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抗美援朝——中国战争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九五零年十月八日，毛泽东主席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参战命令。（详细内容略，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页）。　　

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带领下，跨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署《朝鲜半岛军事停战协定》。　　

时值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六十周年纪念之际，我怀着一种特别复杂的心情来思考这场人类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这个奇迹由中朝两国人民共同创造。这场战争确立了新中国在世界大国中的战略地位，树立了中国人民解决军在世界军事格局中的强悍形象，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新时代、开创新面貌的斗志，激发了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捍卫了全体中国人的国际尊严！这场战争是近二百年来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的一个最有力、最震撼、最具有深远意义的讯号——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中国人民不怕战争！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意义，我都无法找到否定这场战争的理由，然而，正逢纪念朝鲜战争爆发六十周年重要时刻，一部分别有用心的右派精英却不顾历史实事和革命前辈们的历史功绩，极力抹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价值性，如果说单单只有少部分精英抹黑倒也无妨，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是，部分政治人物和媒体也加入到质疑这场战争的阵营中来，我很难把所有抹黑者和质疑者的理由全部猜透，但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是：借否定抗美援朝来全面否定毛泽东。　　

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我也会经常跟同事和朋友谈到这场战争，其中也看到不少受蒙蔽的年轻人加入到质疑的队伍中来，对于这些人，我很难一一给他们讲解这场战争的全部意义，我只是提一个问题来让他们去思考：美国离朝鲜半岛有多远？它为什么要来打这场战争？你不理解美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你怎么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我从不根据战争细节来评价一场战争是否该打，战争是为战略服务的。

中国已经有几十年没打仗了，爱好和平是好事，但是，我们不能惧怕战争，我们不能回避战争，我们更不能否定我们取得的胜利之战和尊严之战，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如何看待这场具有千古意义的抗美援朝战争，以此来纪念为新中国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历史贡献的先烈们和前辈们。

一、评价战争必须用历史的和平视角。　　

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和平的时间也许比战争的时间要长，但是，战争却是人类历史过程中一个不变的主题，人类总是用战争来打破和平，又用战争来赢得和平，一个和平的时代或者说一个帝国的时代，无一不是通过战争机器的运转来获得的，进入现代文明以后，战争并没有为文明作出让步，该打的战争肯定一场也不会少打，不该降临的战争也有可能随时光临到某一个不幸的民族，尤其是在一个世界性大战还处于秩序重整的时期，谁获得了世界主导权，谁就是未来的全球帝国，谁放弃了主导自己命运的契机，谁就是帝国主义的掌上玩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中国的苦与痛是不言而喻的，每一个中华儿子都是这场战争的受难者，即便是中国被列入了二战胜利者的角色，中国也并没有因为胜利而获得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力，中国仍然处于由美、苏、英等大国安排操弄的地位，这不是中国人想要的结果，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会接受这种安排，第一代领导人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奠定中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告诉世界——中国的和平可以由自己主导！

自古至今，任何时代的和平都不是妥协出来的，都是通过战争打出来的，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就不会让美国人和美国军队中产生敬畏感，也不会令后来与中国翻脸的苏联小心谨慎，美苏两强对于中国军队的重重顾虑为中国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国也因此有资格在美苏之间获得足够份量的平衡角色，抗美援朝一战保证了中国能够独立搞社会主义建设，可以不屈从于任何国际政治势力。不但如此，而且还赢得了整个第三世界各国的尊重与拥护。

有些人会说：第二代领导人上台执政以后，不打仗不也有和平吗？是的，中国的确在近几十年处于和平发展期，但是，今天的和平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光靠经济发展就能保证的吗？即便中国把所有的资源和厚利都让给西方了，也未必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也未必能够保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大家不妨全面地审视一下中国目前的周边局势及中国在国际政治环境中的状态，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确保中国军事威慑力的安全保障，我们的周边领海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周边领土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太空环境会是什么样子？核战也好，潜战也好、信息战也好，太空战也好，哪一个层次的军事保障基础不是由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没有这些东西，美国天天可以在你家门口溜达，没有这些东西，日本可以随时到钓鱼岛上去休息休息，可以随时把你中国的东海当成自家的庭院，你能奈他若何？和平是要基础的，不是凭空就有的，把经济成果都揽在自己怀里，把保证经济成果的安全保障视若无物，这种行为怎么能经得过历史考验？

有些人会说：抗美援朝死了那么多中国人，代价太大，不值得。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潮出现？我想与近几十年来宣传机器的误导有关，一部分精英利用自己一知半解的所谓人权观来误导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始终把“生命至上”抬到社会的最高地位，好象只有他们才是尊重中国人人权的慈善家和人权斗士，好象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都是视生命如草芥的好战分子。如果脱离历史背景和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问题，精英们的观点的确可以迷惑很多年轻人和头脑简单的一部分人，但是，稍微能够动动脑筋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颠倒是非的谬论。一场战争的正义性和价值性决不是简单用牺牲的大小来衡量的，这样来衡量战争，那么，“正义”是没有办法得到伸张的，如果害怕牺牲，那么，中国根本不用进行抗日，直接投降不就得了，直接投降了，肯定不会牺牲那么多中国人，然而，这种减少牺牲的想法唯一需要接受交换的结果是：愿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都多少人愿意这样苟且偷安？我看大部分中国人是不会的。也许还会有人说：抗日是帮助自己打仗，抗美援朝是帮外国打仗，不能同一而语。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德国并没有直接打击美国本土，只有日本打击了美国本土，美国为什么要把重兵派到欧洲作战？这就是战争的必要性问题。不管美国出于什么原因要主攻欧洲战场，最终的目的肯定为了美国自身的长期战略需要，战争只要有其战略必要性就一定要打，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说明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历史盲人，欧洲大部分国家如果早点意识到战争对于自身的战略重要性，就不会有希特勒的纵横欧洲，也不会有后来的惨烈牺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任何民族的自强自立都需要有牺牲，国家虚无主义的人权观五百年之内甚至一千年之内都是谬论，小的牺牲是为了避免大的牺牲，大的牺牲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

二、正义战争是国家和民族在逆境中前进的催化剂。

战争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都被视为恶魔，我也不喜欢战争，但是，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基本尊严的状况下，战争也许又是她重新做回自己的最好方式，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战争的正义性往往是由强者来界定的，当今时代也是一样，弱者一方并没有权力制定公平与正义的规则，其实，只要民族和国家没有消亡，民族尊严和国家尊严永远是判断自己是否受到公正对待的最高标准，任何假借广义人权观来为世界制定一套所谓公正秩序的行为都是虚伪的，遭受压迫的弱者一方永远也不会接受不符合自身生存法则的国际规定，战争是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即便是失败的结局，也比苟且偷安要好，至少不会让民族精神堕落下去。

国家回避战争，一方面是因为要避免生命的牺牲，另一方面是害怕战争会拖垮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战争的残酷性来讲，牺牲是必然结果，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又未必都是负面的，局部性正义战争不但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反而会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催化剂，会成为一个民族重新崛起的引爆点，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次典型的正收益战争。

从精神文化角度来看，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至今一笔最为厚重的财富，这种财富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永存，细细品味一下财富的内涵，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个抽象：其一，这场战争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要有精神、要有骨气。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民族的核心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不管来犯敌人多么强大，都要无所畏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只有敢于斗争，才有尊严，才有地位，才有安全，才有和平。这种精神的战场体现者有毛岸英、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杨连第、柴云振等等无数战斗英雄。其二，通过这场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奉献精神。以常香玉为代表的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为了支援前方的将士，不惜一切代价倾尽毕生所有，常香玉以个人名义捐赠一架战机，全国各地的其它人民群众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只为一个总目标——打倒美帝国主义。其三，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具有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只经历两年多时间，但是，战争过程是非常的曲折和残酷，曾经一度也几乎面临绝境，但是，志愿军并没有丝毫畏惧和低头之意，志愿军从来都没有想到“失败”回家的结果，而接受这种结果的却是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美国政府和它的将军们，接受妥协的是美国和它的联军们，中国的顽强与坚韧迫使克拉克将军不得不承认：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抗美援朝的胜利铸就了中国军队“敢打、善打、必胜”的铁军形象。

从经济角度来看，抗美援朝战争也可以说是一支非常有效的催化剂。有很多人在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时都习惯性用经济头脑来判断是非，以为抗美援朝让中国的经济计划泡汤和搁浅，实际不是那么回事，从政策角度来讲，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并未因此而延缓甚或耽搁，全会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三个条件(完成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节减国家机关的经费)和必须做的八项工作(土地改革、统一财经、军队复员、改革旧教育和旧文化、救济失业、团结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肃清反革命、整党)，除“军队复员”之外的其他各项，都分别在1951年和到1952年内完成。从实际经济数据来看，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三年恢复时期，国家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约7亿元，占预算内基建投资的10%以上；组织了2000万人参加水利工程建设，并没有因为要打仗而顾此失彼，挖掘土方17亿立方米以上(相当于挖掘10条巴拿马运河或23条苏伊士运河)；全国42000多公里堤防，绝大部分进行了培修。这就使全国水灾面积由1949年的1亿多亩下降到1952年的1600多万亩，扩大灌溉面积8018多万亩，对农业增产产生了明显效果。改良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先进的生产经验，也是有利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461亿元，比1949年增加41.4%，平均每年增长14.1%。粮食产量1952年3278.3亿斤，比1949年增加1014.7亿斤，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278.4亿斤，平均每年增长338亿斤。棉花增长速度更快，1952年产量达到26.074亿斤，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9.1亿斤，三年净增177.86亿斤，平均每年增长43.2%，工业中的重点发展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在恢复时期，国家用于交通运输建设的经费约17.7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26.7%。到1950年修复铁路14089公里。桥梁94.5公里，使原有的铁路基本畅通。接着以大量投资修建新路，到1952年，建成3条新线：来睦线(广西的来宾至睦南关)、成渝线(四川的成都至重庆)、天兰线(甘肃的天水至兰州)，总长1263公里。新建公路3846公里，1952年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8.07万公里增长到12.67万公里，增长56%。内河航运里程由1949年的7.36 公里发展到1952年的9.5 万公里，增长29%。当时我国第一大商港——塘沽新港工程，经过15个月的建设，也于1952年10月完成第一期工程并开港。电力、煤炭和钢铁等重工业建设也摆到了重要地位。国家用于重工业的投资21.6亿元，大部分投在了恢复与改造原有企业。新建企业3300多个，其中大型企业占4%。生铁、煤、石油、锡等原材料、燃料的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1952年工业总产值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149.3%，平均每年增长34.8%。从1950年至1952年，财政收入从65.2亿元上亿元上升到183.7亿元，增长了近2倍；财政支出从68.1亿元上升到176亿元，增长了1.58倍。从1951年起，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同时结束了解放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自1950年3月物价得到基本控制，三年中一直保持了稳定，如以1950年3月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则1951年为94.6 ，1952年为93.7。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和提高，就业人数逐年有所增加，全国职工从1949年的800万人增长到1952年的1580万人，增97.5%，职工平均工资1952年比1949年增加70%左右，一般都达到或超过抗战前的水平。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在1949年只有60万人，1952年增加到330万人。5亿农民的生活也随着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而改善，农民收入一般都增长了30%以上。(参见国家统计局编《光辉的三十五年》，第53-60页；《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49、220-229页。)

以上的各项经济数据充分说明战争状态下中国是可以同时搞好经济建设的，战争是促使全国人民倍加努力的一种有形动力，是人民克服困难顽强拼搏的一种强大推力，是让全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最好催化剂。一直以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期望没有敌人是不可能的事情，试图回避战争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敌人多了不好，战争多了也不好，一两个敌人会是最合适的国家前进动力，一些局部的事关国家战略的战争是保证建设一支强大军队的重要手段。　　

三、中国必须为下一场看得见的现实战争作准备。

在现实的中国，战争是一个类似于“恐怖主义”的禁忌词，谁提到战争谁就有可能被贬低为头脑简单的无知者，谁就可能被归为“愤青”，只有满口“理性与和平”的人才称得上社会精英和国家栋梁，在有些人看来，不但不能提战争，为战争作准备的国防开支都是多余的，国防工业几乎都是可以转为民用的，军工企业也是可以合资的或者转制的，国防事业是一项阻碍社会生产力的浪费事业。尽管中国这样的官员和精英很多很多，但我从来都不会承认他们是对的，我甚至不愿意浪费时间去批驳他们，理由很简单：“银河号”货轮在公海被美国羞辱说明了什么？这还需要摆出更多的大道理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没有一流的国防就没有一等的经济地位。

我在纪念抗美援朝六十周年的时候提到现实战争的问题，决不是杞人忧天，也决不是空穴来风，我无法判定东海、黄海、南海、藏南哪一个地区会最先爆发战争，但是，我可以肯定短期内（五年之内）必定会有一个甚至是两个区域发生战争，而中国必然要成为战争的主角之一，至于战争的级别现在还尚难预测，但局部上的残酷性有可能不低于1962年的中印战争，更不会低于中苏珍宝岛之战，战争形式也许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但中国必须有新形式战争的最全面规划。

撇开具体战术安排不谈，近期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准备是：战争思想的准备和军队战争意志的培养。一场战争能否打赢，武器装备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还不是最决定性因素，抗美援朝战争就是最好的范例，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争思想和军队意志，我这里所讲的战争思想决不是战术理论思想，而是更为重要的战略规划思想，打无准备之仗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准备？怎么准备？准备什么？由谁来准备？都是属于战略规划思想层级，尤其是在现代战争中，没有这些必要的准备，战争从一开始就可以宣布结果失败。军队意志是当前中国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薄弱环节，几十年来的养尊处优让军人出现了“厌战、惧战、避战”的软性思维，更有甚者，军队中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这是非常可怕的致命性问题，北洋水师为什么一战而覆？不是因为清朝的铁壳船比日本差，核心因素是北洋水师的将士腐朽了，是一批上不了战场的“烟枪”。中国目前加大武器装备的投入没有错，还应当进一步加大投入，在搞好武器装备建设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军队的整风和队伍的实战演练，要不失时机的抓住机会打一些“提示性小战”，在事关中国领土和领海主权的区域适当对一些惹是生非的敌人开展一点“提示性小战”，一方面可以练兵，另一方面可以借此申明国家主权和维护国家主权。

结束语：　　

六十年过去了，中华民族的全体儿女应该　　

向作出出兵决策、并亲自指挥战争的最高统帅毛泽东致敬!　　

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将士致敬!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建立的巨大功勋永载史册。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2010年10月21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