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

陈人江

尽管新自由主义被普遍指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并在危机爆发以来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但至今仍然没有消逝，且在部分国家有加强之势。本文着重分析了新自由主义不倒的内外部原因。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原因来看，它不仅创造了实力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从而保障了08年危机之后政治上的屹立不倒，而且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从外部原因来看，新自由主义之后缺乏有力的替代方案。导致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产生的经济政治条件目前没有出现，而作为根本替代道路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还处于缓慢的探索过程中。以上这些因素，使得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有可能继续面临新自由主义统治的现实。

在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将近10周年之际，是有必要来重新审视这场足以匹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危机的后果及其所包含的意义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展望可能的未来。

一、2008年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声名狼藉

众所周知，2008年危机及其后的衍生性危机已经普遍被认为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30多年来推行新自由主义路线所产生的恶果。

危机爆发后，在主流媒体上，“自由市场的最大失败”之类的字眼比比皆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放松监管”、“贪婪投机”的金融资本主义以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等的指责更是甚嚣尘上。类似的批评和反思不仅来自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反对者，也来自于西方国家的右翼政要，例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他们都将危机归咎于过分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美模式)”;甚至来自新自由主义以往的拥趸，例如当时卸任了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他在2008年底出席国会关于次贷危机的调查听证会时承认，在这个他使用了40多年，并一向自视“运行良好”的自由市场理论里“发现了一个缺陷”[①]。

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伴随左右，但是在本次危机后无疑达到了一个顶点。不仅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遭到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和质疑，而且在西方课堂上多次遭到学生抵制，其中包括有名的2011年哈佛大学曼昆经济学罢课事件。针对“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这一英国女王之问，[②]英国一些著名的非主流经学家在联名上书中指出，这要部分归功于英国及其他国家作为主流的有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诺贝尔经济奖得主。2010年，英国一家杂志为追究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的责任而设立了“经济学炸药奖”(the Dynamite Prize in Economics)，10位获奖者几乎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者和鼓吹者，以及数理模型的构建者和应用者，他们被认为对危机的酝酿和爆发起了重要作用。一时间，新自由主义的声誉仿佛一落千丈，成为人人讨伐的对象。

二、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继续发展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至今，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缓慢的结构调整期，一个关键的问题自然而然被提了出来：既然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后果，则必会有新的东西来取代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那么新自由主义之后将是什么?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声音高涨，另一方面，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与危机前的总体趋势相比，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首先，在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下，全球金融市场继续膨胀，金融风险忧患未除。

在危机爆发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量化宽松、资产购买或无限量直接货币交易等方式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导致信贷规模不断扩大。如图1所示，根据花旗银行201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以平价购买力计算的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在2009年左右降到了谷底，2010年有较大的回升，但依旧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并且从2012年开始，世界经济增长明显进入了一个停滞的状态，至今尚未有根本改观，包括美国、欧盟、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主要国家同样如此。以平价购买力计算的全球名义GDP在2010年左右只有不到1万亿美元，截至2015年上升为近5万亿美元。然而与此同时，信用却以远超GDP的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即便在2010年处于危机后数值最低点时也有5万多亿美元，到了2015年上升为近9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危机以来全球大量的信用增加并没有相应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而是进入了金融市场。

图1 全球经济增长率与信用增长率比较

来源：Matt King, Has The World Reached Its Credit Limit?, Citi Research, September 2015.

危机爆发之初的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一度出现萎缩和疲软，但短短1年内便迅速反弹。从交易金额名义规模来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截至2011年6月末，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包换场外市场和交易所市场)规模达到790.4万亿美元，已经高出2008年6月衍生品市场名义规模高峰值的754.4万亿美元近4.8个百分点，其中，更容易作为金融危机诱因的场外衍生品规模重拾升势，2011年6月占比达89.5%，已经接近2008年底91.2%的高点。[③]

尽管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和欧洲都加强了金融监管的力度，但银行的冒险性投资并未真正受到阻止。欧元区银行在危机之后继续无视借款人的信用状态，四处发放利率接近于零的贷款。2012年5月，号称美国最好银行的摩根大通因金融衍生品交易造成了至少2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同时引发了花旗、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美国股与巴莱克银行、汇控银行等欧洲股不同程度的下跌。欧元区最重要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坐拥超过75万亿美元的衍生品赌注，数额多于德国GDP的 20倍，是全球衍生品规模的1/10，它于2014年4月承认了关于其LIBOR操纵的指控，并在2015年被爆出现62亿欧元的巨亏，几乎被视作“第二个雷曼”。金融衍生品的发达，加强了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它们之间的资产负债关系盘根错节，异常复杂，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大银行既是国际风险投资的主体，又联系着全球各个产业，一旦衍生品泡沫被引爆，新的大危机在所难免。这预示着金融自由化趋势还在继续发展，并且由内向外扩展，各种导致先前危机的风险因素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其次，大银行垄断程度进一步加强，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信用地位继续上升。经济危机通常是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大鱼吃小鱼”过程加剧的关键时期，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尤为如此。据统计，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排名前10和20大银行的资本所占比例分别为12.8%和21.6%，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2013年，则上升为23.6%和35.5%。[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金融机构饱受政府和舆论指责，公众纷纷呼吁缩减大银行规模，进行拆分和实现多元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媒体报道，危机过去不到6年之时，美国银行业已变得比以往更为集中，“大而不能倒”银行的规模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变得更大。

数据提供商SNL Financial2013年报告显示，截至当年第三季度末，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美国合众银行这五家最大的银行控制了美国银行业整体资产的44.2%，高于2012年的43.5和2007的38.4%。它们旗下的银行业务部门共持有6.46万亿美元资产，相比之下，包括数千家中型、地区性以及小型银行在内的其他银行资产规模才总计8.15万亿美元。[⑤]

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大力救助是促进银行业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例如，危机发生后，美国推出了2500亿美元的“资本收购计划”，其中半数被用于购买9大银行优先股，而英国政府的救助资金也主要集中在苏格兰皇家银行、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和劳埃德TSB银行这3家大银行。花旗等美国大型金融机构正是在政府注资、担保、有毒资产剥离等支持下，躲过了倒闭的劫难。此外，尽管房利美和房地美模式在危机中曾遭受诟病，并濒临破产，但它们从美国财政部手中获得了总计1875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从而短短几年便起死回生，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占有率从过去的60%上升到了2013年的逾90%，与危机前相比，两房模式显然进一步巩固了它们在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中的支柱地位。

与此同时，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简称FSB)的数据，普遍被视为次贷危机罪魁祸首的影子银行的规模自2008年以来，已从59万亿美元扩张到了67万亿美元。[⑥]

再次，通过信贷增长来刺激经济的乘数效用在降低，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呈现出相同的发展轨迹，结果仍然是少数人受益，财富鸿沟不缩反扩。

金融危机之后的最初几年，各国央行普遍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效果。在发达国家，私营部门高负债、高破产率的情况下，信贷需求减少较为明显，投资意向持续疲软不振，央行的信用创造绝大多数发生在金融市场里，用于购买有毒资产，以抵消违约和去杠杆的影响，并没有进入更广泛的货币系统，直接的后果就是推动资产价格通胀。

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危机的大量货币供给首先通过商业银行投放，以刺激实体经济。例如中国2008年底实施的4万亿救市计划主要用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因而对经济的拉动效用更为明显。巨额海外资金也纷纷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同样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投资和经济增长，使得2008——2011年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满目萧条下显得一枝独秀。但是，大规模投资最终也给新兴市场带来了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从2012年左右开始，新兴市场国家实体经济逐渐恶化，经济增长率放缓，货币乘数效应不断减退，大量资本转而涌入了房地产市场、股市和债市，同样导致了资产价格上涨。

近40年时间里，信贷规模远超GDP增长，且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共同趋势，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贷大幅度上升的初始时间点不同。这种趋势最终的结果都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产生。如图2所示，在15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还是新兴市场的中国和巴西，房价都上升到了一个高峰。

图2：各国房价指数与非金融机构新增借款之比

来源：Matt King, Has The World Reached Its Credit Limit?, Citi Research, September 2015.

政府的救市措施客观上是用国民财富来补贴金融机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降低了储户的收益而有利于借贷人，资产价格膨胀更是让银行家和拥有大量资产的富豪获利颇丰，从而进一步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英国央行(BOE)发布的一份报告证实了这一点。报告指出，英国从2009年开始实施的量化宽松使得前5%的家庭平均拥有17.5万英镑的资产，占了全国家庭整体金融资产的40%左右，相比之下，家庭总金融资产的中位数只有约1500英镑。[⑦]

毫无疑问，这场危机是一场纳税人为金融家买单、穷人为富人买单的危机，它不仅没有削弱金融大资本和金融寡头，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其实力。而维护和巩固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不仅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要义。

不仅如此，不少国家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同样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竭力救助作为危机始作俑者的金融机构的同时，却任凭公共服务境况恶化。美国奥巴马政府鼓吹的医疗改革提高了中产阶级的医保成本和寻求医保的难度，教育改革同样体现了竞争性、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特点。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各国实施紧缩政策，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2016年底到2017年的欧美各国大选而得到改善。无论是继续执政的英国保守党政府，还是法国5月胜出的马克龙政府，或是德国与荷兰不断崛起的右翼政治力量，都在坚持推行或承诺推行经济自由化。奥巴马的继任者特朗普的施政纲领中，降低资本利得和其他投资所得税负、放松金融监管、缩减社保规模等被视为重要举措，同样体现了鲜明的新自由主义性质。

在亚洲，2014年上台的莫迪政府秉承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路线，扩大市场化，推动铁路等国营企业私有化，进一步放宽限制和引进外资，同时严厉压制劳工运动。中国通过铁路及食盐市场化、国有企业资本化、土地股份制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等措施进一步迈向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向。日本政府为刺激本国经济而推出的“安倍经济学”则是新自由主义和类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体，不仅包括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还有放松企业管制、鼓励民营资本创新和加入自由贸易区等。

毋庸置疑，上世纪末开始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当前正遭遇势头不小的反向运动，然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尚未足以证明新自由主义挫败。首先，自由贸易并非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新自由主义关注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这一关系中自由市场的优先和主导地位，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只是前者逻辑的一定延伸。其次，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是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的条件下所使用的策术(包括对政治保守主义势力的操纵和利用)：一面为其垄断本国市场，一面要求单向开放他国市场，这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常见的反复。第三，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许只是自由贸易形式上的一种改变，如美国倾向的以双边贸易协定替代多边贸易协定。但与此同时，自由贸易区也以更大规模在更广阔的地域上推进，即便它体现了地缘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如中国崛起对美国世界霸权的挑战)。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2008年危机以来，尽管遭遇了严峻的挑战，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死去，且在继续发展。

三、新自由主义仍旧强势的内部原因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区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两个重要概念。从理论上来看，新自由主义所赖以建构的“完美市场”前提和假设已遭到有力的驳斥，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的学者面对危机后的批评声浪辩护无力甚至哑口无言，因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失败”了。但从政策上看，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显然并没有失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许多主要国家继续执行，哪怕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并遭到来自社会层面的诸多批评，它仍然得到了国家权力层面的支持。这也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在特定的社会范围仍发挥着重要影响力。

先前已有一些文献探讨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之时，针对整个90年代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美国学者威廉·K.塔布曾指出，尽管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是失败了，但它在实现资本的阶级意图方面却是成功的，它使得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家和地方上层部门的支配能力提高了。其支持者因而能够在“改革”的幌子下保护新自由主义政策议程的基本要点，要求遵循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线作进一步调整。结果相反，不是新自由主义因为失败而遭受指责，而是国家因为没有实行新自由主义而遭受指责。[⑧]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久，古巴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明确说道：“新自由主义的部分生命力来自其形式逻辑的优雅以及技术上的无可挑剔。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的生命力还另有原因，即新自由主义是反映跨国资本中统治阶层整体利益的理论和政策。跨国资本中的统治力量——金融寡头，是世界经济金融化的主角。……对金融投机势力而言，新自由主义宛如氧气，须臾难舍。”[⑨]

英国作者科林·克劳奇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中反思了市场经济理论。他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至今不死，原因在于过去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促进了巨型企业(giant corporation)的成长，成为可以与民族国家政府相匹敌的力量，从而不仅主导了经济生活，也对公共政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巨型公司动用其影响力对政府进行游说和施加压力，继续采用对其有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次是新自由主义对银行、股票交易所和金融市场的保守范式奠定了30多年来经济繁荣的基础。在这一繁荣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都与金融市场捆绑了起来，譬如穷人和中等收入人群的生存和消费不得不依赖于信用市场，极为富有的人群的投资则依赖于为此而开发的衍生品和期货市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利益共同体，作者称之为“被私有化的凯恩斯主义”，这使得“保障金融市场自由和繁荣”的优先目标成为所有人的思维惯性。因此毫不奇怪，在国家和公众利益普遍受损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依然从08年危机中获取了更大的财富和权力。[⑩]

以上作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着重于对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进行剖析;他们都指出，新自由主义继续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增强了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大资本和上层集团的实力，使得这些统治阶层能够继续推行符合其根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因而这种解释路径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还需要把问题提升到更高理论层次，那就是新自由主义才真正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逻辑。什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逻辑?

第一，资本主义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社会形态。与简单商品经济不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为买而卖，而是为卖而买。“经济领域的诞生标志着资本主义开创了重大的社会变革：经济要求以往社会中占统治位置的政治/意识形态给它让出统治地位”，因此，在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中事物的顺序就翻转过来了：财富是权力的源泉，而在以往的制度中则是相反的。”[11]由此意味着：交换价值不光是经济领域和经济决策的基础，也是政治领域与政治决策的基础，价值规律不光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种价值垄断正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属性。我们不难理解，资产阶级的典型思维方式就表现为：一切行为在他看来无不是交易，生活的中心就在于交易，就如亚当·斯密所言：“人类有天生倾向去交易。”且一切物品无不是交易的对象。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彻底，就越追求万物商品化，因此，新自由主义关于“全面市场化”的主张是体现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的。

第二，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是竞争和剩余价值规律。竞争的需要，“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2]因此，资本趋向于自由流动，趋向于消除一切投资藩篱。一个有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强化了竞争，促进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而高度管制的市场，即缺乏流动性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不易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被束缚在固定的地域、空间或特定的形式诸如机器、厂房、劳动力商品等上，不能及时退出无效的增殖领域，进入新的更有效的增殖领域。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无异于降低了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效率。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正是为资本的流动提供了充分、完备的工具，使得货币资本能自由地回收和立即兑现收益。新自由主义鼓吹资本自由化无疑顺应了资本一般的内在要求。

有部分作者批评道，新自由主义事实上只是大资本的维护者而不是(自由)市场的维护者，因为大资本造成的是垄断，而垄断是反对(自由)市场的。[13]这种处处维护抽象自由的论调并非少见。但是，竞争与垄断并非总是截然对立的，垄断只是在更高基础上进行竞争，垄断本身就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换而言之，大资本和垄断已经内在地包含于维护(自由)市场之中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辛辣地过讽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商品所有权规律已经包含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中了，幻想依靠商品所有权规律来对抗和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无异于痴人说梦。

第三，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在于尽可能榨取剩余价值，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关系。由于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维持有利的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条件，不但要求资本的自由流动性，而且还要求对劳动力的自由支配。它要求劳动力具有足够的流动性，实行弹性的工作制，维持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等等。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这些要求显然更容易得到满足，使得资本大大提升了对劳动力的优势。

例如，有研究表明，在美国和英国，新自由主义推行的早期一定程度上的确缓解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在整个90年代持续扩张，时间长度超过了60年代的扩张期，70年代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在80年代逐渐回升，且从1992年开始迅速回升，直到1996年达到顶峰，而1996年的利润率比1972年的数值要高39%。尽管1996年之后利润率持续下降至2000年，但2000年的数值仍然高于80年代的平均率。[14]

第四，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发展最终必然导致金融资本的统治。由于货币是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直接表现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直接代表和一般形式，不仅具有一般商品经济中可与其他一切商品通约的拜物教性质， 而且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循环过程起着支配性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和货币的增值成为了经济生活的目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只是手段，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下，货币转化为了资本，并作为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相对立，进而取得了对商品资本的优势，商品拜物教转化为了( 货币) 资本拜物教。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息资本———作为货币资本的典型形态反而成为普遍的资本形式。

生息资本代表着一种债务或信用关系，表示资本所有者对资本使用者的债权，也代表着单纯的货币资本循环：M……M’，资本所有者仅仅凭借让渡资本使用权就能获得对剩余价值的瓜分权力。货币资本循环图示表明，似乎不经过任何生产过程就能实现货币的自行增殖，虽然对于实际的经济运动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却由于金融资本现实的存在形式——对未来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索取凭证，而开辟了一个对索取凭证进行交易的更大的赚钱领域，即金融品二级市场。它导致大规模的投机，为大资本吞并中小资本提供了最佳场所，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积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无疑加剧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膨胀，推动信用关系对其它社会关系的侵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对其它社会领域的侵蚀，从而也加强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列宁说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15]意味着，金融资本主义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作为金融资本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在金融资本的统治没有得到根本动摇时还是能够有喘息的余地和空间的，而作为巩固金融资本统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继续存在就更不在话下。

由此可见，只要顺着资本主义彻底的发展逻辑，就会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最终都会走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来。危机后的各国政府如果不改变原有的发展思路，也就无法摆脱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哪怕它已从价值或理论层面被驳倒。从改良主义的立场来看，新自由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的变异形态。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逻辑，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改良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的非自然形态。

四、外部原因：没有出现其他有力的替代方案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不倒，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即内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只能说明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存在和继续强大具有一定必然性，却无法说明为什么在此时此刻的时代条件下它能够存在和继续强大，这涉及到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历史考察。英国著名学者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自由市场不可能长命，因为它如果发展太快，社会肯定遭殃，必然会激起反向运动。社会通过这种反向运动来进行自我保护。[16]社会的反向运动实际上从外部对新自由主义构成了挑战，提供了新自由主义之外的发展方案。就此而言，尽管人们知悉和了解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但眼前似乎并没有看到其它更可行更先进的选择。换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所遭遇的挑战更多地来自于自身，而不是来自于外部具有更大现实性的替代方案。这就是我们需要考察的外部原因。

那么面对新自由主义，可能有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1.国家干预主义的替代方案

国家干预主义(包括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的交替出现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因而，当新自由主义出现问题时，人们自然而然想重新回到国家干预主义上去，尤其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经常对立面的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主义。在美国次贷危机刚爆发不久，新凯恩斯主义的声音恰恰最为响亮，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都一再欢呼“萧条经济学回归”、“凯恩斯的胜利回归”。[17]

毋庸置疑，危机之后各国政府是采取了一定的凯恩斯主义干预措施的，如欧美国家对金融机构实施暂时的国有化、重建监管制度，日本和中国等加大财政支出，刺激国内消费。但是，这些干预措施看上去更像是服务于长远的新自由主义目标：暂时国有化是为了帮助金融机构尽快度过眼前难关，以便“私有化”后具有更强的实力;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还更多地停留于政策博弈阶段，且具有冲突、反复的性质，如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对奥巴马监管政策进行了否定，又如美欧在限制国内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又推动跨境金融自由化;大规模财政支出要么建立于通货膨胀的预期，要么建立于新自由主义的分配结构之上，从而对消费的刺激是短暂性的，随着实体经济持续萎靡不振，“需求侧”改革就变为了“供给侧”改革。

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措施克服或缓和危机的效果目前为止还不太明显，且各国政府对此的采用都具有“临时性”特点，通常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相混合。换而言之，作为政府整体的执政理念或系统的制度安排的国家干预主义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不同于二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曾主导了大部分主要国家的凯恩斯主义的实践。

国家干预主义的实践无疑早于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形成，但是，罗斯福新政式干预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美国走出1929——1933年大危机，至今仍然是一个令人存疑的问题。借用波兰尼的“社会反向运动”概念，这是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的抵制，是社会有意识的自我拯救。但是，“社会反向运动”要能顺利进行并达致目标，是需要一定的历史前提和条件的，对于分析国家干预主义同样如此。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能够取得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具体的生产形式改变和世界格局改变相结合的产物。

首先，30年代大危机和世界大战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分裂，战前已经在不断国际化、全球化的资本不得不暂时退回到民族国家内部，以母国为基地重新组织经济，进行积累，使得国家权力能够对资本进行有力的约束和管制。与此同时，由于危机和世界大战，欧洲各国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使美国过剩资本找到了强有力的投资出口。通过马歇尔援助计划，资金和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帮助重建被破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恢复和扩大国内市场，再加上技术革命的兴起，促发了西方各国战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工业生产的高涨。而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发展，又为政府财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其次，在冷战背景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互竞争。在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和压力下，一方面西方工人阶级自身的斗争性、组织性增强，实力扩大;另一方面，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和政府不得不对工人阶级做出了一定妥协、退让。并且，战后直至70年代，资本跨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劳动力市场条件没有太大的差异，产生的是“同底线竞争”或上限竞争(the race to the top)，也保障了凯恩斯主义的福利政策顺利实施，乃至建立起福利国家模式。

但是，支撑凯恩斯主义的条件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逐渐丧失。随着战后经济重建和产业革命的基本完成，产能过剩的问题再次凸显，为推动消费而长期实行的负债经济和宽松货币政策也显示了它的负面作用，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了滞胀。在此情况下，放松管制成了资本积累的必然要求。尤其是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阵营不断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为全球资本提供了差异性非常显著的劳动力市场，弹性生产方式的出现更是增强了资本控制的灵活性，导致了“冲向底线的竞争”(the race to the bottom)。发达国家资本和制造业基地加速向外转移，资本的自由流动性增强，从而也大大削弱了民族国家对资本的干预权力。

而本次大危机之后，全球化、资本自由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尽管有诸多声音在担忧和警告新的世界大战的阴云，但在远远的地平线上目前还看不到它的身影。这些都表明，作为普遍形式的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卷土重来的经济政治条件暂未具备。相反，危机之后的种种情势却表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分界线正在模糊化，奉行实用主义的政府正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下将二者作为具体手段灵活地结合起来。[18]

2.“21世纪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

第二种较可能的选择无疑是社会主义。尽管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苏东等国家已然失败，但进入新世纪后，除了原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和古巴外，拉美一些反抗新自由主义道路非常激烈的国家扛起了“新社会主义”的大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西。他们自命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用以区别传统的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又称“20世纪的社会主义”)。

“21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之所以能于本世纪第一个10年在拉美蓬勃兴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顺应解决该地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遭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的呼吁。但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左翼领导者不只强调反新自由主义，更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显然，这超越了国家干预主义的视域。“21世纪社会主义”在相关国家具体主张各异，方式不同，但它们都共同强调：经济上对战略性资源实行国有化或社会化改造、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政治上建立参与式民主;社会领域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平等公正;国际领域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平等、合作与互助原则实现地区一体化。

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局保持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复苏和协调发展。例如对于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来说，对石油、天然气、矿产、电力、电信等重要部门的国有化，不仅削弱和遏制了本国私人寡头和国际垄断资本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也使国家掌握了丰厚的能源出口创汇，增强国家应对经济困难和改造社会结构的实力，改善民生，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缩小贫富差距。计划与市场手段相结合，加强中央规划和调控，减缓了该地区以往的经济剧烈波动，推动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谋求建立将人民利益置于跨国资本利益之上的地区一体化组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以合作代替竞争，以公平贸易替代自由贸易，以互补和共享替代剥削和逐利，更是对当前世界体系中对外交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资本主义规则的颠覆，这种颠覆无疑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对立面。因此，本世纪初直至08年金融危机之初，“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表现普遍不俗，劳工党执政时期的巴西更是跻身为最令人瞩目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之列。

然而，“21世纪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还是新生的事物，不仅表现为指导理论的不成熟，也表现为实践上的不彻底，对重大问题解决的不足。从理论上看，“21世纪社会主义”虽有明确的替代主张，但缺乏系统、完整的指导思想，是部分马列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解放神学、空想社会主义的混杂。从实践上看，“21世纪社会主义”深受现有体制局限，只实现了政治更替，未能实现根本的制度改造。

起初的经济高增长率具有一定偶然性和不可持续性。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在本世纪头一个10年，包括石油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从而推动了这些国家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但是，从2013年左右开始，受世界经济长期衰退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拉美宏观经济形势趋于不利，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增长便放缓甚至出现停滞。也就是说，“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未能解决本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此外，由于没有改变私人资本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局面，没有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特权，原有的阶级结构仍然维持了下来。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卷土重来提供了重要的经济社会基础。

政治上，“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高度依赖诸如查韦斯、莫拉莱斯这样的领袖魅力型人物，没能建立起无产阶级政党的有效和坚强领导。在领袖魅力型人物通过选举上台执政从而获得理念和意识形态主导权之后，却没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相反，处处受制于资产阶级代议制和反对派，致使政策制定与执行出现严重扭曲，效果大打折扣，从而削弱了左翼领导集团的威信。因而，毫不奇怪，2013年“强人”查韦斯逝世后，委内瑞拉的政局就逐渐陷于混乱，该地区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制和多党制下，不仅左翼领导人，“21世纪社会主义”也将不断面临着严峻的“政治钟摆”效应考验。

同时，“21世纪社会主义”还身处不利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这些国家政权的颠覆和敌对的宣传，以及对这些国家的分化和瓦解。外部威胁对“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构成了不少阻力，从而增加了其前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拉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原社会主义阵营遗存下来的5个国家，上台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寥寥，更谈不上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而在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长期萧条中，传统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基本面临着趋于不同程度市场化的改革困局。

综上所述，21世纪的社会主义目前为止还处于一个缓慢的探索过程，尚未形成一个稳定、健全的发展模式(如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危机时期的苏联)，足以吸引全球反新自由主义的力量，继而形成强有力的替代方案和实践。

五、结论

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内在趋向的体现，具有一种观念上的必然性。而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即波兰尼所说的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反向运动”，则体现了社会主体的能动性，由一系列现实的历史条件所决定。资本主义的扩张就是在规律的必然性与历史的现实性的矛盾和博弈中迂回曲折地来实现的，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也取决于这二者之间张力发展的结果。[19]

新自由主义近40年来在全球范围的实践，使得它为自身创造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从而保障了2008年危机之后政治上的屹立不倒。与此同时，社会的反向运动由于受具体的历史条件局限，尚不足以产生强大的替代力量，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不得不继续遭遇新自由主义统治的现实。

注释：

①拉吉·帕特尔： 《格林斯潘的谬误与自由市场的缺陷》，观察者网 2011 年 10 月 17 日，http://www.guancha.cn/WenZhai/2011_10_17_60654.shtml.

②2008 年 11 月，英国女王访问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向在场的学者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③ Matt King：Has The World Reached Its Credit Limit?，CitiResearch，September 2015.

④申世军：《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新趋势及启示》，载于《中国投资》2012 年第 3 期，第 85-86 页。

⑤邵科： 《从全球 1000 家大银行排名看近二十年来全球银行业格局的变迁》，载于《国际金融》2014 年第 11 期，第 12 页。

⑥《21 世纪财经》：《美大型银行资产规模持续扩张》，http：//finance.21cn.com/stock/qqcj/a/2014/0107/14/25904167.shtml，2014 年 1 月 7 日。

⑦吉莲·邰蒂： 《雷曼倒闭五年后》，载于《金融时报》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514?full=y，2013 年 9月 16 日。

⑧BO England：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Asset Purchases，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http//www.bankofengland.co.uk/publications/Documents/news/2012/nr073.pdf，p10-11，2012.

⑨威廉·K.塔布：《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吕增奎，译，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 年第 6期，第34页。

⑩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 《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高静，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6-17 页。

11科林·克劳奇：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蒲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85-89 页、第 37-72 页。

12萨米尔·阿明： 《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贾瑞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7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76 页。

14大卫·科茨： 《新自由主义和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经济扩张》，王泰译，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3 年第 9 期，第16-17 页。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利润率是否呈下降趋势，这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

15《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19 页。

16参见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17参见克鲁格曼：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 2008 年经济危机》，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9 年版;斯蒂格利茨：《凯恩斯主义的胜利回归》，载于《东方早报》2008 年 12 月 12 日。

18前段时间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既反映出中国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尽管带有发展经济学的因子)与新自由主义者在反周期策略上的对立，也反映出二者对新情势发展的把握不足。

19“绝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90 页。)

[①]拉吉·帕特尔：《格林斯潘的谬误与自由市场的缺陷》，观察者网2011年10月17日，http://www.guancha.cn/WenZhai/2011_10_17_60654.shtml。

[②]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向在场的学者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③] 申世军：《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新趋势及启示》，《中国投资》2012年第3期，第85——86页。

[④] 邵科：《从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看近二十年来全球银行业格局的变迁》，《国际金融》2014年第11期，第12页。

[⑤] 《21世纪财经》：《美大型银行资产规模持续扩张》， http://finance.21cn.com/stock/qqcj/a/2014/0107/14/25904167.shtml

[⑥] 吉莲·邰蒂：《雷曼倒闭五年后》，《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514?full=y

[⑦] Bank of England,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Asset Purchases, 12 July 2012,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publications/Documents/news/2012/nr073.pdf, p10-11.

[⑧] 威廉·K.塔布：《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吕增奎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第34页。

[⑨] 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高静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

[⑩] 科林·克劳奇：《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蒲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5——89页。

[11] 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贾瑞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13] 参见科林·克劳奇：《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蒲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72页。

[14] 大卫·科茨：《新自由主义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扩张》，王泰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9期，第16——17页。。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利润率是否呈下降趋势，这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

[15]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9页。

[16] 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7] 参见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斯蒂格利茨：《凯恩斯主义的胜利回归》，《东方早报》2008年12月12日。

[18] 前段时间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既反映出中国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尽管带有发展经济学的因子)与新自由主义者在反周期策略上的对立，也反映出二者对新情势发展的把握不足。

[19] “绝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