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个年轻民主国家的篝火
俄罗斯选择“皮诺切特选项”
有生命的城市不能一块块被变卖而不考虑其固有传统，即使这些传统与外国人格格不入……但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城市。有好长的时间我们生活在共产党极权统治下，但现在我们发现生活在生意人的极权统治下并没有更好过。他们亳不在乎自己身在哪个国家。
——葛林(Gigory Goring)．俄罗斯作家，1993年
散播真相——经济学的法则就像工程学法则一样。一套法则放诸四海而皆准。
——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1年
当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1991年7月飞往伦敦出席七大工业国(G7)高峰会时，他有十足的理由期待一场英雄式的欢迎。在之前的三年，他在国际舞台上似乎很少昂首阔步，反而经常步履轻飘地向媒体施展魅力，忙着签署解除军备条约，接受和平奖项，包括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他甚至做到以前无法想象的事：赢得美国大众的心。这位俄国领导人彻底挑战了邪恶帝国的讽刺漫画，美国媒体甚至给他取一个可爱的呢称“戈比”(Gorby)，而《时代》杂志在1987年作了一个冒险的决定，让这位苏联总统当上这份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编辑群解释说，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任(戴着毛板帽的石像怪)不同，是俄罗斯的里根——“克里姆林宫版的伟大沟通者”。诺贝尔奖委员会宣称，拜戈尔巴乔夫所赐，“我们希望我们正在庆祝冷战结束”。
到90年代开始，戈尔巴乔夫以开放和改革两大政策，领导苏联经历一段了不起的民主化过程：新闻媒体解禁，俄罗斯国会、地方议会、总统和副总统都改为民选，且宪法法庭也独立化。在经济方面，戈尔巴乔夫推动自由市场与强大社会安全网的混合，把关键产业置于国家控制下——他预测这个过程将花上十到十五年才能完成。他的最终目标是以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建立社会民主体制，成为“全人类的社会主义灯塔”。
刚开始西方也希望戈尔巴乔夫成功地放宽苏联经济，转型为接近瑞典模式的经济。诺贝尔委员会明白表示，颁奖给他是为了支持苏联转型，也就是“在需要时伸出援手”。戈尔巴乔夫在访问布拉格时说，他无法独力完成大业：“就像同在一条绳子上的登山者，世界上的国家必须一起爬上山顶，否则就一起坠入深渊。”
因此1991年在G7高峰会上发生的事完全出乎意料。戈尔巴乔夫从他的友邦元首同伴得到的一致信息是，如果他不立即采用激进的经济休克治疗，他们将切断绳索，让他坠落。“他们对转型步调与方法的建议令我大吃一惊。”戈尔巴乔夫记述那次会议时说。
波兰刚在IMF和萨克斯监督下，完成第一回合休克治疗，而英国首相梅杰(John Major)、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H．W．Bush)、加拿大总理穆罗尼(Brian Mulroney)和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的共识是，苏联必须追随波兰的做法，甚至以更快的速度进行。高峰会后，戈尔巴乔夫从IMF、世界银行和每一个主要放款机构得到同样的开拔令。那一年稍晚，当俄罗斯要求赦免债务以度过一场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时，却得到债务必须履行的严厉回答。从萨克斯为波兰寻求援助和赦免债务以来，政治气氛已经大为改变——变得更加苛刻。
接着发生的事——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由叶利钦取代，以及俄罗斯展开经济休克治疗的混乱过程——已成了现代史详细记录的一章。不过，这则故事经常被说成稀松平常的“改革”，平板到掩盖了一个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犯下的重大罪恶。俄罗斯被迫在芝加哥学派经济计划和真正的民主革命中作选择。面对这个选择，俄罗斯的民主革命早已展开——为了推动芝加哥学派经济计划，戈尔巴乔夫已在进行的和平改革进程必须以暴力打断，然后大幅度反转。
戈尔巴乔夫知道，要实施G7和IMF提倡的休克治疗，唯一的方法是诉诸暴力——就像许多西方国家推动这类政策的手段。《经济学人》杂志在1990年一篇影响甚巨的文章中，呼吁戈尔巴乔夫采用“强人统治……粉碎阻碍积极经济改革的抗拒”。诺贝尔委员会宣告冷战结束短短两周后，《经济学人》就敦促戈尔巴乔夫以冷战时代最恶名昭彰的屠夫为榜样。这篇以“米卡尔·瑟基维克·皮诺切特?”(Mikhail Sergeevich Pinochet，译注：Mikhail Sergeevich为戈尔巴乔夫的教名与本名)为题的文章作结论说，虽然采取这个建议可能导致“放血……它却可能——只是可能——为苏联带来所谓的皮诺切特式自由经济”。《华盛顿邮报》还更进一步，在1991年8月刊登一篇评论，标题是“皮诺切特的智利是苏联经济的务实楷模”，支持以政变推翻慢吞吞的戈尔巴乔夫，但该文作者许瑞吉(Michael Schrage)担心，苏联总统的反对者“并没有采取皮诺切特选项的精明，也没有多少支持”。许瑞吉写道，他们应该“效法一位深谙政变个中三昧的独裁者：退休的智利将军皮诺切特”。
戈尔巴乔夫很快发现，他面对一位很愿意扮演俄罗斯皮诺切特角色的对手。叶利钦虽然担任俄罗斯总统职位，知名度却远不如整个苏联的元首戈尔巴乔夫。这种情况在1991年8月19日大为改观，也就是G7高峰会后的一个月。一群保守派共产党员把坦克车开到称为白宫(White House)的俄罗斯国会大厦前，扬言要攻击俄罗斯首届民选国会，以阻止民主化过程。叶利钦带领一群决心保护新民主的群众，站到一辆坦克车上，谴责这场侵略是“一群愤世嫉俗的右派企图政变”。坦克撤退后，叶利钦被捧为民主的捍卫者。一位当天走上街头的示威者描述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自己可以影响国家情势。我们的精神飞扬。那是一种团结一心的感觉。我们觉得可以战胜一切。”
叶利钦也有同感。身为领导人，他向来表现出反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戈尔巴乔夫给人儒雅、稳重的印象(他最引人争议的措施是大力反对喝伏特加酒)，叶利钦则以贪吃和嗜饮闻名。在政变前，许多俄罗斯人对叶利钦有所保留，但他在共产党政变中协助挽救了民主，使他至少暂时成了人民英雄。
叶利钦立即把他赢得的战果全部下注，扩增他的政治实力。只要苏联体制不变，他的权力永远在戈尔巴乔夫之下，但在政变挫败四个月后的1991年12月，叶利钦使出政治妙招。他与另外两个苏联共和国结盟，这个举措实际上等于让苏联解体，因而迫使戈尔巴乔夫辞职。废除“大多数俄罗斯人一辈子只认定的国家”苏联，对俄罗斯人心理造成强烈震撼——就像政治学者柯恩说的，这是俄罗斯在接下来三年间要承受的“三个创伤性震撼”的第一个。
叶利钦宣布苏联不复存在当天，萨克斯也莅临克里姆林宫的同一个厅堂。萨克斯回忆这位俄罗斯总统说：“‘各位，我要宣布苏联已经结束……’而我说：‘哇，你知道，这是百年仅见的大事。这是你所能想象最不可思议的事；这是真正的解放；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些人民。’”叶利钦邀请萨克斯担任顾问，而萨克斯态度很认真，他宣称：“如果波兰可以办到，俄罗斯也能。”
但叶利钦想要的不只是顾问，他要的是靠萨克斯的金字招牌为波兰募得的资金。叶利钦说：“唯一的希望是七大工业国承诺很快提供我们更巨额的财政援助。”萨克斯告诉叶利钦，他有信心如果莫斯科愿意采取“大爆炸”的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经济，他可以筹得约150亿美元。俄罗斯必须有雄心壮志，而且必须迅速行动。叶利钦不知道的是，萨克斯的好运已快用完。
俄罗斯转型到资本主义的背景，与其国内的贪渎有关。莫斯科市长勃波夫(Gavriil Popov)宣称，打破中央管理式经济的方式只有两个选择：“财产可以分给社会所有成员，或者把最好的财产送给领导人……总而言之，有一种民主方式，还有一种权贵式(nomenklatura)、共产党官僚式的方法。”叶利钦选择后者——而且匆忙作了这项选择。1991年底，他前往国会并作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如果他们给他一年的特别权力，让他以命令方式颁布法律而不必提交国会通过，他便能解决经济危机，还给人民有效而健康的体制。叶利钦要求的是独裁者享有的行政权，而非民主政治，但国会仍然感激这位总统在政变阴谋期间扮演的角色，而且国家迫切需要外援。答案是：好，叶利钦可以拥有一年绝对权力以改造俄罗斯经济。
他立即召集一批经济学家，其中有许多人在共产党统治最后几年曾组织某种自由市场读书会，阅读芝加哥学派思想家的基本著作，并讨论如何把这些理论应用在俄罗斯。虽然他们未曾在美国念书，却成了弗里德曼的狂热信仰者，甚至俄罗斯媒体称呼叶利钦的小组为“芝加哥男孩”，张冠李戴地使用这个词，但对俄罗斯欣欣向荣的黑市经济而言却十分贴切。西方国家则称呼他们为“年轻的改革者”。这批经济学家的头是盖达尔(Yegor Gaidar)，叶利钦任命他为两位副总理之一。1991年到1992年担任部长的埃文(Pyotr Aven)也在这个内部圈子里，他谈到这群人时说：“他们自认替天行道，而且从他们的信仰自然地流露出超越一切的优越感，很不幸的，这是我们改革者的典型。”
俄罗斯报纸《独立报》(Nezavisimaya Gazeta)观察这批突然从天而降在莫斯科掌权的人时，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发展：“俄罗斯首度在政府中任用一批自由派，他们自认是哈耶克以及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的追随者。”他们的政策“十分明显——以‘休克治疗’作为药方的‘厉行财政稳定化’”。该报指出，在叶利钦任命这群人的时候，他也让恶名昭彰的强人史柯可夫(Yury Skokov)担任国防与主管镇压的部门：陆军、内政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决定显然互有关联：“也许‘强人’史柯可夫可以‘确保’在政治上厉行稳定化，而‘强人’经济学家则能保证经济上的稳定化。”这篇文章以预测作为结束，“如果他们尝试建构一个本土化的皮诺切特体制也不会令人意外，其中盖达尔的小组将扮演‘芝加哥男孩’的角色……”
为了提供叶利钦的芝加哥男孩意识形态和技术上的支持，美国政府资助自己的转型专家，交付他们为俄罗斯撰写私有化命令、设立纽约式的证券交易所，设计俄罗斯共同基金市场等工作。在1992年秋天，美国国际发展署授予2100万美元的合约给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由它派遣年轻的律师和经济学家小组，到俄罗斯协助盖达尔小组。1995年5月，哈佛聘请萨克斯担任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这表示他在俄罗斯的改革期扮演两个角色：先是叶利钦聘请的自由顾问，然后又接掌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哈佛在俄罗斯的前哨站。
又一次，一群自称改革家的人，秘密聚集在一起草拟一套激进的经济计划。其中一位重要的改革者华西里夫(Dimitry Vasiliev)回忆说：“刚开始时，我们没有任何雇员，连秘书也没有。我们没有设备，甚至没有传真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一个半月内写出一套全面私有化计划，我们必须拟订20项法律……那真的是一段浪漫期。”
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宣布解除价格管制，并预测“解除价格管制将使一切回归到正确的位置”。这些“改革家”在戈尔巴乔夫辞职不到一周就推动他们的经济休克治疗计划——三个创伤性震撼的第二个。这套休克治疗计划也包括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把全国约22．5万家国营公司迅速私有化的第一阶段。
“‘芝加哥学派’计划让俄罗斯措手不及。”一位叶利钦早期的经济顾问回忆说。这种措手不及是刻意制造的，是盖达尔突然并迅速进行改革策略的一环，使得抗拒根本不可能。他的小组想解决的是同一个老问题：民主成了阻碍他们计划的威胁。俄罗斯人不希望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管制他们的经济，但大多数人仍坚定相信财富重分配，以及政府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和波兰人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一样，1992年接受调查的俄罗斯人有67％说，他们相信工人合作社是把共产国家资产私有化最公平的方式，79％的人则说，他们认为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维持全民就业。这表示如果叶利钦的小组把他们的计划提交民主辩论，而非对已深感迷失的大众发动秘密攻击，芝加哥学派革命将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叶利钦在这段期间的顾问之一马乌(Vladimir Mau)解释说，“最有利于革命的情况”是“由于过去的政治斗争而筋疲力尽的疲倦大众……这是何以政府在解除价格管制前如此有信心，因为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政府不会被平民反抗推翻”。他解释说，绝大多数俄罗斯人——70%——反对解除价格管制，但“我们当时和现在都很清楚，人民都专注在他们私人(园圃)土地的收成，以及个人的经济状况”。
斯蒂格利茨当时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简单地总结指导休克治疗师的思维。他的比喻现在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只有在‘转型迷雾’所提供的‘机会窗口’采取奇袭策略，才能在人民有机会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之前达成改变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休克主义。
斯蒂格利茨称呼俄罗斯的改革家为“市场布尔什维克”（Market Bolsheviks)，因为他们钟爱大地震式的革命。不过，当年的布尔什维克全心全意想在旧时代的灰烬中建立中央计划国家，市场布尔什维克却相信某种神奇的东西：如果创造出获利的最理想条件，国家将自动重建自己，无需任何计划。(这个信念将在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现。)
叶利钦大胆承诺“在约六个月内，情况会恶化”，然后复苏将展开，俄罗斯很快又会是经济巨人，成为世界四大经济体之一。这种所谓创造性破坏的理论，其结果是稀少的创造和恶性循环的破坏。短短一年后，休克治疗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俄罗斯数百万中产阶级在货币贬值中丧失毕生积蓄，数百万工人因突然削减补贴几个月领不到工资。1992年俄罗斯的人均消费比1991年减少40％，有三分之一的人民落入贫穷线下。中产阶级被迫在牌桌或街头变卖个人财产——这些走投无路的行为却被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赞许为“创业家精神”，证明资本主义复苏已经发生，每卖出一样传家宝或一件二手运动夹克都是证明。
和在波兰一样，俄罗斯人最后终于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并开始要求终结这种虐待狂式的经济冒险(“停止实验”在当时的莫斯科是最常见的墙壁涂鸦)。在选民的压力下，民选的国会——支持叶利钦取得权力的同一个国会——决定该是节制总统与他的冒牌芝加哥男孩的时候了。1992年12月，他们投票罢黜盖达尔；在三个月后的1993年3月，国会议员投票取消他们给叶利钦以命令执行经济法律的特别权力。宽限期已经届满，而成果是民不聊生；从现在起法律必须经由国会通过，这是任何自由民主国家的标准做法，也是遵循俄罗斯宪法规定的程序。
国会议员只是执行他们的权利，但叶利钦已习惯于扩大的权力，并开始自认像皇帝多于总统(他已习于自称鲍里斯一世[Boris I])。他借上电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报复国会的“叛变”，轻易地恢复他帝王般的权力。三天后，俄罗斯独立的宪法法庭(创立宪法法庭是戈尔巴乔夫最重大的民主突破之一)以九票对三票，用八项不同的罪名判决叶利钦夺权的举动违反他宣誓遵守的宪法。
在此时之前，世人还有可能说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是同一个计划的部分，但叶利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两个计划已经走上冲突的道路，叶利钦和他的休克治疗医生直接对上了民选国会与宪法。
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全力支持叶利钦，因为借用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的说法，叶利钦仍然自称扮演“真正致力于自由与民主，真正致力于改革”的角色。大多数西方媒体也支持叶利钦对抗整个国会，把国会议员贬斥为“共产主义强硬派”，尝试开民主改革的倒车。《纽约时报》莫斯科办事处主任报道说，他们还没有摆脱“苏联心态——怀疑改革、对民主的无知、蔑视知识分子或‘民主主义者’”。
事实上，这些国会议员尽管有各种缺点(而且共有104l位议员，缺点一定很多)，却是1991年支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反抗强硬派政变的同一批人，他们曾投票解散苏联，而且直到不久前还全力支持叶利钦。然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用“反政府”来形容俄罗斯国会议员——好像他们是闯入者而非政府的一部分。
1993年春季，当国会通过一项未遵守IMF要求厉行节约的预算法案后，冲突逐渐呈现山雨欲来之势。叶利钦的反应是尝试根除国会。他在新闻媒体的奥威尔(Orwell)式支持下，匆忙筹备一次公民投票，问选民是否同意解散国会并举行提前选举。投票的人数不足以赋予叶利钦需要的权力。不过他仍宣称胜利，说这场投票证明整个国家支持他，因为他悄悄置人一个完全没有约束力的问题，问投票者是否支持他的改革。回答是的投票者以些微差距占多数。
在俄罗斯，公民投票普遍被视为宣传手法，而且是失败的宣传。事实是，叶利钦和华盛顿之间，还横梗着拥有宪法权利的国会可以采取制衡作为：减慢休克治疗转型的速度。一场高压的行动随即展开。当时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桑莫斯警告说：“俄罗斯改革的动力必须重新振作并加强力道，才足以获得持续的多国支持。”IMF得到这个信息后，一位匿名的官员泄露消息给新闻界，说一笔15亿美元的承诺贷款已被取消，因为IMF“对俄罗斯开改革倒车感到不满”。叶利钦的前部长埃文说：“IMF对预算与货币政策几近疯狂的偏执，以及对其他每一件事绝对要求表面功夫和一板一眼的态度……在这整件事中扮演不小的角色。”
IMF泄露消息后的第二天，自信能获得西方支持的叶利钦跨出了无法撤回的第一步，即直到今日仍被公开形容为“皮诺切特选项”的措施：他下达1400号命令，宣布废止宪法和解散国会。两天后，国会的特别会议以636票对2票弹劾叶利钦不可饶恕的行为(相当于美国总统片面解散国会)。副总统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宣布，俄罗斯已为叶利钦和改革者的“政治冒险主义付出沉重代价”。
叶利钦与国会问爆发某种武装冲突已无可避免。尽管俄罗斯宪法法庭再度判决叶利钦的行为违宪，克林顿仍旧继续支持他，美国国会也投票通过给叶利钦25亿美元援助。受到鼓舞的叶利钦派遣军队包围国会，并命令市政府切断国会大厦白宫的电力、暖气和电话线。莫斯科全球化研究所主任卡佳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告诉我：“成千上万支持俄罗斯民主的群众涌进，尝试突破封锁。持续两周的和平示威群众和军队与警方对峙，使国会大厦的封锁有一部分被打开，好让人们送食物和饮水到里面。和平抵抗的势力愈来愈大，响应的支持者愈来愈多。”
双方阵营日益壁垒分明，可以解决僵局的唯一妥协方法是达成提早选举的协议，让大众来评断是非曲直。许多人呼吁采取这个方案，但正当叶利钦权衡该如何选择，且据报道他倾向选举时，波兰传来的消息却是选民用选票严厉惩罚以休克治疗背叛他们的团结工会。
目睹团结工会在选举惨遭滑铁卢后，叶利钦和他的西方顾问已经很清楚提早选举的风险太大。在俄罗斯，牵涉的财富极为庞大：大油田、约占全世界30％的天然气蕴藏、20％的镍，更别说共产党曾赖以控制广大人口的武器工厂与国家媒体体系了。
叶利钦放弃谈判，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由于刚提高一倍军饷，军队几乎全都站在他这边，因此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以成千上万名内政部的军队、带刺铁丝网和镇暴喷水车，团团围住国会大厦，不准任何人进出。叶利钦的头号对手鲁茨科伊在国会里，这时候已武装起他的护卫，并欢迎近乎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加入他的阵营。他呼吁支持者对叶利钦的“独裁统治”绝不妥协。参与抗议并写书谈到这个事件的卡佳利茨基告诉我，在10月3日，国会的支持群众“游行到奥斯坦金诺(Ostankino)电视台，要求报道这则新闻。群众有些人有武装，有些人没有；群众里还有小孩。他们遭到叶利钦军队的机关枪攻击”。约100名示威者和一名士兵被杀害。叶利钦的下一步是解散所有城市和地方行政区的议会。俄罗斯刚萌芽的民主政治已被一块块摧毁。
确实有部分国会议员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显出对和平解决的嫌恶，但即使是前美国国务卿盖尔布(Leslie Gelb)也写道，国会“并非由一群右派疯子所掌控”。是叶利钦非法解散国会和违抗国家最高法庭的判决，才使俄罗斯陷入这场危机——由于人民不甘于放弃得来不易的民主，他的作为势必激发铤而走险的反应。
华盛顿或欧盟若发出明确信息，应可迫使叶利钦坐下来认真与国会谈判，但他获得的只有鼓励。最后，在1993年10月4日早上，叶利钦实现了他早已注定的命运，成为俄罗斯版的皮诺切特，他制造的一连串暴力事件无疑与整整20年前发生的智利政变相呼应。在叶利钦对俄罗斯人民带来的第三个创伤性震撼中，他下令不情愿的军队突袭俄罗斯白宫，纵火焚烧，使他两年前借保卫它而扬名立万的同一栋建筑变成一片焦黑。共产主义崩溃可能未耗一兵一卒，但芝加哥式的资本主义却需要大量枪炮来防卫自己：叶利钦招来5000千名士兵、数十辆坦克和武装运兵车、直升机和配备自动机关枪的精锐震撼部队一一全都为了保护俄罗斯的新资本主义经济免于民主政治的严重威胁。
《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这样报道叶利钦包围国会：“昨日有长达十个小时，约三十辆俄罗斯陆军坦克车和武装运兵车，团团包围莫斯科闹区的国会大厦，即俄罗斯人所称的白宫，并以一轮轮炮火猛烈攻击，同时步兵以机关枪扫射。在下午四时十五分，约300名警卫、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排成一列，举着手走出建筑。”
那天结束时，这场猛烈的军事攻击共造成约500人死亡，伤者约1000人，是莫斯科从1917年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雷德威(Peter Reddawy)与格林斯基(Dmitri Glinski)曾为叶利钦年代写出最权威性的记叙(《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市场布尔什维克对抗民主主义》)，他们指出：“在白宫里面和四周的扫荡行动中，1700人遭逮捕，查扣了11件武器。部分遭逮捕者被羁押在一个体育馆，令人想起1973年智利政变皮诺切特使用的方法。”许多人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被痛殴。卡佳利茨基回忆说，他的头部遭到重击时，一名警官咆哮道： “你们想要民主，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们让你们见识一下民主!”
但俄罗斯并非智利的翻版——它是智利的颠倒版本：皮诺切特发动政变，解散民主体制，然后实施休克治疗；叶利钦在民主体制中实施休克治疗，然后借解散民主体制和发动政变来保卫它。两种情况都获得西方热烈支持。
“叶利钦的攻击获得广泛支持，”《华盛顿邮报》在政变之后一天的新闻标题这么写，“民主可望赢得胜利。” 《波士顿环球报》的标题是“俄罗斯逃过跌回昔日地牢的劫难”。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走访莫斯科，与叶利钦和盖达尔站在一起宣布： “美国不会轻易支持暂停国会运作，但这是非常时期。”
俄罗斯的事件看起来也不同。叶利钦借保卫国会而取得权力，现在却放火烧掉它，使它焦黑到被戏称为黑宫。一位中年莫斯科人告诉一群惊讶不已的外国摄影小组：“人民支持叶利钦是因为他承诺给我们民主，他却关闭民主之门。他不但违反民主，而且让民主封口。”尼曼(Vitaly Neiman)1991年政变时在白宫大门口担任守卫，他如此形容这种背叛： “我们得到的是与我们梦想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为他们赶赴临时构筑的路障，以我们的性命保护防线，但他们未履行承诺。”
萨克斯因为证明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能与民主兼容而备受赞誉，他在叶利钦攻击国会后继续公开支持他，将他的反对者贬抑为“一群中了权力毒瘾的前共产主义者”。在萨克斯的著作《终结贫穷》中，他完整记述自己参与俄罗斯的过程，却完全遗漏这段戏剧化的插曲，一次也未曾提及，就像他漏掉在玻利维亚伴随着他的震撼计划发生的围捕与攻击劳工领袖。
在政变之后，俄罗斯处于不受节制的独裁统治：民意机构遭解散，宪法法庭中止运作，宪法也束诸高阁；坦克巡逻街道，宵禁实施中，虽然公民权很快恢复，但新闻却遭到全面审查。
那么，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西方顾问在这个关键时刻做了什么?与当年圣地亚哥烽火延烧时做的一样，也与后来巴格达燃烧时相同：摆脱民主的干预后，他们继续埋头制定法律。政变后三天，萨克斯说，他们发现直到当时俄罗斯“还没接受过任何休克治疗”，因为计划“才刚实施，既不协调也前后不连贯。这正是做一些事的好机会”。
他们确实做了一些事。“这些日子来，叶利钦的自由经济小组进展十分顺利，”《新闻周刊》报道，“这位俄罗斯总统解散国会的第二天，就指示市场改革家开始草拟命令。”该杂志的报道是引述一位“意气风发、与政府密切合作的西方经济学家”，他很明确地表示民主在俄罗斯永远是市场计划的阻碍：“摆脱国会的阻力后，现在正是改革的大好时机……此地的经济学家原本十分沮丧，现在我们夜以继日工作。”确实好像没有任何事能像政变这样让人高兴，正如世界银行首席俄罗斯经济学家布里泽(Charles Blitzer)对《华尔街日报》说的：“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开心过。”
这种开心才刚开始。俄罗斯人还在为攻击事件晕头转向时，叶利钦的芝加哥男孩强行实施计划中最引起争议的措施：大幅削减预算支出、解除包括面包等基本食物的价格管制，以及加快和扩大私有化——一切能造成立即悲惨的标准政策，似乎这是警察国家避免反抗的必要条件。
叶利钦政变后，IMF的第一副总裁费歇尔(Stanley Fischer)主张“从各战线全速推动”。在克林顿政府协助拟订俄罗斯政策的桑莫斯口径也一致，他说：“私有化、稳定化和自由化，这‘三化’(three-ations)必须尽可能快速完成。”
变化如此迅速，俄罗斯根本不可能赶得上。劳工往往在还没搞清楚前，他们的工厂和矿场已经被变卖——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卖或卖给谁(和十年后我在伊拉克国营工厂所见的茫然与混乱如出一辙)。理论上，这些转手买卖和交易应该能创造经济繁荣，使俄罗斯摆脱绝境；在实务中，这个原本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只是换了一个政商财团主义：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仅限于一小撮俄罗斯人，其中有许多共产党高干，以及少数几个西方共同基金经理人，靠投资刚私有化的俄罗斯公司赚取暴利。一个由新暴发的亿万富豪组成的集团，其中有许多人后来以他们拥有帝王般的财富和权力，变成世人所知的“寡头” (Oligarch)。他们与叶利钦的芝加哥男孩连手，剥削几乎一切有价值的资产，以每个月20亿美元的速度把庞大的获利移到海外。在休克治疗前，俄罗斯没有百万富翁；据《福布斯》(Forbes)杂志的名单，到2003年，俄罗斯的亿万富豪已增加到17人。
有部分原因是，叶利钦和他的小组不准外国跨国公司直接收购俄罗斯资产，这是与芝加哥学派正统理论难得一见的不同；他们把战利品留给俄罗斯人，然后开放外国人投资由所谓寡头拥有的刚私有化的公司。即使到今日，报酬率仍然高得吓人。《华尔街日报》说：“想找三年内可以获利2000%的投资吗?只有一个股市提供这种希望——俄罗斯。”包括瑞士第一波士顿(CSFB)在内的许多投资银行，以及几位财力雄厚的金融家，很快设立专门投资俄罗斯的共同基金。
对俄罗斯的寡头和外国投资人来说，远方只有一朵乌云：叶利钦江河日下的声望。经济计划的效应对俄罗斯平民是如此惨酷，且其过程充满如此明显的贪腐，使他的支持率跌到个位数百分比。如果叶利钦被迫下台，取代他的人势必为俄罗斯的极端资本主义冒险踩刹车。巨富寡头和“改革家”更担心的是，许多在违宪政治条件下遭变卖的资产，可能面临重新收归国有的命运。
1994年12月，叶利钦做了有史以来许多走投无路的领导人为抓住权力都做过的事：发动一场战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夫(Oleg Lobov)曾对一位国会议员透露：“我们需要一场胜利的小战争来提高总统的支持率。”而国防部长预测，他的军队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打败已宣布独立的车臣共和国军队——不费吹灰之力。这个计划至少有一阵子似乎管用。在第一阶段，车臣独立运动受到部分压制，俄罗斯军队占领格罗兹尼(Grozny)已被弃守的总统府，让叶利钦能够宣告光荣胜利。结果证明那是一场短暂的胜利，包括在车臣和在俄罗斯。当叶利钦面临1996年竞选连任，他的声望仍然十分低落，落选几乎已是定局，以致他的幕僚开始打取消选举的主意；一群俄罗斯银行家署名的信刊登在所有俄罗斯的国营报纸上，强烈暗示这个可能性。叶利钦的私有化部长丘拜斯(Anatoly Chubais，萨克斯曾以“自由斗士”形容他)是最敢于公开支持皮诺切特选项的人。他宣称：“为了让社会拥有民主，政权必须独裁。”这完全与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找的借口沆瀣一气。
最后，选举如期举行，叶利钦获胜，这要归功于来自金融寡头估计约一亿美元的金援(是法定金额的33倍)，以及寡头控制的电视台对叶利钦的报道比对手多800倍。在政府可能改朝换代的威胁去除后，停工的芝加哥男孩终于能专注于最具争议性、也最有利可图的计划：出售曾被列宁称为“制高点”(the commanding heights)的资产。
一家规模与法国道达尔(ToTal)相当的石油公司，以8800万美元卖出40%股权(道达尔2006年出售的价格高达1930亿美元)。生产全球五分之一镍的诺里斯克镍矿公司(Norilsk Nickel)，以1.7亿美元出售——虽然光是它的年获利很快就超过15亿美元。石油巨人尤科斯(Yukos)掌控的石油超过科威特，售价为3.09亿美元；现在它一年获利超过30亿美元。另一石油巨人西丹科(Sidanko)51％股权售价1.3亿美元；短短两年后，这些股权在国际市场价值已飙到28亿美元。一座庞大的武器工厂以3000万美元卖出，相当于亚斯本(Aspen)一栋度假豪宅的价格。
这是个丑闻不只因为俄罗斯的公共资产被以贱价变卖——也因为它出以典型的政商财团主义手法——购买这些公共资产的钱是公帑。就像《莫斯科时报》记者毕文斯(Matt Bivens)和波恩斯坦(JonaS Bernstein)描述的：“少数几个钦点的人接管俄罗斯的国营油田，未花一分钱，像一场庞大的骗术，政府的一只手付款给另一只手。”在这场政治人物出售国营公司，以及企业人士收购它们的大胆合作中，数字叶利钦的部长把原本应该存到国营银行或财政部的巨额公款，转存到金融寡头匆忙设立的私人银行。然后国家授与这些银行执行油田和矿场私有化标售的契约。这些银行主持标售，但同时也自己进场投标——而且不出所料，寡头拥有的银行决定让自己成为这些国家资产骄傲的新主人。他们用来收购这些国营公司的钱，很可能就是叶利钦的部长先前存进银行的公帑。换句话说，俄罗斯人为了劫掠自己的国家而提前将公帑存到银行。
就像一位俄罗斯“年轻改革家”说的，当俄罗斯共产党决定拆解苏联时，他们“用权力来换取财产”。和他的导师皮诺切特一样，叶利钦的家族也变得非常富有，他的子女和数字姻亲被指派担任私有化大公司的高级职位。
金融寡头牢牢掌控俄罗斯的重要资产后，他们再开放新公司供西方跨国企业投资，收购大部分股权。在1997年，皇家荷兰壳牌(Royal Dutch／Shell)和英国石油，与两大俄罗斯石油巨人俄罗斯天然气(Gazprom)和西丹科设立合资事业。这是高获利的投资，但在俄罗斯的大部分财富由俄方控制，不操在外国合伙人手中。IMF和美国财政部后来在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私有化拍卖中，便成功修正了这项疏失。而在入侵伊拉克后，美国还更进一步，企图把地方精英完全排除在油水可观的私有化交易之外。
1990年到1994年这段关键时期在莫斯科担任美国大使馆首席政治分析师的梅利 (Wayne Merry)曾经坦承，民主与市场利益的选择在俄罗斯是泾渭分明的。 “美国政府选择经济优先于政治。我们选择解除价格管制、产业私有化，以及创立真正放任、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并且基本上期待法治、公民社会和代议民主政治会因此而自动发展出来……不幸的是，这个选择必须忽视人民意志，要施加压力才能推行政策。”
这段期间在俄罗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财富，以致部分“改革家”难以抗拒分一杯羹。俄罗斯的情况的确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凸显出技术官僚的迷思，也戳破了凭着理念施行教科书模型的蛋头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神话。和在智利一样，猖獗的贪腐和经济休克治疗携手前进，几位叶利钦的芝加哥学派部长和副部长，最后都因为喧腾一时的贪腐丑闻而落到丢官的下场。
涉人者包括哈佛俄罗斯计划的神童，他们负责筹划俄罗斯的私有化与共同基金市场。两位担任计划主持人的学者——哈佛经济学教授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和他的副手海伊(Jonathan Hay)——被发现直接从他们创立的市场获利。施莱佛为盖达尔小组担任私有化政策顾问的同时，他妻子则大手笔投资于私有化的俄罗斯资产。30岁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海伊，也投资了私有化的俄罗斯石油股票，涉嫌直接违背哈佛的美国国际发展署合约。而海伊在协助俄罗斯政府设立共同基金市场时，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友，则取得第一张可在俄罗斯营运共同基金公司的执照，而这家公司初期的营运地点是在美国政府资助的哈佛办公室。(技术上来说，萨克斯身为负责俄罗斯计划的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主任，他在这段期间是施莱佛和海伊的老板。不过，萨克斯已不在俄罗斯现场工作，因此未受这些可疑行为的牵连。)
这些丑闻曝光后，美国司法部控告哈佛，宣称施莱德和海伊的商业交易，违反个人不得从负责的高级工作获利的合约。经过七年的调查和缠讼，美国波士顿地方法院判决哈佛违反合约，两位学者“共谋诈骗美国”，“施莱德从事明显的自利交易”，“海伊企图透过他父亲和女友洗钱40万美元”。哈佛支付2650万美元的和解金，创下这所学府历来最高记录。施莱德同意赔偿200万美元，海伊同意支付100万到200万美元，视他的所得情况而定，但两人都未承认任何罪责。
也许这类“自利交易”很难避免，因为俄罗斯实验的性质使然。当时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他宣称休克治疗能够有效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诱因或诱惑，几乎能征服一切”。所以如果必须以贪婪作为重建俄罗斯的发动机，那么两位哈佛学者和他们的妻子与女友，以及叶利钦的幕僚及家族自己投入这场疯狂争夺，也只是起带头作用而已。
这指向一个令人困扰、但很重要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问题：他们是被意识形态和信心驱动的“真正信仰者”，深信自由市场可以治愈贫穷落后，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 或者这些观念和理论在激发利他动机的同时，也常被用来当作放任贪婪的借口?当然，所有意识形态都可能腐化 (正如俄罗斯的共产党官员在共产党时代大肆搜括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肯定有诚实的新自由主义者。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确实看起来特别容易滋生贪腐。一旦你接受大规模的获利和贪婪可以为任何社会创造最大利益时，很可能任何个人自肥自利的行为，都能合理化为是对资本主义这个创意无限的大锅饭作贡献，为它创造财富和刺激经济成长——即使只给了自己和自己的同伙人。
索罗斯在东欧的慈善工作——包括他资助萨克斯周游该地区——也无法避免这种争议。索罗斯投入东欧集团民主化的使命不容置疑，但他在伴随民主化的经济改革中也有明显的经济利益。身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外汇交易人，当各个国家实施可兑换货币体制和解除资本管制时，他是最大受益者之一，而当国营公司被送进拍卖场，他也是潜在的大买主。
如果索罗斯直接从他——以慈善家的身份——协助打开的市场获利，将是完全合法，但外界的观感将不会特别好。有一阵子他处理利益冲突形象的方法是，禁止他的公司在他的基金会运作的国家投资。但是当俄罗斯拍卖资产时，索罗斯再也难以抗拒。1994年他解释他的原则“已经有所修正，因为市场正在这个地区快速发展，而我没有理由或权力否决我的基金，或我的股东在这里投资的可能性，也不能否决这些国家获得部分这些基金的机会”。例如，索罗斯在1994年收购俄罗斯私有化电话公司的股权(结果是一项很糟的投资)，并在波兰收购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部分股权。在共产主义垮台早期，索罗斯透过萨克斯的工作，扮演休克治疗式经济转型幕后的主要推手。不过到了90年代末期，他显然已改变心意，变成休克治疗的主要批评者，并指示他的基金会资助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在私有化前要求设置反贪腐措施。
这种觉醒来得太迟，未能挽救俄罗斯免于赌场式的资本主义。休克治疗已把俄罗斯敲开，让热钱流人——短期的投机性投资和外汇交易，只为赚取高额获利。在1998年，当亚洲金融危机(第13章的主题)开始扩散时，庞大的投机热钱意味俄罗斯不可能抵挡得了。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经济立即崩垮，大众归咎于叶利钦，他的支持率跌落到惨不忍睹的6％。在许多金融寡头的前途再次受到威胁之际，只有靠另一次休克治疗才足以挽救经济计划，并避免真正的民主降临俄罗斯。
1999年9月，俄罗斯发生一连串特别残暴的恐怖攻击：似乎毫无来由的，四栋公寓建筑在半夜被炸毁，近300人丧命。按照一种美国人从2001年9月11日后就十分熟悉的说词，其他所有议题都从政治地图上被炸得飞散，而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能有这种能耐。“那就是纯粹的恐惧，”俄罗斯新闻记者亚巴兹解释说， “突然间，似乎所有针对民主、金融寡头的议论——所有事，都比不上对死在自己公寓里的恐惧。”
被指派负责缉捕“那些畜生”的人是俄罗斯总理，强硬而带着邪恶气质的普京(Vladimir Putin)。公寓爆炸案发生后不久，普京在1999年9月底对车臣发动空袭，攻击平民区。在新笼罩的恐怖气氛中，曾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共产党时代最可怕的象征——任职17年的普京，突然间让许多俄罗斯人感到放心许多。叶利钦的酗酒使他渐渐无法视事，保护者普京正是接替他出任总统的最佳人选。1999年12月31日，在车臣战争压倒其他议题的情况下，几位寡头筹谋把政权从叶利钦悄悄移交给普京，无需经过选举。叶利钦在交出权力前，从皮诺切特的作战手册中拿出最后一章，要求自己的法律豁免权。普京上任后第一件事是签署保护叶利钦免于刑事追诉的法律，不管是他的贪渎，或在他任内派遣军队杀害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叶利钦在历史上的定位是一个贪腐的丑角多于凶恶的强人，然而他的经济政策和他为求自保而发动的战争，却为芝加哥学派的十字军增添许多冤魂，使从70年代智利以来的死亡人数持续稳定增加。除了叶利钦10月政变的死伤者外，车臣的战争据估计杀死十万名平民。他所造成的更大杀戮一直以慢动作进行，但死伤人数却高得多——那就是经济休克治疗的“附带破坏”。
在没有严重饥馑、瘟疫或战争的情况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造成如此大的损失是前所未见的事。到1998年，超过80%的俄罗斯农场已破产，约70%的俄罗斯工厂关闭，制造出庞大的失业人口。在1989年休克治疗之前，俄罗斯联邦有200万人生活在贫穷中，每天所得不到4美元。到90年代中期休克治疗师开出他们的“苦药”处方后，据世界银行统计，有7400万俄罗斯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这表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应该对7200万人在短短八年间陷入贫穷负责。到1996年，25％的俄罗斯人——近3700万人——生活在被描述为“绝望”的贫穷中。
尽管近几年来拜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涨所赐，有数百万俄罗斯人脱离贫穷，但俄罗斯下层阶级的极贫者仍长期无法翻身——就像贱民般被压在种种社会恶疾下。共产主义下的俄罗斯人居住在拥挤、寒冷的公寓，过着悲惨的生活，但至少有房子住；2006年政府承认，俄罗斯有71.5万名无家可归的儿童，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估计的数字则高达350万名儿童。
在冷战期间，普遍的酗酒问题总被西方视为共产主义下人民生活悲惨的证据，认为俄罗斯人需要大量伏特加才能过日子。然而在资本主义下，俄罗斯人喝的酒是过去的两倍多而且他们开始吃更不容易弄到手的止痛药物。俄罗斯药品主管官员米开洛夫(Aleksandr Mikhailov)说，使用止痛药物者从1994年到2004年增加900％，达到逾400万人，其中有许多是海洛因上瘾者。药物成瘾问题带来另一种无声杀手：在1995年，5万名俄罗斯人呈现人类免疫不全病毒(HIV)阳性反应，短短两年后人数增加一倍；十年后，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估计，近100万名俄罗斯人为HIV阳性。
这些是慢性死亡人数，但快速死亡者也不遑多让。1992年休克治疗一推行后，俄罗斯原已偏高的自杀率开始攀升；在叶利钦“改革”高峰的1994年，自杀率已攀至八年前的近两倍。俄罗斯人互相杀害的比率也比以前高许多；到1994年，暴力犯罪增加为四倍多。
“我们的祖国和她的人民，从过去15年的罪恶岁月得到什么?”一位莫斯科的学者在2006年的民主示威中问，“罪恶的资本主义时代已杀害我们10％的人口。”俄罗斯人口确实快速减少中——每年减少约70万人。从休克治疗第一个完整年度的1992年到2006年，俄罗斯人口萎缩660万人。30年前，异议派芝加哥经济学家法兰克写信给弗里德曼，指控他犯下“经济集体屠杀”。今日许多俄罗斯人以类似词句描述他们的同胞慢慢消失。
这种计划性悲剧显得格外荒诞，因为莫斯科的精英炫耀财富的方式，只有在少数几个石油酋长国才见得到。在今日的俄罗斯，财富的阶层化已达到富人和穷人看起来不但像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也像来自不同的世纪。一个时区是在已快转前进成21世纪未来罪恶城市的莫斯科闹区，金融寡头坐着黑色奔驰车队，由最精锐的佣兵护卫着奔驰于街上，而西方的基金经理人在这里白天被开放投资规定所吸引，晚上则被免费招待的娼妓诱惑。在另一个时区，一位17岁乡下女孩被问及她对未来的希望时回答说：“当你坐在这里用烛光看书时，要谈21世纪很难。2l世纪不重要，这里是19世纪。”
劫掠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到像在俄罗斯一样，需要极度的恐怖行动——从放火烧国会到侵略车臣。“助长贫穷与犯罪的政策，”叶利钦初期(后来合弃)的经济顾问之一埃布尔托夫(Georgi Arbatov)写道，“……只有在民主被镇压后才能生存。”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南锥，在戒严令下的玻利维亚，也在未来的伊拉克。
都怪贪腐
重读西方媒体对俄罗斯休克治疗期间的报道，会让人惊讶当时的讨论与十多年后对伊拉克的争辩竟然如此雷同。对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当然还有欧盟、七大工业国和IMF来说，在俄罗斯的明确目标是抹除以前的存在状态，然后创造供资本家摄食的条件，进而开启一个欣欣向荣的自由市场民主体制——由信心满满、才刚踏出校园的美国人来管理。换句话说，一个没有爆裂物的伊拉克。
当俄罗斯休克治疗的狂热达到最高点时，它的拉拉队坚信只有彻底摧毁每一种机制，才能创造一个国家重生的条件——这种空白石板的梦幻以后还会在巴格达浮现。哈佛历史学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写道： “最好是俄罗斯继续瓦解，直到它的体制结构完全消失。”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森(Richard Ericson)1995年也写道：“任何改革必然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整个世界必须被抛弃，包括所有的经济体制，以及大部分的社会与政治体制，直到最后的生产、资本和科技等实体结构。”
另一个与伊拉克类似之处：不管叶利钦如何恶劣地践踏代表民主的事物，他的统治仍然被西方描述成“转型为民主”的一部分，只有在普京开始镇压几位金融寡头的非法活动时，这种说法才改变。同样的，布什政府向来描述伊拉克正在迈向自由，即使有难以胜数的证据显示那里有猖獗的酷刑、失控的行刑队和铺天盖地的新闻检查。俄罗斯的经济计划总是被形容为“改革”，正如伊拉克永远在“重建”中，即使美国的承包商几已全部撤走，任由基础建设工程在肆虐的破坏中荒废。在90年代中期的俄罗斯，任何敢于质疑“改革家”智慧的人，都会被贬斥为斯大林怀旧派，就像多年来批评占领伊拉克的人，会受到指控说他们认为萨达姆(Saddam Hussein)时代的日子比较好过。
当俄罗斯休克治疗计划的失败再也无法掩饰时，说词便转向俄罗斯的“贪腐文化”，以及俄罗斯人“还没准备好”接受真正的民主体制，因为他们背负长期极权主义的历史。华盛顿那些智库的经济学家匆忙撇清他们在俄罗斯协助创造科学怪人经济(Frankenstein economy)的责任，嘲笑它是“黑手党资本主义”——似乎这是俄罗斯特有的产物。“在俄罗斯绝不会发生什么好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2001年引述一位俄罗斯办公室职员的话报道。在《洛杉矶时报》，新闻记者兼小说家罗利(Richar Lourie)说：“俄罗斯是一个如此可悲的国家，即使他们做的是正常而琐碎的事，像选举和赚钱，他们都能搞得一团糟。”经济学家阿斯伦德曾宣称，光是“资本主义的诱惑”就能改造俄罗斯，纯粹靠贪婪的力量便能提供重建国家的动力。几年后他被问到出了什么问题时，回答是“贪腐、贪腐和贪腐”，仿佛贪腐与他曾经如此热烈称许的“资本主义的诱惑”的放纵表现不是同一件事。
整套可笑的掩饰将在十年后重演，用来解释在伊拉克损失的庞大重建资金，手法则是以诋毁萨达姆的遗毒和“激进派伊斯兰主义”，取代共产主义和沙皇的遗毒。在伊拉克，美国对伊拉克人显然无法接受枪口下的“自由”礼物，也变得愈发愤怒——不同的是，在伊拉克这种愤怒不只出现在报纸社论咒骂“不知感恩”的伊拉克人，更由美国和英国士兵直接打在伊拉克百姓身上。
这套怪罪俄罗斯的说辞最大的问题是，它先堵住了任何严肃检验整件事的机会，让世界无从了解放任式自由市场十字军的真正面目，发现它是过去30年来最重大的一股政治趋势。许多寡头的贪腐仍然被说成一股外来力量，传染了原本应该很健康的自由市场计划。然而贪渎并非俄罗斯自由市场改革的闯入者：仓促而肮脏的交易在每个阶段都受到西方强权的积极鼓励，被视为启动经济最快的方法。当俄罗斯的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顾问完成摧毁俄罗斯的体制后，他们接下来的计划就是利用贪婪的力量来拯救这个国家。
这种悲惨的结果也非只发生在俄罗斯；芝加哥学派实验的30年历史，就是一场安全国家(security state)与大公司间的大规模贪腐与政商勾结，从智利的食人鱼、阿根廷的亲信私有化、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安然的能源骗局，到伊拉克的“舞弊免责区”。休克治疗的目的在于打开快速赚取暴利的窗口——虽然是违法，而且就是因为违法。“俄罗斯已变成国际基金投机客的淘金窟”，1997年一份俄罗斯报纸的标题写道。《福布斯》杂志则形容俄罗斯和中欧为“新边疆”。这些殖民时代的用语十分贴切。
对1950年代弗里德曼发起的运动的最好诠释是，跨国资本家企图重新掌控高获利、无法纪的边疆，而此等边疆正是建构今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祖师爷亚当·斯密最称羡的东西——只是加上一点变化。这个运动并未深入斯密说的没有西方法律的“野蛮原始国度”(这已不再是可行的选项)，而是有系统地拆解既有的法律和规定，以重新创造以前的无法纪状态。斯密的殖民主义攫取了他形容为以“微不足道的代价”换来的“荒地”，并从中获得前所未见的利益，而今日的跨国资本家则把政府计划、公共资产和一切非卖品，视为有待征服和攫取的目标——邮政局、国家公园、学校、社会安全计划、灾难救援，以及任何国家管理的东西。
根据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国家就是殖民边疆，企业征服者以无情的决心和精力大肆劫掠，和他们的前辈满载安第斯山的黄金与白银回国没有两样。斯密眼中的肥沃绿地，变成了彭巴草原上获利可观的农场，华尔街则在智利的电话系统、阿根廷的航线、俄罗斯的油田、玻利维亚的自来水系统、美国的公共无线频道、波兰的工厂，看到“绿野商机”——全都以公共财产创建、却以微不足道的代价被变卖。还有利用国家的权力取得专利，以及把以前无法想象的生命形态及自然资源化为商品标上价钱所创造的财富——包括种子、基因、大气中的碳等。借由永不停息地在公共领域寻找获利的新边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就好像殖民时代的地图画师，界定穿越亚马逊的新水道，找到印加庙堂里隐秘的藏金处。
贪腐在这些现代边疆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配件，一如在殖民时代的淘金潮中那样。由于最重大的私有化交易签订的时机，总是在经济或政治危机的动荡中，明确的法律和有效的规范难以执行——气氛一片混乱，价格起伏不定，政治人物也更不可预测。我们过去30年一直生活在边疆资本主义中，边疆的地点不断从一个危机变换到另一个危机的发生处，每当法律追赶上时就变换地点。
因此，俄罗斯亿万富豪寡头的兴起并不是一则警世的故事，反而证明了露天开采一个工业化国家会有多丰厚的获利，然而华尔街要的还更多。苏联崩垮后，美国财政部和IMF对其他陷于危机国家的私有化要求，也变得更加强硬和急切。截至目前最戏剧化的例子发生在1994年，即叶利钦政变的第一年，当时墨西哥经济发生所谓龙舌兰危机的大崩盘：美国的纾困条件要求快速私有化，而据《福布斯》杂志报道，这个过程造就了23个新亿万富豪，“此处的教训十分明显：要预测下一批亿万富豪会在何处诞生，只要寻找开放市场的国家”。纾困条件也打开墨西哥，让外国人持有前所未见的股权比率：在1990年，墨西哥只有一家外资银行，但“到2000年，30家银行中有24家握在外国人手中”。显然唯一能从俄罗斯学到的教训是，财富转移的速度愈快和愈没有法纪，获利就愈可观。
桑契斯就是了解其中奥妙的人，这个生意人1985年在家中客厅草拟了玻利维亚休克治疗计划。90年代担任总统期间，他卖掉玻利维亚的国营石油公司、航空、铁路、电力和电话公司。和俄罗斯把大奖颁给本国人不同，玻利维亚清仓大甩卖的赢家包括安然、皇家荷兰壳牌、阿莫科公司(Amoco)、花旗公司(Citicorp)——而且是直接卖给这些外商，完全无需与当地公司合资。《华尔街日报》1995年描写在拉巴斯的西部蛮荒景象说，“雷迪森广场饭店(Radisson Plaza Hotel)住满来自美国大公司的主管，像AMR旗下的美国航空公司、MCI通讯公司、埃克森公司(Exxon)和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lon Brothers)。他们被玻利维亚人邀请来，为将被私有化的产业改写管辖它们的法律，并竞标这些等待拍卖的公司”——好方便的安排。“重要的是让这些改变无法逆转，在产生抗体前把事情处理完。”桑契斯在解释他的休克治疗方法时说。为了绝对确保“抗体”不会产生，玻利维亚政府做了以前在类似情况下曾做过的事：再实施一次长时期的“戒严”，禁止政治集会，并授权逮捕所有反对这个程序的人。
阿根廷也有一段恶名昭彰的私有化杂耍表演年代，被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一份投资报告誉为“美丽新世界”。那段期间的主政者是承诺要为劳工喉舌而取得权力的梅内姆总统，他缩减国营公司的规模，并出售油田、电话系统、航空公司、铁路、机场、公路、供水系统、银行、布宜诺斯艾利斯动物园，还有最后的邮政局和国家年金计划。当国家的财富流往海外时，阿根廷政治人物的生活也愈来愈豪奢。过去以皮夹克和劳工阶级的短髭著称的梅内姆，开始穿着意大利西装，并且据报道曾出国接受整形手术(他对自己脸孔浮肿的解释是“蜜蜂叮的”)。梅内姆手下负责私有化的部长亚索嘉丽(Maria Julia Alsogaray)，曾搔首弄姿为流行杂志拍摄封面，她身披一件毛皮大衣，里头未着任何衣服；梅内姆则开始驾驶一辆鲜红法拉利德斯塔罗沙(Testarossa)跑车——据说是一位生意人感恩图报的“礼物”。
仿效俄罗斯私有化的国家，也以较温和的方式实验倒转的叶利钦政变——政府透过选举和平取得权力，但渐渐诉诸暴力以掌控权力和保护他们的改革。在阿根廷，放任式的新自由主义统治在2001年12月19日结束，当时的总统鲁亚(Fernando de la Rua)和财政部长卡瓦洛(Domingo Cavallo)，尝试进一步采取IMF处方的节约措施，遭到人民反抗，鲁亚下令联邦警察以一切必要手段驱散群众。鲁亚最后被迫搭直升机逃亡，但已造成21名示威者遭警察杀害，1350人受伤。桑契斯在位的最后几个月还更血腥，他的私有化造成玻利维亚一连串的“战争”：先是水的战争，对抗贝泰公司(Bechtel)提高自来水价格300％；接着是“税战”，对抗一项IMF拟订的计划，准备向劳动贫民加税以填补预算缺口；然后是“天然气战”，反对桑契斯计划出口天然气到美国。最后桑契斯也被迫逃离总统府，流亡到美国，但和鲁亚一样，这些战争也损失许多人命。桑契斯下令军队镇压街头示威后，士兵杀害近70人——其中许多人只是旁观者——另有400人受伤。截至2007年初，桑契斯仍遭到玻利维亚最高法院以屠杀相关罪名通缉。
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实施大规模私有化的政府，都被华盛顿视为休克治疗可以和平、民主地进行，而无需政变或镇压的典范。虽然它们确实不是在枪林弹雨中开始的，但两者都在枪弹中结束却是意义重大。
在南半球大部分国家，新自由主义常被说成“第二次殖民劫掠”：在第一次劫掠中，财富攫取自土地，第二次则从国家掠夺。每次掠夺的狂热停息后就是许诺：下一次将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阻止国家资产遭变卖，整个过程将在明察秋毫的主管当局和刚正不阿的司法人员严密监督下。下一次在私有化前，“体制建构”将已经完备。但在财富已被移往海外后呼吁法律和秩序，实际上只是让以前的偷窃合法化的方式，就好像欧洲殖民者以条约来锁住他们攫取的土地。正如亚当-斯密的想法，边疆的无法纪不是问题，而是应有之义，与事后的悔恨和保证下次做得更好一样，都是游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