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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4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越南、老挝、朝鲜都位于亚洲，且与中国接壤。
古巴则比较特殊，它并不在亚洲，与中国隔着大半个地球，是西半球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地理位置来看，北美洲加勒比海被称为“美国的后花园”，而古巴是加勒比海北部的一个岛国，这里盛产蔗糖，无论产量还是输出量都位居世界第一，因此它被称为“最甜的国家”。
19世纪末期，就在古巴独立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美国以“援助古巴独立”为名进行了武装干涉，事实上却让古巴变成了自己的一片“准殖民地”，把这里当作了北美大陆的“天然附属品”，一个迟早会落入美国怀抱的“熟果”。
从此，生活在这个“最甜国家”的人民，反而过上了苦难的生活。
直到1959年，这里成立了新的古巴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之后，古巴人民就开始同美国的侵略、干涉、封锁和颠覆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带领古巴人民抗击美国强权的领导者，便是被誉为“古巴国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
这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传奇人物，是拉丁美洲民族独立的代表人物，坊间到处都有关于他的传说，甚至有传言说他躲过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多达638次的暗杀，创造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可即使面对如此频繁的生存威胁，如此强大的压迫力，他也始终坚持古巴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决维护古巴的国际地位，敢于向国际强权说不！
1995年11月，卡斯特罗首次访华。来到北京后，卡斯特罗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并向毛主席的雕像献上花圈。
就是这么一个拉美硬汉，在毛主席面前却表现得非常尊敬。据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回忆，当时卡斯特罗缓步走向毛主席的水晶棺，伫立良久，然后无比虔诚地鞠躬致敬。他说：“我极为敬重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总是站在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一边。”
后来，卡斯特罗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中，在古往今来所有的军事领袖中，你一定不能漏掉毛泽东。”
事实上，卡斯特罗的“毛泽东情怀”由来已久，即使相隔几万里，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毛主席的敬意，他曾用过多种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敬仰之情。
1960年9月2日，古巴人民全国大会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广场举行。卡斯特罗在演讲时，向在场群众大声询问：“古巴人民是否愿意古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得到了现场数万名民众的积极响应。
26天之后，中古双方各自登报确认建交，古巴成为了西半球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1960年的10月1日，新华社曾播发电讯说“毛泽东主席今天收到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发出的贺电”。
1960年11月，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切·格瓦拉还曾来到北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主席，非常诚恳的表达了崇拜之情。
1961年4月19日晚，正值古巴的“猪湾事件”吸引全世界目光的时候，在南昌视察的毛主席专门会见了古巴文化代表团。新闻报道说“毛主席最后在送别古巴朋友的时候，特别嘱托他们向古巴人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致以亲切的问候，并祝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1964年春，就在中国驻古巴首任大使申健回国时，卡斯特罗委托他将一把刻着西班牙语毛泽东名字的手枪转交给毛主席。这把美国M1911A1式手枪，正是古巴在“猪湾事件”中的战利品，具有特殊的价值意义。
可惜的是，卡斯特罗并未在毛主席有生之年亲自面见，他曾在首本自传中透露：“遗憾未见毛主席一面，我真希望跟毛主席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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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悲悯于社会底层大众，敢于带领人民对抗强权的领袖，其性格的塑造往往来源于成长时期。在这一点上，卡斯特罗确实有毛主席颇有很多共同之处。
毛主席曾跟人谈论过自己小时候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与父亲毛顺生有关，毛主席曾评价父亲是家里的“执政党”，而“反对党”由母亲、自己和弟弟组成。父亲在家中是个专断、暴躁的形象，而他也在与父亲的相处过程中，形成了面对强权的应对态度，这影响了他的一生。
有次父亲邀请客人吃饭，就让作为长子的“石三伢子”前去帮忙招呼、张罗，可他直接拒绝。父亲一看使唤不动，也没问啥原因，就当着众人的面骂他。谁知，他的倔脾气也上来了，就当着众人的面顶撞父亲，让父亲下不了台。
父亲脑门一热，直接要冲上去打他。见此情形，他就从屋里跑到门口的池塘边上，对着父亲喊道：“不要过来，你要是再靠近一点，我就跳下去！”这个举动，反而把父亲吓了一大跳，态度马上缓和下来，承诺不打他。
通过这件事，尚且只有13岁的毛主席就总结出了一个受益终生的道理：如果公开反抗来保卫自己的权利，他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自己怯懦屈服时，父亲则打骂得更厉害。
他后来把这个道理，精准概括成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第二件事则与母亲文素勤有关，毛主席曾评价母亲是个“损己利人”的性格，而他骨子里“以苍生为大爱”的悲悯，就源于母亲从小的教育，这同样影响了他的一生。
毛主席在南岸私塾读书时，有个同学名叫“黑皮伢子”，由于两人都带有一个“伢子”的小名，所以不免就走得近一些。
不同于毛主席的富农家庭，黑皮伢子的家境十分贫困，连饭都吃不起，每到吃饭的时候就会悄悄躲在一边。毛主席知道后，就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宁愿自己不吃。他经常白天饿肚子，晚上回家就要多吃，母亲以为是白天带的饭不够，就用大碗给他带饭。但是，接下来的几天还是这样，母亲就奇怪了，问儿子到底是这么回事。
毛主席没有隐瞒，照实说了出来，母亲听完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你做得很对，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呀！以后你就多带一碗饭，给那个黑皮伢子。”
如果你去看卡斯特罗人生初期的岁月，就会发现相似的经历，会铸就相似的性格底色。
卡斯特罗出生于古巴的一个富庶家庭，父亲安赫尔原本是西班牙军人，后定居古巴后成了一位种植甘蔗的庄园主，雇佣了500多名工人为其劳动，生活颇为富有。
虽然出身富贵，但卡斯特罗从小却是和穷苦农民家的孩子一起长大，他们一起在田间奔跑，一起去河里游泳。当看见六岁的孩子因为买不起衣服和鞋子，没法去学校读书时，卡斯罗就会很慷慨的把自己的衣服和鞋子送给他们。
童年的这种经历，让他一直都对底层人民抱有发自内心的亲近和同情。等他上大学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没法融进富家子弟的圈子里，而更喜欢和住廉价公寓的穷学生们聊天，和青年工人一起谈天说地，有时也会和推着双轮车出售炸土豆馅饼的小商贩交往。
许多年以后，当卡斯特罗已经成为古巴的领导人时，仍在公开讲话中表示自己喜欢农村，农村好于城市1000倍，要是能自己做主的话，他宁愿生活在农村。
童年的卡斯特罗非常同情贫民的生活，看着农场的工人们在烈日下辛勤工作，薪水却非常微薄，卡斯特罗就开始打抱不平。他的父亲暴戾粗鲁，很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葛朗台，对儿女们没有任何亲近感，对周围穷苦的邻居一毛不拔，对工人更是尽可能的压榨。
于是，卡斯特罗就向代表强权的父亲抗议这种剥削，甚至经常爆发争吵。他人生中第一次“闹革命”，居然就是面对自己的家庭。1939年，13岁的卡斯特罗带领庄园里的雇工进行罢工，一起反抗父亲的暴虐。
如此看来，卡斯特罗确实有很多与毛主席的相似之处，对底层大众的深切感情，对抗以父亲为代表的强权，两种鲜明的态度汇总成了一种独特的性格底色，成了二人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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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卡斯特罗考入了哈瓦那大学法律系。这座大学以国家的首都命名，放在中国就相当于北京大学，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1915年--1923年，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这次运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生机勃勃的思想解放潮流，唤醒了一大批时代青年，其中就包括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哈瓦那大学里总是充满着浓厚的政治氛围。卡斯特罗受氛围影响，也积极投身到了反对亲美独裁政权的爱国学生运动中。
当然，大学里的政治活动是极其不成熟的，大学生们以极其有限的人生阅历，在校园里到处高谈阔论，为古巴的社会问题开出了形形色色的“药方”。
如果回头来看，就会发现这些药方颇有些理想主义色彩，“坐而论道”根本讨论不出结果，只有当最残酷的现实到来时，才会知道到底哪种有效。作为那段历史的当事人，卡斯特罗是颇有感悟的。
1947年，还在大学读书的卡斯特罗加入了古巴人民党（古巴共产党的前身），这是一个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力的政党，他们以揭露执政党和高级官员的腐败而闻名。在那些日子里，卡斯特罗四处奔走、发表演说，给各式各样的人物写信，抗议独裁统治，为底层人民发声。
1950年，卡斯特罗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成为律师后专为古巴贫困人民充当辩护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
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卡斯特罗将成为国会议员，在政府中混个一官半职，继续为底层人民发声。当然，这种发声到底能产生多少实际效果，就暂且不谈了。
很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残酷的现实到来了。
1952年3月10日，哈瓦那的市民被一阵轰隆隆的坦克声吵醒。当他们打开收音机时，惊讶的听到了军事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正在讲话，他宣布古巴发生了军事政变，总统卡洛斯·普里奥被驱逐。
巴蒂斯塔的政策使美国垄断资本掌握了古巴的经济命脉，对古巴的政治、军事、外交加以控制，使古巴国内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说白了，巴蒂斯塔就是美国在古巴培养的傀儡，使古巴完全从属于美国。
这场政变对卡斯特罗来说，无疑是一场晴天霹雳，他意识到如果任由这个独裁政府掌权，不仅自己过去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自己的前途毁于一旦，而且古巴人民将永无出头之日。
卡斯特罗曾向法院提出起诉，指控巴蒂斯塔当局取消议会选举的行为，违背了宪法。当然，法院毫无悬念地将其驳回。
在多次求诉无门之后，卡斯特罗醒悟了，他开始反思青年时期一直坚持的“无政府主义”是否正确，这条路究竟是否走得通。后来他在回忆年轻时那段经历时说道：
“那些日子里，我是唐吉诃德式的一个浪漫的梦想家，对政治知之甚少，也不清楚自己要和什么样的敌人作战。萨马蒂和波利瓦尔的梦想以及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想法，已经模糊的在我心里发芽了。”
理想是丰满的，可现实是骨感的。正因为过去信奉无政府主义，卡斯特罗才长期以律师的身份为穷苦人民辩护，他一直以为底层群众的呼声可以为他们带来福利。
现在，他意识到自己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在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法律就是一纸空文，这些发声实在是微不足道。
卡斯特罗悟了，任何行为的背后都是立场，任何立场的背后都是其代表的利益，巴蒂斯塔这些人代表了美国的利益，谁又在乎古巴底层人民的死活呢？
无政府主义看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是乌托邦，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要想真正解决问题，靠呼吁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唯一的方案便是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推翻独裁政权，建立代表古巴底层人民利益的新政权！
经过痛苦的蜕变之后，卡斯特罗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意识到“革命是法律的源泉”，决心武装夺权推翻独裁者，“巴蒂斯塔以武力上台，必将被武力推翻！”
从此，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核心观点便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后来古巴革命成功后，卡斯特罗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古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自此之后，世界上少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律师，多了一个身穿军装、蓄上络腮胡子的军人。日后，这身装扮成了他的经典形象，在世人们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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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彼时的卡斯特罗还未关注中国的革命史，其实相似的事情，早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就发生过。
当时的中国时局动荡，也出现了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一大堆“药方”，可到底哪个药方行得通呢？当时并不知道。
青年时期的毛主席认为，很多药方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未触及到病根上。要真正救中国，需要找到“大本大源”的问题才行。只是，“大本大源”在哪里呢？他当时还不清楚。
在湖南一师上学时，毛主席还曾与挚友蔡和森、萧子升谈论救国之道，依然没得出统一的结论。
至少，蔡和森和萧子升之间就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蔡和森认为必须要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改造社会，其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萧子升则主张通过“温和革命”来改造社会，其理论基础就是无政府主义。
你看，萧子升的主张倒是与人生初期的卡斯特罗是一致的。
到底谁才是正确的？二人为寻找答案，甚至远渡去法国勤工俭学。然而，二人的意见依然没有得到统一，在法国的蒙达尼会议上，蔡、萧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然后写信给了远在中国的毛主席：“润之，你支持哪一方呢？”
此时的毛主席并未得出最终结论，但他从情感上更倾向于萧子升，认为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毕竟有啥事情先呼吁一下嘛，打打杀杀多不好？
只是，后来的“驱张运动”狠狠教育了他，当时湖南军阀张敬尧搞独裁统治，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坏事，比如竟然派兵强行征用学校，在这个教书育人的地方研制鸦片，这一系列的行为害得湖南人民怨声载道，这就类似于多年后巴蒂斯塔在古巴的角色。
毛主席意识到自己该做些什么，他原本以为群众的呼声可以唤醒统治者的良知，于是主持“平民通讯社”到北京情愿，专门揭露张敬尧的罪行，把舆论做得铺天盖地，把张敬尧骂成了过街老鼠，举国上下人人喊打。
可结果呢？京城官员只是消极推诿和应付，没有任何实际动作。包括时任国务总理靳云鹏也是如此，他先是假装应允尽快接见，又很快违背诺言，派出军警封锁路口，防止请愿团再次去他家请愿。
毛主席等人尝试了多种办法，结果全部失败。京城的官场实在错综复杂，军阀之间仅凭各自利害关系而行动，根本不把民意放在眼里。毛主席醒悟了，他在给新民学会的会友写的信里说：
“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事实证明，只有蔡和森的主张才走得通！于是，他迅速给二人写信，明确支持蔡和森，并一针见血的指出：
“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如果卡斯特罗能提早看到这段历史，他就会发现自己曾经尝试的“无政府主义”道路，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被毛主席验证走不通。
在接连碰壁之后，他又经历了与毛主席相似的心路历程，在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之后，好不容易得出的结论，其实毛主席早在“八七会议”上就说过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眼下古巴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巴蒂斯塔政权恨之入骨，就要利用他们的力量，不断掀起武装反抗独裁统治的斗争。
后来连卡斯特罗自己都说：“如果当时我能早些拜读毛主席著作，古巴革命的胜利可能还会要早些。”
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在卡斯特罗第一次搞武装斗争时，就遭遇了重大失败，也致使自己差点丧命。当然，这次军事运动失败的原因，在毛主席的革命历程中早就总结过。
那么，卡斯特罗又如何实现死里逃生的呢？古巴革命到底该如何成功呢？咱们下篇详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