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2022年9月22日，“国安濮阳”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日本在华潜伏50万间谍，来华日本人几乎都有情报使命》。查看该公众号显示的资料可知，它的认证主体为“中共濮阳市委办公室”，权威性毋庸置疑。

这篇文章指出：“本世纪以来日本对华从事间谍活动的频率越来越高，领域有所扩大。从原来的几年一起，到现在一年数起，从原来单一的领域拓展到现在全面展开，……目前，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大大小小千余家，它们遍布中国许多大中城市，日本情报机构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他们或亲自动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各种情报搜集活动”。

倭国搜集我国各种情报，当然不是为了“加深了解，增进友好”，其目的正如这篇文章提到的“120多年前甲午战争前夕，日本肆无忌惮对华开展间谍活动”一样。或许，倭国现在的这种罪恶活动不敢像一百二十多年前那样“肆无忌惮”，但据该文指出，其仍然“可以说无孔不入，猖狂之极”。

倭国间谍如何“无孔不入，猖狂之极”?除了策反、收买我国某些败类外，它们还直接出面窃取情报。应该说，倭国间谍相较于西方间谍来说有特殊优势：它们的长相与中国人相似，比西方人更了解中华文化，有些能说比较流利汉语的倭人就更加难以分辨。

“国安濮阳”这篇文章介绍了西元2002年至2017年短短十几年里，媒体公开报道的被我安全部门破获的倭国间谍案十二起。这些间谍的身份主要是“使馆外交人员”、“学者”、“商务人士”、“科学考察人士”、“旅游者”之类。这些罪案中，有一些颇具“特色”，值得说一说。

“特色”之一：“外交人员”公然窃密。文章提到，西元2002年10月26日，倭国驻华使馆“武官”天野宽雅在宁波海军军事禁区内拍摄，被执勤的海军战士发现并逮捕。但实际上这类罪案并不是第一次，据网上资料显示，西元1996年在海南，一个倭国使馆“武官”和一个“美国”使馆“武官”企图搜集我海军新型潜艇的情报，被我安全部门逮个正着，从两人身上搜出了有关军事机密的照片和录像带。而西元2022年2月，又有一个倭国“外交人员”因为“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被我方扣留盘查。

“特色”之二：“学者”间谍长期潜伏。文章披露，有个名叫阿尾博政的倭国间谍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我国，在三十七年里窃取了我国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西元2009年，它甚至还用假名在倭国出书炫耀自己的间谍经历。直到西元2016年它才被逮捕归案。

“特色”之三：“科学考察”、“旅游观光”盗测地理信息。文章列举了三桩罪案：西元2005年，倭人大林成行和东俊孝因擅自使用精密仪器测量、采集我国大量地理坐标数据被抓;西元2010年2月，一个以“旅游”名义进入我国的倭人，在新疆塔城使用GPS接收机对我军的八十五个军事管理区进行测绘时被抓;西元2014年9月，一个到陕西宝鸡“旅游”的倭人偷偷测绘当地的地理信息和我火箭军基地、轰炸机制造工厂等，被当场抓获。实际上，文章没有提到的类似罪案还有很多，比如：西元2007年3月，倭人佐藤正光、水上和则以“考古研究”名义在江西省实施测绘窃密活动时被抓;西元2008年，倭国间谍对河北某军事设施进行窥测和拍摄时被抓;西元2017年，高屋正、后藤广和等倭人因在山东、海南等地盗绘地图，被相关部门逮捕。

“特色”之四：“日中交流”掩护窃密。文章提到：“西元2016年7月日本日中青年交流协会一名工作人员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中国被捕，……该男子被捕前任日中交流相关团体理事长，曾在北京的某所大学里担任过客座教授，在华拥有广泛人脉。”查网上资料可知，此倭人是倭国的“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铃木英司，曾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北京社科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职，因间谍罪被我国判刑六年。

从以上“特色”间谍罪案可以看到，倭国间谍确实是“无孔不入，猖狂之极”!

文章指出：“有人估算，目前日本在华间谍不少于50万人，但是被破获的间谍案只有寥寥十多起，九牛一毛，微乎其微。……日本如此猖獗的间谍活动，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将带来多大的潜在危害。”

中国人，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