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社会主义博物馆」，还是「社会实验室」

（致外国友人书简）

Juan Antonio Blanco[1]

冯建三译[2]

「虚拟真实」的古巴

由跨国公司编织，媒体加以标准化，大多数的所谓古巴「信息」，虽然为世人所知，但吱吱喳喳的话语，却不出『经济危机』、『违反人权』、『极权主义』等等字眼，何况，它们所指涉的焦点，往往又极尽琐碎之能事。话虽如此，（译按：作为古巴人，我还是要说，）即便其它国家的人另有多元的信息来源，得以更为深入、更为客观地凝视古巴的现实，不再为那些陈腔滥调所包围，悬而未议的问题仍然相同：除了作为一个可供度假的海滩国度，为什么，比如说，澳洲人、加拿大人或欧洲人，竟需要对古巴有些兴趣呢？这个住有一千二百万人的小岛国的命运，究竟会以其它什么方式，感动、影响及于这样背景的人呢？

古巴身历一个危机 --- 或许应该说是一个以上的危机 ---， 必须激烈而基进的转型，非如此无法继续存在。这是事实。但同样属实的是，所有的人类，以及人类寓居的脆弱空间，也就是地球，亦刻正身历一个近似的危机（或许应该说是许多危机），而人类若是想要继续存在，则这个危机也必然要迫使人类激烈又基进的改变全球的属性。

若说古巴对于澳洲人、加拿大人或欧洲人尚有相干可言，原因当然不是古巴有黝黑美人身着泳装，也不是古巴的市场或投资机会。相干的原因，乃是因为这个岛屿或有些新意可言，它传达了人类永续发展的模式，值此第二个千囍年将届之际，地球的生态体系及人类正迫切需要这样的模式。

如果古巴代表的，只是行将就木的「社会主义」之怪炫博物馆，那她对已开发，如今却又深陷重围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就说不上有什么可供参照的地方。但是，如果古巴蕴涵了解开迷题的吉光片羽，是构成替代性发展模式的一小部份，则我们这个小小的岛屿，也就能够再次引起已开发的北方国度之注意。

提供十分之九国际新闻的跨国新闻机构，如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与法新社，偏向于集中在报导古巴这个博物馆类型的面向。但是就连这个部份也遭到了这些跨国机构的扭曲，何况它们都忽略了另外一些面向，而正是这个被忽略的部份，才称得上是反映了一个革命过程的潜力与前景，使古巴虽因自己的错误而蒙受重击，使古巴虽因强邻环视的重击，犹能安然地存活。这样一来，外国人也就没有机会认知古巴的实体，而只能从媒体知悉一种「虚拟实体」。

不消说，当前的古巴，既是博物馆，也是许诺。古巴生存在美国的敌意，以及自己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之阴影下；强邻美国强加其上的全球金融及商务封锁，压力虽然庞大，古巴仍再次奋勇向前，力图超越这些障碍，走向未来。

古巴人当前的生活，无法让人满意，但仍然远远优于古巴人三十五年前的生活，也优于与古巴仅有一海之隔的当今的拉丁美洲「民主」实体。如果我们竟然只能停留于现状，并以此作为基础捍卫我们自己、打击那些想要复辟过去的势力，那我们等于是不战而输。惟有再次前进，我们才能避免掉入过去的陷阱。但，前进到哪里？转型到哪里？

民族与社会主义

许多奇特的、非比寻常的因素，影响着古巴民族的历史。

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受到欧洲现代主义的影响，古巴人的民族身分与认同的感知出现了，而本土初发的寡头政制可说也首度在意向上，传达了这个感知。当时，『现代化』这个岛屿的意思指的是，提高奴隶人口的效率、改进基层建设、引进新科技以进行生产及提供劳务、投入新兴世界市场（这里是指欧洲与美洲）的竞争，以及转换教育体系。既然要在当时的殖民情境推动这整个社会经济方案，那些年代的西班牙王朝，也就必须在有限度的、随时可能更易的、刻正实验的开明专制之背景下，给予这个方案最起码的同情。提升自由企业、自由商务（当时均为西班牙王朝禁止）的想法，拉拔政治与市民自由（奴隶与低阶人民除外）的理念，在西班牙国会取得代表权，以及最低限度的行政分权以达成某种程度的地方自主，凡此种种都构成了古巴民族萌芽所需的改革方案之部份。这样的一个民族，是要使自己的根源，种植于一种功利的与实用的伦理（ a utilitarianand pragmatic ethic ），它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智识领导，来自于欧洲与美国资产阶级。

历经数十寒暑，这些理念在舞厅、剧场及庄园宅邸穿梭流转，这些理念谦恭地向不动如山的西班牙国会叩关，我们古巴的寡头政制集团初露矛头，虽已成功地推行了某些经济改革，却又遭遇了殖民国家的政体递嬗，更为专制、新的君王更不开明、更不容忍，于是古巴本地的寡头集团受到挫败了。这个时候，拉丁美洲大陆已经取得独立地位，独留「忠诚的古巴岛屿」孤零零地站在殖民的位置，于是，新起一波的理念 --- 这次真是带有革命的性质了 --- 横扫整个人群。

古巴本土寡头集团当中最为峥嵘的部份，既然采取了功利的与实用的观点，他们也就决定，短期内应迟延民族主义的方案，以免招惹更多西班牙殖民者的镇压。另有一些人，其中很大一部份彼时已下降至中产阶级的位置，他们仍热情地拥抱民族主义的方案，并在一八六八年组织、发动了第一次古巴的独立战争。鼓舞斗争的第一起革命行动， 由 Carlos Manuel de Cespedes 发起，他释放其奴隶，使他们能以自由的男人与女人之身决定，究竟他们在有了好「古巴人」的身分后，是否愿意伴随他，现在不再是主人，而是领袖的身分，共同「为捍卫古巴」而死。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Cespedes 暮鼓晨钟的一敲，解放了众多的奴隶，而他们也自由地选择追求独立，他也就在霎时间将他们转换成了「古巴人」，彼时，他业已种下根苗，有别于那种功利的、改良式的、实用的，但又已为西班牙强硬作风所挫败的方案，从此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另类的、替代的民族建构的方案，从此诞生了。但由于领导阶层内部的战略及纲领的分歧，加上西班牙军事的优势，使得这场解放的企图在历经十年残酷战争后，失败收场。

很有趣的是，  在这场战争中， 拒绝遵守休战协议的是一位黑人领袖  AntonioMaceo ，他已晋身将军行列，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抗议战争，却又已无资源或合理的可能性，可供斗争的持续。稍后，现实迫使他弃甲流亡，从人随之，然而，他却号召了更多的人，再次投入新战争的准备，如此也就赓续了人民的革命过程。

新起的反殖民独立战争，再起于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这次的领导份子起自中产与低层阶级，其中不乏参与先前冲突的人。这起新斗争的设计构筑者，是一位青年知识分子， 雄辩涛涛，又是一位超脱绝伦的战略思想家。 荷西．马地（Jose Marti ）尽管没有那些同侪将军的声名与荣耀， 尽管他的纤细之手更能摇弄笔杆，胜于挥舞大刀或击发来复枪，但新的解放军却在他手中筹组完成。他构思了革命及未来共和国的政治纲领，他擘建了力能领导斗争的政党，他使军事武力服从文职领导，他对未来提出了社会愿景，他，赢得了傲慢的各路英雄的敬重。

这一次，这整个建构民族状态的方案，不再只是取代殖民支配，它更已是另一种内涵，与独立于拉丁美洲大陆的新兴共和国，迥然有别，后者当时已陷入社会不平等与威权政体的泥沼。这些新造反者、举事者所代表的谋逆民族，现在装载的共和国「伦理」方案，已是马地的规划。他已如此宣言，「祝愿吾人的幸运与普世穷人同在」，他所构思的未来的共和国，「无所私载，谋全民之福」。

自此之后，形成古巴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大核心价值，就是独立与社会公义，它们也界定了乌托邦的远景，但一八九八年的美国介入及其后的美国霸权及支配，粉碎了古巴的美梦，直至一九五九年元旦。

如同往常，古巴本土的寡头集团仍以功利的与实用的态度来拿捏古巴民族情感，他们在本土政权的形构中，仅占据了边陲位置，他们压跟没有「开发」共和国，而只是使古巴附尾于美国的经济与政治。

共和国历经了半世纪资本主义的边陲史，众多改革与革命运动屡受受到挫败，这些在在使得古巴民族认定，唯有在马地理念的鼓舞之下，激烈地转变古巴资本主义的内部与外部结构，才有可能开启道路，走向古巴所向往的独立公义共和国。

是以，从其伊始，一九五九年的革命已然宣告其意图，就在掀起这些深刻的结构变化，它并已表达欲望，要求美国理当理解并尊重这些变化的到来，实乃必然而无法避免（甚至至为可欲）。然而，一九五九年的华盛顿当局，如同十九世纪中叶的西班牙王朝，都未表现太多容忍精神。

一九六一年，敌人船舰逼近猪猡湾之际，卡斯特罗乃毅然决然地宣告，此革命也，定然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此禀明，其实又只是赋予现实一个名姓，这个激进化的紧密意识形态过程，早为晚进的激进结构变迁所推进，美国（译按：在一九五九至六一）两年间对古巴展现的敌意亦产生催化作用。

马地在世的时候，已曾自忖，他要的是哪一种共和国。现在，卡斯特罗亦须自问，他要擘建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如果马地的共和国方案，有别于拉丁美洲其它社会的殖民系统与不公不义；那么，古巴社会主义的方案，同样也必须自有特色，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所谓欧洲「实存社会主义」的模式，此二者的缺陷在当时已甚为明显，切．格瓦拉早再三十年前，即已概括其危机的必将出现。

如果要使古巴的社会主义，相连于它自己的意识形态传统及民族方案，则唯有假借人文精神及民主内涵，始克能够。依风行于一九六一年的历史条件，以及美国对古巴的不接纳，「唯一」可以让古巴取得独立社会公义的方案，也只有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要在古巴取得取得正当地位，也只能借助马地所提供的人文及民主意识形态之架构。这个社会主义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与社会上，「无所私载，谋全民之福」；它必须能够确保人民「享有自由与面包，享有面包而无恐惧」，如同卡斯特罗在革命胜利那一时刻的承诺。但苏联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能够将这些东西兜拢在一起。如今，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马地的模式与「实存社会主义」，已无关连。在此世界存活，意味行走于地缘政治的钢索，古巴因此必须凭恃信仰、想象与智慧而前进。

对立于东欧的情景，古巴并不相同。前者的「社会主义」伴随苏联坦克而至，一旦人民欢呼与敬谢之情，随纳粹铁蹄远离而逝，则社会主义不免经常与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迭生摩擦。古巴却是另一种情境，就在武装的人民前进猪猡湾，迎敌帝国主义的侵略路途中，社会主义诞生了。古巴民族就此决定，以如此最富戏

剧化的方式决定，唯有透过社会主义的抉择，才有可能达成近百年来，古巴所追求的独立与公义的共和国。进展至此，民族情操、独立与社会公义，就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力追逐它们在历史上的生存空间。

社会主义的多元主张与并存

但革命行伍既由繁复的意识形态组成，则社会主义的标准及愿景，自有不同，并经常彼此产生冲突。每个人都是革命份子，没错，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以相同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且总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有些人经过学习，开始对苏联取得的成就，赞赏不已，他们认为，苏联这个原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却仍在封锁、内战与纳粹入侵之下，转换自身，使成世界超强，自应赞赏，在他们看来，任何以批判的眼光，评估苏联或东欧国家生活者，都是「反共份子」或「反苏联份子」，不值哂笑，理当嗤之以鼻。对于他们来说，擘建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主义，简直就是异端的、「不科学」的想法。在这个时候，美国已准备吸干我们这个小国家的人才，它提供了诱因，吸引古巴专业人员移民（译按：1960 年代初期，也就是古巴革命的最初几年， 六千位医师当中有一半移民美国，但古巴革命政府的效能称佳，至 1974 年已使医生人数增加到了九千人），另有人认为，我们应该从基本的公共及企业管理学习起，唯有如此，才能面对美国封锁而屹立不摇，同时，也唯有如此，才能从理论上级实践上，创建有别于东欧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以其正统革命份子的胆识，卡斯特罗与格瓦拉在重重困难的辩论与斗争中，破茧而出，确认后一项方案，将在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实验的第一个十年的较长时段中，占据支配位置。群众的政治参与，质疑价值律作为成长与发展的主要调节者，国际主义的襟怀，提振以团结为主的伦理，这些久未见光的马克思主义之核心理念，逐一付诸了实施。是以，一个具有创造内涵的，以革命性方式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正统」信仰者，他们总是说，前者流于「冒险」、「实验」，是一种「观念论者的」或「主观论者的」作为，理当反对。

喧扰的、激进的一九六０年代这十年，正好可作这群年轻的古巴革命份子的背景，他们以其胆识与青涩，视胜利为理所当然，尽管反革命者与帝国主义在前挑战，尽管那些安座如仪的东欧官僚精英，对古巴欠缺理解、对古巴欠缺智识上的宽容。一九六七年，格瓦拉死于玻利维亚，一九六九－七０年的一千万顿蔗糖产量无法达成，消除所有的私人劳务与生产（小农除外，但他们当时也被迫必须出售其产品给国家）所产生的国内通货膨胀，再加上执行得太快太糟的反官僚运动所导致的财务失控，使得古巴的社会主义愿景与方案，陷入了危机。

在这个个区域，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节节败退，民族主义者的军事政府冉冉上升；在远方，东南亚冲突已越南化，布拉格之春以后的激进运动与左翼浪潮，失去了动能。值此关卡，古巴唯有两条路可走：成为另一个锁国阿尔巴尼亚，距离美国九十哩， 在其领土上又有这个北美强权的军事基地关达那美（ Guantanamo，译按：116 平方公里。 1903 年，美国以索求此地作为羽翼古巴独立的条件，目的在屏障美国进出巴拿马运河。 1934 年罗斯福总统同意古巴所请，将此割地改为租借地，为期 99 民。）；或者，古巴必须就事论事（若不能说是就法理而作此权利主张），与苏联敲定「新的条件」，一方面，苏联将因此承认这个岛屿的独立与自主，另一方面，苏联又须提供古巴特别的与优惠的商务、金融与军事协助，古巴则以较为符合正统社会主义的建构方法与概念，从事擘建工作。

如此大胆的「鬼差神使」，致使古巴的典章制度、概念与风格，为之变成了一种相对的、具有热带风情的「苏俄化」。在那段时刻，先前曾经警告卡斯特罗作风（Castroism ）（若用古巴语词，应该说是「菲德尔作风」〔Fidelismo〕，译按，古巴人至今仍习惯以名称呼卡斯特罗）的「主观」性质可能有危害的人（古巴内外都有人这么说），如今对此转变表达了许多赞许之意。从今而后，尤其是在古巴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在一九七五年举行以后，每件事都要以「科学的、物质的、辩证的」方式为之，也就是翻照苏联的模式。

内政与外交政策虽有这些转变，但至此以前，其识见与政策占有支配影响力的人，并未因此转变而遭受严重的镇压， 当权者也未曾过度滥用权力 --- 而苏联与中国是都发生了这些情况的 --- 这个事实已足以说明， 我们的革命领导阶层，尤其是非德尔．卡斯特罗，确实有过人之处。两种社会主义思潮达成了共存的局面， 虽然困难、令人局促不安，但总归是成功的， 它们各自展示时，界限容或仅余细丝，但仍清楚可见 。

尽管努力无处不在，企图赋予「热带」风情，这个进口的苏联模式及其理应是「社会主义者」的伦理规范，并没有能够与马地的民主的、人文的愿景，也就是与共和国追求独立的与社会正义的、「无所私载，谋全民之福」的要求，水乳交融。处境艰难、令人黯然的苏俄经验，既已折损、创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则以「实存社会主义」之名，却带来惨淡历史印痕的这个异端国度，又怎么能找到多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自今而后，古巴的革命过程及其社会主义方案，不仅只是必须面对美国的侵略，而且濒临另一个致命的危险，（如同发生在苏联的列宁主义方案），也就是陷入官僚国家社会主义的迷宫路径。如果说美国威胁了这个民族的生存机会，则进口的苏联模式威胁的是古巴革命属性的生存，并且长此以往，也就会威胁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因为它的政治权力若真因此而腐化于官僚科层，这它也就没有能力可维持独立与社会正义，并以此应对美国的威胁。

　于是，点点滴滴，欧洲社会主义的「经验」移植到了古巴：官僚科层的计划、垂直纵向的行政、知识上的不宽容，以及市民社会的科层化等等。在这里，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再次是卡斯特罗个人的角色，在适度支持苏联共识之下、在适度遵守当时大多数政治领导阶层及一般人民的精神状态的前提之下，他设定了上限，力图圈限这个官僚科层（领导与被领导）两极化方案的恶性影响、防堵低估（本国或国际的）团结伦理之必要的危险，并求能避免科技精英及其它恶行所可能催生的政治泥沼。

「有些事情，固然合法，却于道德不合，」一九八二年，卡斯特罗向迷网的青年大会发表演讲，有感而发。但与会的年轻人，不太可能了解这个陈述的背景，更不太可能理解它的完整意义。

欧洲的「实存社会主义」已然与其原初的路径，逸轨太大太久，无法真正地置换资本主义，二者尽管仍有重大可观的歧异，但也都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特色，拥有共通的、隐而未言的假设。支配自然、控制社会、以金字塔型组织官僚科层体制、大众生产、权力中央化、膜拜统计与「科学」真理，凡此种种都是东西工业文化共同接受的预设， 并且，它们也都共享经济上的成本 - 效率作为标准，排除了生态分析，也排除了生产发展对社会冲击的分析。于是，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完全断离，它所要建构的，变成只是另一种以阶级支配为基础的文化，虽然此时的文化，由于不再如同资本主义那般，将其职能百般托付于盲目的市场力量之运作，因此也就具备了资本主义体制所欠缺的内涵：更为丰富的人道精神与措施，更为正义的财货分配。

「若无共产党人的道德理念，我对社会主义压根没有兴趣，」格瓦拉在一九六三年对 Jean Daniel 如此说道。 「我们对抗反对者，不仅只是贫穷，我们也对抗疏离异化... 如果社会主义轻忽了良心，社会主义或许仍是一套分配的方法，但它也就不再是一种具有革命内涵的道德理念。」日后正是格瓦拉在一份未出版的手稿，如此评论，「斯大林的滔天历史罪恶」，就是「轻忽了共产党人的教育，并反而代之以无边的权威崇拜，并使此崇拜制度化。」

卡斯特罗与格瓦拉的社会主义愿景， 强调的是一种「存在的」（  being  ）伦理--- 「吾人的价值， 正在于我的美德与缺陷，互有平衡」 --- 苏联模式所提振的却是一种「拥有的」（ having ）伦理 --- 「吾人的价值， 端视我所能拥有的」 ---- 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所风行的时尚，相当接近。由于存在「无边的权威崇拜」，在官僚科层体制向上流动，以及科层体制权力的外部符号（表现为占有与特权），也就成为「实存社会主义的」伦理主轴。

人父人母教导其子女时，他们更关注的是其教导的专业质量，以及子女臣服于更高权威、盲目受训的意愿，而较少关注如何使其子女更为具有德性、如何成为更有格调的人。尊崇这个层级体制的膜拜心理，预设了一个错误的想法，也就是误认所有权威总是能力充份，德性饱满，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科层的社会正当性，得以复制与维持。一个人「爬得愈高」，不但就被举为「更有能力」，而且也变成了「更好的人」。

古巴在军事及人文方面的国际主义襟怀之介入一九七０年代及一九八０年代的非洲与拉丁美洲事务，再加上一九六０年代整整十年里，整个世代的人浸淫、受教于马地哲学的人文及民主根源，与卡斯及楚格瓦拉的社会主义愿景，使得苏联模式还没有完全摧毁古巴革命过程的属性，虽然它是在古巴民族与革命的身上，加上了一件概念紧身衣，而至今古巴都还没有能够完全挣脱其桎梏。自一九八０年代中期起，苏联模式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诠释，已在古巴显见崩盘的样态，虽说这整栋大厦仍有尚未崩溃的部份，而其断垣残壁也尚未完全清除。

一九八六年四月，再次是卡斯特罗呼吁古巴人，开启全国性的「矫正」过程，祈能修改因「过度模仿」苏联模式而造成的「错误及负面结果」。就一定意义来说，这个矫正过程也可以说在稍早两年前，已经开启，当时古巴意识到，古巴在对抗里根的侵略攻击作风时，苏联并无意涉入支持，因此古巴领导阶层就已决定急遽转向，从传统的苏联防卫原则，改采「全民备战」原则，以防有朝一日，外国真地入侵。这不能说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技术上的问题。这个新的原则意味回返原初的想法，运用当前的资源与经验：训练、武装并组织整个人口，教导人民如何使用自治的武器，将兵工厂分散设置，并将武器置放在人民自卫队里，也就是在工厂、农庄与大学里。这就是 Carlos Andres Perez, Menem 或 Balaguer 等人必能理解的，这个作法，必然涉及一个预设，也就是认定当今政权取得了高度的正当性，社会亦具共识，愿意支持政府，若欠缺这个预设，藏兵甲于民的作法，也就势无可能了。 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一年间，彼此分隔，不相连属的批评，来自庙堂国会、报纸、学堂教室与其它地方，珠连炮火地仿效近几年的批评声浪。不过，除了矫正一连串的政策以外，从中并未提议以新的全面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取代苏联模式。在这个时候，古巴内部并未出现分裂，完全不同于一九七０年代初期的情况，这时也没有任何执阁员，就只因为他们所执行的政策所根据的准则，已遭修改，就被责成递出辞呈。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以后，为因应这个变局，古巴进入了所谓的「平时的非常时期」，这个源自军事用语的修辞，意味着古巴所要实行的战时经济手段，以求能够处理此一事件对这个岛屿所造成的重大冲击：霎时之间，古巴百分之八十五的市场不见了，几乎所有的信用与科技资源，亦都顷刻消失；就在这个节骨眼，美国于一九九二年再扭紧其经济封锁， 施行 Torricelli Act （译按：1996 年美国再通过参议员 Herman 与 Burton 所提法案，经济封锁更见严峻），企图一劳永逸，迫使古巴人弃子投降。 规划与设计替代的发展模式 --- 也就是矫正运动的策略目标 --- 如今再次又只能退让， 这起新的危机使得古巴人必须先行找出最基本的存活之道。

特定危机与结构危机

由于存在着前面述及的各种因素，当前古巴正历经两个并存的危机。一个是结构性质的，这在苏联改革开放以前，已因苏联模式的活力在古巴耗尽就已出现。这样的事实督促古巴的领导阶层日愈力图抽身于该模式之外，直至另一个模式得以浮现，不仅能够「生效」，而且要能真正地取代「实存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一九八０年代初期所开启的「矫正过程」，就是响应此结构危机而来。

另一个危机则因特定环节而产生，根源自外在因素：东欧集团的崩溃，以及美国在此情境下，强化并扩大其封锁的范围。这个危机的本质，在于国际经济的重新整合于新的市场，在于为了因应这整个新的情势，古巴需要寻求新的资金及科技来源所致。为了回应这个特定的危机，整套紧急措施，也就在所谓的「平时的特别时期」背景下，应运而生。

当然，这两个危机紧密相溶，互有连结，若要解决，也就必须克服两种形式的封锁：特定的危机是起于美国的封锁，教条作风则导致了另一种与结构危机有关的封锁。

如果美国不解除其封锁，不撤离其境外压力，古巴也就无法充份地接近金融信用及科技的市场及资源，因此也就不能成功地重新建构其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古巴当局若被迫只能采取特定的应急措施，试图化解此特定危机，则势必无法使这些措施，整合于一贯的常态组织架构（也就是不只是为了因应经济震荡疗法的方案），那么，这就像是癌症病人接受化学治疗，心存治愈的期望时，却因疗法受限，而可能导致致命伤害一样。除了若干学界的小规模研究，引发东欧整个崩溃的起因，尚待彻底的探询，「最适合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这样的时机已因理智以外的原因，显得遥遥无期了。但若无此「解剖」，则建构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也就更加复杂。

如今，古巴企图在最坏的可能条件下，进行超凡的出击：建构一个生产模式，既能尽量服膺一般公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又要能够正义、平等地提供基本人文设施，与此同时，对内又需容许机制，使生产及商务往还，能够根据市场原则而运行，唯此市场机能又需服膺国家的圈限与规范。但这样的一个超凡生产模式，又还得要整合于全球经济体系，其内各单位彼此竞争，根据无情的新自由主义原则而营销、而逐鹿。

简言之，就其对内的操作而言，古巴想要保留并开发一种符合人文原则的社会伦理典范，但古巴对外的关系，已被迫进入一种全球的经济体系，一以社会达耳文主义的严苛原则，作为运作依据。

古巴并无余暇可资臆测，最终她是否终将在封锁之余，仍能取得胜利，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不平等的外汇兑换率、三十年来的人才被虹吸外流、许多类似或更糟的问题，再加上环视一旁包围的美国，有如百首海蛇，都对古巴吐信挑衅。

美国：关系正常化或重建

对于古巴来说，再有比美国所强加的直接颠覆与封锁，更为具有危险与威胁的吗？很可能。自从柏林围墙倾倒至今已有六年，华盛顿执迷于侵扰古巴，这些表现已向世人展示，美国对古巴的政策，还不止是杜鲁门圈限共产主义扩张的意念，她所采取的是门罗主义，是一种帝国权力的声称，自行设定什么是自家后院的事务。

放在这样的背景省视，古巴与美国关系的最后重建，并「不」是双方关系的正常化。当前华盛顿没有任何质疑美国对古巴政策的最终目标：推翻革命，不只是重建「资本主义」，而且还要是一种特别品牌的资本主义，由美国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取得对古巴的支配与控制权。

古巴希望与美国维持正常关系，如同古巴与加拿大、西欧与日本那般。但除非美国宣告不再以目前的目标对准古巴，否则关系的重建不会等于关系的正常化（「和平共存」），而只是以其它方式持续战争而已。

美国当前对古巴仍有辩论，但辩论的不是其政策目标，而是辩论何种方式最为能够有效地达到这些目标：加紧封锁与更多直接的颠覆行动，或是转向「友善地」颠覆这个岛屿。当前的辩论丝毫与关系的正常化无关，而是关系的逐步重建，以特定的方式重建，以使封锁与骚扰慢慢不再是美国政策所强调的重心，以此经由中程与长程的怀柔（ co-optation ）政策， 促使古巴的经济与政治体系和平的演变，使古巴重新在美国控制底下，羽化重构。

历经先前的国际环境变化，古巴社会的组织设计，显然非常有效，禁得起公然的颠覆，但除非其结构再次激烈的改变，以作因应，否则将很难抵挡这个新怀柔政策的攻坚。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先前的起点：古巴紧急地需要改变，并转型至另一个组织模式，以求继续发展，但什么样的转型，什么样的模式？

如果有一丁点可能性，美国是希望和平地重回古巴的过去，也就是将古巴复辟，成为她的性游乐场，经济上依赖美国，政治上对美国百依百顺，军队则是用来捍卫（特别是具有跨国性质的）自由企业。

如果要避免回返重前，古巴必须迈向未来，如此一来，古巴面对的问题，悉如一九六一年：古巴振奋精神所要前进的社会主义标的，其正宗的与经济可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古巴又要如何从这个双重的特定与结构危机中走出，往此标的移动？

昨日的一些模仿者，如今时而重新出现，成为今日的「实用路线者」。根据他们的说法，昨日的苏联路线，业经实验证明，足以提供所有的安全所需。今日，再根据他们的新模式，在无须改变政治体系操作的前提下，市场的自由解禁化，似乎也正提供了使他们热衷起来的公式。他们先前的「走苏路线」，霎时之间，以陶醉之姿，坠入了、转向了俗称的「中国模式」，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从来就不是教条主义者。再有些技术专家，同样也失去了精神上的德性，他们怀抱了相近的实用逻辑（但也只是相关于他们自己切身利益的实用逻辑），他们所吁请的、捍卫的是特定的变化，能够确保他们在与外资合营企业当中，软着陆当个经理人的变化。

另一方面，美国又再手指卡斯特罗，控诉不已，但这次不是控诉他的革命精神，而是指责他怀抱着所谓的「保守的不动如山之心态」，说是卡斯特罗以此封杀了、迟延了前段所提的「解决方案」，也就是美国人口中称之为「改良主义者」的卡斯楚同僚。五角大厦甚至自得地探试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仍然「接受」卡斯特罗作为我们国家的首脑，前提则是他必须负责拆解古巴体制。「没有卡斯特罗风格的卡斯楚」（或者，为复辟资本主义而服务的卡斯特罗），他们似乎是在说，此举不失为还可商量的，甚至颇称可欲的妥协方案。

今日的古巴已经展现了许多面向，明显不同于五年前的古巴，这是事实，毕竟古巴被迫要作改变，以求能够生存于急遽不同的国际环境中。这个新的实体仍在加速改变，古巴政府的施政想法、工具及风格，在此速率中，日渐过时。即便它们过去相当有效，如今它们已愈来愈不恰当，甚至具有反效果。正就是因为这些变化的发生，因此美国精英部门当中，是有些人认为，渐进的怀柔政策可望更为凑效、更没有风险，而部份共和党立法者所再次倡议的深化与广化封锁的政策，对于他们来说，不但效果较小，且风险更大。

就国际局势来说，最近几年来，某些事件对于古巴人的生活，已经起了严重的冲击，这些事件包括了：　．东欧集团的崩溃，以及随后苏联模式的危机；　．新传播电信科技的出现（传真、电子信件、卫星直拨电话）；　．古巴旅游业的快速成长，古巴希望未来三至五年后，每年能够吸引一百万人　　次的游客（也就是每十二位住民一位游客）；以及  ．美国所发射的收音机与电视节目，源源不断地进入古巴。

就国内局势来说，亦有新的因素致使古巴的社会风情，为之产生了质性的改变，比如：　．个人的与制度的生活（因旅游业、新电信科技、与工作相关的旅途、与住在　　国外的古巴　　人日愈频繁的接触与往来，以及短期在海外工作的可能性增加），愈来愈国　　际化；　．本国与外国私人部门的重新出现（这样一来，也就容许人们可以不在国营企　　业供职，并因此与高度政治化的古巴劳动及小区环境，中断关系，以此自行　　觅职）；　．国内市场分散成为两个部门：一个部门以美元计价（与旅游业有关的人、因　　公或从海外　　得到汇款的人），得以购用仍称普通平凡，但就社会整体来　　说，已可象征奢侈的消费产　　品，另一个部门的规模更大，依赖欠缺购买　　力的薪资生活，因其货币仅能购买国家所定量配给或补助的产品；并且，　．一定程度的不平等重新又再出现了，一边是成功地得到了高收入的工作，或　　是能以各种方式取得美金的人，另一边则是必须依赖配给及古巴披索的人（　　仅能在市场上购买到有限的物品）。

无论就各方面来看，一般公民都已观察到公义世界日正恶化中，过去三十多年来，他们经常动员，努力营建与付出的世界，江河日下。

技术专家竞相角逐，想要在与外资有关的经济部门，寻觅「经理」之职；能力良好的工程人员，宁可维修家用电器什物或当出租车司机；年轻人出卖色相，换得进入舞厅或饭店的机会。另一方面，每一天，广播与报纸新闻继续在言语上小有进展，但在饱受美国封锁与敌视的这段「非常时期」，一般公民感受的苦楚，却与媒体私毫无所相关。

过去三十多年来，激发人民牺牲意志的意识形态信仰，跟着柏林围墙倒塌了；过去似乎是迈向未来的坚定基座，如今也随柏林围墙倒塌了。现今，日复一日，召唤已不再时兴，说服才是正宗。就这样，全国人口当中，已有部份出现了价值危机，山姆大叔见猎心喜，更是加紧趁火打劫，日夜不停，从迈阿密以十五个以上电台，向古巴进行广播宣传。如此一来，一般公民所能找到的真实，也就只能错落在两个极端之间，一边是本地媒体的辩解，一边是从迈阿密凌空而降的诋毁。

古巴面对二十一世纪

观察古巴的世界，并没有能够免除自己的挑战与危机。

可耕地的腐蚀与盐化、森林流失、水与空气污染、臭氧层恶化、全球暖化现象、生物多样性快速减少、生态系统破坏、酸雨及其它灾难，这些，只不过是过去两百年来，人类工业文明所创造出来问题的一部份。这些问题实与特定的生活风格无法分开看待，在现代广告的粉饰与诱导之下，这类生活所需的消费类型，根本就无法使地球的生态体系永续发展，更何况全世界财富的分配，又如此截然失衡，而吾人又需注意，公元两千年之后，人口增加的速度是每十年要多十亿。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施行十五年来，已使得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愈来愈多的人，却愈来愈贫穷，与此同时，这些政策的欠缺规范，又致使我们栖息的自然土地，受损的程度愈来愈大，而这一切，都是利润极大化的驱力使然。毒品买卖、暴力、大量移民、疫厉疾病未受控制、内战交加、恐怖主义肆虐如入无政府状态，以及其它不等的社会恶行扩散全球，但赶着时髦，支持这些政策的大众媒体与知识分子圈，竟又忙不迭地敦促人们尽情享受、不要搭里外界的召唤，而只有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其横流，才能以自私之姿，掌握存活的不二法门。

斯有「权力」，斯有「成功」。支配他人，而不是服务他人的权力。支配他人，而不是帮助他们的权力。在这个大言不惭，所谓「历史终结」的年代，现今的权力远较以往更是一种特定的符号，无限制占有、攫取与消费的符号。后现代的快乐恣意，正应含于消费巨细靡遗的商品（从性到房地产，无一不在消费之列）。但是，科本（Kurt Cobain）[3]的自杀，已显示了即便那些拥有最高消费水平的人，他们自己也都只是全球名人市场的成功商品，他们终究还是会来到生活意义的大关卡，如此没有用处，又不可靠的消费愿景，到头来毕竟只能窒息人心，掏空精神。各种企业家组织的出现，如美国与欧洲的「社会探险网络」，亦可告诉我们，及便是资产阶级阵营，也有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金钱不是一切，人类生活另需社会意义，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宁愿保持生态平衡，使用合作的、共享互营的技术，并对社会责任所需的行动，有所承担。

念及自由市场及自由民主的哲学，所服务者，竟是如此异化世界的功能结构，那么，富有革命精神的卡斯特罗，以及许多与他相同的人，在评估何种变迁及变迁方向与速率应引进古巴现况时， 显得保守，也就算是良有以也。 美洲国家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向古巴推荐的所谓「解决方案」，若说成功，则也只能说它们制造的「奇迹」，仅在十年之内，就已几乎将拉丁美洲将近半数人口，推入贫穷的深渊。

保守这个词在当代古巴的语境，并不能毫无疑义或自动地等同于反动或教条。有些时候，我们以保守方式回应，正是因为我们以革命者的思维，衡情论事。我们意图保存当代古巴的一些事务，正是因为它们构成了革命的价值，对比外环世界的反动逻辑，它们更是弥足珍贵。至于教条，意指一种想法，以为官僚科层的、威权的、过度集权化的、渗透至细部行政的、过度规范的国家，不但可以引领古巴走出当前的危机，又能保存当前已受威胁的珍贵伦理价值，如团结、独立与社会公义。

在二十世纪相当大一部份，人类游走两端，一边是市场与自由民主的迷思，另一边是官僚国家的迷思，在摆荡于这两端之间，还没有找到正途，完整又合宜地达成现代的许诺：自由、平等、博爱。并不是所有主张改变的人都是反教条，他们的主张也绝非都具有革命内涵。有些改变的主张，内涵其实相当反动，提出这些主张的人所展现的色彩，未脱教条，而只不过是批上另一层外装。

东欧人民陷入了两种反动方案，也就是不同阶级结构的错误二分方案：要不选择资本主义，就需拥抱「实存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要不选择自由市场，就需以官僚国家作为分配财货、劳务及人权的规范者）。最近这些年来东欧各国的选举结果，似乎显示当地人民已慢慢理解，他们转而选取资本主义方案时，其实已将其前途置放在错误的选向。让人扼腕的是，真正能够作为替代方案，既不同于过去，也有别于东欧人民的现况，并没有在东欧出现。

最后，当我说，我们大多数古巴人都很保守之时，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希望能够保存的是些什么？简单直言，就是马地百年前的许诺，而由革命加以完成的民族独立与社会正义，以及，我们古巴人身分认同及古巴民族本身赖以浮现的团结伦理。

若然，那么，我们面对的真正挑战是什么？以最为迫切的需要，我们必须以想象、信心及戒慎之情，形塑一个发展模式，使同时有别于资本主义及「实存社会主义」。分析至最后，古巴面临的挑战，一如整个人类（上一次哥本哈根非政府组织高峰会，超过两千个团体参与，并发表宣言，可为左证），唯一差别在于，古巴人必须同时处理一个两难的紧急局面，而时间对我们不利。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找到方案，我们注定出局，不仅将损失我们过去这些年来的每一个成就，并且几乎一定会丧失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的民族认同也势必日益折损（这在波多黎各已经发生，甚至更糟）。撇开他们的修辞话语不谈，有些技术专家以幻灭犬儒的态度，审度古巴的现实，还有那些总是高唱实用路线的人，任何时兴的教条，只要时兴，他们就加以拥抱；这两类人一再受挫于卡斯特罗，因而倍觉不快，这两类人说，卡斯特罗的「保守作风」使他们很难以时代所需的速度，引进其方案。然而，如果持沿线状的改变，可能导致某种灾难，以错误方案（如同已发生在东欧的情况）来升高祸害，同样也并没有意义。当然，我们也不能只是假设，只要更为「辛勤」工作，任何困难终将迎刃而解，不动如山，死抱教条，却以某些人主张的变迁方案具有反动性质为由，或以加速变迁将危及我们社会的稳定为借口，都不能让人接受。

若要存活，古巴不能自甘作为垂死的社会主义之博物馆，但古巴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拉丁美洲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虽然危机当前，古巴是具有人文及物质潜能，仍有可能成功，成为社会实验室，孕育正宗符合人类需要，能够永续发展的新模式。若说这个世界上，尚有可能「重新发明」社会主义，那么，如此作为及开发的条件，是存在于这个岛屿上。

幸得古巴过去三十多年来，在教育、基层建设的规划擘建，以及科技研发投入了庞大资源，如今古巴方使得以仍对未来，寄予厚望。古巴人口仅占拉丁美洲的百分之二，但却拥有这个地区百分之十五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在未来，高科技部门（主要是生物科技及软件制作）势必远超过旅游业、矿产或任何其它外销产品，成为古巴经济的主干，跻身信息时代当中，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古巴社会是能克服这段「非常时期」，但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拉丁美洲已经过度漫长的这段「非常时期」，什么时候或究竟会如何终止。

当然，除非空喊口号，否则革命的胜利，何来确定？伦敦的骏茂集团（译按：承担海运保险闻名）也无意承担这个前景的风险。但这样的胜利，也就是在强调团结伦理的架构内，共治独立及社会正义于一炉，仍有可能。不过，这个前景的最危险的敌人，并不是美国船舰，而是部份或是出于幼稚，或是出于恶意的（外国或古巴）个人，因为他们所开启的大门，实为谬误；另有一类危险的人，是自我设限，拥抱过时、行将作古的、僵硬的概念，只知以此闪躲，走避前述那些人的抨击。

有些古巴学专家声称，他们察觉古巴的思想，可以分作两种路线。依他们的奇思妙想，一种他们称之为「保守派」，另一派他们说是「现代化派」。以其标准来看，「现代化派」（还有谁不愿被如此称呼呢？）这些人，已拿定主义，设定了改变的方向，就是要将古巴的政治及经济体系，调整至世界其它地区那般（换句话说，就是自由市场及自由民主体制）。再依相同标准，凡是认为当前体制的改变，不能朝向这个方向的人，就是「保守派」。唯真正的情况是，他们用来描述二者差异的标签及语汇，均属错误。当前古巴人对于我们的生活现实，应作以下类别的区分：　　．凭借相同的结构与概念，再多作些努力，将是唯一克服危机的可靠方法，这　　类人并且死守这个标准不放；

    ．另有一类人，或许在意识与言谈上不一定愿意承认，但他们宁可选择技术    官僚式的标　　　准，不去理会任何政治的或社会的考虑，他们所愿意实行    的改变方案，一定要能强化　　　经济，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经济才是国    家权力的柱石（支持这个并不一致的技术官　　　僚实用路线者，人数并不    太少，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排斥第一类人）；　　    ．再有像笔者这样的人，我们认为，前面两类人的识见及方案，只消很短时    间，就能使古巴陷入危机（第一类，教条份子），或者，至中程以后（第二    类，技术官僚份子）就会使得社会主义的革命内涵，为之搀假变色。我们相    信，能够协助我们解决问题的道路，必然必须经由广泛的、多元的辩论，才    能使「矫正过程」复苏，开启一个新的、全观的及圆融的发展模式，既能日    后印证它将有别于苏联模式，又同时也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而且具有    真正的民主及人文属性，共同运作于混和经济的架构。这类想法承认经济活    力是革命方案是否能够存活的必要条件，但它并没有化约，并不认为其成败    ，只有经济才能决定，因此这类人的想法所拟定的求变纲领，本质上就与技    术专家，会有差别。

读者或许已可预知，这些意见类型当中，每一类型均以其它两类「完全」为非（这不仅相当合乎人之常情，也是典型的古巴人之反应）。过去已逝，未来古巴人终将必须第三度地界定，在这些革命思潮所设定的架构之内，新的共识如何形成、内涵为何，它们必须整合并存，同中求异，革命必须更为多元、民主，而且也须更为具有弹性。值此关键时期，所有这些人都能同意，时局如此急迫紧要，如果我们现在采取错误路线，历史不会再给予我们另一个机会。这个情势使得每个人比过去的辩论，显得更不宽容，虽然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更具宽容与弹性的精神，这并不只是说，我们只消听闻异见，而且是要真正倾听、聆听，并要认真考虑我们所不同意的所有意见。今日的古巴必须捍卫它的独立、社会正义与团结的伦理，它比以前任何时期，都需要执守马地的共和国理念，「无所私载，谋全民之福」。

我们未来的需要，不是林立的政党，而是最大可能的多元并存，以使我们的集体与创造想象力，不受束缚。我们要的不是私有化，而是国营产业的经营管理之社会化，不再是如同现今的官僚行政之管理，如此，我们对未来的信心，也就能够恢复。我们要的不是古巴社会顷刻间陷入无政府式的崩解，而是逐渐且适时地转变，以此确保我们的未来，仍能取得胜利。我们要的不是市民社会被金融或官僚体制操纵，而是要市民社会取得更大的自主空间、要市民社会有更大的参与活动及决策能量，藉此新的民主文化才有浮现的契机。我们要的不是自由市场与代议民主，而是要在坚实的法治国家架构之内，实行民主计划与参与式的政治民主，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每个人全面地行使他们的政治、市民的、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权利。我们要的不是消费至上的哲学，而是生活质量的哲学，唯有如此，生态上永续发展与负有社会责任的人类发展，才有可能。我们需要的不是「拥有的」，而是要一种「存有的」伦理，唯有如此，走出不仅只是古巴人，而且也是全人类陷入的迷宫，才有可能。

古巴的命运与世界各国的前景，在此相连，原因在此。

哈瓦那，古巴一九九五年七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