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玛雅人是否将2012年列为世界末日，不管地球是否真的开启了震动模式，在此之前的2011年都已经注定将以“动荡之年”载入史册了：东日本大地震，席卷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动乱，西班牙等欧洲重债国家连续爆发抗议失业、经济紧缩政策的大规模民众示威游行，伦敦骚乱，起源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蔓延到美国各地和世界其它许多通都大邑……

　　这些动荡之所以爆发，关键在于严重的失业问题。由于失业问题迟迟不见缓解，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失业率已经从2011年的9.9%一路上升到10.9%，为欧元问世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高达22.1%，西班牙失业率更高达24.1%，青年失业率51.1%，即使经济复苏势头在西方经济大国中相对鲜明的美国，其非农部门失业率也仍比自然失业率高两三个百分点。直到现在，欧洲人抗议失业与降薪之声依然不绝于耳：葡萄牙3月的全国24小时大罢工中就有35个城镇举行了游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在沉寂一个冬天之后借“五一”国际劳动节之机卷土重来，从东海岸的纽约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都爆发了规模相当可观的游行示威，纽约当天游行示威者达数万人，旧金山的游行示威群众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西雅图市中心的游行更是干脆变成了暴乱。

　　除第三产业神话

　　那么，这些国家的失业问题为何如此严重?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和欧洲，高失业率为何持续多年不见改善?答案在于工业化，在于制造业，因为只有工业化、只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才能为一国提供大量稳定的、收入体面的就业机会。阿拉伯世界制造业一向发展滞后，几乎没有一国经历过东亚和拉美发生过的工业化，虽然不乏高收入国家，其高收入却是拜石油财富所赐，在“荷兰病”效应下，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业一枝独秀而非石油产业欠发达，不能为新增劳动力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至于西欧、美国，虽然是传统工业国，西欧更是工业革命的故乡，但近几十年来经历了持续的“非工业化”，第二产业在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中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

　　不错，发展经济学奠基者之一柯林克拉克早已预言，各国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将随着经济发展而日趋上升，二战之后各国经济结构变迁的事实也证明，随着经济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确实会大幅度超越制造业。早在1990年代末，服务业产出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就已突破60%，还有统计称2007年制造业仅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7.5%，而且许多服务业貌似能够提供比制造业更高的薪酬待遇、更好的工作环境。但我们不要忘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任何服务业都只能建立在第一、第二产业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能够提供体面收入就业机会的所谓“现代服务业”只能建立在现代制造业基础之上。脱离制造业基础奢谈什么“世界办公室”，最终只能沦为笑谈;制造业基础没落，相应也就意味着为之服务的现代服务业衰亡。

　　某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较高，但如果这些第三产业都是诸如街头擦皮鞋、小修小理、出租手机通话之类，其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现象就绝不是先进和兴旺发达的表现，而是相反。我国传统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在1990年代至本世纪初经历过痛彻骨髓的工业萧条和工人下岗风潮，千千万万下岗工人拥向街头排档、擦鞋摊、修理摊、摊贩之类岗位“再就业”，使得不少城市经济统计中第三产业占比一度迅猛提升，但恐怕没有哪个正常人会把这视为当地兴旺繁荣的标志。

　　印度到香港特区

　　在收入大体相当的国家和地区中，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实绩和社会稳定性都较好。同属中低收入国家群体，东亚太平洋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性，为何优于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南亚、中东北非等其它区域?主要答案之一就在于该区域工业化水平较高，2000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达44.5%，比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南亚等区域高10多个百分点，甚至近20个百分点。西亚北非第二产业占比虽高，但其中大多数来自石油天然气等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制造业所占比重甚低。中国、日本、韩国的就业和社会稳定情况之所以优于美国、西班牙，其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占比的差异可以提供解释。

　　按账面统计数据，中印两国经济结构的一项明显差异就是中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较高，而印度服务业占比较高。从1970年代末至今，论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印度始终高于中国10多个百分点，这一点一直被西方机构普遍视为优于中国之处。1990年代印度全面推行市场导向经济改革以来，其资本产出率稳定在3，明显优于同一时期中国的同一指标(5)，而且印度较好的资本产出率指标普遍被认为系印度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较高所致;印度出口导向型软件业已在国际市场赢得相当声誉……更被视为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印度国内不少人也颇以“世界办公室”自许，期望通过服务业发展带动整个印度经济摆脱落后。

　　然而，所谓印度服务业占比较高的“优越性”只不过是个神话，去年下半年以来印度经济深陷危机，经济增长急剧失速，卢比汇率以两位数幅度贬值，资本外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已经表明印度经济模式缺陷何其严重。而且，中印服务业数据口径不同，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夸大了印度服务业占比高于中国的程度。印度独立后一直实施严格的劳动法，规定100人以上的企业裁减雇员须报政府部门批准，由于政府部门基本上从未批准同意企业裁员，因此一般企业均力图将企业雇员人数保持在100名以下，以避免在解雇雇员时遭遇麻烦。为此，印度企业普遍将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服务外包出去，从而使得印度服务业占比数据高于中国。同时，与许多人的错觉相反，1980年以来中国历年服务业增速均高于印度。在1980~2003年间，中国、印度、全世界服务业年均增速分别为10.3%、6.5%和2.9%，中国比印度高3.8个百分点。只是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增速优势更大，才使得服务业占比提升没那么明显。最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提速。

　　同在中国国内，香港特区近年经济稳定性、增长率明显低于内地，在内地资产高净值人士人数显著增长的同时，香港特区“百万富翁”人数却明显减少。花旗银行2012年2月28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香港流动资产超过百万的富翁人士为52.7万，比2010年减少3.1万。经济增长前景减退缩小了香港特区青年人的发展空间，有的青年奔赴内地寻求发展机会，有的青年则投身于形形色色的对抗性政治运动，致使香港社会戾气明显上升。而香港特区经济稳定性表现之所以劣于内地，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其经济结构过度“软化”和金融化。

　　“幸福也门”的沉沦

　　再看看也门。这绝对不是一个第三产业欠发达、缺乏商业传统的国家，相反，这个国家古代在西亚北非区域号称“幸福地区”、“绿茵地带”，曾为人类创造出高度的早期文明，诞生了最早的阿拉伯国家麦因和塞伯邑王国。这里的马里卜大坝曾经维持供水长达12个世纪，这里的马里卜城被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史学家奥多勒斯形容为用宝石、象牙和黄金做艺术品装点起来的城市，也从那个时代起留下了源远流长的商业传统，直到现在仍然不断发扬光大，以至于来自也门东部哈德拉毛省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奥萨马•本•拉丹家族就是起源于也门哈德拉毛省，尽管本•拉丹以“恐怖大亨”身份而闻名世界，但他和他的家族首先是在沙特阿拉伯和欧美市场闯出了一片天空的成功巨商，而本•拉丹得以成功经营基地组织多年，也是建立在其商业成功基础之上。在以长袖善舞闻名的阿拉伯商人中，也正是也门人首先发掘出了义乌的能量，在新世纪之初启动的初级产品牛市中，一批在沙特阿拉伯谋生的也门人敏锐地觉察到当地收入和消费开始急剧膨胀的潜力，便甩掉建筑工人的帽子，前往中国，最后在义乌落足，用义乌市场上取之不尽的廉价商品横扫阿拉伯市场，大发利市，巴勒斯坦人、埃及人、叙利亚人随之跟进，在义乌形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阿拉伯侨民社区，也把义乌小商品推销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然而，由于缺乏制造业基础，这个国家虽然拥有商业才能如此普遍和出众的国民，却并未能造就普遍的繁荣。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人类发展报告》中，也门被列为“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水平在16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行榜上名列第133位，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只有60.9%。历史上的“幸福也门”今天满目衰败，无怪乎在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世界动乱中，也门动乱程度几乎仅次于利比亚，堪与外部势力竭力扰乱的叙利亚看齐。

　　世界工厂向何处去?

　　在更广大的背景上考察这个问题，可以看到巴基斯坦、菲律宾、科特迪瓦、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大多数一度出现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都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乃至战争中，丧失了此前取得的进步成果，随之长期踯躅不前，以至于学术界出现了“拉美化”、“中等收入陷阱”等术语，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从经济上看，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滞后，或是因严重缺陷未能及时矫正而导致工业化进程中断。1950~1980年间，巴西人均GDP增长接近5%，但在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陷入“失去的10年”。阿根廷的经济崩溃更为惊人：1913年，其人均GDP超过欧洲，2007年则仅相当于西欧的1/5..其结果就是，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很少有国家能够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飞跃。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工业化已取得伟大成就，如今是世界公认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提升，以至于在近几年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中“中国救资本主义”之说不胫而走，直接间接都可以归功于工业化的进步。中国依靠制造业而不是天赐资源财富取得发展，这对中国就业、收入分配、社会治安、廉政等指标优于其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不少发达国家贡献良多。然而，中国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也伴随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成本上升、传统制造业竞争力削弱、新兴产业发展遭遇强烈狙击..又在国内外引起了质疑中国究竟能否保持“世界工厂”地位的声浪，而且质疑声有日益高涨之势。

　　那么，“世界工厂”向何处去?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究竟是何种挑战?中国制造业能否成功应对挑战开辟新天地?中国经济能否由此实现螺旋上升、步入可持续发展新轨道?中国是否会重蹈其它众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飞后长期停滞的覆辙?中国的政策导向和努力将决定这一切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