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调整的新态势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刘海霞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征明显，世界越来越受到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恐怖主义的影响，应了基辛格所说的“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新变局中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出了新态势新特点，随之引发了一系列新争论，在这个大变革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新方向：“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一、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走向推动大国关系的再调整和再定位
大国关系推动着世界格局的演变，美国的内外政策是影响大国关系的关键性因素。特朗普就职演讲时提出要重新实现“美国第一”，其将近一年的外交施政过程都贯穿着这种内顾倾向的原则，被概括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新政”，呈现出显著不同于往届美国政府的特征：重视交易原则，推进“交易式外交”；“美国优先”主导外交政策；明确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对传统盟国的态度矛盾而多变；淡化外交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色彩，把美国价值观与外交政策区分开来。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的不断调整，美欧关系、美日关系、美俄关系、中美关系等都经历着新的考验，中欧、中俄关系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1.美欧互生嫌隙渐行渐远，昔日同盟难重拾旧好。
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美国欧亚集团把“欧美同盟弱化”列为2016年全球最大的风险。特朗普当选后欧美同盟更是呈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首先，欧洲希望美国领导人维护欧美共同价值观，而特朗普更多地关注北约军费问题，要求欧盟国家分担防务开支，在北约峰会上甚至没有重申集体防御条款的承诺。其次，特朗普认为欧盟是一个“超主权且没有竞选制度”的官僚机构，支持英国脱欧。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表示美欧可能在未来进入一个更加务实且类似于交易的双边关系时代。交易关系替代朋友关系将使欧美这一传统盟友关系裂隙增大，共识不断消解。再次，欧洲以“有效的多边主义”原则制约美国的单边主义也是美欧矛盾之一。尽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2017年11月28日在华盛顿演讲时重申美欧联盟的重要性，但上述美欧之间的多重矛盾令二者关系难以修复到从前。
2.美日关系在讨价还价中相互妥协，美日同盟面临调整。
美日关系在妥协中取得安全和经贸领域合作的共识，但同时日本也必然会受到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不得不负担更多美国驻军的成本并在经贸合作上做出让步。日本原本寄希望于通过TPP来强化美日同盟，但特朗普高调退出TPP，并且注重通过双边谈判解决经贸问题，持续引发日本的担忧。2017年特朗普访日时表示，美国寻求在该地区实现自由、公平和互惠互补的贸易关系，希望解决每年高达700亿美元规模的对日贸易逆差，使日美同盟在经贸领域面临新的挑战。
3.美俄关系回暖受阻，难以彻底改善。
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将联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表明美俄双方正试图扭转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但两国关系可能不像看上去那样美好，普京表示，二者关系的修复必须建立在“平等之原则、相互尊重及对双方立场的真正关切”之上。“通俄门”事件、叙利亚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是横在美俄之间的隔阂和困局，2017年8月2日特朗普签署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法案还限制了特朗普解除对俄制裁的权力。尤其是在APEC越南峰会上，美俄两国元首只能借助多边平台的偶遇进行短暂交流而无法实现正式会晤，更说明了美俄关系的尴尬境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最近的演讲中再次把俄罗斯视为美欧的威胁。
4.中美两国“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应把互利共赢看作两国关系发展的主线。
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在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上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会增进战略互信还是引发战略互疑，都会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首先，努力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格局的演变。就像基辛格所指出的，中美关系将是21世纪“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大国关系，“如果中美冲突，整个世界就会分裂，因为每个国家都将不得不选边站队”。其次，建设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既有前例可援，又有理论可鉴。中美现在已经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两军最高指挥系统对话、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对话机制，以加强各个领域的互信合作。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中美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企业经贸合作的金额达到2535亿美元的新纪录。这也充分说明互利共赢在很长时间内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基调，尽管未来中美双方的合作之路并不平坦。
5.中欧推进“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全面打造非竞争关系。
中欧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全球治理、推动多边主义和世界多极化进程、倡导多元文明、对抗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和巨大的合作潜力。2017年9月中欧四大智库联合发布《中国—欧盟经济关系2025：共建未来》报告指出，尽管中欧在文化、制度、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中欧是重要战略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并提出了8条建议：尽早达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启动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借助“一带一路”平台进一步扩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深化中欧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合作；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领域“双赢”合作；支持中欧深化金融领域合作；继续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探索中欧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可见，中欧在未来的国际合作中大有可为。
6.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已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牢固的互信是中俄政治关系的本质属性和最重要特征，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中两国相互支持协作。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中俄关系：“中俄建立和发展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并指出要“引领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行稳致远”。
二、大国关系调整引发的论争与思考
1.“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迷思与破解。
在大国关系调整中，一方面西方盟国内部出现了分歧，另一方面，它们又作为一个整体，以矛盾的心理看待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2017年2月召开的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报告《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揭示了西方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和困难，指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在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重组过程中，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政治的悲剧”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因为“国际体系迫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充它们的相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这一重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强权政治的力量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秩序的力量之间的较量：其一，新兴国家的崛起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代表性和包容性远远不够。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013年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其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的表现差强人意。其三，新兴市场国家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不断对其进行修改、补充、完善。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这一指导思想也成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钥匙。
“金德尔伯格陷阱”则认为新兴大国如果不能或不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体系将更加失序。而这一担忧并不是中国带来的，而是像约瑟夫·奈所说的，美国如果在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方面出了问题，“那可能更多是来自美国内部态度而非外部国家挑战”。美国退出TPP和巴黎协定，一再破坏多边体制，在全球安全问题、区域合作、气候变暖、贸易自由等领域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就会造成公共产品供给赤字。中国一直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推动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丝绸之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国际公共产品，大大完善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且，随着国际事务的复杂化，国际公共产品不可能由某一个国家独自提供，而是需要各国尤其是大国通力合作。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是要动谁的奶酪”，而是要“提供更多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
2.民粹主义与“我们是谁”：以何原则指导国际关系。
特朗普的胜选被称为民粹主义对精英政治的反叛。福山则认为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时代。亨廷顿曾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多文化论和多样性理论的意识形态出现，损害了美国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尚存的中心内容，即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为了减少这种损害，民粹主义要求移民“门槛”不断提高。尤其是万圣节前美国纽约曼哈顿遭独狼式袭击，特朗普要求终止“绿卡抽签”项目，并终止“链式移民”，进一步加快收紧移民政策。
欧洲的民粹主义与“特朗普主义”遥相呼应，其主要表现就是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建制、反精英、反主流政党、反欧盟，反对多元文化社会，反对社会精英提倡的“政治正确”。民粹主义政党的口号注重迎合选民的情绪，比如特朗普提出“让美国重新伟大”，德国新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党、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都有类似的竞选宣言。被认为事关欧洲前途的德国大选虽然以默克尔胜出告终，但极右翼政党新选择党成为第三大党进入议会，将影响德国政治生态。
民粹主义的崛起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劳资之间分配不公导致财富鸿沟不断加剧所致。如果以这种“大国民族主义”为原则处理国际关系的话，将会在经济上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上推崇孤立主义，而文化上则强调文明冲突，世界将会变得无序而丛林法则盛行。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孤立主义、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以及保护主义均于事无补”，大家必须一道“重塑相互关联的世界”。
三、明确“两个构建”的外交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塑造国际关系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外交领域的一系列顶层设计必将引领、塑造国际关系新格局。
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点与目标设定。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在自身总体实力不断提升、国际秩序新旧交替、世界格局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也实现了由一个地区性发展中大国向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跃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意味着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早在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就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行过详尽的阐释，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推动公正合理的新国际秩序的构建，坚持为国内发展保驾护航。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之一，同时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这一提法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把中国梦同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联系起来，指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和实现路径。
2.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与核心理念。
在大国关系的分化组合中，中国战略回旋空间不断扩大。中国充分利用大国关系调整的机遇期，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布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一直以来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框架。除了前面提到的中美、中欧、中俄、中日等大国关系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包括与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及多边合作机制的关系等内容。
第一，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新加坡时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选择了越南和老挝，显示出周边外交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用“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来定义中越、中老关系，也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意义。中国非常重视同东盟的关系，东盟发展战略将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接。尤其是随着美国退出TPP，中国—东盟双方共同推动的RCEP谈判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将促成更大范围亚太自贸区的实现。
第二，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中非关系可视为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典型，“十大合作计划”的提出大大促进了非洲的繁荣发展，2017年1—6月中非贸易额853亿美元，同比增长19%。建立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更拉近了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2017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方向：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共同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中国还以多种方式提供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比如中国将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
第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合理公正的国际新秩序。世界上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贫富分化、战争冲突、难民危机需要靠经济发展、和平解决争端、摒弃文明的偏见来实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政治、经济、安全、文明、国际合作、全球治理等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应有的担当。
一是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二是坚持“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新发展观。G20杭州峰会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纳入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框架之内，构建“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备受关注。三是奉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四是推行“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新交往观。中国提倡的伙伴关系，具有与以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鲜明特征：寻求和平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倡导开放包容、强调共赢共享。五是树立“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观。六是树立世界文明观，即“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七是树立坚定的国家利益观。八是确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九是提出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中国倡议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对全球秩序的重塑。十是倡导多边主义。
概而言之，就是要通过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以及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来解决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世界格局包容有序，推动国际规则公平公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才能打破单边主义的狭隘，冲破文明冲突的咒语，也才能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长期过程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现了中国担当，必将成为重塑国际关系新格局的重要力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