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自前苏联诞生至今，已过去了整整100年。虽然这个国家早在30多年前就不复存在，但它对世界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如此深远，至今仍是广泛讨论的话题。今天我们有机会邀请到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受这次采访，杜金先生。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与前苏联有关。具体来说，您认为当初有可能使它免于解体吗？假设它没有解体，在2022年的今天，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苏联，会是什么样？

杜金：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前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意识形态上，两者相差甚远，各自基于完全对立的价值观与主张。但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作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正如麦金德与布热津斯基在其地缘政治学经典著作中所指出，苏联是陆权力量的直接延续与实体化，是海权力量的对立面。

按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说法，陆权与海权之争是地缘政治中的主要矛盾，也是人类历史的核心主题。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思考苏联解体，它意味着陆权相对于海权的一种失败，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来说是一场巨大灾难；对海权力量，或者说全球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则是一次巨大的成就。

基于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苏联在过去30多年来得以延续，正如一些欧亚主义思想家假设的那样，可能将意味着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摆脱那些走进死胡同的苏联教条。但是，苏联终结共产主义并不直接意味着它必然解体，或者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内部失去凝聚力。假如苏联能避免解体的命运，它将成为一种“欧亚联盟”，一种欧亚帝国，或者重回传统的俄罗斯帝国，战略上实行中央集权，内部则维持多民族共存。我认为这是相当有可能实现的。

当前，我们已经见识到莫斯科重新征服苏联时期地缘空间的决心，这意味着地缘政治的回归。因为陆权力量再一次地重申，它必须在西方集团面前保持独立的主权。今天这个集团几乎完全被跨大西洋海权力量的精英所主宰。我们正见证陆权力量重建其地缘政治空间，这显然不涉及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尝试重振历史上伟大的帝国，或者重现一个欧亚联盟。

杜金接受“今日俄罗斯”专访

主持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显然对苏联解体做了深入研究，并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具体来说，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可以通过改革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维持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苏联没有解体，你认为这是一条可能实现的道路吗？

杜金：我认为有可能。中国恰恰吸取了前苏联解体的最主要教训：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与内部团结，全国上下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凝聚力，领导人身负巨大责任，必须做出艰难决定。中国与前苏联和俄罗斯一样，都是多民族社会。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彻底颠覆国家，也没有导致中央政府失去把控局势的能力。你可以改革经济的某些部分，但永远不应该以放弃主权为代价，或者牺牲对地缘政治空间的控制。

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顺利过渡，不应该抛弃历史传统。今天的中国政治上是社会主义体制，但儒家思想处于中心地位。意味着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政府成功地扮演了调控的角色。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并没有一并引入西方民主，而是维持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具备独特且起到团结作用的政治性力量。这股力量实现了对市场经济的引导。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证明在有利的局势下，一个假设得以延续的新俄罗斯/苏联如何实现中央集权，全面有效地管控国内各地区与少数民族自治区，发展混合经济，将社会主义与传统主义，如基督教、俄罗斯族的传统价值相结合。这是一套可行的体制，既然能在中国运作，也可能在新俄罗斯/苏联运作。

然而在俄罗斯，我们失去了意识形态上改造国家的机会。避免苏联解体、维持整个国家的内部团结，这件事比苏联本身更重要。因为团结指的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欧亚帝国”的团结，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既然中国人能从中吸取教训并成功，苏联当然本有可能避免解体。苏联解体是一场自杀，源自苏共高层的决定，不仅仅是因为前加盟国纷纷要求独立。我们俄罗斯人应该负全部责任，而不是归罪于苏联边疆地区的民族主义者。这是在莫斯科的苏共高层犯下的罪行。

主持人：西方长期用“极权主义”一词来攻击俄罗斯与中国。作为一个美国人，当我搬到俄罗斯以后，才发现这里有许多细致入微之处，远不止“极权主义”、“政府包办一切”等标签能概括。我只是想知道，你如何认识这个词？中国和苏联，你会形容他们是极权主义社会吗？

杜金：在西半球，我们面对的是纯粹的极权自由主义。他们假设除本国以外，所有政权都是极权主义的。而自由主义国家不会是极权国家，这是虚伪的。中国社会的传统并非自由主义，而是整体主义。更准确地说是集体主义，社会整体的利益高于个人。

仅仅用“极权主义”一词进行批判，是没道理的。因为自由民主主义的拥趸假设他们掌握了“绝对真理”。将所谓的“真理”强加给世界上的其他人，毫不尊重各个文明的特殊性。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内含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它假设西方的历史、政治、文化经验是普世的。如果你认为西方能与全人类划等号，那全人类自然不够“西方化”，还不够发达。这纯粹是种族主义的视角。基于生物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公开地种族歧视；但我们目前面对的，还有西方文化上的种族主义，也就是当代自由化的全球主义。

如果中国人觉得他们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体制或制度，就应该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对于支持“开放社会”的活动人士、自由主义的信徒，他们应该让别的民族自己选择发展道路。这才是民主在国际层面真正的实践原则。

主持人：我们一直在讨论共产主义，我想问的是，你是否看到一种能够团结现代俄罗斯社会的意识形态，正如前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那样？显然，苏联存在的大部分时期，民众都团结在这一理念下，愿意为之奋斗，实现共产主义。今天的俄罗斯民众有这种目标感吗？如果没有，什么能够弥补这种缺失？

杜金：不可能被弥补，我们不可能回到苏联时期。尽管社会上有对那个时代的怀念，而且越来越多。但我们不可能再接受那些教条，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过去，我们需要向前看，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与传统价值观结合。普京总统近期宣布颁布的法令，从政治层面提出捍卫并重申俄罗斯社会中的传统价值，就可见一斑。

我认为在西方政治现代性以外，我们必须进一步深挖俄罗斯的传统，斯拉夫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是东正教传统。如果要发展后现代的政治思想，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非西方的、前现代的思想遗产，将前现代与后现代结合。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与此同时，应该将西方的经验相对化，西方世界只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却要假装代表全人类，并不是这样。我们必须重新发掘俄罗斯本土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在俄罗斯没有被西方影响力主宰的时期。重新发现、再造一种意识形态是真正的挑战，它应该是有机的，既有历史的视角，同时也有创新、充满活力的一面。它是对西方自由主义霸权的全面反击，反对“开放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等西方试图强加给所有人的理念。与此同时，这个意识形态也要推翻教条化的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因为这三种主流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根植于现代西方。

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现代性就是极权主义的。我们必须摆脱其束缚，实现正面的、有机的俄罗斯整体主义，或者更应该说，欧亚整体主义，进而包容各地的传统社会，不同民族、宗教群体，组成一曲和谐的交响。这将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意识形态，可能与欧亚主义更接近，但结合了传统主义与社会正义。

主持人：你认为经济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至少从前苏联的经历来看，计划经济对其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却也在末期导致社会陷入停滞。至于市场经济，则是2014年以前俄罗斯的情况。那时俄罗斯与西方金融体系的联系更为密切，直到遭遇制裁。如今俄罗斯远不像过去那样依赖美元，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史无前例的制裁，其影响力也远低于当年。你认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俄罗斯未来的出路是市场化还是计划经济？

杜金：在普京总统签署的上一份法令中，为俄罗斯社会所接受的最主要传统价值，就是精神相对于物质的支配地位，这非常俄罗斯。拿经济举例，当你过分执迷于经济，你将被迫陷入这种与他者的对立与竞争思维中，越来越屈服于物质层面的必然逻辑，你将成为物质的奴隶，不再是主动驾驭经济，而是被经济所支配。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路易·杜蒙指出，20世纪的三种政治体制，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前两者所代表的国家都执迷于经济，且多少做出了一些亮眼成绩，自由主义做得更好，共产主义相对差一点。

但法西斯主义者却完全不为经济所动。并没有一种特别的法西斯主义经济体系，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他们发展经济取得的成就，相对来说恐怕比那些执迷于经济的体制更好。我绝不是要给法西斯主义涂脂抹粉，路易·杜蒙是个法国民主主义者、社会学家。他只是想强调，你越是执迷于把经济当做理论来研究，把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当真正的挑战来临时，你就越是缺乏准备。

我认为在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中，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对经济的执迷。这样才能让经济重回正常。面对经济问题，我们需要逻辑且自然的解决方案。不能拘泥于任何教条，不能受困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话语中。除了摆脱教条，我们还需要把经济放在精神文明发展的框架内。首先，如斯宾格勒所说，文化而非文明。我们面对的问题，并不是要就经济学里的某个教条争来吵去，我们首先需要创造正常运作的社会，基于社会正义、复兴传统、增加民众幸福感等，所有这些更加道德、精神层面的价值指标，而不是仅凭经济数据来评价社会发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无视经济，我们反对的是经济学中的教条主义。如果社会的某些地区适合发展市场经济，就让它发展。如果国家干预是有效的，能带来积极的结果，也应该继续下去。如果有些族群习惯了社群主义，就让他们发展那样的社会。我们应该打破一切所谓经济学中的“正统”。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最出色的经济表现，都有哪些代表案例？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混合经济模式，比如，美国的策略是重商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市场相结合；欧洲则是接近社会主义的左翼政治，与一定程度的企业家自由精神相结合。国家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平衡总是在变化。它是相对的而非教条的。我们需要找到最适合俄罗斯历史经验、俄罗斯社会的这种关系。如此才能更好地帮助解决当前面临的现实困难。

主持人：许多历史学家同意，冷战的标志之一就是资本主义西方与社会主义东方两极所形成的世界格局。你认为这一两极格局的遗产，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影响今天的世界？许多人认为，我们正进入一场新冷战。对于世界多极格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认为世界会出现“多极平行”的趋势吗？目前来看，形势似乎确实正在朝“欧亚阵营对抗西方阵营”的趋势发展，且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杜金：一方面，冷战两极格局的遗产在今天依然存在，因为其中的“一极”美国并未受到冲击。苏联解体了，但另一极还在。然而，西方表现的仿佛他们仍然处在所谓的“两极大战”中，将俄罗斯视作苏联的继承者，必须与之战斗的对象。这是一种惰性，是透过延续冷战两极格局的镜片看世界。世界正在走向多极，但与过去有些不同，不再是两种意识形态、两极之间的斗争。今天对共存的愿景与过去完全不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发生战争与冲突，但也不意味着和平是唾手可得。这取决于许多因素。

多极化世界恰恰意味着两极格局的终结。我的观点是，西方不能接受世界走向多极化，因为他们不再是两极的其中一极，而仅仅是许多极之一。这意味着西方对霸权、普世价值与全球主义的主张，只能局限于他们自身国界以内。西方过去站在世界舞台中心，现在正再度经历“行省化”。这正是多极世界的表现。

俄罗斯正与美国单极主导的世界体系开战，不仅仅是捍卫俄罗斯作为多极世界其中一极的独立地位，还包括其它极，如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拉美、非洲等的地位。所以在乌克兰发生的冲突，是世界上第一场多极战争，因为西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系与拯救其霸权。

杜金：俄乌战争是世界上第一场“多极战争”

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是两极格局的延续，因此才出现了对俄罗斯如此深重的仇恨。这是始于两极格局时期，对国际关系架构的僵化理解的延续。西方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只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一个“行省”，而非中心或者“首都”。西方的历史经验只是人类社会的经验之一，不能代表全人类。这就是多极世界的意义。

俄罗斯正在战斗，也是为了不同的文明有权利伸张他们代代相传的价值体系。有的与西方价值相同，有的不同。在多极世界里存在普世的东西，有的只不是相对、部分的普世主义。中国式普世主义，伊斯兰世界普世主义，俄罗斯/欧亚普世主义，非洲以及拉美普世主义等等。并不像过去那样，有且只有一种普世价值——西方现代性价值。

如今，不同的文明可以共同捍卫他们创造各自政治、文化乃至艺术体系的权利。多极化意味着接受不止一种文明同时存在，多极化不是反对西方，而是反对这样一种主张：西方理应成为“模板”，理应成为历史进步、时间演化、人类社会与科技发展的独特案例。任何文明都有权自主认识与解读人类、上帝、时间的意义，生与死、善与恶的意义。并不存在一个独特、普世的样板，应该被施加到全部文明头上。这正是在乌克兰的战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