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叶利钦看“两面人”的政治危害：毫无信仰、混入党内的投机政客如何搞垮苏联
张 捷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1931年2月1日出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当时叫乌拉尔州，现为叶卡捷琳堡州)塔利茨基区布特卡村的一个富农家庭。他的一家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被没收财产，被迫迁居他乡。爷爷被剥夺了公民权，父亲到建筑工地务工，因牵涉进一个案件，被判三年劳改。叶利钦在《总统札记》里谈到全家的遭遇时，愤慨地说：他们受到这样的对待，全是因为有财产，干得多，得的也多。[1]据他说，父亲和爷爷脾气暴躁，固执而专横。他承认这一点遗传给了他。他还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另一个特点，这就是喜欢喝酒，在这方面甚至有所“创新”。据熟悉情况的人说，他发明了一种叫做“双管齐下”的喝法，即打开两瓶酒同时往嘴里倒。这个嗜好使他后来当上领导人后不断地有精彩的表演。最出色的大概要算1994年在柏林为俄罗斯军队全部撤出德国举行的庆典上的那一次。当时喝得醉醺醺的叶利钦先是从主持者手里抢了话筒，含糊不清地唱起了一首俄罗斯民歌，接着跳起舞来，最后夺过指挥棒，开始指挥德国乐队。许多俄罗斯人从电视上看到这个场面，都觉得这是给俄罗斯人丢脸。前持不同政见者、著名作家马克西莫夫在他的文章里写道：“上帝啊，什么时候你才让俄罗斯不蒙受这样的耻辱和不丢人现眼!”[2]当然，叶利钦从他的家庭里继承的东西远不止这些……
叶利钦在彼尔姆州的一个小城市里度过童年，并在那里上了学。十二岁时，他从当地的一个军火库里偷了一个手榴弹，为了知道它的内部构造，便把它带到树林里，用锤子砸它。因为没有拔掉引信，手榴弹爆炸了，差点送命，结果被炸掉了两个手指。从中可以看出他从小就有好奇、鲁莽和喜欢冒险的特点。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叶利钦上了乌拉尔工业学院，学的专业是建筑。1955年毕业后曾在各个不同的建筑工程担任过工长、工段长和总工程师等职务。1961年加入苏共。1963年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房屋建筑公司总工程师，三年后成为该公司的总经理。在这期间，叶利钦工作比较深入，很卖力气，任务完成得较好，因而受到了州领导的重视。1968年被调到州委任建设部部长。当时任州委第二书记的里亚博夫在2003年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调叶利钦到州委工作的经过。里亚博夫是在1963年认识叶利钦的，觉得此人精力充沛，有一股倔强劲儿，对他印象不错。后来他在需要物色一位州委建设部长时，想到了叶利钦，便向叶利钦的几位老同学了解情况。不料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叶利钦“权力欲很强，自负傲慢，为了向上爬，甚至可以踩着自己的亲娘过去”。里亚博夫问他们：如果交给他任务，他会怎么样呢?他们回答说：“他会使出吃奶的劲儿完成领导交给的任何任务。”于是里亚博夫说：“我就需要这样的人。”[3] 这位领导人把那些曾多年与叶利钦朝夕相处、对他的为人有深刻了解的老同学们的话当作耳旁风，欣赏他能努力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这一点，便任命他为州委建设部长。几年后，到1975年，此时已成为州委第一书记的里亚博夫又提拔他为州委负责工业发展的书记。1976年，里亚博夫上调莫斯科，他没有向中央推荐当时任第二书记的科罗文接替他的职务，却推荐了叶利钦。勃列日涅夫没有听说过这个人，问里亚博夫为什么不推荐州委第二书记。里亚博夫说明了理由，并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找正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短训班学习的叶利钦谈话，最后同意了。就这样，叶利钦在里亚博夫的大力扶植下逐步登上了高位。后来俄罗斯人把里亚博夫称为他的“教父”。可是叶利钦瞧不起这位恩师，常在背地里骂他，而在掌权后干脆把他一脚踢开，由此也可看出叶利钦的为人。
叶利钦当上了州委第一书记后，他的权力欲得到了一时的满足。后来他在谈到当时的感受时说，“权力的魅力令人陶醉……州委第一书记是一州的上帝、沙皇和主人”。[4]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固执专断和蛮横粗暴的特点也有所发展。不过精明的他深知，他尚未达到权力的顶峰，还要受制于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得到进一步的升迁，他对上级还是比较尊重的，有时在执行上级指示方面甚至表现出过分的热心。例如拆毁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内伊帕季耶夫别墅一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别墅是1918年枪杀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一家的地方。1975年7月，当时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担心它会被西方利用来进行反苏宣传，便给苏共中央打报告，提出责成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借口城市改建将其拆除，苏共中央同意了。当时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里亚博夫接到中央指示后未采取行动。事情拖了两年。到1977年，当上第一书记不久的叶利钦在一夜之间把别墅拆除了，表现出了执行中央指示的非同寻常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点大概给安德罗波夫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领导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是一个重要的大州，在全苏排名第三，叶利钦在众多州委第一书记中也颇引人注目。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担任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对他比较重视，想把他调到中央来。1983年12月，因病住院的安德罗波夫从病房里给当时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利加乔夫打电话，请他找个机会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去一趟，“瞧一瞧”叶利钦。正好该州要召开党代表会议，利加乔夫去了。据他后来说，他很喜欢叶利钦与人有密切交往、精力充沛和办事果断的特点。[5]可是安德罗波夫不久就去世了。戈尔巴乔夫早已认识叶利钦，他上台后重新提出调动叶利钦工作的问题，要把他调来担任党中央建设部长。叶利钦嫌官职太小，没有同意。后来利加乔夫对他说，政治局已作出决定，要求他服从党的纪律，并对他作了进一步提升为中央书记的许诺，他才同意了。
1985年4月叶利钦到莫斯科就任苏共中央建设部长，7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主管建设的书记，12月调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翌年3月又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权力欲也膨胀起来。他觉得他同戈尔巴乔夫曾经都是地方上的第一书记，而且他领导的州要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重要，因此对当上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有一种不服气和妒忌的心理，这预示着两人之间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合作关系。
但是为了与自己的政治对手抗衡，需要有一定的政治资本，在这方面叶利钦处于劣势。而戈尔巴乔夫恰好给他提供了积累政治资本的机会。这位上任不久的新总书记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撤掉曾是他的竞争者、现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格里申的职务，摧垮格里申的班子，于是他派叶利钦去做这件事。叶利钦到任后，立刻大刀阔斧地整顿党政机关，迫使市苏维埃主席普罗梅斯洛夫辞职，并以种种借口撤掉了一批市一级的领导干部。有将近一半的区委书记被解除职务。与此同时，招兵买马，搭建自己的班子。另一方面，叶利钦摆出了亲民的姿态，乘坐公交车，到商店里和大家一起排队买东西，深入到工厂、医院、公共食堂和居民小区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的这些做法受到群众的欢迎，一时他的名声大振。他敏锐地感觉到人民群众对干部享有各种特权特别不满，于是为了博得群众的支持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望，便利用各种机会大反特权，俨然成为反特权的英雄。实际上他嘴里虽然反特权，却仍然享受着各种特权。根据曾与他合作过的波尔托拉宁的说法，他在离开莫斯科市委后仍住在公家的别墅里，使用着公家的汽车，到克里姆林宫的医院去看病。因此波尔托拉宁得出结论说：“他从来没有真正反对过这些，只是为了政治目的才这样做。他给自己保留了所有特权，认为他应该享受这些。”[6]确实叶利钦在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后，再也不提反特权了，相反，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大大扩大各种特权。别的不说，单是他拥有的别墅就有十处，其豪华的程度是过去领导人的别墅望尘莫及的。据一位俄罗斯论者估算，过去的领导人享有的特权还不及他的百分之一。[7]他不仅自己个人尽情享受，他家里的人也跟着受惠。而且他的亲属并不满足于享受特权，他们利用他的权势谋取特殊利益，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在下面还要讲到。可是在当时，他的种种自我作秀收买人心的表演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叶利钦在莫斯科很快成为一个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他周围出现了一大批支持者和拥护者，他甚至成为一些人崇拜的偶像。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有了与戈尔巴乔夫进行较量的资本。
戈尔巴乔夫关注着叶利钦的一举一动，起初对他在莫斯科市委的工作表示支持，不久发现此人有野心，开始把他看成自己的对手。而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利加乔夫对叶利钦在莫斯科的做法很不满意，认为他使得莫斯科处于崩溃状态，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检查莫斯科市委的工作。这就激怒了叶利钦。两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于是叶利钦于1987年9月12日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提出辞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实际上带有某种要挟的性质。戈尔巴乔夫没有搭理。10月15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戈尔巴乔夫将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做的报告初稿。叶利钦脱离讨论的主题，提了二十条意见，惹怒了戈尔巴乔夫，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训斥，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在10月21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再次发言，重申自己的看法，遭到了许多中央委员的批评，最后他承认自己的发言“是一个错误”。11月11日，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体会议，批评了叶利钦的错误，并决定解除他的第一书记的职务。此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就这样叶利钦在一场政治较量中败下阵来。他十分懊丧，甚至想要自杀，但心里很不服气，在1988年6月底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发言，要求大会为他“恢复名誉”。利加乔夫当场进行驳斥，大声地说：“鲍里斯，你不对!”他指出叶利钦所具有的“不是创造性的精力，而是破坏性的精力”。别的代表也对他提出批评。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同情和支持他。
1989年初，叶利钦竞选苏联人民代表成功，并在五六月间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9月，他首次访问美国，在纽约进行游览和参观后，对记者讲了自己的感想，他说：“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这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直在我头脑中灌输着：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美国人粗野、好斗而没有礼貌，他们的城市和楼房像一座座墓碑。一天半的时间，我的这种观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美国人是善良、好客和非常文明的民族。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城市和楼房是非常有创意的建筑作品。”[8]接着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重复了这些话。在休斯敦，他参观了当地的超市，其中商品之丰富和品种之繁多，使他惊叹不止。他将其与国内长期商品短缺的情况相比较，愈发感觉到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如同陪同他访问的助手苏哈诺夫所说，这时“他的布尔什维克意识中的最后一个支柱彻底崩裂了”。[9]这次访美之行在叶利钦的政治演变中起了很大作用。它彻底改变了叶利钦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增强了搞掉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行资本主义的决心;它使叶利钦对美国产生了友好和信任的感情，这为他执政后决定奉行亲美政策、按照美国人设计的方案进行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他在美国与各界人士接触，增进了相互了解，为自己此后进行的政治斗争争取到了一些支持者。有人发现，叶利钦从美国回来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不仅是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因为具有更强的自信心和进攻精神。
叶利钦是一个没有思想信念和明确的政治纲领的政客，他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根据是否对自己有利的原则选择盟友，在参加议会活动时，靠拢了所谓“民主派”。而“民主派”根据叶利钦对“改革”持激进态度这一点，也把他当作自己人。于是他成为当时由“民主派”组成的反对派组织“跨地区议员团”和“民主纲领派”的领导人之一。波尔托拉宁后来这样谈到叶利钦和他参加反对派的情况：“叶利钦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记得他到跨地区议员团来时，第一次讲话用的是党的头头的典型的腔调，大家很不爱听。但是那里有经济学家波波夫这样有头脑的人，还有阿法纳西耶夫、帕尔姆、博恰罗夫……叶利钦像海绵一样，什么都吸收，然后大讲这些思想。他的纲领纯粹是我们制订的。”[10]
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依靠“民主派”的支持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同年7月，他作出了退出苏共的决定，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说：“鉴于我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和俄罗斯人民赋予我重大责任，考虑到社会向多党制过渡，我不能只履行共产党的决定。我必须服从人民的意愿，因此，鉴于我承担的义务，我宣布退党。”他还没有讲完，大厅里就发出一片“叛徒可耻!”的喊声。他讲完后走出大厅时，过道两边的人都大声嘘他。叶利钦退党后，一些“民主派”的领导人，例如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人，也宣布退出苏共。在叶利钦的带动下，全党出现了退党的浪潮，一时烧毁党证成为一种时髦，成为随处可见的现象。俄罗斯著名政论家欣施泰因把叶利钦等人的行为比作从快要沉没的轮船上逃走的耗子，他说，促使这艘轮船开始沉没的破坏工作，“不无这些耗子的直接参与”。[11]
叶利钦当选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后，开始闹独立，加强分裂国家的活动。他在当选后的第二天，即1990年5月30日，就发表谈话说，俄罗斯联邦拥有主权，这意味着独立，不受中央的支配，实行独立的内外政策，有权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签署包括国际条约在内的一切文件。6月12日，俄联邦人代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和法律在该共和国境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样的“主权宣言”显然是违反苏联宪法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国纷纷效仿，通过了类似的宣言。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在选举的初步统计结果表明他已经获胜、但选举结果尚未正式公布的情况下，他迫不及待地访问美国，寻求美国的支持。他在继续搞分裂活动的同时，加强了反对共产党的斗争。7月20日，叶利钦颁布所谓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禁止各政党以及社会团体在国家机关中的活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俄罗斯共产党分别发表声明，指出这项命令是违背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是非法的。7月26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声明，严厉谴责叶利钦的命令。可是他的这个命令也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例如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就率先表示要坚决执行。
在这之后不久，发生了著名的“八•一九事件”。刚从哈萨克斯坦访问回来的叶利钦到了白宫，他的部下和亲信也陆续到了那里，于是白宫成为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中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部队围住了白宫，而叶利钦的支持者们也前来保卫白宫，一时形成对峙的局面。8月19日中午，叶利钦爬上了白宫门前的坦克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非法的，没有法律效力的。他的这一行动赢得了他的支持者狂热的喝彩，被他们视为英雄。善于见风使舵的诗人叶夫图申科甚至写《八月十九日》一诗来歌颂他。但是当时形势复杂而严峻，白宫随时都有被攻破的危险。叶利钦心里也很紧张，躲进地下室饮酒消愁，准备了几种紧急撤退的方案，一种方案是设法逃到近在咫尺的美国大使馆，美国人已敞开后门做了接待他的准备，但是叶利钦考虑到这将成为政治避难，意味着自己的彻底失败，最后放弃了。另一种方案是乔装打扮，从地下管线到乌克兰大饭店附近某一地点，由等在那里的车辆送出莫斯科到外省某地隐蔽，为此给叶利钦准备了假发和胡子。但是由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迟疑不决，害怕引起流血冲突而撤销了攻打白宫的命令，加上部队内部某些将领倒向叶利钦一边，结果“八•一九事件”以失败告终。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发表谈话，说“叶利钦凭勇气和坚定扭转了局势”，称赞叶利钦是“英雄”。西方的其他领导人也对叶利钦表示敬意，答应将给他提供援助。
“八•一九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宣布，事件的所有参加者已被逮捕并将受审。他乘机想取消共产党，接连签署了停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活动以及宣布苏共和俄共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均归俄罗斯联邦所有的命令。而在这时复职后的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也发布命令，要求苏共在苏联武装力量、内务部、克格勃等护法机关和军事单位以及国家机关中停止活动，宣布将苏共的财产交给苏维埃保管。这样一来，苏共停止了活动，国家机关、军队和企业的党组织被取消，苏共中央以及各级组织的办公楼被查封，财产被没收，档案被接管，具有九十三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一不复存在。
接着，叶利钦采取彻底搞垮苏联的步骤。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后，苏联出现了混乱状态，民族矛盾加剧，离心倾向日益严重，一些加盟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和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主张保留苏联，同意把苏联改名为“主权国家联盟”，提出起草和签订一项新的联盟条约的建议。由于“八•一九事件”，此项工作一度中断。“八•一九事件”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而叶利钦不同意签订这样的条约。他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明斯克西南靠近波兰边境的别洛韦日密林进行密谋，结果于12月8日在明斯克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的决定，并发表声明说，“由于起草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经走入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进程已成为事实，“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停止其存在”。叶利钦等人先向美国总统通报了签署关于建立独联体的协定的事，然后才由舒什克维奇打电话告诉戈尔巴乔夫。据说，当时戈尔巴乔夫叫叶利钦接电话，对他说：“你们背着我与美国总统商量后干的事太可耻，是莫大的耻辱。”[12]在这之后，形势急转直下。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当日莫斯科时间19时38分一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顶上的带有镰刀锤子图案的苏联国旗悄然降落，代之以白蓝红三色旗。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委员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应该说，叶利钦在背地里搞阴谋活动，伙同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粗暴地践踏了苏联的宪法和法律，炮制了别洛韦日协定，最后搞垮了苏联，这是破坏国家统一的严重的叛国行为。同时，叶利钦的这一行动也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大家都记得，1991年3月17日曾就赞成不赞成保留苏联的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全国有80%的登记选民投了票，其中有76.4%投了赞成票。因此叶利钦搞垮苏联的行为既是非法的，又是不得人心的。就连知识分子精英中还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人也表示反对。例如《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作家扎雷金表示不满，在《生态小说》里称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三人为在别洛韦日密林禁伐区里胡作非为的“三头野牛”。至于说到普通人民群众，他们更是对这种叛国行为深恶痛绝。几年后明斯克工人来到别洛韦日密林要把叶利钦等人在那里秘密聚会过的官邸付之一炬。
综上所述，叶利钦出身富农家庭，受家庭的影响，对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没有好感。这一点可由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多次以愤慨的语气谈到他一家的遭遇来证明。他从小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性格，不甘居人之下，总想出人头地，支配别人，权力欲极强。他加入共产党，主要是因为看到只有这样做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才能不断向上爬，最后实现他的野心。尽管他在自己的办公室的书柜里摆了列宁全集，有时也读一读，讲话时引用几句，但是根本没有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叶利钦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当时苏共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存在着严重问题，他受到重用而步步高升，最后成为掌握很大权力的高级干部。而当他觉得自己羽翼已经丰满并找到另一种依靠力量时，认为共产党对他已毫无用处，甚至成为妨碍他掌握更大权力的障碍，便弃之为敝履，宣布退出苏共，接着又利用手中的权力下令取消共产党和没收苏共的财产，大有完全搞垮共产党而后快之势。最后，如同一位俄罗斯论者所说的那样，为了把他讨厌的政敌从权力的顶峰上推下来，自己登上这个顶峰，便“不惜拿一个巨大的国家当牺牲品”，用阴谋手段毁了苏联。这一切说明叶利钦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埋藏在苏维埃制度内部的重磅的定时炸弹，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从内部破坏党和炸毁苏维埃制度的阴谋得逞了，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注释：
[1]见《总统札记》，星火出版社，1994年，第121页。
[2]《真理报》1994年9月14日。
[3] 此谈话刊登在2007年4月27日《生意人报》上。
[4]В.安德里亚诺夫、А.切尔尼亚克：《克里姆林宫孤独的沙皇》中译本(改名为《叶利钦传》)，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页。
[5] 见А.欣施泰因的《叶利钦·克里姆林·病史》一书，奥尔马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6]转引自А.欣施泰因的《叶利钦·克里姆林·病史》一书，奥尔马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7]见А.欣施泰因的《叶利钦·克里姆林·病史》一书，奥尔马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
[8] В.安德里亚诺夫，А.切尔尼亚克：克里姆林宫孤独的沙皇》中译本(改名为《叶利钦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8～159页。
[9] Л.姆列钦：《政权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中央印刷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10]《独立报》1998年11月18日。
[11] А.欣施泰因：《叶利钦·克里姆林·病史》，奥尔马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
[12]见Г.姆列钦的《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中央印刷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