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文学界的斗争

鹿  野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当局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人急需要一些文人帮助他们来攻击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让他们华丽的转身为俄罗斯寡头。这使得“奉旨造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文学界的主旋律。当然，也有一些文人由于表现得过于积极，没有和苏联当局步调完全一致也受到过批评，但是最不济还可以像索尔仁尼琴一样有西方国家兜底。于是，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界可谓丑态百出，群魔乱舞。

比如说1905年出生的犹太作家格罗斯曼，其在1952年写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把斯大林时代吹成是没有矛盾的天堂。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这部小说被批评为“粉饰现实的无冲突论”。于是其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在1961年写的《生存与命运》当中宣称卫国战争是“两个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苏联不但称不上正义，甚至极权主义的程度较之希特勒更胜一筹。虽然由于其步子迈得太大没有能够在格罗斯曼于1964年去世前公开发表，但是在1988年发表之后马上被吹捧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再比如说1925年出生的特里丰诺夫，其1950年写的歌颂斯大林对文化界进行整顿的中篇小说《大学生》于1951年被授予斯大林文学奖。其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全面的改写，于1976年改为《滨河街公寓》重新发表。这部中篇小说只不过是把《大学生》中的好人和坏人掉了一个个，由歌颂斯大林时代对于文化界的整顿改为咒骂这种整顿。结果赢得了苏联当局和文化界的吹捧，使特里丰诺夫一下就被冠上了“经典作家”的头衔。其深受鼓舞，在1981年去世时留下的绝笔之作《消逝》中更加露骨的大骂了斯大林时代。

这种作家多如牛毛，诸如还有一面自称“列宁是自己全部生活准则”一面在小说中大骂列宁和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亚科夫;一面在苏联电影是制片厂中领巨额薪金，一面大骂苏联共产党“残酷迫害”的维索斯基;以及今年刚刚去世，曾在苏联解体前后极力主张取缔共产党的党员诗人叶夫图申科……实在不胜枚举。但是其中最出名的还是特瓦尔多夫斯基。

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年生于斯摩棱斯克的一个铁匠家庭，15岁时开始发表诗作。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成名作是1936年发表的《春草国》，基本内容是根据潘菲洛夫《磨刀石农庄》当中的情节改编的，即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的中农尼基塔游遍了全俄罗斯，发现各地的集体化都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于是受到教育而加入集体农庄的故事。另外，他还写了大量歌颂斯大林的诗。如其在1939年12月斯大林六十岁寿辰时举行的庆祝会上朗诵了自己的诗《苏联作家说给斯大林同志听的话》：

伟大的领袖，我们亲爱的父亲，

不，对您要说的不是这些话语.

要表达的是普通人心里的

世界上万物都无与伦比的一片真情。

为了这一切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这是心灵的职责，人民的爱的标志：

在这里代表自由祖国的所有共和国，

代表所有自由的民族和种族——

代表所有所有的儿女们向您致敬!

卫国战争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创作了5000多行的长诗《瓦西里•焦耳金》，诗中主要是讲了卫国战争期间一个普通士兵焦耳金的作战生活情况，虽然斯大林的形象并没什么正面出现，但是对于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仍然是充分肯定的，所以在1946年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在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特瓦尔多夫斯基又创作了不少歌颂斯大林的诗，甚至在斯大林刚刚去世时还写了悼念斯大林的诗《在伟大的坟墓旁》。然而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仅仅在几个月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就由热情地歌颂斯大林转为粗鲁的咒骂斯大林。

像他在1950年至1961年创作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当中在斯大林去世前发表不少章节是歌颂斯大林的，可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其把这些章节全部换成了批判斯大林的。众所周知，诗歌是情感的宣泄，纵然是叙事诗也不可能不灌注作者的感情。可是《山外青山天外天》这么改完以后，居然一点儿也没有违和感，咱们大概也就明白这首诗到底写的怎么样了。顺便说一下，这个译名其实是中国人加上去的，如果要是按照俄语直译的话应该是《远方之外的远方》。后来，苏联的另一位诗人伊萨耶夫在1977年写成的长诗《记忆的远方》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这首诗的回答。

随后，特瓦尔多夫斯基又写了两部长诗《焦尔金游地府》和《凭着记忆的权利》。前者是《瓦西里•焦耳金》的一个外传，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说成是阴曹地府。后者则是《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个外传，在辱骂斯大林的时候又扯上了中国，宣称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中国式的斯大林”。这两首诗的水平更是惨不忍睹。

不过，特瓦多夫斯基后期最出名的身份还是《新世界》的主编。在他的努力之下，《新世界》杂志变成了苏联反共文人活动的中心。几乎所有的反共作家都是依托这家杂志而成名的。像前面我们讲过，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也是特瓦尔多夫斯基跑去和赫鲁晓夫打了招呼，从而顺利在《新世界》上发表的。另外需要说一下的是，现在很多中国专家宣称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联加强思想管制，从而于1971年解除了特瓦尔多夫斯基杂志主编的职务。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早在1988年时一些作家已经做出过澄清，真实的情况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当时身患重病，根本无法履行主编的职责而主动辞职的。辞职后第二年他就病逝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并不否认自己是“奉旨造反”，他在自传中便强调辱骂斯大林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是“根据苏共20大和22大对某些方面的评价”来写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其写的多如牛毛的辱骂斯大林的诗一首也没有能够让人记住。现在不管是赞成斯大林的人还是反对斯大林的人，都认为特瓦尔多夫斯基真正写的好的诗还是斯大林时期的那首《瓦西里•焦耳金》。

也有一些作家在后斯大林时代仍然顶着压力坚持社会主义原则。除了巴巴耶夫斯基以外，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是柯切托夫。柯切托夫生于1912年，他的父亲是曾经在沙皇军队当中服役过25年的军人，母亲是木匠的女儿。他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其于1929年中学毕业后先后担任过工人、农民、记者和编辑。

柯切托夫儿童时期就开始写诗歌和小说，但是早期作品以特写为主。第一部中篇小说是1946年的《在涅瓦河平原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是1950年发表的农村题材小说《在祖国的天空下》，成名作是195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主要内容是写一个造船工人家庭祖孙三代的生活。其中第一代参加了十月革命，第二代经历了斯大林时代的工业化建设，第三代卫国战争和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考验。如果说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是由家庭逐渐推向社会的，而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则是把家庭生活与社会历史密切交织在一起，开创了一种小说的新模式。其1954年的长篇小说《青春常在》则描写了一个冶金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进行革新工作的情况。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部描写科技革命的小说，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法捷耶夫未完成的绝笔之作《黑色冶金业》的遗憾。但是其最重要的作品还是苏共20大以后的“反和平演变三部曲”《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和《你到底要什么》。

《叶尔绍夫兄弟》写于1958年。主要内容是描写苏共20大前后一年时间里一个钢铁厂中的斗争。被批评为保守势力的老厂长其实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而莫斯科来的一个自称改革家的人其实是个野心家与骗子。小说还使用了复线结构，另一条线索主要是描写文艺界的情况，强调文艺界有不少人在苏共20大以后转向大骂斯大林与社会主义。想必大家都可以感觉的出来，这部小说显然是针对苏共20大导致的社会变化与文艺界反社会主义倾向的。

《州委书记》写于苏共22大召开前夕的1961年。主要内容是写了两个不同的州委书记，其中杰尼索夫坚持社会主义反而一度被批评为保守分子，阿尔塔莫诺夫弄虚作假搞浮夸却经常受到表扬。最后，阿尔塔莫诺夫问题暴露被撤职，杰尼索夫接替了他的职务收拾他留下来的乱摊子。这部小说其实也有很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当时赫鲁晓夫宣称要在15年之内赶上美国。梁赞州州委书记趁机大搞浮夸风，宣称1959年一年之内肉类产量要增加三倍。1960年问题暴露，其被撤职后自杀身亡。

《你到底要什么》写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69年。主要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以文化交流为名，对于苏联青年进行和平演变。里边描写了苏联社会特别是文艺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少年轻人丧失社会主义理想，以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荣。被派来搞和平演变的一个曾经流亡国外的白俄侨民因为良心未眠也有点看不下去，向年轻人们提出了“你到底要什么”的问题，表示如果盲目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会导致国家垮台。

另外，柯切托夫曾经长期担任苏联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期刊《十月》的主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担任的发行量第二大的文学期刊《新世界》进行论战。在论战中，柯切托夫强调必须要坚持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抽象人道主义和攻击社会主义的所谓“暴露真相文学”。他为很多因为坚持社会主义理想而受到排挤的作家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平台，像巴巴耶夫斯基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的。

现在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表示既要反对柯切托夫为代表的“粉饰现实”倾向，也要反对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代表的“抹黑现实”倾向。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涅夫时代的苏联当局认为两者都是在抹黑苏联的现实，只不过前者是通过粉饰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来抹黑现实，后者则是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来抹黑现实。今天很多人还说，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这种做法对于柯切托夫是有利的，甚至是“实行了静悄悄的斯大林化”，其实这种做法是对于柯切托夫不利而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有利的。因为文学界的公知们在国内的空间缩小以后还可以转移到国外，实际影响力并未缩小，而批评苏共二十大的这批坚持社会主义的作家在勃列日涅夫“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旗号下活动空间不断的被压缩，1973年柯切托夫去世之后便已经不成气候。

另外，勃列日涅夫时代对于两种错误倾向的批评是不对等的。我们只要看一下相关的教材与文艺评论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实际上是静悄悄的非斯大林化。在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中，反对斯大林的自由派首脑特瓦尔多夫斯基上升成为了一等经典作家，而拥护斯大林的正统派首脑柯切托夫地位却不断下降。这一时期的文艺评论与之类似，把苏联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归咎于社会主义体制的艾特玛托夫等作家虽然也有一些批评，但是总体来看是褒多于贬的，而对苏联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归咎于背离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柯切托夫、巴巴耶夫斯基等作家则近乎全盘否定。例如，1971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苏联俄罗斯文学史(第四卷)》就点名批判柯切托夫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

根据小说得出的印象是，苏共二十大后几乎整个文艺界的知识分子都变得张惶失措，并且受到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实际上并非如此，文艺界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的。苏共二十大以来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不仅没有削弱党的领导和苏维埃政权，而且让党的领导和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了。

总之，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的苏联拥护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好处，而骂社会主义要么得到西方和苏联当局的双重奖励，要么得到西方的奖励和苏联当局的纵容。这使得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日益式微，从而为苏联解体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