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军政治、航天技术和核开发实际上是朝鲜用来抗衡美国武力威胁的工具，目的是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条件

　　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也是金正恩执政以来第一次核试验，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于时值春节假期，加之担心边境地区遭受核辐射损害，中国社会对此举抨击声浪高涨，实属理所当然。然而，中日韩俄四个邻国在各自国内检测结果均未发现核爆炸辐射泄漏，地理方位和风向更决定了此次核试验即使发生泄漏也不会波及中国，中国社会对此次核试验的最紧迫忧虑当可消除。进一步在更大背景上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朝鲜“拥核”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拥核”本身，更不是企图借此征服世界，而是“谋和”，是希望借此赢得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外部安全环境。

　　“先军政治”是朝鲜受到军事威胁的结果

　　本来，根据正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发展的方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从“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相对欠发达国家甚至是非常落后的国家打开突破口，对经济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期望更为殷切，以至于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如此断言：“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

　　然而，置身严酷的现实国际环境，从苏联、中国到朝鲜，后发社会主义国家是否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推行何种经济发展战略，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事国自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因为作为守成霸权，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将后发社会主义国家视为对其霸权的最大挑战，对其实施了全方位的经济封锁，乃至直接武力干涉，苏联、中国和朝鲜都曾对此深感切肤之痛。美国对华全面贸易禁运始于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之时，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方才取消，当初中央情报局指挥台湾当局海军抢劫海峡过往船只的指挥站就设在离福州仅30公里的白犬岛，直到1958年解放军取得了一系列海空战斗胜利后才不得不撤出。

　　四面受敌的严峻安全威胁，迫使后发社会主义国家在立国之初和特殊时期不得不首先集中精力谋求生存，包括优先发展军备和重工业;直到外部安全和政权生存问题初步得到解决，才有条件将更多精力转向发展民生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胜利，没有钱学森、邓稼先、于敏等两弹一星元勋的伟大贡献，中国就不可能有条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可能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以平等地位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从这个角度观察朝鲜，在法律意义上，1953年以来朝鲜半岛的状态并非和平，而仅仅是停战，朝鲜与美国、韩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并未解除，韩国“胜共统一”、依靠美国支持颠覆、吞并朝鲜的图谋始终没有消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和韩国颠覆朝鲜政权的压力更是陡然高涨，朝鲜之所以推行先军政治，关键就在于这里。卡扎菲接受西方要求放弃核开发计划，结果在内战中面对西方空袭无招架之功，最终惨死，更进一步坚定了朝鲜领导层的上述决心。

　　发展经济已是朝鲜的头号目标

　　包括笔者在内，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喜欢看到邻国开发核武器，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先军政治、航天技术和核开发本身并不是朝鲜决策者的目的，而是借以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放弃武力颠覆和吞并、转而同朝鲜开展正常和平互利经济政治交往的手段。在这方面朝鲜取得了一定成就，在外部军事政治安全保障提高之后，党和政府工作重心必然逐渐转向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尽管这个渐进过程会一波三折。

　　事实上，金正恩接替最高权力以来，过去一年里已经陆续传来一系列朝鲜国内政策取向、机构设置、建设方向等发生变化的消息，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东北亚区域内各国对此尤为重视。

　　金正恩上台伊始就提出要建设经济强国、让人民富裕，在朝鲜党和政府最高会议上指示将发展经济列为头号目标，一再公开强调发展经济，2012年6月更提出确立“朝鲜式。新经济管理体制”。2013年1月1日，金正恩发表新年致辞，为金日成逝世以来19年间朝鲜领导人首次发表新年致辞。他在致辞中以“创新”“变革”和“大转折”寄语2013年，说“最重要任务”是建设经济，包括提高生产和改善民众生活，“让我们以征服太空所展现的精神和勇气，在建设经济巨人方面带来大转折”。

　　朝鲜高级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一再强调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在2012年10月1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朝鲜副外相朴吉渊发言说：“我们亲爱的可敬元帅金正恩下定决心，要让克服了重重困难的朝鲜人民在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过上心满意足的幸福生活。朝鲜人民满怀信任地跟随亲爱的可敬元帅金正恩，一心一意地团结在他周围，以对未来的饱满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走向最后的胜利。”

　　有迹象显示，朝鲜农业管理体制正在酝酿和实施改革。外媒报道朝鲜领导层2012年废除了掌管海外朝鲜餐厅、饭店和外汇商店等流通服务企业以筹措外汇收入的秘密资金管理组织“朝鲜劳动党38号室”，将经济管理权力集中到内阁。金正恩与外国大使等外宾会面的次数比金正日大大增多，范围大大扩大……连金正恩夫人李雪主的频频亮相，也令许多人为之耳目一新。

　　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朝鲜应该确实是在试图从原来的“先军政治”转向集中精力优先发展经济，并积极探索更大范围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改革开放(当然朝鲜国内可能不会使用这个词)。

　　核技术使朝鲜获得了必要的安全感

　　笔者之所以如此判断，关键原因并不是金正恩本人有在瑞士留学经历等等个人因素，而是朝鲜在外部安全环境、组织基础和人才储备、基础产业等方面具备了推行如此转变的条件，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核弹和导弹技术开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朝鲜领导层保障政权安全的底气强了许多。这次核试验，连同去年12月12日成功发射“银河三号”远程火箭，将“光明星三号”二期卫星送入轨道，根本目标都是“求和”，希望美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眼见朝鲜政权不易颠覆而与之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时收获在国内提高金正恩威望、吸引韩国民族主义者支持等附加成果。

　　实际上，将先军政治、航天技术和核开发视为摆脱美国武力威胁的工具，目的是借此为集中精力开展经济建设创造条件。这种认识在朝鲜干部群体中相当普遍，从基层到高层皆然。2012年10月3日至10日，韩国《中央日报》洛杉矶分社记者李元英访问了朝鲜的平壤和地方城市。2010年3月发生天安舰事件、韩国政府当年5月24日宣布“限制对朝交流措施”后，这是韩国媒体记者首次访朝。10月3日在平壤举行的晚宴上，朝鲜干部们一方面并不讳言“众所周知，祖国非常困难。即使生产了很多好东西也没地方卖”;另一方面表示“正是实行了先军政治，我们才有了核武器，才摆脱了对战争的恐怖(美国的侵略)”，“现在我们可以大力发展经济了”。而在2012年10月1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朝鲜副外相朴吉渊一方面称朝鲜的核“威慑”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强有力武器”，一方面强调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即使是在“苦难行军”最艰苦的时期，朝鲜也不曾忘记提出各种经济建设和民生目标，如“住瓦房、穿绸缎、吃米饭、喝肉汤”之类。近几年朝鲜已经在经济体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表现出了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意愿，2009年以来尤为显著。如金正日2009年12月视察罗先市后表示“应以进攻的态度开展对外活动，继续拓展对外市场领域”，随后，罗先特区开放步伐明显提速，且升级为特别市。

　　朝鲜领导层面临抉择

　　朝鲜领导层的“拥核谋和”策略本身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实施结果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握好分寸与转折时机。须知“拥核”初衷的合理性并不能掩盖其副作用与高额成本，除了经济成本之外，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损害朝鲜与其最重要支持者——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拥核谋和”策略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与风波必然会干扰中国已经获得并且极为珍视的和平发展环境，中国决策层和公众对核泄漏的担忧天经地义，朝鲜核与火箭技术的进展也必然会使中方担忧其未来在意外变故下可能成为对付中国的武器。中国固然需要在朝鲜半岛拥有一个毗邻的友邦，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实力明显上升，中国新领导核心个性更为强势，这些因素也会降低中国决策层和公众对别国“任性”行为的容忍度，对友邦并不例外，中国决策层和公众需要邻国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明辨利害、行为有度的友邦。朝鲜决策者对此如果没有充分的认识，把握不好分寸与转折时机，必然会付出可观的代价。

　　有鉴于此，在成功发射银河三号火箭和完成第三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决策者走到了岔路口：一条路是继续投入过多资源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条路是见好就收，巩固与中俄传统关系，利用已经取得的政治军事资本，通过政治手段实现与美日关系正常化，争取早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前者偏离了“拥核谋和”策略的初衷，是自取灭亡之道，后者才符合“拥核谋和”的目标，而且具备现实可行性。

　　朝鲜经济复兴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从安全环境来看，朝鲜已经初步具备了集中精力优先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外部安全条件。毕竟，中国基本上已经平稳完成权力过渡，朝鲜对俄战略盟友关系也已经进一步理顺和巩固，对西方立场强硬的普京以明显优势再次出任俄罗斯总统，并可望连续执政12年;美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眼见朝鲜政权不易颠覆，且担心韩国坐大后跋扈难制，数年来已经逐步调整了半岛政策，明里暗里越来越不支持韩国吞并朝鲜、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图谋。

　　从组织基础和人才储备来看，经过10余年的摸索和向中国派遣学生、干部进修学习，朝鲜已经初步拥有了一批具备市场经济运作知识(哪怕是还相当初级)的人才。朝鲜还在更大规模地派遣学生和干部到中国等国家学习、进修、考察，为金正恩推行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路线创造人才条件。

　　与此同时，经过多年艰苦奋斗，朝鲜经济熬过了苏联东欧剧变的毁灭性冲击，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领域初步具备了经济复兴的基础，这一点在能源领域尤为突出。

　　苏联东欧剧变对朝鲜经济的最大冲击便是使得朝鲜丧失了不花费西方硬通货便可低价从苏联进口燃料和电力设备的机会，本来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高度机械化的朝鲜农业顿时全面瘫痪，发电量也锐减。朝鲜电力工业产能在1976年已经达到330亿千瓦时，发电量1975年已经达到281亿千瓦时，1989年达到292亿千瓦时的历史最高纪录，此后便连续下降十年之久，有的报道称1998年朝鲜发电量只有170亿千瓦时。在能源瓶颈扼制之下，电气化水平曾经远远领先中国的朝鲜经济猝然深陷困境。

　　朝鲜新义州至平壤铁路干线早在1964年就实现了电气化，而中国东北直到2000年还没有电气化铁路;1978年底中国人口9.6259亿千瓦时，当年发电量2566亿千瓦时，人均266.6千瓦时;而朝鲜1970年人均发电量已达1184千瓦时，达到当时的初等发达国家水平;1990年以来，停电成为朝鲜多年的常态，许多偏远地区每天只能供电1小时左右。更糟糕的是朝鲜供电质量大大恶化，由于电压不稳定，电机难以转动，精密的电子设备常常被烧掉，不少现代工厂因此沦为手工作坊，火车也时停时开。在2002年以来的初级产品牛市中，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行情一路高涨，朝鲜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然而，依托价廉物美的中国电力设备，通过近年的大力发展水电，朝鲜熙川、金野江、礼成江、渔浪川、白头山青年、元山青年、金津江青年等一系列水电站已经全面施工建设或陆续投产，加上将燃油电站改为燃煤电站，朝鲜能源电力工业已经率先恢复了元气。近两年外国来访者能够看到平壤等城市夜景明亮起来，平壤等城市能够建设一批耗电甚多的商业服务和游乐设施，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加上从中国输入的电力，朝鲜电力供应状况已经大大改善，并可望继续先行大幅度改善，朝鲜交通、制造业等各行各业也因能源电力工业率先复兴而初步具备了复兴的条件。

　　中国应引导朝鲜走向正确方向

　　有鉴于此，中国和其他国家既要适度施加压力，防止朝鲜滑向错误方向，又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化解朝鲜对其安全环境的忧虑，让朝鲜看到转向经济建设的可行性与利益。特别是美韩两国某些势力不应采取过度激化矛盾、令局势复杂化的行为，美、韩、日三国必须明确认识并接受一项基本原则，即无论朝鲜国内局势如何演变，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同二战结果一样不容更改。

　　韩国官方和社会某些势力对延边乃至中国东北整个东半部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提出领土要求，不仅在亚洲冬季运动会这样的国际场合公然挑衅中国观众，还在2011年8月16日悍然宣布成立所谓“间岛临时政府”;而且近年来美韩两国密集军演;高调部署射程1500公里的玄武-3C远程巡航导弹(覆盖中国京沪等数十个大城市);李明博提议开征“统一税”;2010年8月16日至26日，美韩联合军演首次加入假设韩国统一部官员接管平壤政权内容;今年10月7日，韩国政府宣布美国同意修改《韩美导弹协议》，将韩国弹道导弹射程从300公里延伸至800公里，同时将300公里射程导弹弹头重量上限从500公斤提高到2吨;……这样的做法，不应继续出现了，希望即将执掌韩国政权的朴槿惠政府能善用与中国和朝鲜的交往资源优势，制定实施更合理可行的对华对朝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