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编译

　　2014年3月7至10日在印度海德拉巴举行了一次国际讨论会，主题是“21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及视角”,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党、社会运动代表和知识分子出席。

　　海德拉巴被认为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新兴巨人(印度)的技术中心，是特伦加纳地区的首府，那里有共产党活动和武装斗争很长的历史，今年6月2日该地区将成为印度的第29个邦。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思考左派的新国家政治计划，在这次国际讨论会上介绍了非洲、亚洲、希腊的西里萨共产主义政党的经验，以及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等社会运动的经验，马尔塔•哈内克和米歇尔•莱波维茨等许多知识分子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本次国际讨论会围绕着全球左派在这个历史时期讨论的基本问题展开辩论，如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当今左派横向经历的关键问题时地缘政治的问题。来自四大洲的左派力量对此展开辩论，焦点是南—南关系问题，这一切突出了对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

　　资本主义的危机或处于危机的资本主义?

　　萨米尔•阿明在最后时刻未能出席这次讨论会，但他让我们记住不是面临又一次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面临一次资本主义制度终结的危机。确定资本主义制度终结的危机的历史时期并不是想说我们将在短期或中期内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束，也不意味着建设一个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选择是更容易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一个必须具有权力意志的左派来说危机永远是机会，将这种权力意志变成为一个反对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计划，作为向社会主义地平线的计划迈出步伐的过渡。

　　在任何情况下，这次危机与前两次危机的区别在于它是全球性的。1873年到1896年漫长的萧条只影响到美国、加拿大、西欧和南方一些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有联系的地区。1928年的危机虽然资本主义已经扩张，但由于苏联的抵抗它还不是霸权主义的，中国和非洲与亚洲的大部分国家的经济还是资本主义之前的，我们现在面对的这场危机拥有资本主义的霸权，只遭到社会主义的古巴的抵抗。如果危机是全球的，那么社会主义选择的建设因而只能是全球的。我们不能仅在一个国家建设一项社会主义的计划，但是我们应当学习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正在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建设社会主义的选择。

　　社会主义

　　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指苏联时期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和正在拉丁美洲建设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分析从头到尾标志着一场辩论。

　　马尔塔•哈内克在开幕式上所做的题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前景”的演说中总结了这个新的社会主义计划的一些特点，与会的学者或多或少都谈及和辩论了这些特点：

　　社会主义的民主或以另外的方式确定为民众的参与对付国家的家长统治。一项真正的解放计划不应当担心向有组织的人民让出它的大部分主权。一个有组织和高度政治化的人民是对付新自由主义的攻击最好的保障。委内瑞拉的事例和它的公社以及人民权力委员会是有组织的人民参与建设民众权力和国家权力和榜样。

　　分散权力是为了实现一种真正的民众的当家作主。在管理和做出决定时分散权力在深化主权的同时加强了国家。玻利维亚的例子是新的多民族国家的范例，是如何与实施某种新东西相联系的很多困难相结合的一个例子，政治上和领土的分散权力是建设一个新国家的需要。

　　新的经济模式。21世纪的社会主义应当由团结、与自然界的平衡以便生活得好而不是生活更好的逻辑指导。正如米歇尔•莱波维茨指出的，这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社会生产由劳动者组织其目的是满足集体需要的基础上新的生产—分配—消费逻辑。玻利维亚新的政治宪法是关于自然资源的榜样，同时服务于在国家的管理之下玻利维亚人民的所有制，国家有义务管理这些资源和重新分配这些资源所创造的财富。

　　巴拉圭学者古斯塔沃•科达斯在会上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这位德国的哲学家警告说，当无产阶级、劳动者阶级进行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首先将夺取政治权力，但是还没有统治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必然应当从一场如同我们已经在拉丁美洲实施的进程中的政治革命过渡到一场经济革命，特别是社会革命。

　　民主

　　很显然，关于民主的概念和它的实施左派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右派窃走了我们的旗帜，以“民主的幻想”吸收民主，将自由主义的民主机制的概念作为所有变革最后和彻底的框架，这就避免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激进变革。但是不只是右派，而且一部分左派、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迅速地让出了他们的旗帜，很快吸收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主。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的内部恢复和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范例是必不可少的，其路线是正在付诸实践的变革进程。民主是经济的福利，当然必须保障物质的基础，但是更多是公民参与做出决定，这是经常落实社会的平等，但不是从虚假的等距离出发，试图阻止我们对于多种文化的多样性和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后现代的表达，从建设一种从事政治的新方式出发，正如加西亚•里内拉(玻利维亚副总统)所说的，这种新的方式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相结合，将政党作为政治代表的机制，开始看到被其他的代表方式所超越，如工会和社会运动。在这种参与制的民主、社会平等和政治赌注新方式的结合中可以考虑一种新的民主范例，以及一种新的重新思考人权和集体权利的方式。

　　地缘政治

　　与此同时，这种民主的自由主义观念对帝国主义是完全实用的，它继续在全球的南部以强有力的方式运作，我们在帝国主义对利比亚、叙利亚的侵略或在误称的所谓的“阿拉伯的春天”的行动中已经能够证实这一点。

　　马多乌•哈巴什在大会上清楚地说明了这些民众运动吸取的教训，认为拥有民众的支持这件事情本身不会将这些运动变成革命的运动，也不会清楚地确定它们是左派的一个组成部分。

　　哈巴什是埃及社会党的创始人，他留给我们一些从阿拉伯世界吸取的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必须组织起来，埃及的民众起义先是打败了一个军人委员会，以后打败了穆斯林兄弟会，但是由于没有组织也没有支持它的政治结构，这些起义失败了。只有通过一种政治工具才可能通过民众的愤怒打败政府，有一个国家的计划。第二教训是作为一种政治觉悟的现实变化，美帝国主义、欧盟、穆斯林兄弟会和一般的伊斯兰所进行的政治利用，这个教训导致提出的问题是，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没有国家的世俗化可能前进吗?

　　但是，地缘政治作为普遍的因素，在分析一项左派计划的建设时应当也必须看到拉丁美洲次大陆，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达到6万亿美元，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但是如同阿蒂利奥•博龙在他最近关于《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一书中向我们解释的，拉丁美洲有世界上石油储备最多的国家(委内瑞拉，这绝不是偶然的)，有地球上淡水储备的一半，世界上主要的10个矿产国有6个在拉丁美洲(秘鲁、智利、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地球上10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有5个在拉丁美洲(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

　　因此，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一个时期，帝国主义的机器全速运作以便控制地球的自然资源，引起战争的冲突以发展军事工业，这并非偶然。在分析问题时要注意到所有这些重要的因素。一项社会主义计划的建设应当注意的是打击帝国主义统治全球的计划。

　　结论

　　历史不是直线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选择的建设也不可能是直线的。在拉丁美洲尽管确实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它正经历一种时代的变革，正在将500年的殖民主义和20年的新自由主义抛在后面。

　　政治的计划处在一个后新自由主义的前景和后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但是建设一个时代的前景已是一种现实，一种新的共同的感情，一个新的历史的主体。民众阶级第一次有一项国家的计划，它得到居民的大多数的支持。第一次将得到基础服务民主化，重新分配财富，减少不平等，这是以前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扩大了政治的、经济的、领土的和民众的主权的界线，正在建设一种比正式的和代议制的民主更为深刻和强有力的民主。在20世纪发生过革命，扩大了民众阶层的某些权利(荣幸的古巴革命永远是例外)，但是没有激烈地质疑资本主义的制度。甚至存在胆怯的质疑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模式的意图，该模式通过政变被从根本上切断了。

　　我们面对挑战和没有完成的辩论，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挑战和生产模式变化的挑战，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公共政策的紧迫性问题，每天需要养活数百万拉丁美洲的男女公民，必须改变社会生产的模式，协调地球母亲的权利和民众阶级与所属的阶层的发展权利，哪怕是部分实现，它已控制了国家。

　　但是，这种向后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前景的过渡只有以比20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更大的勇气才能设计出来。这种前景只能根据民众斗争的图景才能设计出来，从下层培养左派的知识和革命觉悟，从日常实践的斗争和具体的角色出发。

　　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说的，在取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第一个浪潮中已经发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以及万隆时代人民民族主义的局限性。第二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浪潮，即争取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浪潮应当吸取过去失败的经验，再以更大的勇气去斗争，不允许失败，因为选择就是斗争的途径。

　　为了我们必须建设的计划，不能忘记南—南关系的重要性。我们还很不了解其他大陆的现实和左派的斗争，我们需要与他们加强联系、了解与合作。此外，要深化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从人民的新外交的范例推动一体化的格局，在这里社会运动与政府一起发挥突出的作用，以便以协调的方式能够摧垮帝国统治的新殖民主义制度。(原文载于2014年3月23日玻利维亚《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