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环境灾难、英国退欧乃至川普当选，根源竟是新自由主义？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运河”文件揭示各国政要和精英未曝光的海外资产、公共健康与教育系统的衰落、儿童贫困再现、生态系统的崩溃、英国退欧乃至川普当选，这些看似孤立出现的危机和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同一个强大的哲学或者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如此无孔不入，我们甚至没把它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反而认为它代表了一种中立的力量，仿佛是某种生物定律，类似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哲学观念，它的兴起是为了重塑人类生活与改变权力重心而有意为之的。

新自由主义把竞争视为人类关系的本质特征。它把人定义为消费者，通过市场买卖实践最佳的民主选择，奖赏绩效，惩罚无效。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是计划经济永远无法企及的。

新自由主义把任何限制竞争的尝试视为对自由的侵害。税收与调控应该最小化，公共服务应该私有化。劳工的工会组织与集体谈判被视为扭曲市场，妨碍了赢家与输家自然等级的形成。不平等被重塑为有利的，可以奖赏效用，创造财富，并最终通过“涓滴效应”使所有人获益。建设更平等社会的努力是反生产性的、腐蚀道德的。市场会保证每个人得到她/他应得的一份。

我们不断内化和再生产上述信念。富人认为他们全靠自己的才能致富，而绝口不提他们在教育、遗产和阶级上的优势保障了他们的地位。而穷人则把失败归咎于自己，尽管他们无法改变面临的困境。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

新自由主义一词是在1938年巴黎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创造的，有两个与会代表对新自由主义作出定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两人都从奥地利逃离出来，都把以罗斯福新政和英国福利国家的发展为代表的社会民主视为集体主义的表现，认为这种集体主义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处在同一个谱系上。

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论述政府计划经济最终会导致极权控制。《通往奴役之路》与米塞斯的《官僚体制》读者众多，包括极为富有的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给他们提供一个逃避政府调控和税收的绝好机会。1947年，哈耶克成立第一个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组织——培勒林山学会，就是由百万富翁们的基金会赞助的。

在富豪的赞助下，哈耶克开始建立一种类似“新自由国际”组织，跨大西洋两岸的学者、商人、记者与活动家的网络。富有的赞助人注资兴建了一系列的智库去细化和宣传新自由主义思想。他们还资助了许多大学研究岗位，尤其集中在芝加哥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变得越发极端。哈耶克认为政府应该对竞争进行监管，防止形成垄断，但后来他的美国门徒们，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认为垄断权力是对效率的回报。另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名称不见了。1951年，弗里德曼还很高兴地自称为新自由主义者，但是很快，这一词汇消失了，并且没有出现替代通用名词。

起初，新自由主义处于一个比较边缘的地位。二战之后达成了一个普遍共识，各国广泛应用凯恩斯开出的经济药方，全面就业和贫困救济是美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共同目标，政府实施高税率，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但是到1970年代时，凯恩斯政策逐渐崩溃，大西洋两岸均遭遇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成为主流。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一揽子政策相继出台。富人大规模减税、打击工会、解除管制、私有化、公共服务外包和竞争等。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联盟条约》和世界贸易组织，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推行，许多并没有得到民主同意。更厉害的是，本来是左派的政党，例如工党和民主党，也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

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令人惊奇的是，一个承诺选择与自由的学说竟然通过“我们别无选择”的口号加以推广。但是，正如哈耶克在访问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智利是第一个全面采用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时所说的：“我个人更偏向自由主义的独裁，而非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自由，听上去很诱人，但实际上，自由只给“大鳄(pike)”，而不给“小鱼(minnows)”。

免于工会和集体谈判的自由意味着压低工资的自由。免于监管的自由意味着污染河流的自由、危害工人的自由、收取高利息的自由、设计新奇金融工具的自由。免于纳税的自由意味着不通过转移支付救助穷人的自由。当新自由主义政策无法在国内实施时，通过包含“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贸易协定在国外实行。在离岸法庭上，公司可以要求去除社会与环境保护责任。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悖论时普遍竞争依赖于普遍量化和比较。结果，工人、求职者和各种服务业从业者需要经过各种繁琐冗长的评估和监管的程序。米塞斯提出新自由主义可以免于计划经济官僚制之苦，但是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官僚制。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1980年代以后的英美)，经济增长显著慢于之前的几十年，不过富豪们则不受影响。前六十年逐渐缩小的收入与财富分布的不平等，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迅速扩大，全拜打击工会、减税、涨租金、私有化和解除监管所赐。

诸如能源、水、火车、健康、教育、道路、监狱等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或市场化，使得公司得以在基础设施前设立收费亭，向个人或者政府收取租金。租金属于非劳动所得。那些拥有和运营英国私有化或半私有化服务的人，投资很少，收费很高，赚取惊人财富。俄罗斯和印度，寡头们低价收购国家资产。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控制所有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服务，成为世界首富。

Andrew Sayer在《为什么我们负担不起富豪》一书中论述，金融化也有着类似的影响。“利息，就像地租一样，属于毫不费力就获得的非劳动所得”。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富人控制了另外一项关键资产：金钱。偿还利息已经成为财富从穷人像富人转移的一种主导方式。由于高企房地产价格和国家资金的撤出，人们陷入巨额债务。银行和高管们则赚的盆满钵满。过去四十多年，财富不只是从穷人转移到富人，并且在不同级别富人之间也同样如此：收入从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者流向那些通过控制已有资产而获得租金、利息和资本收益的人。

新自由主义政策处处遭遇市场失灵。不仅银行大而不倒，大公司也被赋予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里指出，哈耶克忘了一件事：关键的国家服务是不能破产的，也就意味着竞争无法贯彻到底。商人拿走利润，国家承担风险。

失败越大，意识形态变得越极端。政府把新自由危机作为借口与机会，实行减税、私有化剩余的公共服务、从社会保障网络的漏洞中获利，解除对公司的管制，对公民进行再监管。

新自由主义最危险的影响可能不在于其导致的经济危机，而在于政治危机。随着国家领域的减少，人们通过投票改变生活的能力也在缩小。新自由主义理论声称，人们可以通过购买进行选择。但是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购买力：消费民主或利益相关者民主，选票并非平均分布。结果是穷人与中产阶级的消权(disempowerment)。随着右派和前左派采用相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消权变成了剥夺公民投票权。

正如Chris Hedges所说，“法西斯运动不是从政治活跃者，而是从政治消极者从建立基础。‘输家们’感到他们在政治建制中发不出声音，起不到任何作用”。当政治辩论不再与人们对话，人们更容易受口号、符号和感官的煽动。例如，对于川普的支持者来说，事实与论述似乎不再重要。

看不见的手的看不见的意识形态是由看不见的支持者推广的。我们现在才慢慢发现其中一些人。例如，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在媒体上强烈反对对烟草业的管制，而这一智库从1963年起，一直秘密接受英美烟草集团的赞助。

新自由主义所使用的词汇，其隐藏的信息比揭示的信息要多得多。“市场”听起来像是一个对所有人平等的自然系统，但实际上市场充满了权力关系。“市场需要”实际上指公司和老板的需要。“投资”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是指投资于生产性和社会有益的活动;另一个是指收购已有资产，从而获取租金、利息、分红和资本收益。使用同一个术语描述完全不同的行为，掩盖了财富的来源，导致我们混淆“财富榨取”与“财富创造”。

新自由主义的匿名性与混乱很好地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无名性和无地方性啮合：连锁模式保障工人不知道他们究竟在为谁卖命;公司通过复杂的离岸秘密网络注册，甚至连警察也难以发现受益所有人是谁;税收的安排甚至欺骗了政府;无人理解的金融产品等等。

新自由主义的确有值得钦佩的地方，至少在早期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是一种鲜明的、创新的哲学，由一群具有明确行动计划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加以推广。他们有耐性，行动持之以恒。通向奴役之路变成了通向权力之路。

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反映了左派的失败。当自由放任的经济导致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时，凯恩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去替代它。当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在1970年代触礁时，已经有一个替代方案。但是当新自由主义在2008年分崩离析之际，什么方案都没有。80多年时间里，左派和中立派没有提出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每次重新搬出凯恩斯爵士等同于承认失败。提出采用凯恩斯手段来解决21世纪的危机，忽视了三个明显的问题：第一，很难用用旧思想来动员人们;第二，1970年代暴露的问题仍未解决;第三，更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完全没有涉及今日最大的困境：环境危机。凯恩斯主义要义在于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而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往往是破坏环境的元凶。

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表明，仅仅反对一个分裂的系统是不够的，还需要提出一个完整的替代方案。对于劳工阶层、民主党派和泛左派人士而言，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上的阿波罗计划，尝试设计一个适应21世纪需要的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