大湖地区，持续15年的内战和冲突直接或间接导致了500多万人死亡。就在该地区的北面，国际社会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苏丹发生种族灭绝惨案。而那些在主要国家眼中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比如叙利亚，则演变成了地缘政治僵局。
联合国安理会上一次成功地就重要共同行动达成一致还是在利比亚问题上，但现在，中国和俄罗斯都认为它们被故意误导了。那个所谓的有限人道主义行动其实是由联合国非法授权的政权颠覆行动。事实上，多边主义的爆发使得今后的全球安全治理变得愈发难以实现。与此同时，安全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已经转移到那些二线的维和行动以及抵御配备有机枪和快艇的海盗这样的问题上。这些事务当然也是有价值的，但无助于解决国际安全议程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而在新涌现的、也是前瞻性全球治理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网络安全以及无人机问题)上，并没有配套任何规则和机制，也不存在合法且值得信赖的机制来设计这些规则和机制。
如果对现行体系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进行评估，那就会发现它在面临各种最重要挑战时正在逐渐落后，而且落后的距离越拉越远。这些重要挑战包括金融稳定性、“保卫的责任”以及对气候变化、核扩散、网络战争和海事安全所采取的协同行动。当情况变得糟糕时，包括成员国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利益(例如货币操纵问题)，成本分摊问题已经大到难以忽略(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未来的不确定阴影步步迫近(例如碳减排)的时候--多边组织的权威性、合法性和能力就会瓦解。这就像一支球队，训练时表现得几近完美，但在真正与对手对决时却失败了。恰恰是在世界最需要全球治理机制运用其应有技能和多边资产时，它们却让人大跌眼镜。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有种充满希望的看法认为，全球治理的这些失败反映的只是组织功能出现了障碍，可以通过机制的自我“再造”来解决，似乎只要管理顾问们摆弄摆弄组织结构图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然而，相信这种偏离了真实症结的看法只会带来沉重的代价。为了拯救跌入死亡漩涡的国际贸易多哈回合谈判，我们花费了数十年的努力，这个最鲜明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修修补补”的方法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最终徒劳无益。同样错误且会分散注意力的还有新保守主义者及其他人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全球治理从本质上就是一个馊主意，而且其机制缺乏效率且不可取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超国家性。
全球治理发展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其实更加简单也更加直接。“多极化”发展得比想象的更快，势头也更猛。相对专制的国家和后殖民时期的新兴国家已经成为了主要声音，它们破坏了所有接近国际共识的东西，随之一起被破坏的还有多边机制。这里所说的并非仅仅是要求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席位的合理诉求。这种行为也许会带来效率的降低，但也增强了合法性，总的来说还是能带来正的净收益。
相反，全球治理则是双向受损：效率和合法性都遭到削弱。问题并不是少数几个国家在一个本来很和谐的体系中捣乱。体系本质上并没有真正崩溃，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从一开始起就没有遭受太多的损害。这些新的声音不仅为数众多而且强劲有力，它们还与旧时代的声音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而且它们进入全球体系时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6年前，我们在《国家利益》杂志上描述了国际政治中一种新结构的发展，这种新结构我们称之为“没有西方的世界”。我们认为有一批重要的新兴国家既没有被吸收进西方秩序(这是乐观主义者的愿望)，也没有对它展开攻击(这是悲观主义者的担忧)，而是通过迂回方法“绕过”它，该方法就是提高这些新兴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且比全球整体的相互关联性提高得还要快。这就反过来使得西方秩序慢慢变得不那么举足轻重了。
虽然在最初提出时这还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观点，但如今，了解其基本主张已经成为了主流：非西方国家之间相互关联性加深的速度比全球整合、南北融合的速度都要快。然而，许多已经接受了这一基本观念的人仍然低估了其意义。他们落入了我们所预料到的思维陷阱之中：要么质疑这种新兴联系的可持续性和韧性，要么忽略它们对国际政治运作方式的深远影响。
要清楚：“绕过”并非是某种替代性世界秩序体系的高等概念描述。而且就像“平衡”、“搭便车”和其他类似概念一样，分析家会用它们来对国家行为进行分类。绕过并不一定在国际政治中含有深层次的意向性或总体规划。相反，这个短语只是描述了一组驱动力和结果相同的战略选择。
驱动力来自当今新兴国家独特的历史、经济和利益所在。后殖民时代的遗产与软弱而不稳定的政体相结合来反对国际力量干预国内事务。国家推动的制造业和大批农业人口抑制了进一步开放和自由贸易。而对能源与其他资源的迫切需求又形成了对全世界的外部依赖性。战略行为正是从这些出于自利的优先目标以及由此产生的心态所决定的。
新兴国家能够轻而易举地绕过自由主义规则和机制的事实，也许就是证明自由主义秩序形同神话这一观点最有决定意义的证据。新兴国家的战略行动之所以会有可乘之机，是因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现实中虚弱不堪，处处漏洞，虽然其拥护者和提倡者非常愿意相信它比现实情况更加强大且充满活力，但现实情况却与他们所相信和期待的模样相去甚远。利用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来进行无风险套利已经成为进一步削弱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影响力的最佳途径。
在金融领域，利用监管来进行套利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绕过自由主义相互依存关系的一则生动案例。几家俄罗斯银行(其中包括半国营性质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银行)公然充当叙利亚石油交易和其他金融交易的渠道，利用制裁导致的经济异常状态大发横财。由于这些银行并不在伦敦或纽约运营，它们也就不受西方制裁的影响，并且可以对那些遵守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规则的银行进行套利。
国家驱动的资本主义行为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则是另一个例子。主权财富基金和国家直接融资的其他载体都已不是新鲜事物，然而围绕着新兴经济体流动的资金量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这种政府主导的融资基本上是不受监管的。据推测，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出口融资总量比G-7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与此同时，美国进出口银行则处在经合组织有关竞争性和透明性规则的严格监管以及国会非常有限的授权之下，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融资根本不需要遵守这些规则。如果真正加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需要受到如此多的限制并且代价高昂，而搭便车却是如此有利可图，那又为什么要加入呢?
贸易通常被认为是唯一所有国家对原则普遍达成一致的国际问题，这一原则就是自由主义下的相互依赖带来利益均沾。但即便是在该领域，也有很多新兴国家已经绕过了现存体系，规划了自己的前进方向。我们已经通过贸易引力模型证明，许多关键的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地优先在彼此之间开展贸易，使得全球经济的重心发生了转移。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2年3月在新德里召开第四届年度峰会时，对进一步深化集团内部经贸关系的新举措达成了一致。它们还就另一件重要事项达成了一致，即通过增大彼此之间以金砖国家货币计算的信贷便利来绕开美元这一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枢纽。这一举措紧跟着不断增多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步伐。这些协议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印度与伊朗、中国与巴西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其目的是为了以美元以外的货币和商品来进行结算。以总量来看，这些货币互换体系的规模已经大到难以将它们视作空有其表的小把戏。这些金砖国家目前还没有对如何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来绕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达成一致，但已经就此问题展开了对话。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已经有10年了，这理应给自由主义磁性发挥显著作用留出了足够的时间。相反，中国对自由化的劲头远没有它运用争端解决机制对付其他国家来得积极。稀土和替代能源部门的事例很好地阐述了中国怎样一边推进自身战略利益的实现，另一边则对规则施压并观察它能做出多大让步。这给那些期待中国能在打破持续了10多年的多哈僵局任务中充当领导角色的国际自由主义者甩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虽然仍存在争议，但在东亚范围内，这片区域近期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基于对这一问题的狭义解读，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地区性国家施加压力，督促它们按照国际海事法的要求来提出自己的诉求。这一策略关键在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应用，即将离任的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将这一公约视为“整个海事领域公共秩序的法律基石”。然而美国并没有签署该公约。就算美国签署了，该公约仍然对基于陆地的主权争端束手无策，缺乏有约束力的执法程序，同时还给成员国留下了许多选择不参与争端解决机制的方法。成员国所讨论的行为法则在提供硬性规则和确保强制执行方面将更加软弱无力。
在寻求各种不同目标的新兴国家看来，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理念进行绕过或者套利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有时它们只是想从全球治理中获得不一样的结果。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根据它们想要的结果与美国撮合了一桩交易，成功地避免了给出排放上限的承诺。有时关键国家只是想反对西方自由运动(俄罗斯对这方面很在行)，而有时则希望能打破全球治理机制，以便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来改造这一机制。在某些情况下，新兴国家并不去争论它们的规则和老规则孰优孰劣，而是根本就不想要规则。“绕过”是一种集合行为，其成分复杂，包括了上述所有的目标。2012年7月，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否决对叙利亚采取多边行动的做法证实了这一点。
从系统的角度看又如何呢?并不会像许多西方分析家所寻求的那样，出现一种强而可靠的、连贯而全面的替代秩序，能做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理应做到的一切，并且作为一揽子替代方案在某一天顺理成章地开始实施。我们从未期待出现这种情形，因为在我们的观点中，当代全球竞争的本质并非像两种手机操作系统安卓和苹果争夺市场统治地位那样，某种秩序为替代另一种秩序而进行斗争。更好的理解方式则是将“没有西方的世界”的战略和选择看成软件代码或者尚未彻底完成的测试应用程序，各国对其进行混合和配对、使用和抛弃、升级和更换。这种竞争并不是针锋相对的竞争，而是间接的、拐弯抹角的竞争，而创新也并非直线型，而是颠覆性的。虽然发展中世界的国际政治秩序原则也许无法适用于那些信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高端“消费者”，但在欠发达国家还是有市场的，而且能为这些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利益。
所谓颠覆性创新就是新竞争者进入看似低端的市场，其后却超越了当前的市场领导者。这就是如今国际政治领域正在进行的较量，而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则加速了其发展步伐，并增大了赌注。从危机发生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现如今美国深陷党派之争的僵局，令华盛顿无法作出可信的承诺去堵上这个前所未有的公共财政火山口。过去20年中欧盟的标志性项目-单一货币-如今则面临着近在咫尺的崩溃风险。与之相反，在西方经济体等待着捉摸不定的经济复苏时，发展中世界的核心国家则会充当世界增长的引擎。来做一个一目了然的思维实验：想想对于发展中世界那些立场摇摆不定的国家而言，这样的情景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阿拉伯动乱”后建立的新政权而言，它究竟是会强烈要求加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还是会在构建其全新的经济、国家与社会契约时多考虑考虑其他途径呢?
颠覆性创新所带来的真正威胁在于西方国家势力、影响力、资源和信心的逐渐流失。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加令人防不胜防的挑战，因为其本身十分微妙，使得自由主义政治体系的领导者更加难以理解并采取应对策略。这一问题无法被嵌入到美国外交政策解决方案里惯用的分类方法之中。实际问题则演变成西方世界能够如何应对及应该如何应对。
推进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传播是一项重要任务，而如此重要的任务不应该交给一个充满惰性的机制去执行。对世界秩序的痴迷无助于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目标。我们不应该再继续支持一个未能兑现承诺、且只会不断令人失望的秩序。
拓展自由主义与全世界人们生活的接触需要一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寻求从基础上建立自由主义秩序的方法。不要再去为了宽恕那些基于空想中的进步的全球多边机制而辩护，暂且让它们为那些能够应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小联盟让路。将各个小联盟拼在一起，并通过讨论来形成共同目标-我们称之为“通过谈判走向自由主义”-的过程能为采取共同行动应对国际问题提供更加稳定的源泉，并且能为跨越几代人的自由主义工程打下基础。
国际自由主义者喜欢说“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但这种说法恰恰是不正确的。在大多数重要问题上，值得付出努力的解决方案只需要少数几个国家进行合作就可以完成，一般少于10个国家。世界并不需要大型机制来支持这种谈判，而外交政策制定者也不需要“民主一致”这一类概念，这种概念仅仅是以政权类型或别的什么作为基础，对谈判造成了限制。
解决全球问题需要脚踏实地进行评估，弄清楚为了要获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和一个能让各国形成同盟的谈判过程，需要哪些具有关键意义的国家。而且在不同的问题上，更为重要的国家也各不相同。
在某些或许多案例中，这种“利益相关者联盟”需要设法让谈判结果在他人眼中具有合法性。这件事可能比较棘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要做成这件事，如今的大型多边全球治理机制绝非正确选择，因为现在它们已不再擅长于处理这类事务了，如果说它们曾经擅长过的话。对于年轻一代，尤其是美国以外的年轻一代来说，也许实际表现和解决问题的高效性本身就已经代表了足够的合法性，他们早就想要抛下这些战后国际体系留下的无关紧要的包袱了，只有年长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才可能会心存怀念。
这种新方法面临的核心政治挑战可能主要不是合法性问题，而是如何将作弊和搭便车的国家造成的损失、成本和损害最小化，因为肯定有些国家会这么做。对这一问题的部分回答是，谈判的过程会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从而使值得达成一致的任何利益必须高于搭便车的成本。我们必须放弃那种认为几乎所有人都应该坐到谈判桌前以达成并坚持某一解决方案的不当假设。这种思维给破坏者提供了更多本不该有的可乘之机。相反，我们应该建立能够展现成果和效率的联盟，吸引那些不情不愿的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签署协议，如果它们不愿意就任由它们离开。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正是在这方面最恰如其分的案例，它说明了朝着自由主义方向发展的谈判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该协议虽然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但已经吸引了十几个国家来共同设计一种21世纪的“金本位”贸易协定。它对所有愿意遵循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和贸易原则的国家开放，并对推进自由主义贸易议程提出了最好的承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不应该只作为未来贸易协定的范例，而应该更广泛地作为局部全球治理的范例。现在，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相关的问题是：在全方位的外交政策挑战面前，可以在哪里构建类似的联盟?它们的设计目标是要解决人权、海事安全、发展还是防止核扩散问题?从下往上将一个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拼接起来是一个很实用的手段，通过这一过程，忠实的合作伙伴能够在应对全球问题上取得明显进步。现在我们需要短期却明显的成果，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成果可以被用来解决更困难的问题，并有可能建立更广泛的联盟。比如说，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自然灾害、贩卖人口、毒品走私和非法捕鱼等，都已经成熟到能为参与者提供可观收益的程度了，很适合用来培育各国共同行动的习惯。
我们相信，这些是目前推进自由主义目标和价值观的最有效途径。它与美国国内政体可以并存吗?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作为实现全球治理的一种专门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不需要具有后意识形态特征。相反，它旨在履行自由主义希望实现的目标，并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而不是用机制或世界秩序解决方案来满足自由主义的愿望。
在这一替代性框架中，寻求解决方案的行为主导了合作方式，而并非合作方式主导行为。我们提倡追求一种跨越几代人的自由主义方案，这种方案可以也应该得到推进，但要排除掉试图通过全球机制锁定中期收益的焦虑感。让我们转而集中精力，为将来的自由主义秩序打好物质基础吧，意识形态可以放到第二位，而机制则应该排在更后面。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9期，摘自2013年8月《国外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