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回到苏联”--俄罗斯青年怀念苏联现象分析
作者：李瑞琴 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图：一位俄罗斯青年头戴早期苏联红军的军帽，在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的活动。
2007年12月6－13日，莫斯科新近出版发行的国家级刊物《俄罗斯记者周刊》第27期刊登了记者奥莉加·安德列耶娃（Ольга·Андреева）、格里戈里·塔拉谢维奇（Григорий ·Тарасевич）、谢尔盖·舍赫托夫（Сергей·Шейхетов）联合撰写的评论性报道：“我想回到苏联”（Хочу в СССР）[1]。文章引用丰富而详实的材料，以大量摘录网上日记的形式，分析评价了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30岁左右的俄罗斯青年为什么会产生“怀念苏联”的强烈感情。
苏联剧变后，俄罗斯人怀念苏联的社会现象从来没有消失过，目前这一现象更是不断扩大，众多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也加入了怀念苏联的群体。这也是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和学术界重评苏联历史、重评斯大林等举措出台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二者是相一致、相吻合的。70年代后青年对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时期的认识和评价，有着鲜明的特点，既不同于主要在苏联时期度过、思想已经成型的老一辈人，其怀念还带有先入为主的感情和对俄罗斯资本主义制度本能的排斥；也不同于9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已经被生活塑造成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人。70年代后青年经历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生活，走过了对苏联的极端排斥、到思想认识发生重大转变又开始怀念苏联的心路历程。目前这一代青年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主流群体，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其他行业，他们已经成长起来。2007年11月7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的长篇记念文章“布尔什维克是伟大俄国的建设者”，作者也是70年代后出生。可以预见，这一代人的思想发展轨迹和对社会、政治和国家的理解与态度，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理解和认识，将对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一特殊群体，这对于我们了解和掌握俄罗斯社会思潮及社会发展趋势，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苏联剧变的有关问题，能够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同时，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中的开创性地位，研究和关注两种社会制度亲历者青年的思想，对于如何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和发展也将具有启示性意义。
《俄罗斯记者周刊》每期发行量为65800份。该文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数家网站和媒体以“留恋苏联”（ Ностальгия по СССР）[2]为题，予以全文转载。
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社会学家的研究证明：目前，曾在苏联时期度过儿童时代的青年们中间，正弥漫着一种情绪：“我想返回苏联，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近来极其频繁地听到这句话。不仅是上年纪的、生平大部分是在苏联时期度过的老人，而且是刚刚过了30岁年龄的人也常常这样说。他们在1991年时大约13－15岁，都有收集苏联时期照片的爱好，经常在一起交流少先队员、童年时代的回忆。留恋苏联时代渐渐成为30岁年龄人中不断扩大的现象。一篇题为“76－82年代的一代人”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碰到了好时候，我们的童年和青年是在那个时代度过的，政府使青年们的自由时间都用在了参加体育和社会活动等方面，这正是对苏联时期一致的评价，也是作为那个时期类似于个人的福利…….。这篇文章目前已经成了这一代人的“宣言”。俄罗斯各地有着同样意愿的30岁左右的人，都在自己的英特网博客上复制这篇文章。
分析英特网上的资料和其它媒体刊登的文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今俄罗斯青年对苏联时期的态度，发生了从强烈的负面评价到强烈的肯定评价的变化。最近几年，英特网上出现了被奉为神圣的苏联时期日常生活的大量资料：“1976－1982年，我们童年的百科全书时代”。这是他们中最流行的说法。
一、为什么从否定苏联到怀念苏联
15年前，苏联剧变时期，13－15岁的青少年否定苏联的一切事物，努力减少和自己越来越保守的双亲的相似之处。大部分人的梦想是移民，那怕是去第三世界国家，都认为比在崩溃的苏联生活更诱人。他们不屑于唱苏联歌曲，不看苏联影片要看好莱坞侦探影片、听摇滚音乐；不去军事工程学院而要宝石；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怎样更快地发财，得到各种色情影碟，在大城市取得成功和被认可。
有趣的是刚过15年，还是这些人，今天用最温柔的话语回忆自己才几岁时候的事，反常地不记得自己曾说过什么否定苏联的话。谁都没有想到在15年后竟然完全否定了自己？！就在他们似乎得到了曾在青少年时代朦胧的梦想和理想时，不知什么时候，对苏联的感情又重新燃起，开始喜欢苏联时期的战争影片，并开始肯定曾经被自己断然否定的思想。
是的，就像通常所说的，时间是治疗左派幼稚病的最好方法。成年人和青年们都停止了坚决否定苏联的做法。开始忧伤和惋惜地回忆那时的家用电器和生活，比如“红宝石”电视、“织女”磁带录音机、“红色莫斯科”精神、方格图案的衬衫、红军大衣，自动出售机出售的15戈比一瓶的冰冻汽水。他们感慨，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苏联的往事带着动人的传说，变成了关于人类金色世界的美丽神话。
为什么完全拒绝苏联的人，突然又开始怀念那个他们刚好来得及碰到的时代？如果相信社会学家的调查，原因有两个：一是表面上，只是简单地留恋在苏联时期的童年时光。童年时代一切都被理想化了，不好的事都已忘记，留下的都是美好的。二是在内心深处，留恋过去成了特殊的宗教，成了对生活的恒定态度。他们对于自己曾经幸运地生活在苏联，感到无比自豪。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苏联，才使他们拥有美妙无比的青少年时代，等他们长大后才发生1991年的苏联剧变。
一位青年写道：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就选择让时间停止在20世纪80年代。我那时还没有对生活形成固定的看法，也就是17－19岁。对于生活还没有什么愿望，总之还不明白，作为一个人为什么活着。但我应该从后来这些年里得到的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现在我对生活的理解还是混乱的、模糊的。另一作者在自己的博客上附和他写道：我是多么地想返回我们的童年！当时虽然没有游戏软件、滑轮冰鞋和街角卖可口可乐的小摊位，也没有夜间俱乐部和摇摆舞者的大聚会以及其它现代游戏。但我们有许多很有价值和意义的故事，使我们的童年充满了乐趣。
因“失去童年”而留恋过去是浅层次的，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的俄罗斯青年是在怀念逝去的青少年时代，把苏联视为理想的社会。当今30岁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不喜欢现在的社会。
二、两种制度下的自由：得到的不如失去的
在童年时期温暖的夏天里，我们乘坐马车去郊游，心情是难以表达的愉快；我们的床质量很好，漆着鲜艳美丽的颜色；那时家里的大门常常不上锁，而柜门什么时候也不锁；药瓶盖上没有秘密装置；我们从街角水龙头里喝水，而不是塑料瓶装的。谁都想要一个能够滑动的大头盔。太厉害了！这些话都来自于那个“宣言”。关于对自由的感受，文章说：记得那个时期，基本的感受――就是充分自由的感觉。生活不是像现在这样，服从于刻板的工作进度表，我们有许多闲暇时间。双亲每个月都有休假，如果有人生病，就平静地去医院治疗，而不用勉强自己的身体工作。住宅楼里没有密码锁和对讲机，商店的通道里没有保安人员。航空站非常漂亮，无论从什么地方开始旅行都可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格规定着一些地区不可以去。总之，几乎没有类似于“此处不通”，“仅限工作人员使用”，“禁止通行”的告示牌。
客观地说，苏联时期自由活动的空间要比现在小，这不仅是从政治意义上说。当时的青少年有着严格规定的成长路线：地区幼儿园――地区中学――学院／军校――分配工作，变动余地很小。大家吃着同样的食物，骑着同样品牌的自行车。如果留着长发，带着半瓶伏特加酒，再穿着那怕是极其简单的劳动布牛仔裤――这一切都会引起公安局的注意，至少是在走廊里受到老奶奶目光的指责。
可是现在，虽然我们居住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里，国家最小限度地干预人们的生活，但我们依然感觉到没有什么自由。现在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你不像乌兹别克不法分子，警察根本不会在乎你。就是老奶奶也见怪不怪，在楼道里，连过去她们常常一起坐着的长板凳都不见了。然而30岁人生活的筋疲力尽，根本无暇感受上述自由。他们需要工作和挣钱，需要看起来体面，需要操行严肃，需要拥有一定的应变能力，需要吃没有添加剂的食物，需要读米纳耶夫和科恩列的书。什么都是需要，需要，需要！
因此，30岁人似乎有许多的自由，但却没有说话或者集会的自由，甚至连平静生活的自由都没有。他们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期待，他们是自由的离开“愚钝”的苏联时期的第一代人，是精力充沛建设资本主义的一代人。在20世纪90年代后，看起来正是这样。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做着生意，兴高采烈的致力于以狭隘的实用主义为快乐的职业中。然而建设资本主义的热情不断的降低以至“淡漠”，失去了动力。这个动力曾经是他们在90年代时的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尽管，大部分人还按从前的标准评价工作和生活，怎样消费，怎样能够有“更大的房子，更贵的汽车，怎样比别人更有成就”。然而，许多物品已经买了，感觉也得到了，野心也满足了。活着却枯燥无味！15年来的国家变迁，想方设法离开了所谓没有自由的国家，但是现在却成了没有自由的人。而社会本身也没有形成足够明确的规范，没有指出公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三、没有安全感
在当今的俄罗斯，如果具体分析，“安全感”这个词的使用率最高，在15年间成百倍地增长。在苏联时期，因为拥有无限权威的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时的人们不仅不担心社会、人民生活安全，也不敢随便谈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何事。不过如果没有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思想，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可是现在，“安全感”这个单词在一切领域都是关键词――从高层政治家到普通公民的寓所。秘密的暗语到处包围着我们，进入大门要密码，房间要上好几个锁，开动计算机要密码，发个人电子邮件还需要密码……尽管，没有谁强迫你这样做，都是自己的选择，但是，这种自觉选择中却透露着许多无奈。青年们更加忧伤地回忆童年时的自由与安全：我们早晨离开家去外面游玩，当回家的时候，街道路灯已经亮了，而且到处都是路灯。整天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移动电话也没有！但家长并不担心我们的安全。我们甚至有时打架打的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但谁也不去告状。
四、金钱买不来的快乐
儿童时代的玩具和游戏给孩子们带来的快乐，比成年时拥有丰田牌汽车或升迁带来的愉快还记忆深刻。有博客写道：童年时，我们想法爬上汽车库的高处装配玩具，然后一起玩打仗游戏。装配所需零件是从废品中找到的。在废品里，我们能找到做弹弓用的橡皮和其他材料。快乐的制作过程至今难以忘怀。
现行的市场经济诞生了简单的原则：一切都是买卖和索取，这是商业行为必须的。塑料制造的盔甲和武器在任何一个售货亭都有出售：你想要海盗的马刀，想要斯基台人的阿基纳克剑。这一切都可以用戈比买到：买一套“军团士兵”或者是“西部牛仔”，只要少喝几次可口可乐就可以。但是，买来的“武器”很快就在床下蒙上了尘土：不用惋惜，爸爸明天会买新的，爸爸能挣很多钱。供出售的烟花和爆竹有许多品种，再也不需要在车库后面进行化学实验；中国制造的长毛绒玩具可以成袋地购买。只是，在这些玩具里再也没有自己创造的、异想天开的、最喜欢的和惟一的……，这就是孩子们的可怜之处。
回忆自己的童年，当代青年们非常矛盾：一方面似乎是很好，去售货亭或到任何地方用戈比都可以买到精密的能装许多子弹的“天蝎”仿真机枪。为了这个，70、80年代的顽童曾经每天去捡垃圾，毫不在乎垃圾场难闻的气味。在这些垃圾里没有投入私人劳动，自己亲手制作的模拟机枪，也没有和金钱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缺少什么，一切都用金钱能买到，可是能买到用自己制作的“武器”同伙伴们玩打仗游戏时的快乐吗？
五、朋友都留在了苏联
还有一个留恋的理由，苏联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净而不设防。有青年回忆道：如此的友谊，我的双亲年轻时以及那时的青年伴侣算是。他们互相信赖、志同道合，在生活中一般不会发生什么事。
还有的博客写到：我们曾经有许多朋友。我们一起游玩，沿着春天的小河点燃篝火；我们坐在长板凳上、在栅栏里或者是学校的院子里谈自己的理想。如果我们还要找谁，就顺路去和他们见面，或者直接去他家敲门、按门铃。不需要预约，都是自己决定！
而当今30岁人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少，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即使和老朋友见面，预约的时间也差不多安排到一个月以后。聚会变得非常简短和形式主义：大家都忙，大家都有事。在任何时间和别人联系都有可能取消或者是更改以前的约定：“请原谅，计划改变了，今天5点不行，改在8点或者明天的5点。最好是看明天事情的进展再电话联络商定。”
六、没有闲暇
大多数30岁人都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但却不愿看到改变生活的现实可能性。为了改变需要时间，而时间总是不够用。因为，那怕你片刻停止了急速奔跑，立刻就会被生活抛到路边。有博客写道：30岁的日子很快就没有了。心动过速，每分钟脉搏跳动90次而不是70次；吃药不读说明书，就听医生怎么说；没有时间熟悉要购买的汽车的技术细则，处理问题都是被动式的；在银行签署贷款合同也只是一眨眼，确认一下姓氏和密码就行了；做任何社会服务工作当然是没有时间。如果问最后一次和朋友喝啤酒的日子？不记得，大约在一年前。朋友就是奢侈的代名词，只是对于少年人而言的；和妈妈说话也是当她打来电话的时候；每天回到家里，大多数情况是妻子和孩子已经睡觉；节假日在家打开电视机，很快就在电视屏幕前陷入沉思，然后是关闭所有频道：一个也没有时间看，也没有兴趣。想读些什么书？似乎是《安娜·卡列妮娜》，还有一半。不读了，太长了，不看结果了，没有时间。
七、怀念苏联能够引发革命吗
还有博客写道：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想，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里。这个称为苏联的国家，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掌握自己的坚强意志，并使世界接受她。
可以预见，留恋过去起因于留恋自己的童年，有时慢慢就变成留恋过去的政治体制。苏联是与国家的发展规模、大国威力结合在一起的时代，给人们带来了宁静、稳定、幸福的生活：这个时代没有失业、恐怖主义和民族冲突，人们的关系朴实而纯净，有着真挚的感情，没有过多的贪欲。留恋过去，在历史上往往是一种十分强大的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运动。比方说，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了恢复政权，在后苏维埃时期，已经多次进行以留恋苏维埃时代为内容的社会活动。
考察这些社会现象还可以做出进一步的预测，在当代俄罗斯，类似留恋过去的现象还会继续蔓延。但是，尽管不满意现在生活的人数在增加，但也只是从更多的方面反映了他们政治上的“缺席主义”。即使有政治力量给他们以重大支持也是如此。（1）从主观方面看：30岁人这一代大多数属于不问政治、沉浸于个人生活的一代。他们用对自己已经一去不复返的美好童年时期的忧伤怀念代替积极的运动。当成年人摧毁苏维埃体制，然后又在其废墟上试图建设不知什么新事物时，年轻人只是关心个人问题。他们在社会生活领域里惟一的成功之处就是做生意。这也是他们中间有如此多的商人或者是经理，而只有如此少的政治家或者是社会活动家的社会原因。（2）从客观方面看：将不可能回来、已经消失的过去和冷漠的现在联系起来的愿望和现象，还不能说是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行为。因为，忧郁与其说是怀念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说是怀念童年时代。这种怀念还处在较低层次，不足以构成对社会制度的冲击。由于青年对政治的冷漠，很难想像，革命的口号是“还我骑自行车的权利和幸福！”
似乎，丧失了政治野心的当代30岁人，对待苏联历史转变的问题客观上就有一定的独特性。苏联时期使他具有人道性但却没有现代性，20世纪一切社会灾难后，第一次自然地形成人在任何政治机构中都是主要和惟一重要因素的格局。但是，这种现代性让他们感到了更多的困惑，他们不相信当今社会狭隘的实用主义能够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就像不相信承诺过的20世纪80年代能实现共产主义一样。他们大多对社会活动家能够拯救社会不抱任何希望，这种失望情绪无论是针对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已经不重要。因此，当代30岁人就像是俄罗斯人的第一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时期，没有了从前的精神支柱，也不能指望西方帮忙。因而在回忆苏联的时候，有一种心灵受伤的灼痛感。尽管他们都很优秀，都知道应该读什么书看什么影片，该如何处理各种事务。但是却感觉不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今天的时代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许多从前根本不可能的事，现在不仅可能而且轻而易举。但是，个体的“我”却时常感到自己无助地面对着自己本身这个奇怪而巨大的无底洞，他们失去了使用熟悉的代词“我们”的权利，只是对着镜子里的那个人在疑惑：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人们企图找到这个折磨人的问题的答案，但不只是在苏联的过去，而是在人们的心灵和意识深处。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资料选编之一，总第673期，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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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Ольга Андреева, Григорий Тарасевич, Сергей Шейхетов：“Хочу в СССР”,«Русский репортер» №27(27) / 6 декабря 2007.
[2] “Ностальгия по СССР”.http://www.contr-tv.ru/common/2554/13/12∕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