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向美国送钱成瘾与为英国的法律和秩序辩护　　

李定凯　　

（2011.8.13）　　

这一阵子世界上很热闹，但确实很不和谐。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史无前例地被自己的标准普尔从AAA将为AA+，引发世界金融动荡，美元贬值，股票大跌，8天时间内全球3.8万亿美元财产被卷进黑洞；欧元区一片恐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风声鹤唳；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大城市连日发生几十年未有的骚乱，警察倾巢出动镇压，维护法律和秩序；中国7月份CPI升至30个月来的新高，同比上涨6.5%，“翘尾因素”老也翘不完，另一方面人民币最近一周内对美元又快速升值；中国官方指责美国借债成瘾，央行行长周小川要求华盛顿“负责任”，提高人们对美国国债的“信心”；北约继续轰炸利比亚的民用设施和平民，决心把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代理人战争进行到底；美国在阿富汗的一架奇努克军用直升机被塔利班击落，30名美军“海豹突击队”队员丧生，使奥巴马在白宫痛苦莫名；……这一幕接一幕的正剧、喜剧、悲剧、闹剧真的让世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心惊肉跳，彷徨迷惘，疑窦丛生。　　

我非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新闻学家……，总之，不是一个主流社会津津乐道的“精英”，而只是一介平民，一个站在一旁百无聊赖地观看上述一幕幕实时演出的历史短剧的极普通的看客。正因为是看客，就不免喜欢评头评足，或喝彩，或叹息，就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边开着车挣钱养家糊口，一边还要兴高采烈地和身边的乘客漫无边际地穷侃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世界、国家、家庭的大小情事。　　

就拿美债信用降级引起的金融、经济震荡这件事说吧，全世界嚷成一锅粥，公说公的话，婆说婆的理，莫衷一是，叫人雾里看花，稀里糊涂。　　

《纽约时报》放出安抚空气：“即使遭到标准普尔公司的降级，美国国债仍然被视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之一”。美国《新闻周刊》坚定地说：“与以往相比，当今世界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尽管市场涨落不定，但现有体系无可替代。”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可以偿还所有债务，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印钞票来做到这点。（美国）没有拖欠债务的可能。”　　

法国财长巴鲁安为人们的信心打气：“我们对美国经济的稳固程度抱有充分信心。”　　

东京官员不愿放弃美国大腿，声称他们一如既往地信赖美国国债。　　

德国人则有所保留，总理默克尔不公开表态，而是和奥巴马、萨科齐、贝卢斯科尼和西班牙总理萨帕特罗“电话交谈了几个小时”，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不过，从德国的政治经济评论员们认为“美国主权信用降级进一步证明美国声望的衰落”看，德国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不如美国、法国、日本那样“足”。　　

相比之下，英国人似乎更为老谋深算，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处于危急关头”，“人们对自由市场的信念再次被撼动”，“（美国）造成的灾难令我们无法逃避”，另一方面，《每日电讯报》网站文章引用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话，企图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对中国进行激将：“（中国）准备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发挥它的全部作用引导世界经济走向安全。”——也就是引导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安全。　　

世界其它跟着欧美走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新加坡和韩国，则是战战兢兢，欲言又止，谨慎观望。　　

总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十分不愿看到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坍塌，那样对全球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制度将是沉重甚至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信心也确实发生了动摇。　　

有意思的是，中国官方这次还没有人站出来游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也没有人直呼“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大约是觉得再这样说未免显得太荒谬，太愚蠢，会令国人嗤之以鼻，而是批评美国“借债成瘾”。有国内人士借此批评央行“买债成瘾”。一万多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不是美国政府强迫你买的，几千亿美元的两房基金也不是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强迫你买的，而是你自己主动投怀送抱，找上门去买的，现在面临大幅缩水的危险，能怪得上美国人吗？　　

几乎在与标准普尔把美债信用降级的同时，一贯以反对计划经济、丑化社会主义、鼓吹政经“转型”、推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为己任的右翼媒体之一《每周文摘》编发了一组观点综述，一如既往地忽悠老百姓，声称“美债危机暂告一个段落（指美国国会两党就债务上限达成妥协）”，“美国国债至今都没有不良记录”，“我们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来买美国的国债，这样的做法长时间以来就被人所诟病。但不买美债的话，这么多的外汇储备要去买什么呢？”　　

要说《每周文摘》的主编、社长属于脑残，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里就不一一论证了。　　

实际上，说央行“买债成瘾”还不够确切，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给美国政府“送钱成瘾”。　　

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过去能过好日子，主要是靠炮舰政策，实行殖民掠夺，强行把弱小国家的资源、劳动力据为己有，为它们的发展提供条件，创造供它们享用的财富。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吸取了德、意、日一味靠武力征服失败的教训，改变了策略，利用它的战胜国、世界新霸主的地位，把美元确立为世界通货（以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条约为标志），国际间的货币兑换，贸易和金融，都用美元来结算，然后再根据时势，操纵美元的币值，保证只赚不赔。这是美国用“硬实力”建立起来的“软实力”。不过，布雷顿森林条约还有一个限制，就是美国政府要保证美元的发行与它的黄金储备进行挂钩。但是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越南战争等原因，美国政府入不敷出，一次次发生美元危机，于是索性把美元和黄金脱钩，玩起了虚拟经济，就像格林斯潘说的，美国政府随时可以印美元，给人家的真金白银开“白条”。　　

为什么说中国央行给美国政府“送钱成瘾”了呢？且看这样一个送钱循环。中国大陆的境外、境内厂商在大陆投入资本或技术，利用大陆的土地、基础设施、原料、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有的也从境外进口原料、零件和设备）生产产品，付给大陆低廉的劳务费和微薄的利润，享受减免税优惠和出口退税补贴，把产品销往境外和境内，赚取丰厚的利润甚至暴利。然后，央行用人民币购买出口企业和境内对外服务行业手中的外汇（主要是美元），再拿美元去买美国政府的债券和美国政府担保的基金。美国政府用政府债券和从基金收益中得到的税收，填补预算赤字，维持军费和社会福利，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美国准备拿什么来还债券的本息？它不许我们买他们的实物资产（比如银行股份、赚钱的公司、紧俏的资源），也不许我们兑换美国国库里的黄金，只有用纸印美元来还账了（美国政府的货币宽松政策即是一例）。一方面，货币宽松政策导致美元贬值，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断压人民币升值（几年来已经升值25%左右），一贬一升，中国损失多少？据有专业人士测算，中国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能会损失三成，也就是说白送给美国了。　　

中国向美国白送钱，受赠对象并不表示感谢。对中国指责美国政府“借债成瘾”，美国人俏皮地把它看成是“高高兴兴地扮演教训美国而非被美国教训的角色”；更有甚者，《西雅图时报》还批评“中美国”的局面：“美国消费者大笔开支、美国大肆开战并大幅减税，其中的大笔资金都是由中国提供的。”“‘中美国’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风险的相互依存关系。” 中国向美国白送钱，在第三者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对中国隔山空喊国际社会对美元发行进行监管，英国人把它比喻为“这相当于在房子开裂时要求提高建筑标准。” 英国《卫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纷纷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助长美国借债成瘾，甚至讽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贩子”，“掩盖了它没有制定连贯的政治或经济全球政策的失败”。　　

这样赔本不赚吆喝，中国还在为不断的外贸盈余欣欣然，央行还在为继续买美债坦坦然，这不是送钱成瘾是什么？　　

我们这些思维还算正常的老百姓，长期以来对这个向美国送钱成瘾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国家缺外汇，要有适度的外汇储存以备国内建设和向第三世界国家援助之需，那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外汇越积越多，多到了用不完的程度，央行还要用高价收购外汇，再白送给美国人用，这是为什么呢？为了“全球一体化”？结果是把中国化到美欧那个体里去了。为了“双赢”或“多赢”？结果输的是中国。为了施行“普世价值”？那为什么美联储不给中国送钱呢？为了建设“和谐世界”?结果不仅世界不和谐，连中国国内也和谐不了：对外依赖型经济结构调整不了，通货膨胀抑制不下来，内需始终提振不起来，工农阶级弱势依旧，社会稳定矛盾重重。在我看来，央行就像一个买办衙门，或者像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的办事处，忠实勤勉地替美国政府跑腿，在中国为其筹集资金。一个“借债成瘾”，一个“送钱成瘾”，两个“瘾君子”抱在一起，让人怎么看都像是狼狈为奸。　　

下面接着议论议论中国主流媒体对英国骚乱的态度。一位朋友对我说，他看了央视评论员（好象是以伶牙俐齿著名的白岩松和张泉灵这两位主持人）主持的评论英国骚乱事件的节目，感到很吃惊，很失望。为什么只是一味谴责“暴徒们”“打砸抢烧”的“非法和破坏秩序的行为”，而不分析分析产生骚乱的社会深层原因呢？我虽没有看到这二位主持的节目，却也从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的节目中，看到了在英国警察抓捕骚乱分子的画面中配上的赫然醒目的四个大字：“绳之以法”！我想，英国政府官员和警方看了这样的节目也会非常满意的。对此我一点也不奇怪，更不会吃惊。我们把“依法治国”变成无原则的“法律崇拜”、“法律迷信”已经很多年了。君不见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在评论水浒义军、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直至历史上的一切农民起义时，常用的多是“滥用暴力”、“无法无天”、“草菅人命”、“没有理性”一类的词汇吗？就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都遭到很多非难了，据说这不符合民主社会主义和“普世价值”。国内一些主流人士，他们对法律，无论是皇帝（国王）的法律，军阀的法律，教皇的法律，还是资本家的法律，常常是赞赏有加的；唯独对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造反者的法律，无产阶级的法律不惜痛加鞭笞。伦敦街头的年轻人，抢商店，烧房子，砸汽车，打警察，这还得了！如此破坏社会秩序，无疑是犯罪行为，岂能容忍！警察抓捕他们，维护法律，天经地义！这样说当然也对。但是那些比中国底层老百姓可能活得还要好的年轻人，为什么偏偏还要干出这等出格的事来呢？难道央视评论员的心底就只有 “法律”和“秩序”的僵硬信条，而不会作些疑问吗？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的大量主流媒体人反倒不如英、美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至少人家在谴责伦敦街头的犯罪活动时，还能反思一下其中的社会原因。这种差别，源于中国的主流精英已经失去了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英国骚乱的导火索是伦敦警察在贫困区托特纳姆违章打死了一名29岁的黑人马克.达根。这些作者们写道——“尽管英国政治家迅速将骚乱归咎于犯罪分子，但当地社区居民却说，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削减公共服务开支引发的愤怒，以及对警方的怨恨才是导致骚乱的主要原因。”“从本质上说，这可以归结为年轻人和穷人的一种想法，即社区里什么都没有他们的份儿，因此在社会上他们也没有地位。”“伦敦的下层阶级爆发了。导致伦敦骚乱者产生的原因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以及完全忽视这群人的冷漠的政治阶层。”“伦敦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活动恰好发生在全球经济可能出现自由落体的时候，这并非巧合。”“在上世纪20年代的泡沫中，收入最高的5%的人占了全体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今天，英国在工资、财富和机遇等方面都比自那之后的任何时候还要不平等。光是去年，英国1000个最富的人的财产就增加了30%，达到了3335亿英镑。”“连续几届的英国政府却合力孵化了贫穷、不平等和不人道的社会状况，而金融动荡又让这种状况雪上加霜。”“不能蔑视那些骚乱者，把他们看成一帮贱民。”“要防止金融错觉和疯狂，‘回忆比法律要有效得多。’”　　

据说我们有“与时俱进”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我们从社会主流那里听不到类似上述的多多少少有些马克思主义味道的声音呢？是因为屁股坐错了板凳，还是因为投鼠忌器？无论属于哪一种，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原理的。实事求是早就被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