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三十年, 90岁戈尔巴乔夫仍为一事耿耿于怀
于 滨
导读：30年前的苏联解体，至今仍在以各种方式，或多或少、间接直接撬动欧亚大陆敏感的地缘政治神经。本文从个人（戈尔巴乔夫）、国家（苏联）和国际体制三个维度，审视那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的偶然与必然，评判政治精英的沉浮，以及国际体制转型的震荡。作者认为，作为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冷战体系终结和帝国解体中负有主要责任，直接导致苏联体制的瘫痪和瓦解，尽管这并非戈氏本意，也完全超出西方预想。与戈氏面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时采取激进和天真的改革举措不同，中国一直在探索和优化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机制和不同的排列组合；以开放姿态，渐进改革，灵活务实，使体制“立新”的速度和质量，远超改造、破除旧机制的进程。在国际层面，苏联解体而导致的单极世界并未“终结”历史，而是开启了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盛极而衰的过程。面对中国历史性的崛起，新一轮大国博弈已见端倪。
本文原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原题为《苏联解体30年：回顾与思考》，转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读者思考。
苏联解体20周年时，普京有言：“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又过了10年，苏联作为一个曾经的理想和意识形态，一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品，一个几乎支配了整个20世纪国际风云的庞大国家，她的苦难与辉煌、希望与失望、欢乐与悲哀，如今不过是一些特定的历史符号，且渐行渐远。
往事不可追，未来不可及。21世纪西方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普京所说的“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Крупнейш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XX века），而是主导世界四分之三个世纪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LIO）能否存续的问题。“历史终结论”本身已经终结，未来却充满极大变数。
本文力图从个人（戈尔巴乔夫）、国家（苏联）和国际体制三个层面，审视戈氏短暂但却足以改变世界的政治生涯，苏联解体的偶然与必然，以及伴随苏联崛起和败落的两极体制本身的利害得失。
▲ 2021年3月，前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疫情中度过90岁寿辰。图源：美联社
戈尔巴乔夫：“未盖棺，已定论”？
2021年3月初，世界仍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之中，对30年前的苏联解体之追忆却不期而至。原因很简单，2021年3月2日是戈尔巴乔夫90寿辰。戈氏作为苏联最后一任国家领导人，在任期间亲历了苏联超级强国的历史性改革和解体。如今，苏联解体余波尚存，不仅欧亚大陆碎片化仍在继续，戈氏和当年众多政治人物所憧憬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也已危机四伏，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前就难以为继。唯一不变的，却是人们对戈氏改革和苏联解体看法的巨大反差。
一方面，西方仍高度评价戈氏及其改革。美国总统拜登在给戈尔巴乔夫的生日贺电中，称赞他“对自由的承诺和勇敢做出了艰难而又必要的决定，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并继续成为激情的源泉”。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其政策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1990年的两德统一。德国总理默克尔为此再次感谢戈氏“为和平克服冷战和完成德国统一做出的奉献”。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仍以负面为主。戈氏90岁生日当天对塔斯社说，他当年的改革在俄罗斯仍是“众矢之的”。皮尤（Pew）近年来数次民调数据表明，大部分俄罗斯人（三分之二左右）都认为苏联解体是件坏事，而35岁以上年龄段的人对苏联垮台持负面看法的更占到78%。即便是在18-35岁对苏联没有直接经历的人群中，仍有半数人认为苏联解体是坏事。2018年的另一项民调显示，只有5%的俄罗斯人仍然赞同戈尔巴乔夫当年的改革。
30年易过，俄罗斯国内外对戈氏评价的反差依然巨大。一国最高领导人，在国外被高度赞扬，在国内却被人们摒弃，如此内外有别，且30年如一日，世界史上绝无仅有。
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敬重，不仅仅是出于礼仪（戈氏是终结冷战一代领导人中唯一在世者），更是基于利益。其实，戈氏“新思维”的最初着力点是外交。他在1985年就任苏共总书记当年，就在11月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会面。一年后两人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再度晤面，戈氏提出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建议，美方为之震惊。次年美苏达成历史性的中导协议，解除了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核威胁。此后，戈氏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自东欧、阿富汗撤军，促成两德统一，对东欧剧变网开一面。戈氏一系列外交大手笔，令人目不暇接，在西方形成一股强劲的“戈尔巴热”（Gorbamania），以至刚刚上任的美国老布什总统相形见绌。布什身边的人透露，戈尔巴乔夫的头像天天上头版头条，布什为此火冒三丈。为了给席卷西方的“戈尔巴热”降温，老布什政府甚至以种种方式，包括发布假新闻，以迟滞和干扰其前任（里根）与苏方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执行。
由此可见，戈氏改革节奏和力度大大出乎西方意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方让利，不求对等。然而惊喜之余，美国和西方对戈氏的善意和天真，充其量是积极推导、适当规范，但不会允许苏方喧宾夺主。苏联领导人在西方走红后，戈氏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
30年后，戈尔巴乔夫承认其当年的政策“有误”，也意识到有人批评自己“过于相信”他人。当年西方政要私下对戈氏多次表示，北约不会东扩，后来都不认账。戈氏后来意识到西方口惠而实不至，然而为时晚矣。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误判，韩克敌在苏联解体20周年的一段论述非常到位：美国的利益和苏联的利益有交集的地方，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这是他比其他苏联领导人高明的地方。但是，美国利益和苏联利益根本不一致的地方，戈尔巴乔夫没有看到，或者说是看到了但天真地不愿意承认。而这种根本利益的不一致，不会因为苏联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因为苏联领导人世界观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因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内政方面，苏联解体后，戈氏对其政绩的反思相当矛盾。一方面，他仍坚持认为尽管有些举措失当，但改革的大方向正确，而且政治改革必须先于经济改革。与此同时，他又多次表示联盟应该保留。对此，笔者不怀疑戈氏保留联盟的意愿。苏联解体10年后戈氏访问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演讲中，与主办方的意愿相反，他坚持认为苏联解体是一个错误，当时的场面相当尴尬。尽管如此，戈氏政策实施的结果，却是打压维护联盟的爱国派，纵容亲西方的自由派，而最终两方面都不待见。当时的苏联政坛党派林立，乱作一团，而人们的共识则是，“我们需要先摆脱戈尔巴乔夫，然后再重新洗牌”。
作为苏联帝国和冷战体系的终结者，戈氏内外政策引发的剧烈震荡，最终吞噬了戈氏本人。“当一个国家关注外来的评价胜过自己人民的感受；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总是挟洋自重，希冀来自异域的声援和支持；当政治领导人考虑个人利益甚于国家利益……这个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了”，韩克敌如是说。
普京时代，戈普二人的关系尚属“正常”。普京治国，连选连任；戈氏退而不休，时而论政。苏联解体20周年时，普京称苏联解体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戈尔巴乔夫则奉劝普京不要再度出山，“普京已经担任两届总统和一任总理。如果我身处其位，不会再度参选总统”，戈尔巴乔夫告诫说。
尽管两人理念南辕北辙，普京对这位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仍不失礼仪，甚至德俄首脑会谈时，戈氏也应邀出席。毕竟，戈尔巴乔夫在德国被称为三位“德国统一之父”之一。统一后的德国，一直是俄罗斯欧洲政策的基石，普京期待戈尔巴乔夫发挥余热，也是俄罗斯的利益所在。
2020年底，耄耋之年的戈尔巴乔夫在新著《何去何从：呼唤和平与自由》中强烈批评北约东扩：“北约东扩的决定是西方最大的战略错误。它导致欧洲以至欧洲以外地区军事政治形势的动荡。”而书中对普京的评价也似更为接近现实：当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总统时，俄罗斯一片混乱……在这一灾难性的场景中，我很难想象任何人会按照“民主教科书”的套路按图索骥……俄总统别无选择，只能果断行事。他的一些做法被称为威权方式，社会上有人提出批评……如果威权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强大的现代民主，那么我就支持他，即便我不同意他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决定。
戈尔巴乔夫90寿辰时，普京也发了贺电。短短电文中，戈氏被评价为“当代出类拔萃之辈和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更为关键的是下一句，“对国家和全球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毋庸置疑，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至于是变好变坏，是祸是福，见仁见智，普京仅仅是在描述一个人与一个帝国“人是而物非”的事实。
戈氏应是苏联最长寿的领导人（第二长寿者是87岁的马林科夫，但他身居高位仅一个月便让位于他人），也许也是俄罗斯帝国史上最长寿的执政者。一个夭折的帝国，一位长寿的掘墓人，二者之反差，足以令人思绪万千。
笔者曾数次前往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那里安葬着俄罗斯著名的作家、剧作家、诗人、演员、政治领导人和科学家等。这是一座特殊的无声纪念馆，它记录了俄罗斯的辉煌和苦难，光荣与梦想，其中很多墓志铭都在述说我们所熟悉的故事。不经意来到戈尔巴乔夫夫妇的墓地，戈氏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已长眠于此，右边是为戈尔巴乔夫预留的空地。戈氏尚未盖棺，历史已有定论，即普京所说“对国家和全球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必然与偶然之间
对于30年前的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体制、决策和社会等宏观层面，苏联的衰败和解体非一日之寒，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僵化，经济低迷，军费沉重，两线作战，扩张过度，脱离群众……都程度不同地侵蚀着苏联的庞大机体。后续的改革失误，外部干预，更加速了这一过程。对此，多数学者对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乐此不疲，也无可厚非。毕竟，庞大的苏联体制，即便是在正常情况下，也会积累种种痼疾，在飞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的诱惑和挑战中，显得步履蹒跚，举措失当，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世界上体制僵化、经济不振的国家比比皆是，古今中外，尤其是帝国的消亡，无不经历了漫长的衰败过程，而且往往是在连年对外征战和长期内部腐败之后。而作为一个现代的超级强国，苏联解体过程异常迅速。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三天后便作鸟兽散，苏联庞大的党政军系统无所作为，快步进入自由落体的不归路。对此，深受苏联文化熏陶的作家王蒙感叹道：“苏联说没有就没有了，苏共说解散就解散了，卢布说贬值就土崩瓦解……”
对于苏联体制的快速崩塌，近期学界的一些研究值得关注。其中复旦大学俄罗斯问题学者赵华胜教授提出的“浅层原因”，令人耳目一新。这篇2021年4月26日发表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的“苏联解体的浅层原因”一文，不同于一般的学究式考证，而是力图从“哲学角度”，将苏联解体的瞬间过程，置于历史和常识的坐标之中加以考量，开辟了一个观察历史事件和决策人物的不同视角：苏联的制度模式有诸多弊端，但这些弊端与苏联解体没有直接关系。要说有，也只是间接关系。这些弊端使苏联不得不改革，苏联却在改革中丧失了存在。不过，葬送苏联的不是苏联制度模式，也不是改革，而是改革中的错误。改革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方向正确不意味着政策的和策略的正确，也不意味着改革一定成功。反过来说，改革失败说明一定存在严重问题，但不一定表明改革是错误的。
苏联的民族问题常常被用来解释导致联盟迅速瓦解的原因。赵华胜也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复杂，处理有相当难度。更何况15个加盟共和国中14个是少数民族，其中6个信奉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近50%。但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而且还有比较成功的一面：苏联最大的成功在于它使“苏联”和“苏联人”成为共同的身份认同（波罗的海三国除外）。俄语作为通用语言得到普及，世俗化深入社会，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可以共容，不同族裔的人可以在一起正常工作和生活，对民族身份和相互差别的感觉不是那么强烈，不同民族间通婚也习以为常。诚然，苏联的民族关系并不完美，但民族关系总体上是好的，认为民族关系不好导致苏联解体是过于主观的联系。
有鉴于此，改革的主要起因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事实上，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对保留联盟的支持度达95%，它们对苏联解体“最初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茫然甚至是失落”。
根据一般的逻辑关系，赵华胜也不认同经济困难和军备竞赛是苏联体制快速崩塌的直接原因。“从一般的道理来说，经济状况与国家分裂没有必然联系……经济衰败确实使苏联国内政治矛盾加剧，社会不满高涨，但它导致的结果是政治斗争激化和社会混乱无序，而不是苏联解体。独立主要不是经济诉求，而是政治诉求，经济问题常常是独立的垫脚石，不管国家经济状况怎么样，都可以成为要求独立的理由……最终是中央政权瘫痪致使民族独立如脱缰野马，国家对局势失去控制能力，使联盟分崩离析”。
在这个意义上，赵华胜认为苏联解体是偶然不是必然。“联盟中央有许多拯救联盟的机会，即使是在联盟存在的最后半年，机会依然存在，但联盟中央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使它不能做出决断，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赵华胜还特别指出，在苏联处于国家命运多种选择之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将苏联推向解体不归路的居然是作为苏联主体的俄罗斯：俄罗斯是苏联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就是苏联，苏联解体后也是由俄罗斯作为它的继承国。但作为主体民族，俄罗斯自我放逐，要求从联盟独立，它不是把那些想离开苏联的共和国拉回来，而是鼓励它们跑得更远，并视它们为经济负担，将它们弃之如敝屣。主体民族要独立，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少见，不能不说是苏联解体的一大奇观，也是苏联解体不同于一般国家分裂的重要特点。
对于戈尔巴乔夫，赵华胜指出：“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并没有摧毁苏联的意图，也没有抛弃苏联的理论，在维护苏联的统一上，他的问题不在于‘背叛’，而在于失控。”
所谓政治背叛主要是中国部分学者的一种看法，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苏共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制度，背叛了共产党的领导。这种说法是对苏联解体的一种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苏联解体与它的意识形态体系没有直接关系，与它的国家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甚至与谁是执政党也没有直接关系。
赵华胜上述推论，虽然是针对苏联改革的各种流行叙事方式的“哲学”反思，也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政治精英和国家机器与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市场和族群）之间的互动层面。
在战后的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学中，有两个“基本盘”，即自由主义的类型论和现实主义的能力论。前者注重政体类型，即西式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类型国家属于现代型；后者关注国家治理能力，不在乎国家政体类别。二者之间，自由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尽管新自由主义对西方本身侵蚀极大，但随着冷战式微，西方还是将新自由主义模式以所谓“华盛顿共识”推向世界，对中俄在内的转型体制都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一直以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为主线的苏联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震荡疗法，与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所实行的经济私有化一步到位的经济震荡疗法一样，其结果是只有致死的震荡而无任何疗效。戈氏改革以弱化、回避以至消除现存的政治秩序为前提，至少是忽略了西方政治学中现实主义大师亨廷顿的治理能力论：“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亨廷顿在秩序与自由之间的选择，其实是个伪命题。在西方对中俄转型研究中有一些几乎一成不变观念，如，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只有政治改革而无经济改革；中国是渐变，苏联是突变，等等。这些看法不能说全错，但仅仅着眼于中苏改革的表象。
在实际操作中，秩序和自由不是一个二择一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度”与“速”的互动和平衡。对中俄这样的超大型的国体，如何在改革与秩序之间实现同步和均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门艺术。这里，笔者借用赵华胜的“哲学”探讨的路子，以比较的方式，进一步审视戈氏改革。
首先是体制问题。虽然中国和苏联都实行过一定程度上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但两国的国情和历史非常不同，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工业与农业等方方面面都不尽相同。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一直实行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垂直系统。苏联体制下的企业厂长制，军队中的一长制（政治委员服从军事首长），农村的集体农庄制度，都体现了苏式自上而下的“管控”观念和机制。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联精英，对如何改动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完全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几乎是跟着感觉走。
而中国的政治精英则一直在探索和优化执政党、国家机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机制和不同的排列组合。这其中包括学习苏联模式，但又力图使之适应中国国情（如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国精英对各种体制的探索和尝试，有经验也有教训，但从未停止过，包括在改革开放前十年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启的历史性改革，就是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摸索、试验和优化适合中国国情的治理机制。“治理”概念在中国，不仅仅是一般所说的国家治理能力（governing ability），或亨廷顿的静态型秩序（order），它包括“理顺”各种复杂的关系（上下、左右、工农、军民、贫富、轻重工业等），目的是“优化”不同的治理方式。
相对于中国的“动态”治理机制，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官僚体制非常稳定，具有一般官僚体制的惯性和惰性；很难说是高效，但绝非是一个失败的体制。正因为如此，要说服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强国的官僚阶层对现存体制进行深度整改，难度非常之大。官僚体制对戈氏改革的抵制，迫使这位年轻的苏共总书记只能在体制外营造变革的气氛和声势，如所谓“透明化”（гласность）。而戈氏发起的“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苏联党政机制的改革，却使上下级、各部门之间相互掣肘，各自为政，最终酿成中央计划体制的瘫痪，直接导致了1990年苏联全面的食品短缺。对此，《华盛顿邮报》当时指出，苏联的粮食危机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政府没钱从国外购粮，不如说是苏联管理体制的混乱所致。在民族政策方面，戈氏为了反对党内强硬派，采取以下逼上的手法，不仅给地方放权，甚至对民族分裂势力网开一面。1990年开放党禁后，戈氏甚至允许民族分裂政党、宗教政党合法注册。在这个意义上，戈氏的“重建”，其实是一个弱化以至破坏现存体制的过程。破旧而未立新，苏联体制气数已尽。
相比之下，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重建各级国家机制的渐进过程。此前十余年里，中国实行的是一个高度分散的机制，其结果是在改革开放之际，中国并没有一个类似苏联那样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教训、苏联体制和各种不同的选项，采取开放姿态，渐进改革，灵活务实，避免了长期的、全面的、战略性的重大政策失误；中国政体“立新”的速度和质量，远超改造、破除旧机制的进程。这也许是中苏两大转型社会的最大不同。
2004年，在参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后，戈尔巴乔夫对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没有一个邓小平”。戈尔巴乔夫此刻的心情肯定非常复杂。17年后，赵华胜的哲学观点更为尖锐：苏联领导人治国无方，在操作层面犯有一系列致命错误，这是中央权力衰落的又一关键因素……联盟中央有许多拯救联盟的机会，即使是在联盟存在的最后半年，机会依然存在，但联盟中央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使它不能做出决断，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在偶然与必然之间的选择，或无力做出任何有意义的选择，也许就是苏联的宿命。
冷战结束vs.苏联解体
30年前，苏联解体，两极终结，西方精英弹冠相庆。西方政要在给戈尔巴乔夫90岁生日的贺电中，除了对戈氏泛泛的溢美之词外，绝口不提苏联解体问题。这种选择性的“失忆”，也许会淡化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个人色彩，但客观上模糊了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之间的界限。
苏联解体30年后，西方叙事中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已经步履蹒跚，难以为继，西方自身在民粹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夹击下也已满目疮痍。甚至疫情以前，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连年征战和无休止的“人道”干涉，已经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度，极端主义盛行，难民浪潮滚滚，极大地冲击着西方本身。而西方学界最热门的话题，竟是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体而导致的两极体制结束，并不是此前冷战的结束，而是此后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盛极而衰的开始。苏联解体这个“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其实并非西方有意为之，但它至今仍然影响着21世纪的地缘政治走向。
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更非价值判断，而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知，即冷战至少在苏联解体前五年（1987年）就已成为过去式。与此同时，美苏主导的两极体制依然存在，但两国政治精英之间已视对方为伙伴而非对手。数年后苏联解体，则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一）冷战结束的若干“拐点”
柏林墙倒塌数月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断言西方自由主义已经完胜任何其他对手，“在未来世界中，人们不再会为了某种纯粹的空泛目标而前赴后继；世界范围内可歌可泣的意识形态之争，将让位于经济核算、为解决技术问题而进行的无止境的努力，对环境的关爱，以及消费各类奇技淫巧所带来的满足”。
而苏联解体一年前，美国老布什总统也宣布“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已经降临：这是一个新时代，世界将免于恐怖，人们将致力于公正，追求和平。在这个世界会让东西南北各国共同繁荣，和谐相处。千百年来，人类都在对虚无缥缈的和平孜孜以求，但却陷于无数征战和屠戮之中而无法自拔。此时此刻，一个新世界即将诞生，这将是一个极为不同的世界，她将是法制取代丛林规则的世界，各国将共同承担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义务，强国会尊重弱者的权益……
▲老布什总统1990年的“世界新秩序”演讲。图源：互联网
这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都不以苏联解体为前提。二人所憧憬的新奇世界，恰恰是以苏联存在为基础的两极体制。英国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则认为，冷战在1986年10月11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和1987年12月7-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苏峰会上就结束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冰岛就全面销毁各自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达成共识，一年后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中导协议。一个更为安全和稳定的世界秩序已经成型。与此同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期待或臆想苏联即将垮台，而苏联解体时美方毫无准备。尽管美方希望对苏联经济施压，但美国自己的情报机构却（错误地）认为苏联经济状况良好，可以支持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事实上，里根总统本人确实相信美苏应该在排除恐怖的核平衡条件下实现共存，而不管其撰稿人如何为他的演讲稿字斟句酌，也不管他那并非聪明睿智的头脑中如何作想。里根所梦寐以求的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在那个离北极不远的冰岛，正值阴冷的深秋季节，里根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一拍即合。
显而易见，美国所关注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和能够威胁美国的苏联核战略，为达此目的，美国期待一个相对无害的两极体制，并不指望改变苏联国家机制的性质或弱化其执政能力，更没有寻求单极世界的奢望。
（二）两极的诱惑
里根理想中的无核世界，其实是对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确保相互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核战略出于本能的反感。在两极体制中，核武器成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器”，经历了最初的核垄断到后来的核均衡的过程。霍布斯鲍姆认为，美国在广岛投掷第一枚核弹4年之后（1949年），苏联成功引爆了第一颗核弹；1952年11月美国首颗氢弹试爆9个月后，苏联也成功引爆了第一颗氢弹。“至此，美苏双方都放弃了以战争方式应对对方的政策，因为那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
其实，对两极体制诸多“优越性”的洞察更为超前的，是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至少在美苏冰岛峰会前半年，加迪斯就在美国《国际安全》期刊发表了著名的“长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一文，认为冷战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稳固的国际体系：“冷战纵然有相互竞争、令人焦虑和无可置疑的危险，然而大国关系却保持了20世纪最长久的稳定。即便与近代史上最为长久稳定的大国关系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加迪斯看来，冷战时期的世界并非太平无事，但经过早期的磨合之后，美苏双方在冷战后期（20世纪60-70年代）逐步建立了若干隐性的“规则”，包括默认彼此的势力范围，容忍对方一些并非友善的行为，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在对方领导层危难时期不落井下石等。对于最后一点，加迪斯着重指出，美苏双方在冷战期间从未公开质疑对方领导人的合法性。
加迪斯认为，在诸多因素中，美苏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逐步确认的“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武器原则，以及一系列的军控、监察机制，在两极体制中促成了美苏间“相对安全观”的建立，排除了单方面追求绝对安全的可能，因为一方的绝对安全意味着另一方的绝对不安全。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没有戈尔巴乔夫与里根达成的中导协议，美苏主导的两极世界已经实现了相对均势。不仅如此：两极体制的稳定确实需要双方审慎、成熟，并富有责任感。……双方都认识到竞争是国与国关系中的正常现象……这首先需要意识到安全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即一国之安全不仅取决于为自身安全所采取的措施，而且要顾及这些措施是否会对对方造成不安全感。
与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规模的热战相比，冷战确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但作为“长和平”的冷战并非歌舞升平，美苏双方从未停止过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层面的对峙和竞争。笔者在此仅仅强调冷战也许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国际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苏即使不喜欢彼此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但至少会为了保全自身而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三）不对称的共存之道
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综合国力一直远低于美国。二战结束，美国经济和国力傲视全球。虽然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初严重下滑，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被迫放弃金本位，但美国的西欧和日本盟友经济复苏和起飞，大大加强了西方的整体实力。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在冷战时期获得相对安全的环境，是在美苏间综合实力非常不对称的情况下取得的相当不错的结果。不可否认，核武器是两极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平衡器，然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精英对苏联的观念也有相当程度的变化，其拐点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危机对双方震撼极大。危机持续的13天时间里（1962年10月16日-28日），美苏两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动用核武器，美国总统肯尼迪面临的不仅仅是令人捉摸不定的赫鲁晓夫，而且还有美国国内强大的军工集团和鹰派人士。不得已，肯尼迪绕过美国的军政情机构，通过非正式渠道与苏联高层直接沟通，最终化险为夷。导弹危机后数月，美苏立即着手建立“热线”，以及时沟通，防止误判，便于预防和管控危机。1963年8月，美英苏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后续一系列军控协议开辟了新径。
然而更重要的是理念的变化。1963年6月，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和平演讲”，提出要寻求“一个不是由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给世界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而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一种使地球上的生活有价值的和平，一种使人民和国家能够成长、充满希望并且为其子女建立更美好生活的和平——不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且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和平，不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且是永远的和平”。
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肯尼迪这段发自肺腑的文字仍然令人心动。受到震动的也包括竭力反对肯尼迪政府对苏“妥协”的极右派和鹰派。肯尼迪数月后被刺身亡，极右派和军工集团难辞其咎。肯尼迪之后，尼克松和卡特政府先后与苏联达成了若干军控协议，美苏两国基本实现战略稳定。
决策界之外，美国学界对苏联也相当“客气”，20世纪70年代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realism 或 neorealism）认为，两极体制是最为稳定的国际秩序，从理论上论证了苏联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的合理合法地位。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学界对苏联的研究和关注也趋向“正常化”，至少部分实现了去意识形态化。
相比之下，在中国崛起的21世纪，美国流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基本上排除了国际秩序和平转型的可能。政治学和中国研究中，“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垮台论”持久不衰。在政策层面，美方一直拒绝接受与中国的平等关系，拜登在就任后第一个外交政策演说中就信誓旦旦地宣称，在他任内中国别想超过美国。
同为共产主义大国，美苏当年携手在两极体制下结束了冷战，如今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崛起而重启冷战。戈尔巴乔夫治下甚至戈氏以前的苏联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其实相当友善。按照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润·斯金纳（Kiron Skinner）的说法，冷战期间与苏联的竞争不过是“西方家族的内部之争”，而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之间的斗争，“这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
冷战作为“西方家族的内部之争”已经在1987年结束，二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成为事实上的“长和平”，而美国与“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即中国）的“文明”（即种族）之争却是无解的。
（四）战略欺骗与北约东扩
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死结，从1999到2008十年间，北约东扩三次，先后将东欧九国和波罗的海三国纳入北约体系，对俄罗斯安全利益构成极大威胁。对此，俄罗斯一直坚持北约东扩违反了西方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的“君子协定”。然而，即便是在西方内部，关于北约东扩的起因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西方确实曾向苏联领导人保证过北约不会东扩。而另一部分人则坚称，当年美国和西方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从未涉及北约东扩问题。
近来，“否认派”中有人“反戈一击”，承认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至少两次得到美方口头保证。美国资深俄罗斯问题专家詹姆斯·哥特杰尔（James Goldgeier）2019年末发文说，美国的第一次保证是在1990年2月，当时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亲口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令其军队向东移动一寸。”贝克也同意戈尔巴乔夫“北约的任何扩展均不可接受”的说法。此前，西德外长根舍也宣布：“北约需要做的是明白无误地宣布，不管华约有任何变动，北约绝对不会东扩，就是说，不会逼近苏联边境。”1993年10月，美方做出第二次保证。当时克林顿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在莫斯科对叶利钦说，美国不会支持新成员加入北约，而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前华约国家的“和平伙伴”机制。然而一年后，叶利钦发现北约扩员已箭在弦上，不禁勃然大怒。对于上述历史，哥特杰尔不持异议。但又笔锋一转，认为美方既然赢得了冷战，便可从实力出发，为了自身利益而改弦更张；通过北约东扩，为中东欧这一历史上动荡不安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无可厚非。
哥特杰尔“美国赢得冷战”的说法，至少混淆了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和时间点（冷战至少在苏联解体前5年就结束了）。尽管如此，此种非历史和反历史的说辞在美国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不容置疑的标准叙事。甚至一向慎于言辞的老布什在1992年大选时，也以“赢得冷战”为竞选口号。对此，美国的“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予以驳斥：如果任何一届政府宣称，它可以对地球另一面的一个大国内部的混乱不堪施以决定性的影响，那一定是十分幼稚的……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个人“赢得”了冷战。
不仅如此，凯南还强烈批评北约的首轮东扩，称之为“美国外交在后冷战时期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the most fateful error）。它会对“俄罗斯舆情中的民族主义、反西方倾向和尚武情结火上浇油，不但无助于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还恢复了东西方之间的敌对气氛，驱使俄罗斯外交与我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凯南其实一直强烈批评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高度军事化的冷战外交，也因此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
哥特杰尔的“美国赢得冷战论”，其实是一个对北约东扩的结果加以“合理化”解说的“马后炮”，但还是赤裸裸地展现了美方的战略欺骗手段。贝克1990年2月对戈尔巴乔夫的“北约不会令其军队向东移动一寸”的保证，离东德退出华约还有8个月，距华约正式解散还有15个月。如何说服苏联领导层支持两德统一，自废武功（解散华约），贝克必须有所表示，又避免留下字据，因此口头保证最为合适。按照哥特杰尔的说法，北约真正东扩时，苏联已经解体，其继承者俄罗斯本身自顾不暇；当年的决策人亦都已离职，他们之间的口头保证也就不了了之，北约东扩由美国说了算。
戈尔巴乔夫对北约东扩的态度并非前后一致。2014年10月他对俄《生意人报》说，从未与任何西方政要讨论过北约东扩问题。在2021年5月21日接受德国《图片报》的访谈时又换了说法：“从那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苏联解体有关……西方很多人都难掩内心的喜悦，这其中包括当初对我们保证‘北约不会令其军队向东移动一寸’的人。”直到耄耋之年，戈氏才认识到，苏联解体为北约东扩排除了最后一道障碍，然而为时晚矣。四、苏联之后，一个解体的世界？2021年夏，有两个不寻常的历史性纪念日。一个是中共建党百年（1921年7月1日），另一个是苏联解体30周年（1991年8月24日叶利钦发布禁共令）。苏共与中共历史命运如此不同，令人感慨和深思。一个超级强国，面对一个不乏善意的外部世界，却在一个满怀理想、立志改革却又过分天真的少壮派领导人手中快速滑向历史终点。
然而30年前的苏联解体，两极体制终结，至少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国际体制层面的两个变化。一是“终结历史”的“自由国际秩序”本身也盛极而衰。苏联解体后，西方失去外部制衡力量，进入“为所欲为”（realms of choice）的时代。从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科索沃战争，到21世纪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战争，以及从未停止的“反恐”战争，西方自由-干涉主义在世界范围穷兵黩武，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家”，无数难民，以及无法根除的恐怖主义，最终祸及西方本身。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新自由主义“无为”更无治，贫富差距陡增，精英群体堕落，最终使反体制的民粹主义异军突起，席卷西方各国。美国/西方也许赢得了冷战，却失去了和平，更要丢失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体与自由国际秩序“终结”似有不解之缘。
第二个国际体制的变化是重回大国竞争。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式微，不会以历史再次“终结”而寿终正寝，而是以美国/西方与中俄两大国重新为敌而启幕。不无讽刺的是，在苏联解体之际，西方与中苏两国均关系颇佳，如今却自我放纵为激烈竞争、甚至敌对关系。戈尔巴乔夫90岁生日后，97岁的基辛格五周内三次警告说，除非中美之间相互理解并实现共存，一个充斥核武器并为人工智能所支配的世界，将面临类似一次大战的灭顶之灾。
90岁的戈尔巴乔夫仍在为西方的战略欺骗和帝国崩塌而耿耿于怀，比他年长7岁的基辛格却已经感受到世界末日的凶兆。然而两位当年叱咤国际风云的老者所面对的，是仍在梦想旧冷战的荣光、又对新冷战踌躇满志的同一批精英群体。西方的浅薄、贪婪和危险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