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界的数度“争论”深化了对纳粹暴政的历史认知，强化了二战罪责反思意识。对近代以来德国历史的清算性批判，有助于德国人民保持对过往的清醒认识和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

相较于日本，德国对二战罪责的反思更加深刻。诸如联邦德国领导人为纳粹暴行真诚谢罪，德国给予受害国和受害人巨额赔款等，皆成为德国在深刻反思二战罪责方面耳熟能详的范例。事实上，德国人反思二战罪责并固化为灵魂深处的自觉忏悔与自信救赎，经历了几十年心路苦旅，是一种递进性认知逻辑驱动的结果。

集体反思“平庸之恶”

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试图通过“再教育”促使德国人为纳粹暴行承担“集体罪责”。然而，多数德国人“否认共犯的责任”，认为将纳粹罪恶归咎于整个德意志民族，是强迫性的“胜利者正义”，并以“选择性沉默”加以抗拒。联邦德国官方也以各种借口规避“集体罪责”。1949年的“普遍有罪不罚法”，就是在法不责众的幌子下，使数以万计的普通纳粹罪犯免受惩罚。同年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也明确表达对“集体罪责”的拒斥：“这个词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意思，实际上是一种粗暴的简单化，是一种扭曲，是纳粹看待犹太人的方式。”战胜国不能像纳粹对待犹太人那样，一刀切地认定德国人负有“集体罪责”。1951年阿登纳总理在谈到犹太人大屠杀时同样认为：“大多数德国人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他们与这种暴行无关。”只有少数德国人在“集体罪责”问题上持不同看法。如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罪责问题》(1946年)中明确表示，所有德国人因为纵容或参与纳粹犯罪，都要为纳粹暴政担负政治责任。

出现上述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才是战争“受害者”。他们目睹许多城市在盟军地毯式轰炸中变为废墟，大量平民死于非命，一千多万东欧德裔居民被强行驱离家园。面对种种惨象，他们根本不愿考虑德国在二战中给欧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

德国人开始承认和反思“集体罪责”，与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的揭露有关。二战期间，约110万人被关进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仅7000余人死里逃生。虽然1945—1946年纽伦堡审判和1947年克拉科夫审判已将大屠杀恐怖场景公之于世，但两次审判只惩处纳粹首要战犯及犯罪组织，以至于大多数德国人错误地认为，这类暴行与普通德国民众没有关系。1963—1965年法兰克福奥斯威辛大审判，以大量证人、幸存者证词和资料强有力地证明，许多纳粹下层军官都组织和参与了大屠杀，揭露了普通德国人在大屠杀中的直接责任和助纣为虐之举。这场审判震惊德国，是德国人反思二战“集体罪责”的重要转折点和最初驱动力，许多人由此开始接受“集体罪责”认知。以文学界和教育界为代表的文化界则成为“集体罪责”认知转向的风向标。

德国文学界一度无视二战罪责。战后初期“废墟文学”只将德国人所受战争苦难作为描述对象。但在奥斯威辛大审判后，情况出现根本性转变。起初坚决反对将普通德国人视为纳粹帮凶，拒绝“集体罪责”指控的作家马丁·瓦尔泽发表《我们的奥斯威辛：正视德国的罪责》(1965年)一文，标志着德国文坛转向罪责反思。他坦言：“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充满了可怕的事情。奥斯威辛大审判的引据越是可怕，我们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距离就越清晰。”他还宣称“奥斯威辛没有尽头”，德国人必须永远记住二战罪责。

教育领域同样深受奥斯威辛大审判影响。1966年，社会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以“奥斯威辛之后的教育”为题发表电台演说，指出今后德国教育的“第一目标就是不再出现第二个奥斯威辛”，德国必须强化历史教育，“防止残暴行为再度发生”。该演说促使德国社会高度重视政治历史教育，以大屠杀历史教育警醒人们铭记过往，不让纳粹历史悲剧重演。联邦德国官方也开始直面二战罪责。1969年联邦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在就职演讲中坦言：“有些祖国很艰难，德国就是其中之一，但这是我们的祖国。”他意在说明，不管愿意与否，德国人都必须为祖国在纳粹统治时期犯下的罪恶承担责任。

德国普通民众普遍反思“集体罪责”，始于对“平庸之恶”的深思。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大量德国普通行政人员参与甚至组织屠杀犹太人的真相被披露，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也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盲目服从大屠杀命令进行报道，揭露许多德国人泯灭良知、以服从命令为借口参与和组织大屠杀的“平庸之恶”。人们由此开始反思普通德国人在纳粹暴行中为虎作伥的行为，原本对“集体罪责”的拒斥变得苍白无力。

以大屠杀为题材的美国电影电视剧助推德国二战罪责反思公共化。1979年，德国广播公司播出美国拍摄的《大屠杀》系列片，以三个虚构的家庭为例，通过还原个人命运的方式，使原本难以理解的大屠杀具象化，引发普通民众在情感和认知上的广泛共鸣，并因此“使大屠杀进入战后西德社会的集体意识中”。1993年，美籍犹太裔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在德国上映，再次猛烈冲击德国民众的情感。由此，二战罪责认知快速向大众扩散。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哥德哈根争论”，使二战罪责认知完全公共化。1996年，美国学者丹尼尔·哥德哈根出版《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将反思关注点从纳粹统治群体转向普通德国人，以个案形式展现“普通德国人充当‘志愿刽子手’的历史情境”，进一步揭露大屠杀中的“平庸之恶”，使普通德国民众心生挥之不去的罪恶感。整个德国社会的二战罪责反思，从承担“集体罪责”深化为个人道德追责，既反思制度性暴行，也对普通德国人发出“平庸之恶”的灵魂拷问。至此，二战罪责反思完全实现大众化。

重构二战叙事的道德坐标

德国人能深刻反思二战罪责，又一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重构了国家叙事的道德坐标，形成从“加害者”向纳粹“受害者”和“抵抗者”的认知转变，最终从二战罪责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坦然而自信地面对纳粹历史罪恶。1985年5月8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的“传奇演讲”，就清晰呈现德国人二战反思的心理转向。

魏茨泽克指出，对德国人而言，5月8日原本是“战败日”，大多数德国人都曾“为自己祖国的彻底失败而感到痛苦”。经过40年的反思苦旅，德国人终于认识到，5月8日其实是“解放日”，他们在这一天“从纳粹暴政的不人道制度中被解放出来”。所以，“1945年5月8日是德国历史上一种反常现象的结束，它蕴含着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之种”。在这种叙事语境下，德国人原本愧疚于纳粹罪恶的抑郁心灵得以释然，他们开始积极而自信地反思二战罪责。1995年一项针对1933年前出生者的调查验证了魏茨泽克的说法：其中只有17%的人表示1945年是一种“失败的感觉”，而67%的人认为是“解放的感觉”。这意味着多数德国人的二战认知发生根本性逆转。

所谓积极而自信的二战罪责反思，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破壁“加害者”和“受害者”二元对立。许多德国人回忆自己在二战中的痛苦经历，在“记忆史”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理解亲历的历史，将自己从纳粹帮凶转换成“纳粹受害者”——相比战后初期拒绝承担“集体罪责”的“战争受害者”自述，受害国人民与作为“纳粹受害者”的德国人更能相互理解，对彼此遭遇感同身受。二是实现从纳粹支持者到纳粹统治“抵抗者”的认知转向。在“抵抗者”认知下，人们发现，国内各工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新教教会、天主教会、青年群体和知识分子，都曾或明或暗地抵抗甚至尝试推翻纳粹统治。纳粹德国历史转变成整个国家抵抗纳粹独裁和暴政的历史。

从“受害者”到“抵抗者”的认知转向，带来两个助推二战反思的正向结果：其一，诚如魏茨泽克所言，在新的道德叙事坐标下，纳粹败亡使德国人看到“更美好未来的希望”。联邦德国兑现了这一“更美好未来的希望”。作为纳粹统治的“受害者”和“抵抗者”，绝大多数德国人关注和珍惜联邦德国的辉煌发展成就，也因此更加坚定拒绝纳粹暴政重演的信念。具体而言，“对于纳粹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来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其二，基于纳粹“受害者”痛苦经历的反思，作为纳粹暴政“抵抗者”的定位，加深了德国人与受害国人民的同频共情，有利于德国与受侵害国家构建共同的二战历史记忆，共同防止二战悲剧重演。具言之，当破除了“加害者”与“受害者”对立的新反思范式，被平移到受纳粹侵害的欧洲国家时，这些国家的人们突然发现，纳粹帮凶并非只有德国人，本国在纳粹占领时期，也有人协助纳粹迫害民主力量，杀戮犹太人。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承认，维希政府时期，许多法国人成为纳粹帮凶。于是，人们开始相互理解，而非一边倒地谴责德国人。德国人民与被侵略国家人民最终在共情基础上走向和解和信任，德国人对于二战罪责的反思也因此更加自信和阳光。“反对战争，珍惜和平”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目标。

深度清算历史根源

审视德国人的二战罪责反思时，历史学“作为一种教育力量”发挥引领性作用。早在战后初期，德国历史学领域已经开始就二战罪责问题进行思考。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压卷之作《德国的浩劫》(1946年)深度反思纳粹统治的思想文化根源，认为“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对全世界造成伤害，德国人“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权力”，践踏道德规约，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各族人民的和平。就此而论，德国必须承担二战罪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因素为联邦德国历史学界的二战罪责反思注入新活力。一是繁荣的经济和富庶的生活使人们希望远离充满痛苦记忆的过去，永绝战争灾难。二是战后成长的新一代人希望打破战争罪责认知方面的保守与沉闷，正视纳粹时代的历史。三是反对美国侵略越南、要求自由民主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为反思战争罪责和突破传统保守史学的束缚提供社会支持。在此背景下，历史学领域的二战罪责反思逐渐深化，通过一系列“争论”确立起对德国二战罪责的认知。

首先，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费舍尔争论”使人们开始正视德国对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大责任。60年代初，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出版《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一书，认为二战并非简单源自“纳粹德国特殊性”，而是从威廉帝国到纳粹德国连续性扩张主义霸权政策使然，因此德国必须为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承担责任。费舍尔的看法遭到保守派史学家强烈抨击。尽管如此，这场争论表明，德国已经开始正视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责任。

其次，20世纪70年代就“德意志独特道路”命题的争论表明，人们对纳粹暴政历史根源的反思更加深刻。70年代初，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出版《德意志帝国1871—1918》，提出德意志帝国时期政治现代化落后于经济现代化的“德意志独特道路”问题，即社会和政治领域“上层革命”造成前工业社会权力精英独裁统治。德国社会对独裁政治缺乏抵抗力，教育和政党制度中存在敌视民主因素，政治领域也进行反犹主义操弄。这些是德国走向法西斯主义及其战争政策的历史根源，整个德国社会要为纳粹历史悲剧担责。虽然韦勒的观点受到一些史学家指责，称其将德国近代史简化为纳粹“前史”，但这种深度历史思考对于反思二战罪责无疑具有“解放”作用，有助于剔除德国历史和文化中的消极因素，防止纳粹历史悲剧重演。

最后，“历史学家争论”将二战反思确立为政治和道德前提。20世纪80年代中期，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恩斯特·诺尔特等历史学家，试图探寻纳粹德国犹太大屠杀与欧洲其他国家类似历史事件的共性，使纳粹大屠杀罪行相对化，进而为纳粹脱罪。此举当即遭到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历史学家韦勒、沃尔夫冈·J. 蒙森等左翼学者猛烈抨击。他们强调，决不允许任何将纳粹罪行相对化的做法，呼吁警惕为纳粹历史“消毒”的企图。这场争论主要在《法兰克福汇报》和《时代》周刊等大众媒体上展开，极大影响公共舆情。最终，左翼学者对大屠杀所下定论，固化为大多数德国人所接受的二战反思的政治和道德前提。

联邦德国的二战反思，绝非只是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在集中营遇难者纪念碑前宣誓“不忘历史”，以及承担巨额赔款等举动呈现的“悔罪”神话，更是内心认知梯度提升的结果。大屠杀的可怖真相，使德国人在沉重道德压力下开始反思二战罪责，铭记历史、拒绝纳粹暴政重演成为社会共识。“战败日”到“解放日”的叙事转换、“加害者”向“受害者”和“抵抗者”的认知转向，既鼓舞德国人坦然而自信地反思二战罪责，也是他们与受害国人民共情和解的秘诀。同时，必须看到，历史学界的数度“争论”深化了对纳粹暴政的历史认知，强化了二战罪责反思意识。对近代以来德国历史的清算性批判，有助于德国人民保持对过往的清醒认识和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

深刻反思二战罪责已成为当今绝大多数德国人深入骨髓的共识：“德国对其历史负有特殊责任：纳粹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战争杀戮造成数百万人受害。铭记历史、正视历史是一项永恒的义务。”与此同时，德国人的二战反思也赢得世界的肯定和尊重。2015年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一项国际调查显示，战后曾经是“贱民国家”的德国超越美国，成为最受欢迎的国家。这是国际社会对于德国勇敢承认二战罪责的认可，也意味着坦然接受二战罪责已转化为德国重要的文化软实力。或许正因为这份自信，2015年，时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访问日本期间，甚至主动向日本推介德国二战反思的经验，鼓励其接受自己的过去，以获得中国等受害国家谅解。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