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从突尼斯开始的中东大变局[1]已经两年多了。无论从所波及的横跨中东和北非的广阔地域范围，还是从冲击到的近五亿人的庞大人口规模，抑或从其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造成的深远战略影响，这场大变局均堪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动。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大变局已经把整个地区推上了动荡、转型和重塑的轨道。主要国家内政外交框架重新设定，地区政治版图逐步被改变，多维度的力量聚散重组加剧，区域外力量的相关政策调整加快。这些因素在推动整个地区局势不断演进的同时，也增添了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变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这场变局之所以从一国迅速扩展到整个地区，并引发一系列冲突，尽管相关国家各有不同的原因，但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国内对此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中东国家自身长期存在的问题使然，而非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演变的结果，变局属内生性的;另一种则认为是美国长期推动的民主化进程发展的结果，变局属外促型的。事实上，深究起来，这场变局是多种因素相互关联、综合作用的结果。概而言之，即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效应与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交织、共振、发酵，短时间内急剧迸发，并经新媒体等“大规模动员武器”(WMM)不断扩散放大，加上区域外美欧俄政策调整等因素多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卷入，最终导致整个地区震荡不已。这可以说是一种系统性矛盾爆发导致的全局性变化。再具体而言，可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动因。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效应发酵
中东国家绝大多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同程度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并成为其中一个环节。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从美国华尔街开始并迅速向全世界蔓延，在引发欧洲债务危机的同时也扩展到中东国家。中东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以来，大多始终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单一。大多海湾地区的国家产业结构以石油出口为支柱，石油生产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高达40.3%，对政府财政收入(不含援助收入)的贡献率更是高达70.5%。[2]多数国家以畜牧业和手工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粮食对外依存度高。民众日常生活用品诸如面粉、食用油、糖和茶叶等大多依靠进口，政府为这种进口提供补贴。根据联合国粮农计划署(FAO)提供的数据，2010年，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利比亚的综合粮食进口依存度分别是10%、19%、20%、25%、12%。2007年爆发的世界粮食危机早已在中东多个国家引发大规模游行抗议示威。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美国2010年实施的两轮量化宽松(QE1和QE2)政策直接推动全球通货膨胀。2007—2010年，中东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平均达到9.299%，其中六个国家超过10%，伊拉克更是高达22.73%。[3]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突出，2010年，小麦、玉米、大米的价格分别上涨100%、73%、70%，这进一步加剧了对外粮食依存度较高的埃及等中东国家的粮食危机。
与此同时，突尼斯和埃及等国非石油出口国国民收入长期对旅游和对外输出劳务赚取侨汇的收入依赖较大，在欧洲游客受金融危机影响而明显减少和压缩外来人口就业的情况下，这使得这些国家减少为包括粮食在内的日常生活用品提供的补贴。埃及有40%(3200多万)的人口日均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加上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重了中东地区多国早已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2011年中东国家的基尼系数均超过0.4这一警戒线，最低的巴林也达到0.58，其余国家都在0.65以上，黎巴嫩和埃及则超过了0.8。 [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利比亚四国的经济增速2012年分别约为2.2%、1.5%、-0.9%、76%，2013年可能分别为3.5%、3.3%、2.9%、2.1%。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面临重重困难，如何满足广大民众的民生诉求依然是个考验。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大幅增加了有关国家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困难，成为普通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示威游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这场大变局可以说是一场“粮食暴动”。
二、长期积累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急剧恶化发作
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作用下，中东国家政治和社会领域长期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持续加剧。
一是年轻人失业问题极其严重。在中东国家，2010年的人口出生率高达2.8%，居世界首位;3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整个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平均高达60%，在突尼斯、摩洛哥、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苏丹、索马里、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巴林、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勒斯坦地区、伊朗等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2%、57%、61%、58%、58%、68%、67%、70%、65%、51%、68%、64%、60%、74%、54%、62%、44%、50%、49%、72%、58%;其中，15—29岁本应就学或就业却没有就学或就业的年轻人，在摩洛哥、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苏丹、索马里、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巴林、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勒斯坦等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则分别为34%、37%、37%、29%、25%、36%、36%、32%、16%、43%、23%、25%、49%、24%、16%、13%、15%、37%;平均有30%的年轻人认为只要有可能就想永久离开自己的国家。[5]失业年轻人成为推动变局的主力军，因此，这场变局可以称为“年轻人的革命”。
二是腐败问题严重，严重削弱执政基础。例如，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披露，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政府的官员极其腐败，其所属的民族民主党的前组织秘书家产30亿美元;政府前住房部长、旅游部长、商业部长、内政部长等人的家产分别为17亿美元、22亿美元、20亿美元、14亿美元;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甚至对埃及所有重大工程项目都要抽取2%—5%的回扣和好处。根据“维基揭密”(Wikileaks)网站发布的材料显示，突尼斯本·阿里家族利用特权大办家族企业，疯狂侵吞国有资产;第一夫人掌管的企业几乎垄断全国经济，总统女婿控制着全国金融业和航运码头。美国外交官在秘密报告中形容该家族为“黑社会”和“腐败核心”，估计其资产高达55亿欧元。[6]这些问题在变局发生之前已被部分民众所知，在变局期间被公布的“证据”“证实”之后，使得执政者的形象、合法性和基础迅速被严重削弱，进而导致政府快速垮台。
三是政治体制僵化，难以应对变局。截至2012年10月底，中东国家中实行君主专制(如沙特)或君主立宪制(如摩洛哥)的国家，国王出面通过解散内阁和重组政府而暂时渡过危机，之后再通过推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来缓解矛盾和稳定局势。在此过程中，国王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地位没有发生变化，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相应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相比之下，实行共和制的突尼斯则由于总统任期和年龄限制被取消而变成总统终身制，埃及则由于穆巴拉克总统长期没有任命副总统并力图通过多种安排确保其子接任总统而演变成家族世袭制，这种政治体制发展的倒退使得执政体系内部军队与政府、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难以实现团结，进而在变局过程中被快速瓦解而崩溃。
三、互联网的“大规模动员武器”作用推波助澜，增大政府应对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型政治运动的难度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场大变局中，“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优兔”(Youtube)、“维基揭密”等视频和图片分享交换网站作为新型社交媒体以及“半岛电视台”等卫星电视频道，作为信息化条件下进行大规模政治组织、动员、制造和影响舆论的工具，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近些年来，中东国家的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以埃及为例，其总人口约为8800万，2010年“脸谱”网站的用户增长了78%，从1190万迅速增加为2130万，“推特”用户约200万。与此同时，可以接入互联网的手机在埃及人中也被普遍使用，截至2011年5月，其用户达到7477万，通过手机上网进入“脸谱”和“推特”网络也已成为年轻人的“最爱”。[7]在整个中东地区，56%的年轻人每天都使用互联网，54%的年轻人只相信卫星电视传播的信息，而70%的卫星电视频道又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8]游行抗议示威的组织者借助互联网进行政治动员，不仅突破了多个国家长期实行的紧急状态法的限制，而且能在很短时间内发动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参加的抗议示威游行，还能借助互联网等技术的及时沟通作用不断根据政府作出的反应调整行动方案，进而长期保持高压态势。即使在政府对互联网络进行封锁之后，游行示威组织者和反对派还可凭借从西方国家等途径获取的“影子网络”(Shadow Internet)技术和设备，建立自己的网络，并超越政府的网络控制。利用这些信息技术手段，游行的效率和规模远远大于传统游行，“呈现出网络结构，具有独特的‘雪崩’特性”[9]。
互联网的使用，加上“维基揭密”网站在变局过程中公布美国驻当地使领馆发回华盛顿国务院的“密码电报”，披露这些国家高层腐败“实情”，起到了火上浇油和釜底抽薪的作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站在所有动荡国家政府的对立面，维护民众的利益，支持推进民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政治鼓动和舆论造势支持的作用，这些技术因素使得整个游行抗议示威呈现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新特点，而且大规模人群能在很短时间和很大范围内迅速聚散，造成巨大声势。政府进行应对的难度远远超过传统形式的“街头革命”，特别是使得政府若采取暴力手段加以弹压，则会马上面临被游行示威者通过手机等手段向全世界现场直播，进而招致巨大道义和舆论压力的危险，由此其应对变局的手段运用空间相应被压缩。正由于此，穆巴拉克在下台之后才感叹自己是“被‘脸谱’暗杀”的，这场大变局才被称为“第一次数字革命”和“首次维基革命”。
四、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作为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直接牵动局势演变
美国是在中东地区战略利益最大、卷入最深的外部力量，其有关政策的实施是影响中东变局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尽管从根本上看，这场大变局的发生，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社会政治效应在中东国家发酵与这些国家固有社会政治矛盾长期累积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强化和震荡的结果，也就是说内生性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此过程中，西方长期坚持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美国长期坚持“扩展民主”仍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引导和促进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长期推动的结果。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后，布什政府综合使用政治施压、经贸援助、人文交流甚至军事打击等多种手段推行“民主改造大中东”的战略，奥巴马政府转而采取柔性手段，通过倡导和对话继续进行“民主改造”，更是对突尼斯、埃及、沙特等国的“民主化进程”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2008年和2009年分别投入6650万和7500万美元，促进埃及的“民主”和“良政”发展;美国民主捐赠基金会(NED)和国际共和协会(IRI)等所谓“非政府组织”长期坚持为埃及的“公民团体”提供“民主政治”培训。在埃及此次政局变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青年团体“四·六运动”，早在2008年就开始直接得到美国的多种支持和培训。200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资助前往美国留学的中东国家年轻人高达33万。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等机构早已预见到埃及等国要变。因此，这场变局尽管发生的时间、形式及造成的现实利益损害等使美国的应对显得局促，有“种瓜得豆”的无奈和苦涩，但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可以说是美国长期推动的结果。
而且，在变局发生后，美国政策的变化更是直接影响中东有关国家局势的走向，甚至成为起决定作用的最后因素。例如，对突尼斯，当奥巴马明确宣布,“美国和突尼斯人民站在一起，支持全体民众的民主诉求”[10]之后，本·阿里只有逃离本国，到沙特避难。对埃及，在美国感到自己可以凭借过去30年里对埃及军方的长期援助而利用军方影响埃及局势走向，埃及国防部长和参谋长从华盛顿返回开罗之后，它决定放弃穆巴拉克，穆巴拉克便只剩下下台的选择了。之后，美国继续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其他“民主项目”对埃及政治走向施加影响。2011年，美国宣布在继续向埃及提供13亿美元军事援助之外，再提供至少1.5亿美元经济援助，未来还将对埃方需求作出响应。2012年6月，正是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推动下，民选产生的穆尔西总统才与军方领导人国防部长坦塔维等达成政治妥协，使得埃及政局没有再度发生严重动荡。对也门，美国支持海湾合作委员会在也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进行斡旋，并在2011年继续对也门提供7000万美元的反恐援助，支持萨利赫政府反恐。当美国表示接受萨利赫本人到纽约治病，为其卸任后不被清算提供安全保障之后，萨利赫才与反对派签署了由海合会斡旋提出的政治方案，使也门实现和平的权力过渡。对巴林，美国明确支持沙特和阿联酋所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派兵帮助哈马德国王稳定局势，所以巴林政局在2011年上半年内就初步恢复稳定。对叙利亚，美国出于叙纠结着阿以冲突，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民族冲突，穆斯林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冲突，叙反对派尚未形成统一力量等多重顾虑，至今仍奉行以压促变的政策，而未决定进行干预，所以叙国内局势持续胶着。对沙特、阿尔及利亚、约旦、摩洛哥等其他阿拉伯国家，美国鼓励加强政治对话和推进改革以争取民众支持。对伊朗，美国支持改革派与内贾德政府展开抗争，在核问题上继续推行通过全方位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促使伊朗发生变化的政策。对利比亚，美国支持在联合国授权以及欧盟和阿盟等地区力量支持下实施军事打击和建立禁飞区，进而帮助反政府武装不断壮大力量，212天之后致使卡扎菲毙命，政权实现更替。2012年11月，美国支持埃及穆尔西政府居中斡旋爆发武装冲突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方面的“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所有这些均表明，美国的政策选择仍是影响中东大变局发展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从前瞻角度看，这些因素将继续影响中东大变局的发展。如果中东国家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没有得到比较明显的解决，那就意味着变局将继续演进，冲突和矛盾还可能爆发甚至激化。如果美国等区域外重要力量的有关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同样很可能导致中东局势进一步发生重要变化。
注释：
[1]“中东”这个概念的含义在古今中外历经演变，有所差异。十六、十七世纪，英、法列强在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以欧洲为中心，将东方国家和地区按距离西欧的远近分别称之为“远东”和“近东”。据说，19世纪末英国人爱德华·戈登最早使用“中东”一词，以区别于“近东”和“远东”。到20世纪初，“中东”概念逐渐被广泛使用。其间，“中东”与“近东”一直没有明确的界限，人们经常把“中东”、“近东”、“波斯湾”、“海湾”、“西南亚”，甚至还有“北非”等概念交叉混用。传统上，“中东”是一个地理、政治、历史、文化的综合概念，既被用来指一系列国家，也可用作“一种社会和文明的文化名称”。从地域范围看，中东最初是指现在海湾周围的国家。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其地域范围向四周扩展，以阿拉伯世界为核心，以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非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为边缘的地理上相连的国家也逐渐被包括进来。“9·11”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大中东”概念，不仅包括西亚和北非地区，还把巴基斯坦也纳入其中。中国学术界使用的“中东”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中东”，一般指西亚和北非地区，即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包括土耳其、塞浦路斯、伊朗、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也门、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24个国家或地区;狭义上的“中东”，一般局限于西亚。本文所使用的是广义的“中东”概念。
[2] 张春宇、唐军《中东政局动荡的经济影响》，载于《西亚非洲》2011年第6期。
[3] The World Bank, dataBank[DB], (2012-08-11), see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Step=3&id=4.
[4] 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1[R],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pp. 87-89. (2012-08-11),see http://infocus.creditsuisse.com/data/_product_documents/_shop/324292/2011_global_wealth_report_databook.pdf.
[5][8] “Class of 2011”，in Time, February 28, 2011, pp.16-25.
[6][9] 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第65页。
[7] 李来房《社交媒体在埃及扮演重要政治角色》，载于2011年8月16日新华网http://finance.qq.com/a/20110816/004507.htm。
[10] “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15, 2011.
(作者简介：高祖贵，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