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回顾了转轨后德国东部走过的艰难之路：经济增长乏力，人才大量流失，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幸福感越来越低。分析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现状，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给德国东部带来的变化：社会主义思潮出现复兴。阐发了经济私有化不是经济改革的良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繁荣”不是普适的；德国西部的繁荣，部分是以东德的贫困为代价的；金融危机是社会主义之“机”。
1990年德国大选时，当时的西德总理科尔承诺，在3－5年内把东部建设成一片“花团锦簇的风景”。2005年，德国统一15年后，时任总理施罗德将德国东部比作“没有黑手党的意大利南部”，许多地方只能让人想到荒凉。2010年3月，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直言，20年来，德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路透社报道说，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人一度对自由市场经济充满期待，但20年过去后，他们发现并没有等来科尔承诺的“繁荣景象”。那么，20年来，转轨后的德国东部走过了怎样的艰难之路？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究竟如何？国际金融危机给德国东部带来了哪些变化？重建究竟要多久？
一、重建之路：风雨20载
两德的所谓“和平统一”给原东德人民带来的并不是如德国宪法所规定的那样享受经济同等繁荣，而是经济增长乏力，人才大量流失，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幸福感越来越低，付出的沉重代价远远超出事先的想象。
1．经济领域：经济增长乏力
两德统一前，东德曾经是苏联式经济模式中最富有的国家，有最高的人均GDP和最高的生活标准。整个20世纪70年代，东德的经济一直保持稳定的3％－5％的年增长速度。在80年代，保持了平均4％的增长，跃居世界工业强国的第10位。
两德统一后，德国对东部地区经济进行改造，主要是对其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将其纳入原西德的经济秩序，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转轨。德国政府接管了信托集团，负责原东德工业企业的私有化。信托集团承揽了8000个原东德企业的资产和债务。其口号是“不惜一切代价搞私有化”。至1994年，信托集团解散时，它已经对14000多个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大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被完全关闭、倒闭，有的甚至是完全被铲平了。1995年，原东德国有财产的85％都变成了原西德人的私有财产，10%被国外资本所收购，只有5％才真正回到原东德人民手上。
原东德经济私有化后，在最初几年，由于德国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东部经济获得一定发展，但很快便增长乏力，1997年的增长甚至只有1.7％，此后连续四年，低于德国平均增长水平。德国运输、建筑和城市发展部长沃尔夫冈•蒂芬泽强调，经济快速增长是东部地区发展的前提，但在2002－2007年的5年间，东部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2005年甚至出现停滞。德国东部的经济实力比想象的要弱。一些工人做相同的工作，在东部挣的要比在西部少得多。2006年，拥有1690万人口的东部五个州，仍是德国最贫弱的地区。人均工资水平只有西部的71％。2007年，东部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比西部地区要低三分之一。2009年，德国东部出口的减少对企业的销售额和订单获得数量造成巨大的影响。以萨克森州为例，2009年2月份，企业总体上的销售额比2008年同期减少28%；订单获得数量减少43％。销售额和订单获得数量的减少又导致企业大幅度减少投资，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下滑。目前，东部地区的生产率仅为西部的三分之二，东部五州前100家企业的营业额总和不敌一家西门子；而在德国企业500强中，仅有19家来自东部地区。
2．政治领域：党员好像都是罪犯，知识精英受排挤，民众沦为二等公民
两德统一后，德国在东部从上到下建立了原西德模式的政权机构，全面实施原西德政治和法律制度。政治一体化是以原东德领导人集体离职为标志的，实行同西德完全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统一后，东部人不管是曾经的党员还是百姓都普遍感觉政治地位大幅下降。
其一，党员好像都是罪犯。原本拥有230万党员的德国统一社会党（1989年12月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简称“民社党”。）在两德统一后迅速减少至20万。2005年，民社党在德国国内只剩下7.1万名党员，其中包括约4400名来自原西德地区的党员。无论党的名称如何修改，他们依然接受“东德共产党党员”的称呼。
尽管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但实际情况是，德国统一之后，共产主义统治被视为反人类罪行，原东德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被抓进监狱。其中，80岁高龄、癌症晚期的原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受到了长达一年的密集审判，最后，德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准许奄奄一息的昂纳克前往智利生活。1997年，年满60岁的原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克伦茨被柏林州法院判处6年半的有期徒刑。多年来，克伦茨一直认为，他被宣布有罪是因为“胜者司法”所导致，是一种不公正的司法判决。2011年4月24日，克伦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座谈时告诉笔者，唯独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在他服刑期间，他收到大约36000封对他表示关心和同情的群众来信。此外，“红色军团”等德国宣传共产主义的组织均被定为恐怖组织，其成员纷纷被抓进监狱。柏林墙的倒塌使东德广大共产主义者充分享受了坐监狱的自由。
在德国统一20周年前夕，东德的最后一任民社党党首、现年82岁的莫德罗接受了中国《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回顾了在他失去权力的20年里，他和其他一些老东德共产党党员们的生活。他指出：“统一前，我跟西德外长谈过，不要清算东德政治人士，西德方面是同意的。”可结果呢，“好像我们是罪犯，还有一些对东德的高级政治人员的起诉，我自己也被起诉过，被判刑十个月监禁，是监外执行。”莫德罗指出：“由于政治原因，东德的高级官员被判刑后，退休金被削减很大一部分。但是西德从来没给那些老纳粹减过退休金。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个决定意味着好像我们是罪犯一样。我们被取消了与普通公民同等的权利。最使我们感到沉痛的是，东西德合并之后，两边不是寻找共同的团结、共同的谅解，反而越来越强调我们的差异，并把这些作为一种政治游戏。这样对我们历史的描述是一种伪造。这也是我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经常讨论的一件事情。”
其二，知识精英受排挤。东德所有的国家公务员都受到一系列考核。必须检查他们是否受到以前制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污染”。即使是在经过考核之后，他们也需再经过一个试用期，才能重新成为公务人员。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科研的人士，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精英受到排挤。
一是评估科学研究。统一前，东德科研人员的比例高于西德，有14万人，分布于2913个实验室或研究所。其中53％同产业有密切联系，通常隶属于大企业或工业联合体。有大约2万人属于东德科学院。通过评估裁员，截至1991年底，原东德科研人员数目减少了一半。
西德的教育部部长要求改组科学院，强调必须“清除支配着研究方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人员和研究计划的重大结构改革”。西德负责组建评估委员会，其科学委员会主席强调说：“评估对于东德的科研人员来说，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问题。”委员会的建议分为两种：一些研究所立即解散；一些研究所拆散重组，但即使得到完全肯定的评估，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来维持其机构正常运转。科学评估活动如在经济方面一样，是西德把自己的规范和模式推行到东德。当时的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坦承，“管理机构中的几乎所有职位由以‘西方方式’思考的西部人占据着。（前东德）五个州的德国人不得不一天天适应这个统一化的过程。”许多研究机构没有经过审查就被解散了。据说理由是它们的干部中有许多“仍然太固执己见的人，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正统派分子。”
二是清算人文科学。原东德科学院在人文科学方面有1720名研究人员。其中约500名研究人员，在大学或高等院校中重新找到职业，550人提前退休，其余研究人员被解聘。在大学里，首先遭受打击的部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系，其次是法律系、经济科学系、历史系、哲学系和教育科学系。清算的标准是看是否拥护“自由民主秩序和社会市场经济”。受清算的这些系，被指控为“意识形态上受到污染”。法国学者G．巴迪亚指出，有些主张或赞成“清洗”措施的西德人，是希望排除可能的竞争者和获得空缺的位子。西德有相当多的国家级博士找不到职业。他们有充分的机会被选派到前东德的各个大学中去。
东德原来实行从小学到中学的一贯制。统一后，这种学制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深刻的改革。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其教师被停职，委任来自西德的新教员讲授公民教育课。至于其他教员，也需要查清是否在政党和群众组织中担任某种职务，是否被怀疑违背国家法律准则。莫德罗指出，统一后，原东德教师在苏联或东德大学学历都得不到承认。由于知识精英受排挤，外加东部“新联邦州”财政状况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气。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受排挤、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从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聘来了不少外籍教师，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就不足为怪了。
其三，民众沦为二等公民。2009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据德国民社党发表的一份报告提到，统一19年来，歧视和偏见仍然是西部和东部人民的一大障碍。接近2／3的东部人认为他们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3／4的东部人觉得和西部人相比他们处于劣势。2010年9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统一20年来，德国东部人与西部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彼此陌生。他们都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特别是东方人觉得自己被沦为二等公民。
3．社会领域：人才大量外流，失业率居高不下
德国统一后，经济私有化、政治一体化带来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东部人才大量外流，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一是人才大量外流。自从1989年以来，约有430万的东部人离开东部。仅在1990－1992年间，东部工厂就流失了230万个工作岗位。据官方统计，1991年以来，东部地区流失了110万人口，东部人口日趋萎缩。由于大量技术人才涌入西部，导致东部工业竞争力下降，大量工厂倒闭，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萨克森州是东部公认经济情况最好的地区，但德国媒体称，这里的年轻人或知识分子相继涌入西部找生计，以致狼群重返该地区。人才流失导致原东德地区的人口结构在这20年中出现严重失衡：年轻高素质的中青年劳动力流失严重，而就业竞争力薄弱的老弱妇孺却只能留在原地。哈雷经济研究所所长乌尔里希布鲁姆指出，高素质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妇女大量流入西部，造成东部出生率急剧下滑到1990年时的50%。2008年才恢复到62％，远低于西部。德国东部的人口结构出现了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萎缩的恶果。
二是失业率居高不下。1989年原东德就业人数高达980万人，统一5年后尚有约620万人。1995年2月登记的失业人数为110万人，失业率为14.5%。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加上提前退休、改行培训、进修和安排临时工作等隐性失业人数达150多万人，失业率可升至35%，即：大致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失业或隐性失业。对许多已经失业的人来说，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人，已无重返就业岗位的现实可能性。自1997年以来，东部地区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30％，是西部地区的两倍甚至更高，失业人数超过160万，平均每个家庭中至少有一名失业者。1999年，德国东部的失业率超过17%。2002年，德国东部的失业率接近20%。2005年，德国东部的失业率达到18.4%，比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都高。2006年，德国东部失业率高达19.5％。2007年，德国东部五个州（不含柏林）的失业率仍高达15.2%，高于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除去经济实力和收入的差距外，2009年，德国东部的失业率为17％。
二、危机过境：社会主义思潮复兴
国际金融危机对德国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对德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给东德人带来的并不都是坏事，德国政府表示，东部地区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东部人从“危”中看到“机”，社会主义思潮有所复兴。危机加深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使他们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价值，使他们更加怀念、向往社会主义，左翼党（部分成员为原东德共产党员）的活动更加频繁，在德国社会影响力增强。
1．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推崇
东德人因这场金融危机走进书店，重新捧起同胞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撰写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以丰富精神世界，寻找新的希望。
位于德国东部的柏林卡尔—迪茨出版社专门出版学术著作。据出版社经理约尔恩•许特隆普夫统计，仅2008年10月的头3个星期，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已售出417本，而且购买者以20至25岁的年轻人居多，而2005年全年的销售量才500本。2009年，《资本论》第一卷的销售量是1990年销量的100倍。该社出版的《马克思全集》在2004年以前每年平均卖出100套，但2009年平均每天就卖出89套。
德国东部掀起的马克思热迅速传遍德国并走向资本主义世界。《资本论》在德国昔日很少有人问津，现在成为热销上榜书。德国财政部长史坦布鲁克承认，自己是马克思的“粉丝”。马克思家乡特里尔（Trier）的观光客也随着《资本论》的热销遽增，当地马克思纪念馆馆长伯威尔说，他多次听到游客在交谈时佩服地表示，“马克思的想法是对的”。德国新电影之父亚历山大•克鲁格甚至准备将《资本论》拍成电影。在日本、欧洲其他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销量都在上升。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重新在资本主义世界受到推崇？其中一个原因是马克思预见到了全球化的到来，预见到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实质。更重要的是，他还为此预留了解救的“药方”。法新社这样评论：1989年柏林墙被拆除和市场经济获胜之后，古老的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被历史之风横扫一空；但如今一切都在改变，全世界共产党人在数年保持低调之后，如今又开始利用震撼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让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推崇。
2．资本主义受到质疑
金融危机过后，加深了东部人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认识。统一初期，最使东德人兴高采烈的是从此获得了旅行自由。经过20年的实践，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民意测验表明，统一时约45％的东德人认为“自由高于平等”，金融危机后，持此观念的只占25％，因为他们已切身体会到“自由”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切实的好处。
在德国柏林，联邦总理府门前游行的市民打着“资本主义罪恶制度”、“资本主义赶快结束”等标语。路透社驻柏林记者埃里克•基施鲍姆认为，《资本论》重新畅销，折射出许多原东德民众对资本主义现状的广泛不满，而金融危机强化了这种不满情绪。新近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2％的东德人对“自由市场经济”抱怀疑态度，43%的东德人对“资本主义”敬而远之。基施鲍姆对普通东德人的随机采访也证实了这种情绪。现年46岁的IT从业人员托马斯•皮费特来自东柏林。他告诉基施鲍姆，他上学时读过批判资本主义的课文，现在看来，“卡尔•马克思说得没错”。46岁的职员莫妮卡•韦伯说：“我认为资本主义不是适合我们的制度，财富的分配完全不公平，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切。”76岁的退休铁匠赫尔曼•海贝尔说：“自由市场非常残忍。资本家总是希望压榨出更多、更多、再更多”。曾为柏林墙被推倒而欢呼雀跃的拉尔夫•武尔夫说：“柏林墙倒塌几周后，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性泯灭，剩下的只有猖獗的物质主义和无休止的榨取。”
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前东德共产党末任总书记克伦茨最近公开断言：“金融危机证明资本主义终将失败”。资本主义的吹鼓手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吹到天上，克伦茨深有体会地说：“没有就业机会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通过此次金融危机和其他事件对资本主义有了更好的认识，而当今社会并非发展的最后阶段。”
3.更加怀念、向往社会主义
国际金融危机加深了德国东部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使他们更加怀念、向往社会主义。克伦茨指出，人们纷纷引用哲学家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使许多原东德公民认识到，就某些方面而言，东德的生活状况更好。例如，东德社会主义时期人人有就业机会，人人享受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妇女受到尊重，等等。因此，“许多东德民众都十分怀念那时的生活”。有调查显示，43％的人表示比起资本主义，他们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东德街头一退休工人对记者埃里克•基施鲍姆说：“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我过得相当不错，那时候没人担心钱，因为钱在那时候其实不算什么。你永远都不怕没有工作。”武尔夫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我们缺乏物质享受，但依然拥有很多东西。”
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2008年10月11日报道，由德国东部很受欢迎的主流媒体《超级画报》和位于莱比锡的德国市场研究所共同完成一项针对德国东部居民的民调，结果显示，近半数东德人响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导致“经营不善而破产”，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助于保护普通百姓免受金融危机或其他社会不公之害”。这样的结果显然与目前席卷美欧的金融危机有关。虽然默克尔政府已保证为德国私人储蓄进行无限制担保，但仍有42%的受访者担心失去银行存款。该调查还显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响往在德国东部青少年中更为明显：在18至29岁受访者中有51％的人喜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政治阵营方面，68%的左翼党支持者赞同社会主义经济。
柏林自由大学2009年11月曾作过一次调查，有57％的前东德人认为过去的社会主义生活比统一后的资本主义生活好很多，49%的人认为前东德的生活有缺点，但优点还是主要的，手里的钱少，福利待遇很多，宁愿过过去的穷日子。2010年9月30日的《金融时报》报道，萨克森州的绿党领导人（AntjeHermenau）女士担心资本主义“不惜任何代价搞增长”的后果。她说：“统一前，我们渴望自由和宪政，而西德承诺致富。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起点：我们缺乏的是生活更有意义。我们比过去有钱，但60％的东德人说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善的。”她认为，统一20年后，现在是西方开始学习东方经验的时候了：学习东方的集体主义荣誉感和不唯物质第一的价值观念。东方人也应该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否则，我们就上错了船。
4．左翼党（部分成员为原东德共产党员）表现活跃
德国左翼党是2007年6月16日由民主社会主义党（原东德共产党）和“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党”（WASG）合并而成的。金融危机袭来之后，原东德人民更加怀念社会主义时期的完全就业、社会保障、廉价房租和免费教育制度。这使得原东德共产党能够经历一个令人瞩目的持续复苏过程。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左翼党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不仅成为德国东部最受欢迎的政党，而且在西部各州也有不俗的成绩。
其一，左翼党揭露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实质，策划支持反联邦危机政策的大规模示威，紧密团结因金融危机面临裁员的企业职工，日益赢得工人和失业者的支持。2008年11月29日，左翼党汉堡州主席（DoraHeyenn）女士在国会关于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辩论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危机导致富人越来越富，越来越少，穷人越来越穷，越来越多，防范金融危机，需要更多公众的监督。”她还提出：“应对金融危机的资金必须用在关键之处。”2009年2月11日，左翼党召开会议策划支持反联邦危机政策的大规模示威。其执行委员指出：“金融危机不应该由广大老百姓买单，金融危机的奸商，必须先支付，例如，通过一个税收法案，让百万富翁交5％的资产税。”他在会上呼吁，各位党员、同情者和支持者在“我们不支付您的危机！”口号下参加示威。2009年3月29日，示威如期举行，德国柏林和法兰克福两市举行万人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危机应对政策，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当时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此次示威对峰会关注劳动者利益起了警示作用，其策划支持者左翼党也因此在二十国集团中声名远播。
受金融危机影响，通用汽车宣布，其旗下欧宝裁员约1万人，约占员工总数的五分之一。欧宝总部设于德国，雇用约2.5万名当地员工。在图林根州爱森纳赫的欧宝厂员工，尽管在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方面都作出了让步以挽救他们的工作，但失业对部分工人来说还是不可避免。鉴于此，2009年3月20日，左翼党申明坚定地站在那些因企业重组导致大规模裁员和关闭工厂而面临失业威胁的员工一边，敦促图林根州政府与其他三个受灾省份的政府努力满足企业员工就业和工资的安全要求，并制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在左翼党敦促无果的情况下，2009年11月5日，通用德国的数千名员工在欧宝总部外罢工示威，抗议裁员及取消出售欧宝的计划。
其二，左翼党在2009年大选获得成功，一跃成为德国政坛的第三大党，积极推动多项改革。2009年，左翼党在联邦大选中成功获得了11.9％的选票，特别是在萨克森、萨尔、勃兰登堡州和图林根州的选举中，左翼党分别获得20.6%、21.5％、27.2%和27.4％的选票。在勃兰登堡州与社民党组成联合州政府，成为该地区第二大党。左翼党在联邦大选中和许多州和地方选举中的惊人表现，刷新了德国的政党版图。2009年对于左翼党，不只是选举成功，在会员发展方面也有佳绩，总共有多达6575名新成员入党。
左翼党成为德国政坛的第三大党后，积极推动医疗、教育和最低工资等各项改革。德国联邦议院批准的医疗卫生改革新方案规定，从2011年1月起，德国的医疗保险保费将从占工资总额的14.9%上涨到15.5%。新的法律意味着今后医疗保险和医疗费用对于投保人来说，将更加昂贵。左翼党坚决反对这一法律。指责黑黄执政联盟，将负担强加给投保人。德国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居希说：“这等于完全摆脱了迄今由劳、资双方各承担50%的团结互助式的医疗保险方式。”居希表示：“他们推出的新医疗保险法将雇主承担的份额冻结在7.3％，所有增加的费用都由投保人自己来支付。这对社会是极不公平的。”
在教育改革方面，左翼党支持2009年11月12日的全国教育大罢工，倡导为了更好地工作，实行免费教育，学徒的合法权利应写进宪法，不要剥夺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2010年2月23日，左翼党主席罗他•比斯奇在柏林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教育改革必须保持优良传统，实施从一开始的平等机会。
在实施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左翼党在2009年的竞选宣言中写道，德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应该低于欧盟己实行的22个国家的标准，希望在2010年达到10欧元每小时。
此外，左翼党强调环境保护。2010年11月5－9日，参加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阻止核废料运输。德国当局为维持从法德边界至运输终点1000多公里沿线的安全，出动了2万警力，耗资3000万欧元，成为德国有核电以来历史最久、耗资最多的核废料运输。
总之，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剧，金融危机过境，加速了德国左翼党的崛起，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提供了组织保证。
三、承诺与预测：重建究竟要多久？
重建东部是一项复杂的、艰难的系统工程。究竟需要多久？政治家有不同的承诺，专家与居民有不同的预测。
1．政治家的承诺
其一，科尔承诺3－5年。20年前，西德总理科尔承诺在3－5年内把德国东部建设成为繁荣之地。在德国统一3年后的1993年，科尔在报告中认为，德国面临“三大挑战”，其一就是“完成内部统一”，反映了重建东部的任务相当艰难。科尔向东德人民作出承诺时，万万没有想到其进程会如此缓慢。
其二，施罗德承诺20年。统一10年后，德国政府在《2000年德国统一报告》中承认，德国的统一“还没有完成”。德国总理施罗德指出，德国建设东部和完成内在统一的任务还非常艰巨。他说：“完成国家统一大业道路才走完了一半”。然而，施罗德总理无力制止东部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趋势。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指出，意大利的南部地区非常贫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仍然没能赶上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德国东部已成为欧洲的“第二个意大利南部地区”。
其三，默克尔说需要很长时间，真正统一是一条未知的、新时代的路。2006年，德国统一日前，默克尔曾发表讲话，承认东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拆掉无形的“柏林墙”需要很长时间，呼吁全体德国人共同承担起建设东部的任务。2007年，德国社会对是否还应继续征收团结税出现了不同意见，默克尔反对提前取消。她强调，“建设东部仍是德国联邦政府和西部老联邦州的一项重点任务。”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默克尔指出，“克服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或许是每一个德国东部与西部人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没有相关的教科书，也没有规定好的教条，这是一条通往未知的、新时代的路，我们应当利用危机带给我们的机遇。如果我们能够将过去的对立抛到脑后，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2．专家与居民的预测
其一，经济学家预测，德国东部要赶上西部，仍需多年时间。他们分析说，目前德国东部地区尚缺乏支柱产业，导致东西部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按照目前计划，西部地区对东部的“团结”投资要维持到2019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德国经济复苏的春风似乎绕过了东部，但该地区还有时间来消弭差距，它们需要的是创造更多的“经济亮点”。
其二，社会学家预测，德国的内在统一还需要一代人或更长时间。社会学家认为，东西德存在巨大差距主要原因是德国统一改变了原东德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不少东德人感到失去了自我特征。实现东西德人内在统一要比经济建设困难得多，对于这个进程更要有耐心，也许还需要一代人或更长时间。
其三，外交家预测，需要两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真正统一。中国驻德国前大使梅兆荣认为，东西两部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较大，东部地区预计需要20－25年才能赶上西部经济的发展水平。要使东西德真正实现“内在的融合”，人们估计大约需要两代人的努力。
其四，大多数东部居民认为，彻底解决东西部经济问题，至少还需要10年的时间。德国社会学家波拉克完成的一项对德国东部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居民普遍对东部的经济发展态势感到不满。根据调查，约63％的德国东部居民认为，德国东部地区的经济还没有融入德国经济的发展步伐，而政府要彻底解决东部地区的经济问题，至少还需要10年的时间。
四、几点思考
德国东部的转轨历程和现状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笔者在此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1．经济私有化不是经济改革的良方
经济私有化后，德国东部经济增长乏力，足见经济私有化不是经济改革的良方，其没有达到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品竞争力、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等目的。
一是经济私有化没有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实践表明，德国东部地区不仅未能提高效益，整个经济迄今尚不具有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能力，消费和生产之间仍存在很大缺口，仍然需要西部地区的资金转移。统一20年后的今天，德国东部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西部的60%，东部地区占全德人口总数的20%左右，而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德的比例尚不到7％。
二是经济私有化没有达到增强产品竞争力的目的。德国东部地区尚没有建立起具有广泛竞争能力的经营机制，产品竞争力不强。其原因可追溯到统一时，原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的兑换政策。其兑换率不是根据生产率确定，而是按照预期的生活费用来定的。原东德居民的工资、养老金和助学金以及房租等经常性开支，均按1：1的比价折算成西德马克支付的兑换政策受到广泛质疑，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卡尔•布伦克说：“从政治上看当时别无选择，从经济上看则是个灾难。”原东德马克相应的升值300％－400%，其结果是东德的工资水平被置于了比它的实际生产力高得多的水平，东德企业产品的单位成本大幅度上升，但由于是统一货币，又不可能相应的提高价格来平衡。东部地区单位产品中所含的工资成本大大高于西部地区，这成为吸引外部投资的一大障碍。其后果就是东德成为“资本”不愿光顾的地区。一些西德企业更愿意到人力成本更便宜的东欧，比如，到波兰或捷克进行投资。
三是经济私有化没有达到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的目的。统一货币，放开物价和市场后，德国西部地区和西欧国家商品畅通无阻地进入东部地区市场，使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处于困难境地，国内市场遭到破坏，又未建立新市场，不能适应这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其结果是1990年上半年就已下降的工业生产，下半年大幅度下降，只相当于1989年的1／3，陷入深刻的结构性经济危机。东部地区工业的两大支柱——机器制造业和电机工业的生产以惊人的速度不断萎缩，采矿和能源工业面临生存危机，整个东部地区出现了非工业化趋向，原来的工业主导型经济正在转向服务主导型经济。经济结构问题导致东西部差距在某种程度上的长期存在。一方面，统一后的绝大多数原东部企业被西部同行兼并，这使东部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缺少核心大型企业。东部图林根州经济部长马赫尼希指出，东部的经济结构问题能解释为什么生产率较低，他所在的州有90000个小型企业。但大多数企业员工少于50名。没有大公司的总部，也没有私营部门的研究和开发能力，大学里没有大型研究设施。另一方面，到东部投资的大企业只是在东部设立生产基地，研发、市场和管理等工作都是在西部的集团总部或者在国外进行，东部只是西部的“生产车间”。其后果是东部地区大部分企业都变成西部地区大公司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严重缺乏研究与发展力量，使经济丧失了发展后劲。统一20年后，东部地区仍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2．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繁荣”不是普适的
德国统一前，大部分东部人是向往西德所宣扬的“自由”、“平等”、“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可20年来，大多数东部人感觉被沦为“二等公民”。其主要原因如下。其一，西部地区在经济上仍享有绝对权威。尽管东部人并未幻想在所有方面达到西部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他们已经习惯在很多方面比不上熟悉西方制度的原西德公民。但在处理某些事情的过程中，如归还没收财产，常常产生明显的对立与冲突。这让东部人常常产生屈辱感。调查发现，德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令东部人失望，虽然总体来说他们的生活优于其他东欧国家居民，但很多被调查者认为，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或者爱沙尼亚等东欧国家，“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是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当地经济的发展获得的，而在德国东部地区，他们自己目前所达到的生活标准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西部的施舍。
其二，西部地区在政治上仍享有绝对权威。虽然在东部政权机构中任职的官员已呈混合趋势，中层官员中东部人约占半数，但高级官员仍以西部人为主，还没有达到“公正的平衡”。不少东德人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是被西德人统治的“二等公民”。
2010年9月，马格德堡大学科尔摩根教授做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仅仅5％的德国“精英”来自德国东部，与占总人口的20％不对称。即使在东部地区，在政治、商业、司法、学术界和媒体上占高级职位的也只有30%是东部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领、警察指挥官、宪法法院的法官、大报的主编、国家广播机构董事局成员等重要职位几乎都没有东部人。他告诉《南德意志报》记者，“这是社会排斥，甚至可以把它叫做歧视。”
其三，妇女受到歧视。在东德时期强调妇女充分就业，认为这是男女平等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实行私有化后，东部地区失业最多的恰恰是女性。更可怕的是根据德国新的福利政策，55岁以下的女性如果失业超过一年，必须接受政府提供给她的任何工作，包括当“性工作者”，否则她将失去失业救济金。政府要求职介中心同等对待求职的人，不管对方是要当牙科护士还是要当妓女。擅长处理失业问题的汉堡律师默奇西尔德•加维格称：“现在法律中没有做任何阻止女性成为性工作者的规定。新的法律认为当性工作者不再是不道德的事，所以拒绝此类工作将失去失业救济。”
针对德国统一后，妇女地位低下，东部地区最有活力、经济增长率最高的萨克森一安哈尔特州州长沃尔夫冈•伯默尔也不得不承认东德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最值得借鉴的是当年东德妇女地位比较高。
其四，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上存在着不少差异，常常导致相互之间的不理解甚至误解。西德惯于大言不惭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而东部人由于受东德时期的制度和教育的影响，习惯于以集体为重，不善于直截了当地阐述自己的意图和要求。两部分人相处在一起，东德人往往认为西德人傲慢、咄咄逼人、好为人师，而西德人则认为东德人缺乏个性，窝囊，连自己想干什么都说不清楚。特别是西部人以多年对东部的”输血式“援助加重了西部人的负担为由，而产生的那种轻视东部的态度更是让东部人无法忍受。2010年9月，由独立调查机构阿伦斯巴赫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的调查报告说，69％东部人认为西部人“傲慢”，54%认为西部人“一切向钱看”。
统一20年了，德国东西部差距还无法消弭，足见资本主义宣扬的“自由”、“平等”、“繁荣”等普适观念不具有普适性。
3．现在西部的繁荣，部分是以东部的贫困为代价的
作为德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则，“实行均衡发展”被写进了宪法。德国宪法即《基本法》第72条明确规定：“要在全国各地实现均等化的生活水平”。有关当局在处理涉及区域发展问题时，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将德国经济复苏放缓归咎于其对东部的巨额财政转移，成为一种正统观点。与此同时，东德人还被定性为“不知感恩”。根据西方的增长极限理论，一个地区的发展往往是以另一些地区的停滞和倒退为代价的。因此，现在西部的繁荣，部分是以东部的贫困为代价的。其理由如下。
其一，德国东部大量高素质劳动力流入西德，产生“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促进了西德的繁荣。两德统一以后，总计有200多万人离开了东部地区，而离开的人中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青年。这使东部地区成了“人才空城”，其革新力量远远落后西部。劳动力从东德向西德迁移，使其劳动力增加，因此，资本的边际产品上升，从而吸引了资本从东德向西德转移，即产生“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因此，西德会增长得更快一些，特别是东德迁移出去的劳动力大多是受过教育、有技术的高素质人才，这种劳动力的迁移进一步扩大了地区产出的差距。据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9月30日以“一个不平等的统一”为题的报道称，在20世纪90年代，训练有素的东部工人作出了填补西部地区人才短缺的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向东部庞大的公共投资拉动了西部的经济增长，消化了因经济过度工业化导致的产品过剩。在1990年至2010年间德国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来自统一。西部人没有理由抱怨。
其二，推行西德模式，片面强调区域均衡发展，缺乏因地制宜，导致东部发展滞后。一是把西部已存在问题的制度模式完全照搬到东部。东部不仅与西部的经济波动紧密相连，它还面临着与西部相同的在工资支出、税收和社会保障方面结构僵化的问题。二是投资与需求脱节，缺乏针对性。盲目于基建投资扭曲了经济发展。以东部地区建筑行业为例，许多项目都是受到税收优惠的刺激而进行建设的——税收优惠使投资者不顾需求而盲目对发展项目进行投资。结果导致了使房地产收益下降的大规模过度建设。这种状况，再加上税收优惠的告终，使该地区原先红火一时的建筑业陷入了萧条。
其三，东部转变为创意实验室，是全德国的指路明灯，成为西部学习的榜样。前东德的医疗保障、儿童保育及学校教育方面的一些做法被视为有价值的政策指南。例如在2004年，作为全国医疗改革的一部分，西部按照东部诊所的模式，建起了类似的基层医疗中心。这种医疗中心可减少病人去大医院求医的需求。吕特克•达尔德鲁普是西部人，1995年至2005年间一直在莱比锡从事城市改造工作。他指出：“在某些领域，西部明显重复了东部的经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这种转移过程对全德国是有益的。”前西德政府部长克劳斯•冯•多纳尼对重建努力一直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他同意，西部可以从明显落后的东部那里学到很多，东部成为全德国的指路明灯。他指出，1990年以来，多数东德人被迫重建自己的生活。由于工作短缺，东部的工人被迫适应了经常搬家近乎流浪的生活。东部的工人在工作时间和工资问题上态度更灵活些，他们有时甚至以工作更长时间且薪水降低，假期缩短，或减少从工资谈判协议获得的保护为条件去应聘。东部甚至在领导着取消德国严格的商店关门时间限定的斗争。正是东部工人的这种牺牲精神提升了该地区的商业吸引力，富裕了西部的投资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系统提出了矛盾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他指出，经济的发展总是有进有退，平衡和不平衡不断转化，波浪式前进，不平衡发展。以马克思、毛泽东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思想为指导，结合德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实践，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一个地区的发展往往是以另一些地区的停滞和倒退为代价的，现在的发展往往是以过去的贫穷为代价的。邓小平关于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有重要战略意义。“共同富裕”是改革成败的试金石，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要制定适合各区域特点的、能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东部沿海继续发展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整体战略。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非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相结合，才能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4．金融危机是社会主义之“机”
从所有制关系看，东德20年前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其人民一直有社会主义观念，金融危机后，其社会主义思潮有复兴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彻底消灭私有观念。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彻底消灭私有制，而且还要彻底消灭私有观念。这是因为，私有制是私有观念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而私有观念则是维护私有制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必然要利用一切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维护其私有制。所以，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彻底消灭私有观念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创造性地理解马克思的箴言，那就是只要原东德人民社会主义之心不泯灭，社会主义迟早都有复兴之日。金融危机为此提供了大好机遇。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且事实也证明，东德人民经过对20年资本主义生活的体验，看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科学。这种科学的革命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必将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