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对“自由”的自我背离

美国一直以自己是“自由国家”而自豪。美国《独立宣言》中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把自由看做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价值，是所谓“自由世界”的共同价值，还是可以向世界各国推广的“普世价值”。但是，美国实际上又处处违背自己所倡导的“自由”价值。

美国强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但美国主流媒体却对2011年爆发的抗议华尔街垄断财团政商勾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6年爆发的“美国民主之春”罕见地保持了缄默。美国强调信仰自由，却故意夸大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仅无端亵渎伊斯兰教，还严重歧视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国家穆斯林，限制一些国家穆斯林赴美出入境的自由。美国还宣扬网络自由、信息自由，但2013年斯诺登曝光的美国对大量普通民众实施监听的“棱镜”项目证明，美国在赤裸裸地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肆意妨碍公民正常的通信自由。美国一直力保公民持枪的自由，尽管枪击案频发，普通公民尤其是学生的生命时时受到枪击的威胁，丧失了在校园和公园里漫步、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也不愿意立法禁止持枪，实际上是维护了军火商恣意贩卖军火、牟取暴利的自由。美国宣扬所谓“南海航行自由”，却打着“重返亚太”的旗号，把60%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把军舰开进中国南海海域炫耀武力，制造紧张局势，把“航行自由”变成了“横行自由”。美国把经济自由、贸易自由一直视做最基本的价值观，推行新自由主义，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但在2008年引发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后，却不时挥舞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阻碍贸易自由，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变本加厉，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把美国利益置于世界各国利益之上，动辄就依据早已过时的美国国内法规“301条款”“232条款”对世界各国征收高额关税，打贸易战。例如，2018年3月美国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关税，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还威胁要对2000亿美元乃至更多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重点是对中国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械等产品加收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甚至对美国的盟友也不放过，宣布对欧盟、日本、加拿大的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贸易自由是以契约精神和贸易协议作为基础的，而美国动不动就采取退出多边贸易组织、撕毁多边贸易协议的方式，肆意侵害别国利益，满足美国一己之私利，严重损害了正常的贸易往来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由此可见，美国口头上倡导自由，行动上却限制自由；保护本国的自由，却侵犯别国的自由；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自由，却剥夺劳动人民的自由。美国所宣扬的“自由”，本质上只是美国的自由，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自由，是维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用自己的行动嘲讽着西方“自由”价值的普适性，诠释西方“自由”价值的非普适性，形成了对西方“自由”普世价值的自我背离与否定。

（二）西方对“民主”的自我背离

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宣扬西方民主是所谓永恒的、普世的价值。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前后，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西方民主是所谓“普世价值”的思想因此更是得到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遗余力的传播和宣扬，泛滥成为一种思潮。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把西方民主包装成一种“普世价值”，要求普遍推行民主，特别是美式民主，实行所谓的民主转型。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推行所谓民主“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却常常远离、背离和背弃自己宣扬的“民主”，甚至走到民主的反面。

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民主政治的楷模，但美国国内发生的民主乱象却表明，美国的民主是资本主导下的民主，美国的民主政治是一种金钱政治。美国垄断财团主导政治走向，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民主选举权利处处受到严苛限制。（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2017年11月21日报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贫穷而被剥夺了投票权。已有九个州通过立法，剥夺任何未付律师费或法院罚款者的投票权。仅在亚拉巴马州，就有超过10万名欠费者被剔除出选民名单，约占该州选民人口的3%。2016年，美国联邦职位的竞选花费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达到68亿美元；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候选人及其支持团体大约花费42.6亿美元，比2012年多4.1亿美元。选举成为烧钱比赛，利益集团利用各种资源操控选举，选民的投票意愿和投票率下降，2016年美国选举投票率大约只有55%，为20年来最低。特朗普组建的政府内阁充斥着亿万富翁，实际上成为能源、军火、金融等垄断集团的利益代言人。美国的民主选举实则是资本操纵的游戏，美式民主政治已经变成一个由一小部分掌控权力的垄断资产阶级控制普通大众的寡头政治，充分暴露了美国民主的虚伪本质。

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向世界各国特别是热点地区竭力推销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式民主。颇为讽刺的是，美国民主的目光关注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动乱。民主的本义是人民和权利的结合，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北非、中东等地区推行“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实行美式民主的民主转型，实际上是用炸弹、炮弹和导弹来强制推行西方民主，用无辜百姓的鲜血和生命来诠释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走到了民主的反面，使民主变成了专制。美国在世界一些国家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强制推行的民主和民主转型，根本不是什么民主，而是霸权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集中展现。美国带来的也不是什么“民主的春天”，而是无穷无尽的灾难。2013年出版的法国人埃里克·徳奈塞（Eric Denécé）主编的《阿拉伯革命：不为人知的一面》一书，以翔实的材料揭露了美国是如何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策划实施“阿拉伯之春”的真相。美国推行“普世价值”的颜色革命和干涉政策给中东地区带来了动荡、分裂、战乱的极度混乱局面，带来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人道主义灾难。大量事实证明，美国推行的所谓“民主”，实质上是美国强行干涉别国，而非让别国人民自己做主，最终目的是制造动乱，颠覆别国政权，培植傀儡势力，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推销颜色革命的所作所为，是对西方“民主”普世价值彻底的自我背离与否定。

（三）西方对“人权”的自我背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把人权奉为“普世价值”，始终以“人权的卫道士”自居，不仅对自身严重的人权状况视而不见，还往往打着“保卫人权”的旗号，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动辄以西方的人权标准来衡量、评判和剪裁别国的人权状况，居高临下地对他国人权状况妄加评论、指责甚至横加干涉，对他国人权进行严重践踏和侵害，并在人道主义援助的幌子下，制造出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形成对西方所谓“人权”价值的极大嘲讽和自我否定。

美国的人权问题一直十分严重。且不说美国历史上贩卖黑奴、屠杀印第安人、草菅人命的斑斑劣迹，单就美国的种族歧视来看，问题也十分严重。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把白人利益置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利益之上，黑人和少数族裔的种种权利受到限制，种族歧视愈演愈烈，种族关系进一步恶化，种族矛盾更加尖锐，并导致2017年弗吉尼亚州白人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大规模的种族冲突，一名深受白人至上主义影响的20岁青年驾车冲撞人群，造成30多人死伤的严重种族歧视恶性事件。美国一直把“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视做基本的人权，但事实上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在疯狂压榨普通民众的剩余价值、掠夺其私有财产，国内的贫富分化问题越演越烈。数据显示，美国的基尼系数在西方国家中是最高的，国内0.1%最富有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所拥有财富的总和。超过4000万的贫困人口生活悲惨，其中约1850万人更是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许多人无家可归，基本的人权难以保障。[1]

美国在自身人权状况不彰的情况下，还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肆意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践踏他国人权。美国历届总统在任期间都会发动战争，仅冷战之后，美国挑起的战争就有大大小小数十起，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对外发动战争最频繁的国家，“维护他国人民的人权”是美国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之一。但是，美国主导的这些军事行动不仅没有维护其他国家人民的人权，反而造成了他国大量平民的伤亡和数以百万的难民，这些被西方国家打着人道主义幌子肆意侵犯的国家的人民，连基本的生命权都难以保障，遑论其他人权。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北非中东推行“阿拉伯之春”的过程中，导致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上千万人失去家园，数百万人沦为难民，美国本是造成叙利亚等国难民的罪魁祸首，但却对数以百万的叙利亚、利比亚等国难民的避难问题装聋作哑、轻描淡写，把难民问题推给欧洲，而欧洲国家在难民问题上也是首鼠两端，充分暴露了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美国还在伊拉克的阿布格里布监狱和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军事监狱实施酷刑，疯狂虐囚。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的中情局虐囚报告指出，中情局使用的水刑、长期单独囚禁、将囚犯头部猛力撞墙和抽打乃至死亡威胁等审讯手段，大大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这些行为都是对人权的肆意践踏。美国还于2018年6月公然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且时至今日，仍不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美国的种种行为实际上是对西方宣扬的“人权”这一“普世价值”自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可见，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宣扬自由，另一方面又在限制人们的自由特别是自由贸易的权利；一方面宣扬民主，另一方面却又在颜色革命中剥夺人们基本的民主权利，用专制的方式强制推行民主；一方面宣扬人权，另一方面却在加深国内的种族歧视，并用人道主义援助的幌子制造他国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肆意践踏别国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财产权。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连西方自己都不相信、不遵循、不践行的所谓“普世价值”，难道在全世界还具有普适性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正是对西方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最有力的自我否定。

（一）价值观念的内逆性

西方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内在价值观念是相互忤逆、排斥和对立的。这种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基础上的价值观念，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中贸易自由、等价交换和财产私有的要求。这种自由、民主、人权实质上是以抽象人性论强调的孤立的、抽象的个人为依据，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经济关系为基础，提出和倡导的自由是自由贸易的自由，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是建立在平等的等价交换基础上的民主，实则是资本主导下的民主，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少数成员所享受的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至于所谓“天赋人权”，则是商品等价交换赋予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者的财产权。正如马克思所说：“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2] 由此可见，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经济关系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才能够享受的自由、民主、人权，明明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却非要把它说成是适用一切阶级、一切社会、一切国家的“普世价值”，这就造成了所谓“普世价值”本身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内在冲突与矛盾。“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个人至上、资本至上，把资本特权视为自然权利，体现为严重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目的是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无法反映和维护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当西方国家将这种狭隘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价值作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向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广为推销时，就为其走向自我否定、自我背离提供了思想前提，构成了自我否定和自我背离的认识根源。

（二）价值标准的双重性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普世价值”提出时，不仅蕴含着内在的矛盾和对立，而且在推行所谓“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奉行双重标准，从价值践行和实际行动上为否定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提供了客观依据。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推行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时，本应按照所谓“普世”的要求，不分内外、不分亲疏，一个标准，普而广之，统一执行，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推行所谓“普世价值”时，却一直奉行双重标准。（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在处理美国白人与黑人等有色人种的族裔关系问题上，当白人和黑人等有色人种发生冲突时，更多地注重维护白人的自由、民主、人权，而限制黑人等有色人种的自由、民主、人权，甚至无故虐待、惩罚乃至枪杀黑人，白人警察在执法、犯法的过程中往往享有从轻处罚乃至不受处罚的自由。美国在处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等阿拉伯人的关系上，往往对以色列野蛮镇压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视而不见。前不久，美国把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以支持以色列建都耶路撒冷，这就漠视、忽略和否定了巴勒斯坦人建国建都、安身立命的基本权利，引发了巴勒斯坦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这起事件中有成百上千的阿拉伯人死伤，而美国不谴责以色列的暴力镇压活动，却谴责巴勒斯坦人正常的和平抗议活动，充分体现了美国在处理巴以关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美国在北非中东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和“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过程中，一方面打着民主的旗号，对阻碍美国攫取石油利益的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大打出手，强制推行“民主转型”，导致这些国家动荡不已、战火纷飞、政权更迭、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对北非、中东一些从未实行民主选举、仍在实行君主统治并在石油利益上与美国沆瀣一气的国家，从来不讲民主、人权，不搞推行“民主转型”的颜色革命，反而支持和容忍这些国家压制自由、民主、人权的一些行为。在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与世界各国大打贸易战时，美国只允许自己有任意挥舞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制裁和损害别国贸易利益的自由，而不允许别国有反对和反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自由，严重限制、损害了别国从事正常贸易的自由、权力和利益。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推行其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中奉行的双重标准，充分证明了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选择性、片面性、局限性和伪善性，构成了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自我否定和自我背离的实践根源。

（三）价值利益的冲突性

西方“普世价值”是西方资产阶级把特殊利益普遍化、阶级利益社会化、垄断利益国际化的产物，具有强烈的阶级诉求和鲜明的阶级烙印，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最终是为实现和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必然导致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普世价值”是根本不具备普适性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然而，西方国家却非要将其包装为普世价值，披上一层伪善的外衣，试图超越特定的时代、特定的阶级、特定的社会，抽象出纯粹的价值概念，使之获得普适性，达到特殊价值普遍化、价值取向政治化、价值推行强制化。在国内，美国等西方国家竭力把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说成是全社会各个阶级包括劳动人民的共同的、普遍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各个阶级的共同利益，但在推行这种“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实际上重点维护、实现的却是这种所谓“普世价值”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严重损害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暴露了“普世价值”企图掩盖的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也暴露了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阶级局限性。在国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以及传媒力量等，强行向世界上其他国家推行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核心的价值渗透乃至颜色革命，强制兜售“美式民主”，以“普世价值”蒙蔽世界人民，以“民主转型”来干涉别国内政，实现政权更迭，培植傀儡势力，把一些资源丰富、有利可图的国家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重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在严重干扰、破坏别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压榨、剥削和损害别国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维护和实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垄断集团的利益，把推行“普世价值”的过程变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垄断集团掠夺和攫取全球经济利益的过程。

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推行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的过程中，用“普世价值”来掩盖和实现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这种尖锐的利益冲突，构成了西方“普世价值”自我否定和背离的利益根源。

（一）认清“普世价值”的虚幻性

普世价值，是指普遍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阶级的价值，不会因为国家、阶级的差别而有差异，也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上没有一种价值是“普世”的。

世界上不存在脱离特殊性的普遍性，不存在脱离具体性的抽象性，也不存在脱离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具体价值的抽象的、普世的价值。人们可以在思维中把不同事物的共同点抽象出来，把具体价值的共同点抽象出来，形成抽象的共同的价值，但正如个性中有共性、特殊性中有普遍性一样，共性只能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只能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没有脱离个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也没有脱离特殊性而独立存在的普遍性。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也是这样。自由、民主、人权在历史上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形态，奴隶社会具有存在于雅典自由民中的自由、民主、人权，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权。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只是人类历史上自由、民主、人权发展的一种具体的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高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美国等西方国家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说成是普世的、永恒的价值，是故意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人权的历史性、阶级性和局限性，夸大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的优越性和超越性，虚构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性和永恒性。其实，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说到底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形态和价值观念，是人类社会自由、民主、人权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它只适用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其他社会和其他阶级，尤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形态和价值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是一定阶级经济关系和社会地位的思想反映。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中进行生产和生活，必然在生产和生活中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一定的价值关系和思想关系。处在不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形成的利益关系不同，产生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念也必然迥异。因此，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超越时代、超越社会、超越阶级的适用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3]“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4] 以民主来说，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内涵是不同的。正如列宁深刻指出的：“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5]“纯粹民主”是“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谎话”，谈论“纯粹民主”是用“谎话来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6] 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宣扬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一种虚幻存在的价值，实质上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说成是“普世价值”，是把资产阶级的价值抽象化、普遍化、永恒化，借以蒙蔽和欺骗世界人民包括本国人民，以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头脑的清醒。

（二）洞察“普世价值”的危害性

西方国家大肆渲染和传播“普世价值”，有其特殊的政治目的。受到“普世价值”传播和影响的很多人包括不少学者和学生，都把“普世价值”思潮的传播和引发的纷争仅仅看做是一个学术问题。其实，西方有目的、有意识、有步骤地广泛传播“普世价值”，绝不仅仅只是把“普世价值”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进行交流和讨论的，也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来加以传播的，而是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和全球战略在世界上广泛而普遍地推行，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迷惑性和危害性。

西方“普世价值”的危害性首先在于搞乱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重大问题上丧失价值判断能力。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大肆传播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包装成所谓的“普世价值”，再用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实则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来否定和取代别的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实行价值观上的偷梁换柱，从根本上搞乱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一定国家的人民丧失价值是非的判断能力和价值取向的选择能力，在思想行为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误导，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颜色革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铺平思想道路。

西方“普世价值”的危害性还在于通过价值渗透实现政治渗透破坏他国的政治稳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价值渗透具有潜隐的深层的政治动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说过：“与我们的军事力量或经济规模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影响力的资产是我们的价值观的巨大威力，特别是我们对民主与人权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它显现了我们最深厚的民族性格，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在我们深化与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伙伴的接触时，我们将继续敦促他们实施改善国家治理、保护人权和推进政治自由的改革”。[7] 可见，美国传播“普世价值”具有支持“民主、人权”，推进“政治自由改革”，实行美式民主转型的政治目的。通过“普世价值”思潮的广泛传播和渗透，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招徕、培植、扶持反对派势力，一旦时机成熟，就怂恿、发动、组织奉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反对派势力走上街头，采取街头政治的方式，制造社会动荡，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政治稳定，实现政权更迭，严重危害、破坏别国的政治安全。

西方“普世价值”的危害性更在于制造思想舆论，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侵犯别国主权、践踏别国人权张目。“普世价值”的渗透和传播，为西方国家在中亚、中东、北非等地区一些国家推行和制造“颜色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关心这些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是假，攫取这些国家的资源、能源，增殖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是真。西方的“普世价值”推行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灾难。（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一旦价值渗透和政治干涉达不到目的，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就会通过赤裸裸的军事干预来侵略和侵犯别国的主权，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下，把霸权凌驾于别国主权之上，把别国人民抛向动乱战乱、水深火热之中，置别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甚至在反恐的名义下保护和制造恐怖活动，制造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国际垄断资本就在这不断的腥风血雨中贪得无厌地攫取和增殖自己的财富利益，这些财富和利益“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

因此，从价值渗透到政治干扰、再到军事干涉、直至政权更迭，实现垄断集团利益，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普世价值”的必然逻辑。我们要深刻洞察和揭露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危害，从中获得教训、启示和警示。

（三）增强抵御渗透的自觉性

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普世价值”的价值渗透，会威胁国家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最后会威胁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普世价值”看起来是一种软武器，但却会带来硬杀伤力。提出软实力理论的约瑟夫·奈在谈到柏林墙倒塌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柏林墙早在1989年倒塌之前就被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如果不是多年来西方文化形象在柏林墙倒塌前就对其进行了渗透和破坏，锤子和压路机也不会管用。”[9] 可见，西方文化的价值渗透比锤子和压路机的毁坏作用还要大。苏联解体以后，曾担任苏联政府总理的尼·伊·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中写到：“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10] 核心价值的瓦解和沦丧，导致精神支柱的崩塌和国家凝聚力的消解，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这一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铭记。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认为下一个垮台的就是中国，把推行“普世价值”渗透的重点转向中国，企图把颜色革命的祸水引入中国，进而分化和西化中国，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实行“接触加遏制”的战略方针，一方面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从中国赚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以接触促演变，干扰、遏制和阻碍中国的发展，企图误导、诱使和推动中国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它们通过大众媒介尤其是互联网等各种方式巧妙渗透、传播和宣扬西方“普世价值”，企图用“普世价值”否定、动摇和代替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误导和扰乱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政治方向、价值取向，瓦解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抹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达到削弱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破坏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图谋。

因此，针对西方普世价值的传播和渗透，我们要汲取东欧剧变和北非、中东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的颜色革命的深刻教训，结合中国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自身的发展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揭露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普世价值”渗透的用心和图谋，加强国际比较，认清发展大势，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着力培育、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高抵御西方国家价值渗透的自觉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责任编辑：张梦婷 胡義    校对：耿春晓）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第41页.

[3]《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页.

[4]《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页.

[5]《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3卷第600页.

[6]《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3卷第601页.

[7]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in Foreign Policy Magazine,October 11,201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第297页.

[9][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10][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