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把持三大金融特权
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世界经济在一轮又一轮债务问题的冲击下起伏不定。如何认识全球债务的风险?简要而言，它其实是一个如何使用和分享权力的问题，西方在运用特权将世界的稳定置于危险境地。
得益于历史条件，西方在世界金融领域一直掌控三大特权。第一种特权是控制货币。美元是世界外币兑换的真正货币，有权决定美元价值的人在利用这一特权维护美国的利益。单看数字，由于美元采取浮动汇率，美国已成为世界债务巨人，却不必像借贷家庭一样按月还贷，而美国人民成为消费者，先后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量进口商品。与此同时，华盛顿大力推行债务政策，差不多每年美国国会都不得不提高债务上限。
第二种特权是控制规则。谁是规则制定者，要赢得比赛就容易得多，如果在比赛过程中还能根据自己需要改变规则，那就赢得更轻松。西方过去在鸦片战争、英国统治印度、1885年瓜分非洲上就是这样做的。在过去30年，世界金融更是如此。人们不应忘记“华盛顿共识”，忘记那些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调整计划，当人们想到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灾难时，就要思考一下，这些规则是为谁制定的。
第三种特权是控制风险。西方国家有权决定什么有风险，什么没风险，即金钱该去哪儿，不该去哪儿。更直接地说，它们通过低估自身的违约风险和高估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违约风险，从而将金钱配置到西方国家的项目中。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掌握规则，尤其是三大评级机构都是美国的。有96%的信用评级市场掌握在手中，一旦闹钱荒，这可是一个巨大优势。
经济危机开启世界革命
西方的这些特权已经变得令人无法接受，这就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意义所在。这场危机首先是一场债务危机。两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是通过信用来为自己购买未来，然而各种各样的债务泡沫正在一一破裂。整体而言，全球债务总量超过200万亿美元，是世界年产值的三倍以上。除了私人债务、企业债务存在巨大的泡沫外，公共债务爆发的风险成为世界债务疾病的第三个病症。目前,全球公共债务总规模达50万亿美元，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大萧条时期，许多大国债台高筑，无法偿还巨额债务。
西方国家的私人、企业和公共债务之所以无法持续下去，原因就在于过去30年里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一直在酝酿全球冲突的条件。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金融的疯狂。为了能够满足增长需求，许多国家设计出允许大量金钱涌入的金融机制，按揭在基本不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进入千家万户。于是，放松管制和衍生产品麻痹了整个经济，对风险的麻木让人们染上风险的毒瘾。
另一方面，在2007年左右，新兴国家出现三大变化使得西方国家的债务疾病无法持续。随着出口的累积，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超过5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控制了世界大部分金融资源;同时，新兴国家对价格猛涨的商品产生的需要，创造了一个新的财富和资源领域，从而为俄罗斯等国实现二次崛起创造了条件;此外，新兴国家需要转变增长模式，不再依靠出口制成品，而是发展内部市场。这意味着它们需要大规模信贷发展经济，特别是基础设施。世界经济增长不再靠西方控制的单一引擎，世界有全新的增长引擎，主要是中国。
因此，这些转变的结果是新兴国家需要越来越多的信贷，给当今世界的信贷带来前所未有的竞争。由于信贷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筹码，成为新世界经济中枢神经系统的关键，这种转变将开始一场全球范围的革命，成为西方特权终结的开端。
金融稳定是全球公益
对这种转变，西方国家如何反应?它们仍在通过旧有特权紧紧抓住对信贷的控制，但这会让本就岌岌可危的状况雪上加霜。可见，为了打造世界金融和经济的新构架，实质上必须要改革信贷。
因此，最终的解决方案不会来自美国或西方，而是来自整个世界，需要多样性等原则作为基础。当前的金融体系由意识形态主导，伪装成正统价值观的美国标准一直试图机械地适用所有情况，但这样做完全不会奏效。新兴市场国家必须有这样的意愿去培养多样性，否则将是整个世界的挫折。
金融稳定是一项公益事业，属于世界人民。解决金融问题，应有新的多边方式，不仅需要新的全球性机构、全球性法规，还需要新的货币兑换体系。我坚信如果某种货币变成霸权货币，不管是美元还是其他货币，这个体系就不会健康，因为控制该货币的国家和需要使用该货币的世界其他国家在目标上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我相信，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多极货币时代，以维护世界稳定。
要实现金融稳定，世界还必须创造能确保信贷在西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平衡流通的工具，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信用评级机构。这个问题相当重要，而我们可以立即行动。2007年和2008年，三大评级机构并没有履行使命，这种失效是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一个即将消失的世界，代表的是30年的金融自由化。
我们必须吸取过往金融危机的教训，但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欧洲和美国迅速从各自的错误中学到什么。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去维护金融稳定，这是一场世界金融市场上的比赛，在“疯狂派”金融领先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勇于应对创新、公平、均衡世界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