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西方意识形态威胁是中俄的共同任务

——与俄共同志一次深入对话（其五）

司马南

5.请问您如何看待俄罗斯与中国的社会评论家和活动家的联合？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意识形态舆论场中俄两国如何联手的问题，我刚刚在俄罗斯出了一本俄文版的评论集，大量涉及的是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

中俄关系是如此紧密，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乃至迫在眼前的地缘政治军事问题，我们两国同在美西方弓箭手瞄准的靶心之内。

我想强调的是，今天中俄背靠背、肩并肩，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似应该牢记当年中苏论战的历史教训，寻求共同点，扩大共同点，又注意彼此的差异性，不把话说的太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面隐含的一个道理——“己欲未必人欲”，要求同存异登高望远。避免过分强调自己的意见，导致分歧加剧，害了交情，损害共同利益。

中苏之间是曾经有“蜜月期”的，那个时候，“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个时候中国人学习俄语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今天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日渐加剧。

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集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实际上对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进行不指名的批驳。

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激烈攻击，中国共产党未向这种压力屈服。会后，苏联政府突然于7月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我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一系列蓄意恶化中苏关系的行为，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增加了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也极大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两国关系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以后，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常简称“九评”），全面批评苏共的对外、对内政策。

“九评”的基本结论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是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九评”指名批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全面批评苏共“全民党”“全民国家”及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中苏论战达到高潮。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时候，关于中苏争论的历史事件，有一个大体的说法：30多年过去了，俄国的同志，中国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会有新的思考新的视角，因为有新的事实发生了嘛。如今，又三十多年过去了，苏联亡党亡国已然从毛泽东同志的预言变成了沉重的历史事实，中苏论战中的很多观点，最近一再被人们重新提起，重新认识。

需要吸取一个教训，这个教训不单单是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兄弟内部，也可以贯穿在所有的组织的内部，那便是解决分歧，解决争论，应当就事论事，限制在不同的层级。不宜由党的分歧上升到国家之间的矛盾，乃至国家之间的军事对峙。

社会活动家、评论家，这种字眼儿在中国不盛，大约是指那些对各种社会问题积极评论的人士吧。俄罗斯的情况我了解一点，我曾经多次接受俄乌网、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新社的采访，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我们有多次连线讨论的机会。总的看法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谨在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西方舆论战的威胁，对付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也是一个主战场，有的时候甚至难分伯仲。因为意识形态，舆论工作无非是打击敌人和教育人民，提醒人民不要上当，无论是村子外边打进来的，还是村子里边释放烟雾的都在打击范围之内。总体来说，外边的阵线清楚一些，外边释放的那些毒素也较好清除，尽管有的时候他们会采取认知作战的方式，采取现代互联网条件下的各种手段。最难的是对付自己内部的敌人，特别是来自于体制之内的在一定位置上的危险的如亚克夫列夫之类的人。

后记

以上内容2023年10月28日上午答写于北京东城区南书房。

2023年10月24日，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中央理事会，极其郑重地列出若干问题，要中国同志司马南回答，算作是一次书面采访吧。

事情的起因是我在俄共中央的帮助下，刚刚在俄罗斯出了一本俄文书，一揽子讨论中俄关系问题，特别是俄乌战争问题，引发了一些俄国读者的兴趣，他们希望讨论更多更深。

11月中旬，俄罗斯意识形态与媒体代表团访华，其中有我熟悉的康斯坦丁、辛加图灵、沙默夫等人，届时将有更充分的讨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