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主义者为何不反核能？

澎湃思想市场

　　编者按

　　自“3.11”福岛核事故之后，“反核电”、“脱核电”就成为了日本民间社会最兴盛的社会运动。但从思想史上看，一个具有现实讽刺意味的对比是，推动反核电的主力恰恰是非社会主义的市民运动，而日本的不少社会主义“工业党”反而长期是“反核武，挺核电”主张的拥趸。他们中的许多代表人物，或是在福岛核事故后才警醒反思，或是继续修补着原子能的“安全神话”。日本著名政治学者与现代史研究者加藤哲郎作为坚定的“反核派”认为，“日本社会主义对于核电的基本经验是负面的”，那么为什么日本“工业党”不反核能呢？

　　本文作者认为，虽然日本“工业党”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但他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却仍以“苏维埃加电气化”为范式，以“技术进步解决社会问题”的唯生产力论作前提，至于现代性是什么，该怎么反思现代性并没有得到重视，这就使得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核问题上“落后于群众的觉悟”。

　　日本“工业党”的教训表明，至少在解决环境公害的问题上，坐等生产力发展，将社会进步托付给技术共同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告别唯生产力论的同时，我们应当探索更生态环保、更能团结多数公众的新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作者｜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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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日本社会而言，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灾难特别是福岛核电事故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日本社会以及日本历史。“3·11”也影响着历史研究者们的问题意识，“3·11”之后的思想状况，成为思考许多历史问题的出发点。“3·11”之后，反对核电站运动成为日本社会最兴盛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福岛核事故表明核电与人类文明难以共存，应当努力实现日本社会的“脱核电”。

　　加藤哲郎的《日本的社会主义──反对原子弹、推进核电的逻辑》(『日本の社会主義―― 原爆反対・原発推進の論理』)一书，就是从这种时代状况出发，对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的历史加以批判的反省的著作。作者加藤哲郎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学者与现代史研究者，其研究领域涉及国家论、现代社会主义、共产国际、大清洗等诸多领域，他走访俄罗斯、美国的诸多档案馆，发掘更新人们历史认识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对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问题抱有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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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内容贯穿整个20世纪，纵论社会主义与核武器、原子能的问题，内容大体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日本社会主义的起源与发展，二是日本社会与核武器、原子能，三是作者最耗费笔墨的社会主义与原子能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自述，此书在3·11之前已经开始企划，作者本来打算以“非战·和平”为关键词，将20世纪作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来把握，从而展望21世纪的社会主义。然而3·11体验使作者感到，这样的想法太过乐观了。他转而将20世纪看做“原子能的时代”，并由此重新检讨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

　　作者持非常鲜明的反核电立场，主张核电与人类文明不能共存，必须彻底废弃，为此，作者在序章中举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核电站的建设、运转必然需要劳动者在放射线照射下的劳动，从而产生“被曝者”；

　　第二，核电站一旦遇到灾害、袭击，或者操作失误，都可能产生无法挽回的发射性物质泄漏，导致核灾难，可谓“文明的凶器”；

　　第三，核电产生无法处理的核废料，即使填埋在地下，也会成为将来人类的不可知风险，可谓“对未来世代的暴力”。

　　作者指出，日本的社会主义尽管批判核武器，却相信所谓“核能的和平利用”，从而对福岛的悲剧，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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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前日本共产党的四次成立

　　俄国革命以后，曾在初期日本社会主义者涉嫌企图暗杀天皇的所谓“大逆事件”后一度遭到彻底镇压的日本社会主义，再次受到关注。此时日本社会也进入了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时期，政治走向民主，社会思潮活跃。与此同时，在列宁与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领导下，1921年4月，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等人创立了日本共产党。

　　作者将该党的成立称为“第一次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提出了打倒日本资本主义体制，建立苏维埃政府的纲领，并提出与朝鲜、中国民众联合，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主张。第一次共产党经历由继承日本初期社会主义的传统，到逐渐变成共产国际型的“国际主义”共产党的过程。然而，处于地下状态的日本共产党成立不久就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

　　紧接着，1923年9月1日发生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关东大地震，东京几乎化作废墟。灾后的混乱状况下，流言四起，人们谣传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将伺机作乱，结果导致了民间“自警团”对朝鲜人的大屠杀，数千人遇难，同时也有社会主义者遭到警察杀害。尽管共产国际要求日共利用灾后形势发动革命，第一次共产党还是在遭受重大打击的状况下于1924年初宣告解散。

　　关东大地震以后，日本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流行的时期，各种左翼社团、杂志如雨后春笋。在这种形势下，第二次共产党建立起来。此时围绕日本革命的理论问题，产生了所谓“日本资本主义论战”，人们对日本社会性质和日本革命的性质展开了复杂的争论，共产国际1932年制定的“1932年纲领”尤其影响深远。该纲领强调日本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余，天皇制政权的性质是“绝对主义”的，日本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与此同时一批日本学者围绕近代日本的诸多问题，写作了《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一批论文，得到了与32年纲领类似的结论，是为“讲座派”。此时以讲座派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近代主义色彩”，强调日本社会所具有的“前近代性”，并进而追求近代性。不过自1933年起，狱中的最高干部锅山贞亲、佐野学宣布“转向”，接受天皇制，引起了全党的“转向”热潮，使得第二次共产党于1935年被消灭。

　　第三章的后半部分开始，作者笔锋一转，开始论述原子能问题。作者从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尔斯（同时也是费边社社员，社会主义者）1913年的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写起，威尔斯在一战以前即已设想出人类社会利用原子能的情形，由此人类社会获得巨大的生产力。但威尔斯的想象力并不停留于此，他设想原子能的利用导致人力被淘汰，大量人口失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核大战，世界成为废墟，最终在一种世界联盟体制下得到重建。威尔斯与列宁有一面之交，对列宁“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的近代化思想有所同情。托洛茨基读过威尔斯的这部小说并表示利用原子能的设想表示赞赏，但没有注意到其中对原子能导致的社会后果的担忧。无独有偶，大正年间威尔斯小说的内容就被介绍到日本，但同样未能注意到威尔斯对原子能和核武器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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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动员大量科学家，从事原子弹开发。同时，战时日本虽然缺乏制造原子弹的条件，但在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初步的研制原子弹的研究。终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制造出原子弹，并投在了广岛、长崎，使得无数生灵涂炭。作者指出，尽管美国一直宣传是原子弹导致日本投降，但实际上美国通过情报早已了解日本有停战意向，而且从日方史料看苏军进攻中国东北对日本投降更具决定意义。美国投放原子弹一方面是为了对抗苏联，另一方面也是利用日本人所进行的残酷的人体试验，同时也为曼哈顿计划耗费的巨大资金提供解释。

　　尽管原子弹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战败后美军占领之下，关于原子弹灾害的报道被严格管制，很少为广岛、长崎以外的日本民众所知。同时，占领时期日本共产党得以重新组织（作者称为第三次共产党），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们则建立起日本社会党，并曾短暂执政。第三次共产党将美军看作“解放军”，主张“占领下和平革命”，此后由于冷战的展开，又转而主张暴力革命而再次濒临解体。最后在1955年重新出发，作者称为“第四次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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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社会主义者为何支持核电

　　在50年代的冷战背景之下，日本进入美国的核保护圈，美国出于其核战略的考虑，采取让日本建设核电成为核保有国的政策。此时日本社会也产生了“正是因为是唯一被核攻击的国家才要和平利用”和“反对核武器，推进原子能”的思维逻辑，于是核电站得以进入日本，并成为日本的重要能源。在这一背景下，作者以战后日本的三个社会主义者为例，展开了全书的中心问题即核电与社会主义的问题

　　武谷三男（1911-2000）是日本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战前曾因参与左翼文化运动而被捕，战时曾参加军方的核武开发，战后又重回左翼阵营。武谷在占领时期曾发表文章说美国研制原子弹是“反法西斯”甚至“人道主义”的，并且主张科学本身就是理性的，科学比人文学科优越。

　　他还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思想，主张原子能的巨大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界限，资本主义社会如果采用原子能就会造成产品过剩，因此只能用来制造核武器，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充分发挥原子能的生产力，从而生产出无限的产品。他甚至说苏联能利用原子弹改造荒漠，并利用米丘林遗传学改造生物使荒漠绿化，用原子弹使河流改道等等，其论述有如科幻小说。他的科学思想被当时的共产党所采用，成为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核”（苏联的核开发）和赞成建设核电站的理论依据。

　　50年代中期波匈事件以后，武谷自己意识到核电技术的危险性和苏联社会主义的问题，渐渐转向反对建设核电站，和共产党拉开距离，但他的唯科学主义和推进核能利用的思想却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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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人物平野义太郎（1897-1980）则是在日本现代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在战前作为“讲座派”的代表人物，十分活跃，其《日本资本主义的机构》是讲座派的代表作之一。然而二战中他却堕落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鼓吹者，出版了《大亚细亚主义的历史的基础》等著作，战争结束后又没有表示任何的忏悔和反省就又以左派的面目登场。他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补充了武谷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和平利用核能”的主张。他还从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认识出发，将“现存社会主义”看作“和平势力”，为拥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平野义太郎长期担任共产党系社会运动组织“日本和平委员会”的委员长，该委员会虽然反对美国的核武器，却拥护“社会主义的核”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日本共产党在和平利用论的影响下，始终将核电建设反对运动看作“反科学”的运动加以抵制，直到福岛核事故之后，才参加到反核运动中。

　　平野义太郎 | 图片来源：Google

　　最后一位人物有泽广巳（1896-1988）则是与共产党系的“讲座派”对立的，亲日本社会党的“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参加有关战时经济体制的研究，战后积极为日本经济的复兴出谋划策，为日本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1956年1月，他被社会党推荐为新成立的日本原子能委员会的五名委员之一，从此就与核电结下不解之缘，65年起担任代理委员长，72年退休后又担任产业界的日本原子能产业会议会长，直至去世。

　　有泽在任期间一直是核电产业的积极推动者，他曾留学魏玛德国，曾目睹经济崩溃导致纳粹上台。因此战后他认为为了建设和平日本，建立自立的和平经济是极为重要的，为此，核电不可或缺。到了70年代，社会党中开始出现顺应社会运动的潮流反对核电的倾向，有泽因此与社会党反核电派决裂。他还积极宣传原子能的“安全神话”，曾在讲演中主张除去一些“不必要”的安全设备以减少建设费用。也因为如此，有泽被反核电派批判为“御用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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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社会主义对于

　　核电的基本经验是负面的

　　加藤哲郎对于日本社会主义者对核电的支持态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日本作为原子弹的“唯一被爆国”，不仅未能吸取被爆的教训，反而生成了“正是因为是唯一被爆国才要和平利用”的逻辑，从而使作为地震大国的存在严重安全风险的日本，成为核电大国，最终发生了福岛核事故。作者主张应该吸取教训，让日本走上通往无核世界之路，就此点而言，作者认为日本社会主义的思想经验基本上是负面的。

　　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或许不仅在于社会主义与核电的问题，更在于社会主义与现代性这一更根本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中唯生产力论，追求现代化的要素，使得20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能够很好地面对环境与公害问题，而是陷入如列宁所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的现代化之梦中。

　　更进一步说，虽然社会主义本身是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而诞生的，但在20世纪却被广泛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思想而接受。特别在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与前近代性（如天皇制，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用讲座派的术语可统称为“封建遗制”）紧密联系，而“社会主义”则相应成为完全的现代性（对应日本的畸形的现代性的）的象征而存在，从讲座派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中，可以最鲜明的看到这一点。

　　正如丸山真男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缺乏“近代的思维”的日本近代思想中的某种近代性的坐标。由此也能够理解日本社会主义何以在日本社会的“前近代性”渐渐完全消失以后不可避免的趋于衰落。因此日本社会主义虽然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追求社会主义，但对现代性本身缺乏反省。其“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或许到新左翼运动才发挥出来。而反公害，环境保护，生态运动等现代性批判的议题，则由非社会主义的市民运动来担当。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作者所阐发的日本社会主义与核电问题的问题性所在。

　　对于理解3·11之后的日本思想状况，乃至对于反思整个20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而言，核电问题这一日本社会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都可提供十分有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