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参加过的最受民众支持的一场战争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参与战争：1800万人在军队中服役，1000万人漂洋过海，2500万工人定期拿出他们的工资购买战争债券。既然从政府、新闻界、宗教界到左翼组织的领袖这所有的力量都响应了全力支持战争的号召，你能认为这种支持是虚假的吗?那么，究竟存在不存在不愿服从的潜流?有没有一些未曾公开报道的抵制迹象呢?
这是一场反对罪恶滔天的敌人的战争。希特勒德国把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公然的侵略战争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进行这场战争的各国政府(英国、美国和苏联的政府)真的与希特勒德国有什么重大差别吗?它们的胜利真的能够对世界上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军国主义给予沉重打击吗?
美国战时的行为(它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它在国内对待少数派的政策)是否与所谓的“人民战争”名实相符呢?国家的战时政策是不是尊重各地普通人民的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战后美国的内外政策是否践行了它参战时所追求的价值观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狂热气氛过于浓重，这些问题一时还无法充分地显露出来。
美国作为弱小国家保护神的形象，是由国内高级中学教科书描绘出来的，这一形象与它在世界事务中的实际行为根本不相符合。它煽动起一场反对墨西哥的战争，吞并了该国一半的领土。它假装帮助古巴从西班牙赢得了自由，紧接着却用军事基地、封锁和干涉权在古巴培植起了自己的势力。它攫取了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关岛，发动了一场征服菲律宾人的残酷的战争。它用炮舰与威胁“打开”了日本的贸易大门。它宣布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便保证美国能够获得与其他列强一起掠夺中国的均等机会。为了维护西方在中国的特权(这种特权一直维持了30多年)它与其他国家一道出兵北京。
当美国要求中国开放门户的时候，它却在门罗主义与许多军事干预的配合下同时坚持要求在拉丁美洲实行“门户关闭政策”——也就是说，拉丁美洲国家应当向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关闭门户。为了开凿和控制运河，它策划了一场反对哥伦比亚的革命，“创建”了“独立的”巴拿马国。1926年，它派出了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到尼加拉瓜去对付当地的革命，军队在那里驻留了7年。1916年它第四次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军队在那里驻扎了8年。1915年它第二次入侵海地，军队在那里驻扎了9年。1900年至1933年间，美国入侵古巴4次，尼加拉瓜2次，巴拿马6次，危地马拉1次，洪都拉斯7次。到1924年，20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有一半为美国所操纵。到1935年，美国超过一半的钢铁和棉花出口到了拉丁美洲。
1918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一支7000人的美国部队作为武装干涉俄国的联军一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登陆，在那里一直驻扎到1920年初。一支5000多人的部队也作为联合远征军的一部在另一个俄国港口阿干折尔即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并在那里驻扎了近一年。国务院告诉国会说：“所有这些军事行动都是为了消除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
简言之，如果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相信的那样，因为他们目睹了纳粹的侵略)是为了捍卫不许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那么这个国家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却让人怀疑它是否真的能够维护这一原则。
在当时，这样一种观点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即美国是一个拥有真正自由的民主国家，而德国则是一个迫害犹太少数民族、监禁持异议者、声称不管其信仰如何日尔曼民族都是最优秀种族的国家。然而，对黑人而言，他们所看到的德国反犹太主义浪潮与他们自己在美国所处的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美国对希特勒的迫害政策也并没有采取多少措施。事实上，整个30年代，它都与英法一道对希特勒采取了绥靖政策。罗斯福和他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公开批评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政策方面表现得犹豫不决;1934年1月，当一项提案要求参议院和总统对德国人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表示“震惊和悲痛”，并要求恢复犹太人的权利时，国务院则极力主张搁置该项议案。
1935年，当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美国宣布实行军火禁运，但它同时却让美国企业大量向意大利出售石油，从而为意大利进行战争提供了基本的保证。1936年，当西班牙的法西斯势力发动叛乱反对民选的社会主义者——自由派联合政府时，罗斯福政府却提出了中立法案，拒绝支持西班牙政府，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却向佛朗哥提供了关键性的援助。
这到底是缺乏起码的判断力而导致的不幸错误，还是政府认为国家的最高利益不是制止法西斯而是增进美利坚帝国的利益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在30年代，反对苏联被认为是美国的最高利益，其后，当日本和德国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利益时，一种亲苏、反纳粹的政策又变得适逢其时了。罗斯福对结束压迫犹太人的关心不亚于林肯南北战争期间对结束奴隶制的关心;他们政策的重心(无论他们个人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心有多大)是国家权力而不是少数民族的权利。
并不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攻击促使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像并不是因为把400万的黑人变成奴隶才导致了1861年的南北战争一样。当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攫取捷克斯洛伐克和进攻波兰的时候，尽管罗斯福确实开始向英国提供重要的援助，但所有这些事件都没能促使美国参战。
促使美国全面参战的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夏威夷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的进攻。或者更确切地说，导致罗斯福义愤填膺地呼吁参战的并不是出于对日本轰炸平民的人道主义的关心——日本入侵中国是在1937年，它对南京平民的轰炸并没有促使美国参战。归根到底，是日本对美利坚帝国太平洋地区领土的进攻促使了它的参战。
只要日本仍然是掠夺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俱乐部中的一个表现良好的成员(即只要它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就不会反对它。1917年美国在与日本的互换照会中说，“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按照入谷秋良《帝国主义之后》的说法，1928年，美国驻华领事曾表示支持日军的对华入侵。只是当日本试图占领整个中国从而威胁到了美国的潜在市场，尤其是当它进一步攫取东南亚的锡、橡胶和石油时，美国才有所警觉并采取了诸如1941年夏对废旧钢铁和石油实行全面禁运等等措施，正是这些措施导致了日本对美国的进攻。
当美国加入到战争中的英国和俄国一方(德国和意大利在珍珠港事件后向美国宣战)时，它的这一行为表明其参战的目的到底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出于其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它的参战究竟是为了结束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控制，还是为了确保掌握控制权的国家必须是美国的盟友呢?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纽芬兰海滨会晤，向世界公布了《大西洋宪章》，阐明了有关战后世界的宏伟目标，并声称他们的国家“不追求扩张、领土及其他东西”，它们将尊重“所有国家的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该宪章以宣布了民族自决权而驰名世界。
然而，就在《大西洋宪章》发表的两周前，美国代理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已向法国政府保证它可以在战后保持法兰西帝国的完整无缺。1942年的晚些时候，罗斯福的私人代表也向法国将军昂利·吉罗德保证：“一旦有可能，法国的主权将在其全部领土，即1939年法国国旗曾经飘扬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所有土地上得到完全的恢复，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有关战斗与军事行动的消息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位置：1942年军队攻入北非，1943年军队开进意大利，1944年越过海峡进入德军占领的法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越过边界击退德军的艰苦战斗，英美空军不断升级的轰炸。与此相呼应的是俄国人对纳粹的军事胜利(在英美发起登陆战役时，俄国人已把德国人赶出了国境，并牵制着德军80%的兵力)。在太平洋，美国军队在1943和1944年也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岛屿，从而获得了越来越近距离地轰炸日本城市的军事基地。
在被大肆渲染的那些战斗和轰炸的背后，美国的外交官与企业家们却在悄悄地进行着另一场艰苦的工作，即确保美国的经济力量能够在战后成为世界之冠。美国的企业将会扩展到迄今为止仍为英国人统治着的那些地区。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将从亚洲扩展到欧洲，也就是说，美国打算把英国推到一边并取而代之。
这就是在中东及其石油问题上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的实质。沙特阿拉伯是中东最大的石油库。1945年早些时候，在美国的一艘巡洋舰上，伊本·沙特国王成了罗斯福总统的座上客。
后来，罗斯福又致信伊本·沙特，保证未经征求阿拉伯人的意见美国将不会改变其巴勒斯坦政策。在随后的几年中，对石油的关注通常是与对中东犹太国的政治考虑相提并论的，不过，石油似乎更重要一些。
鉴于大英帝国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日趋衰落，美国便随时准备着取而代之。战争结束之前，政府已经制定了建立在政府与大企业合作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蓝图。
后来的助理国务卿、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曾不无讥讽地谈到了他战后所目睹的一切：“由于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我们将会缔造出和平，我们好像正在缔造和平，缔造出石油的和平、黄金的和平、海运业的和平，简言之，没有道德目的或人类利益……的和平……”
战争期间，英美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以规定货币汇率;由于表决权取决于出资额的多少，美国的统治地位便得到了保证。为了帮助遭战争破坏地区的重建，建立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但其首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用它自己的话说)“促进外国投资”。
对于战后许多国家迫切需要的经济援助，美国已经开始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考虑了：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1944年早些时候说道：“在影响欧洲政治事务，使之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方面，经济援助是可以使用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战争期间创建联合国，是为了加强世界各国的国际合作，防止未来的战争。但是，联合国却是由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和一个在东欧有着众多军事基地和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新帝国(苏联)操纵的。关于联合国宪章，著名的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国家主义者的立场看它太保守，其基础实际上是四大强国的结盟……这不过是激进的国际主义者建立世界国的一个梦想……赫尔竟能在他的方案中如此谨慎地行使美国的否决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我感到惊异)。
尽管许多人把德占区犹太人的痛苦遭遇看作是这场反对轴心国战争的关键之所在，但它并不是罗斯福关注的重心。亨利·范戈德在其《救助政策：罗斯福政府与大屠杀》一书中的研究表明，当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的时候，当对600万犹太人以及数百万非犹太人的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开始的时候，罗斯福没有采取措施去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到优先的地位，却把它推给了国务院，而国务院里的反犹主义以及冷漠的官僚作风则成了进一步采取有效行动的障碍。
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真的就是为了证明希特勒关于白种日尔曼人优于“劣等”种族的观点是错误的吗?事实上，美国军队也实行种族隔离。当1945年初美国士兵被塞进“玛丽女王”号开赴欧洲去打击敌人时，黑人被安排在了接近机房的最底层，尽可能让他们远离甲板上的新鲜空气，这令人吃惊地想起了古老的奴隶贩运。
红十字会对白人和黑人献血也实行隔离政策，这是得到政府批准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一位名叫查尔斯·德鲁的黑人医生发明了血库制度。他负责战时的献血工作，后来被解雇了，因为他试图取消血液隔离制度。尽管战争时期急需劳动力，黑人在求职中依旧会受到歧视。西海岸一家飞机厂的发言人说：“黑人只能考虑做看门人或其他类似的工作……不管他们曾作为飞机厂工人受到什么样的训练，我们都不会雇用他们”。罗斯福建立起了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但他从没有为强制执行该委员会所发布的命令做过任何事情。
法西斯国家以其坚持认为妇女应该从事家务而臭名昭著。然而，尽管这场名为反法西斯的战争在危急关头也起用妇女保卫工厂，但它在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措施。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不顾有大量妇女在从事战时工作这一事实，坚持把妇女排斥在决策机构之外。劳工部妇女局局长玛丽·安德森提交的一份报告说，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对“部分妇女领导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被认为是富于战斗性和参与精神的东西……”表示“怀疑和忧虑”。
在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中，有一项几乎就是法西斯主义政策的直接复制品。这就是对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的处理。珍珠港事件后，政府中弥漫着反日的歇斯底里气氛。一位议员说：“我赞成把从阿拉斯加到夏威夷的美国领土上的每一个日本人都抓起来，把他们送到集中营里去……该死的!我们要消灭他们!”
富兰克林·D·罗斯福虽然没有这么狂热，但他于1942年2月平静地签署了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部队在没有逮捕令、起诉书和审讯的情况下把西海岸的11万日裔美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逮捕，把他们赶出家门，发配到遥远的内地集中营里，像犯人一样地看管起来。这些人中有四分之三属于尼塞(Nisei)——即父母为日本人但本人却出生于美国的美国公民;另外四分之一被称为伊塞(Issei)，他们出生于日本，按照法律不能成为美国公民。Issei日语的英语音译，本意即“第一世”、“第一代”，被借用来专指移居美国(或加拿大)的日本移民;Nisei也是日语的英语音译，本意即“第二世”、“第二代”，被借用来专指有资格成为美国(或加拿大)公民的原日本移民的子女一代，即第二代。后该词用来泛指日裔美国(或加拿大)人。1944年，最高法院确认这次军事遣送有其军事上的必要性。
这些日本人在集中营里被关了3年多。他们举行过示威、请愿和群众集会，他们拒绝在忠诚誓词上签字，甚至还举行过反对集中营当局的暴动。日本人米奇·韦格林在其家人被发配和拘押时还是个小女孩，她在《声名狼藉的岁月》里讲述了遣送工作的拙劣和被遣者的悲惨遭遇，也讲述了不屈不挠的抵抗。
政府所从事的这场战争，其主要的受益者(尽管有大量的改革)是一小撮富人。1941年，军事合同总值的四分之三被56家大公司所控制。在10亿美元用于工业科学研究的经费中，有4亿美元给了10家大公司。
虽然1200万工人参加了产联和劳联，劳工仍处于从属地位。5000家工厂建立了劳动管理委员会，这多少显示了工业民主的一种迹象，但是，这些组织绝大多数只是发挥着惩戒旷工和提高产量的功能。
尽管爱国主义和为赢得战争而奉献一切的观念盛行，尽管劳联和产联承诺不举行罢工，但企业利润扶摇直上而工资却被冻结的事实却使工人深感失望，他们纷纷举行罢工斗争。战争期间，共发生1.4万起罢工事件，677万工人参加了罢工，这一记录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只1944年一年就有100万的矿工工人、钢铁工人、汽车及运输设备工厂的工人进行了罢工斗争。到战争结束时，罢工斗争一直保持着高记录，1946年上半年仍发生了300万起罢工。
在狂热的爱国主义喧嚣声中，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战争是错误的，即使在法西斯入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应征入伍的1000万人中，有4.3万人拒绝打仗，而更多的人则表示根本不愿意入伍。仅政府记录在案的逃避兵役事件就有35万例，而这还是在美国社会几乎全体一致支持战争的情况下发生的。
二战后的文学作品如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约瑟夫·赫勒的《第22条军规》和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都抓住了美国士兵对军官的不满情绪。在《裸者与死者》中，士兵们在战斗中聊天时，其中一个说：“这支军队的唯一错误就是它从没有输掉过任何一次战争”。
托格里奥吃惊地问：“你认为我们应当输掉这次战争?”
雷德发觉自己有点感情冲动。“我为什么要反对该死的日本鬼子?你想，我为什么要在乎他们是否占有这令人窒息的丛林呢?即便卡明斯再得到一枚勋章，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
“卡明斯将军是一个好人”，马丁内斯说。
“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将军”，雷德争辩道。
尽管黑人报纸和黑人领袖力图煽动起黑人的情绪，但黑人社会却对这场战争普遍表现出冷漠甚至敌意。一位黑人记者写道：“黑人……对这场战争感到愤怒、怨恨和异常冷淡。他们总是这样发问，‘我为什么而战?’”
一位黑人大学生对他的老师说：“军队歧视我们，海军只让我们做炊事员，红十字会不让我们献血，雇主和工会把我们拒之门外，对黑人滥施私刑的事情仍在发生。我们被剥夺了公民权，被人蔑视，遭人唾弃，希特勒还能做得比这更多吗?”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沃尔特·怀特在中西部的一次数千人参加的黑人集会上重复了这一观点。他原以为听众会表示异议，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回忆说：“使我感到意外和惊异的是，听众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我用了30到40秒钟的时间才使他们安静下来”。
但是，没有出现反对战争的黑人组织。事实上，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反战现象。共产党是战争的狂热的支持者，而社会党的分裂则使它无力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发表明确的意见。
只有一些小的无政府主义和和平主义组织拒绝支持战争。妇女和平与自由国际联盟说：“国家间的、阶级间的或种族间的战争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和治愈它们给人类造成的创伤”。《天主教工人》写道：“我们仍然是和平主义者……”
在一个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行的世界，单纯地呼吁“和平”是困难的，因为这里充斥着各种生机勃勃的意识形态和富于侵略性的行为。一些和平主义者对此颇感苦恼。他们开始大谈所谓“革命性的非暴力”。和谐共进会的A.J.马斯特说，由于世界正处于一场革命的风暴中，即使那些反对暴力的人也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当然，他们的革命是非暴力的。这种革命的和平主义运动必须“同被压迫者和少数派如黑人、谷租佃农和工业无产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组织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反对战争，它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1943年，在明尼阿波利斯，该党18名成员被指控违犯了史密斯法。依据该法，参加任何旨在“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均属犯罪行为。他们被判处徒刑，最高法院拒绝重审他们的案件。
有少数人仍然坚持认为真正的战争发生在每一国家的内部。德怀特·麦克唐纳主办的战时杂志《政治学》，在1945年早些时候发表了法国工人哲学家西蒙·韦尔的一篇文章：
不管它戴上法西斯主义的、民主的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面具，我们最大的对手都仍旧是“机关”，即官僚机器、警察、军队……最大的背叛始终是使我们自己屈从于这个“机关”，为它服务，践踏那表现在我们或其他人身上的全人类的价值观。
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被动员起来，在军事和民用领域为战争服务。战争的气氛笼罩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战后时期的公共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的士兵喜欢参军。痛恨敌人、尤其是痛恨日本的情绪非常普遍。种族主义的影响非常明显。《时代》杂志在报道硫磺岛战役时说，“普通的、没有理智的日本鬼子都是白痴。也许他是人，但这……并没有说明什么”。
这样，便有了在每一次战役中猛烈轰炸民事目标的群众基础：对德国和日本城市的轰炸都是如此。
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意大利轰炸了城市;在西班牙内战中，意大利和德国轰炸了平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的飞机也向荷兰的鹿特丹和英国的考文垂及其他地方投下了炸弹。罗斯福曾把这些轰炸描述为“给人类的良心带来沉重打击的非人道的野蛮行为”。
但德国人的这些轰炸比起英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来规模要小得多。1943年1月，盟军在卡萨布兰卡相会，决定发起大规模的空中打击，以便“摧毁和扰乱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打垮德国人的士气，最终达到彻底削弱其军事抵抗能力的目的”。
于是，对德国城市的饱和轰炸开始了，上千架飞机袭击了科隆、埃森、法兰克福和汉堡。夜间起飞的英国飞机无需假称瞄准的是“军事”目标;白天起飞的美国飞机谎称进行的是精确轰炸，但飞机的轰炸高度表明，其所谓的精确度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错误是1945年初对德累斯顿的轰炸，轰炸产生的热浪造成了真空状态，迅速蔓延的大火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火海。德累斯顿轰炸导致10万多人丧生。
为了打击日本人的士气，对日本城市的轰炸继续采用饱和轰炸战略。对东京一夜的轰炸就导致了8万人丧命。随后，1945年8月6日，广岛上空的一架巨型飞机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使大约10万人死于非命，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慢性死于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有害射线。美国政府从未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这次轰炸中，有12名美国海军飞行员死于广岛监狱。3天后，第二枚原子弹投到长崎，有5万人丧生。
为这些暴行进行辩护的借口是，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结束战争，并且不必向日本发起进攻。政府认为，进攻将会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按照国务卿伯恩斯的说法是100万人，按照乔治·马歇尔提供给杜鲁门的数字，也要50万人。这些对进攻日本将会造成损失的估计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其效果已众所周知，这些估计好像就是为了在更多的人中造成恐慌、为轰炸的正当性制造气氛。
1945年8月，日本已陷入绝境并已准备投降了。《纽约时报》的军事分析家汉森·鲍德温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写道：“到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于7月26日签订的时候，从军事观点来看，敌人已在战略上陷于绝境。这就是我们消灭广岛和长崎时的形势。我们有必要那样做么?当然，没有人能够肯定，但答案却几乎必然是否定的”。
陆军部于1944年所建立的研究战争中实施空中打击的机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曾在日本投降后访问了数百名日本平民与军事领导人，它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提交的报告中说：“……即使没有原子弹的打击，即使没有俄国人的参战，即使没有打算进行军事登陆，日本到1945年11月1日之前也极有可能会投降，而到1945年12月31日时则一定会投降”。
那么，1945年8月美国领导人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吗?回答是确定无疑的：知道。日本的电报密码已被破译，日本的情报不断被截获。盟军方面获悉，日本方面已指示其驻莫斯科的大使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7月13日，外相东乡茂德电告其驻莫斯科的大使：“无条件投降是和平的唯一障碍……”
只要美国不再坚持让日本无条件投降，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一个投降条件，即保留日本人心目中神圣的天皇职位，日本人就会答应停战(事实上，当战争结束时，天皇确实被保留下来)。
为什么美国没有采取这一微小的步骤以拯救美国人和日本人双方的生命呢?是因为研制原子弹花费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而不能不投掷它，还是如英国科学家P.M.S.布莱克特在其《恐惧、战争与原子弹》中所说的那样，美国是要急于赶在俄国向日本宣战之前投下原子弹?
俄国人已秘密承诺(他们没有公开向日本宣战)，他们将于欧战结束的90天后参加对日作战。5月8日欧战结束，因此，俄国人应于8月8日向日本宣战。而这时第一颗原子弹已经投下，第二颗也将于次日投向长崎;日本人将向美国而不是俄国投降，美国人将成为战后日本的占领者。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在1945年7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非常希望能在俄国人介入之前结束日本的战事”。
杜鲁门说，“世界将会记住，第一颗原子弹扔在了军事基地广岛，因为我们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平民的伤亡”。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声明。广岛的10万死难者几乎全是平民。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在其官方报告中承认：“广岛与长崎之所以被选作轰炸目标，就是因为其人口密集，街市繁华”。
把第二颗原子弹投到长崎似乎是早有预谋的，但还没有人能够解释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投在广岛的是一颗铀弹而这次却是一颗钚弹吗?还是因为在长崎被炸死的人与放射线的牺牲品都不过是一次科学实验?在长崎的死者中可能有美国俘虏，一份军事报告就此提出过警告，但是计划没有改变。
确实，战争很快结束了。意大利早在一年前就已战败，德国首先由于受到苏联军队在东部战线的毁灭性打击同时也由于盟军部队在西部的夹击而于最近投降了。现在日本也投降了。法西斯政权被彻底打垮了。
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和一种现实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又怎么样了呢?它的基本要素(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是已经消亡了，还是已经浸入了胜利者的肌骨?
胜利者是苏联和美国(也包括英国、法国和民族主义的中国，不过它们力量较弱)。两个国家都努力营造自己的帝国范围，只不过一个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而另一个则挂着“民主”的招牌。它们瓜分并相互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它们建立起了远远超过法西斯国家曾经建立的军事机器，它们掌握着比当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所能控制的国家还要多的国家的命运。
他们也都谋求对自己的人民实行控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只不过各有各的办法——在苏联更野蛮一些，而在美国则更老练一些。
战争带来了巨大的企业利润，它同时也带来了农产品价格回升和工资的增加，并使相当多的人能够享受相当程度的繁荣所带来的好处，这些无疑都保证了威胁30年代的反叛情绪得到缓解。
每个政府大多认识到了这样一则古训，即战争可以解决社会控制的问题。通用电器公司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对战争期间的情况非常满意，因此，他建议企业界与军方继续进行联合以便能“长期实行战时经济”。
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对战争感到厌倦，而杜鲁门政府(罗斯福已于1945年4月去世)却在尽力制造一种危机与冷战的气氛。确实，与苏联的竞争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国家正从经济严重破败和2000万人死亡的战争阴影中走出来，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得到复苏，其工业正在重建，军事力量也在恢复。但是，杜鲁门政府不是把苏联当成公平的竞争对手，而是要把它看作直接的威胁。
通过国内外的一系列行动，它建立起了一种恐怖气氛，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在这种气氛下，军费开支大幅度攀升，军工生产旺盛，从而也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这些政策结合起来，导致了更多的对国外侵略与国内镇压活动。
欧洲和亚洲的革命运动都被描绘为苏联扩张主义的例证展示给美国公众——意在重新唤起人们当年对希特勒侵略行为的愤慨之情。
在希腊，在右翼专政之下，政府反对派被投进了监狱，工会领导人也被更换。一个左翼游击运动开始成长起来。英国称它已无力控制反叛势力并要求美国介入。正像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所说：“一小时之内，大英帝国便把它领导世界事务的权利移交给了……美国”。
美国以杜鲁门主义相回应。杜鲁门主义源于杜鲁门1947年春在国会的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呼吁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杜鲁门说，美国必须帮助“自由的人民，他们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部压力试图对他们进行的征服”。口头上说是为了自由，但美国之所以关注希腊其实是因为它接近中东的石油。
在美国的军事帮助下，到1949年时，反叛势力被摧垮。美国继续向希腊政府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埃索石油公司,道化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以及其他美国公司的资本也纷纷涌向希腊。但是，文盲、贫困与饥饿在那里仍然非常普遍。美国成功地维护了一个残暴的军事专制政府。
在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共产党人发起并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一场革命已在进行之中，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红军现在又开始了推翻蒋介石腐败专制统治的斗争。蒋介石政权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是，根据国务院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分析，军队和人民已对政府失去了信心。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驻北京，内战结束了，中国由革命政党执掌政权。对一个人民政府而言，在这个古老国家的相当长的历史中，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
在战后的十年间，美国试图在保守派与自由派、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就反共与冷战政策达成全国性的共识。这种结盟最好能由一位自由派民主党总统创造出来，这样他在国外的侵略政策将会得到保守派的支持，而他在国内的福利计划(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又将赢得自由派的喝彩。195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加速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共识的形成，这就是杜鲁门在朝鲜的不宣而战。
在被日本占领35年之后，解放后的朝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分为北朝鲜和南朝鲜，前者实行社会主义专政，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后者则实行右翼专政，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两个朝鲜相互之间不断发出威胁。当北朝鲜军队于1950年6月25日向南越过北纬38°线进入南朝鲜时，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便要求其成员国帮助“打退这一军事进攻”。杜鲁门命令美国军队帮助南朝鲜，美军变成了联合国军。杜鲁门说：“在国际事务中倒退到暴政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将继续维护法治”。
美国对“暴政”的反应就是在长达3年的狂轰滥炸中把南北朝鲜变成一片废墟。一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描述了凝固汽油弹扔下后的情形：“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个奇形怪状的人体：身体微屈，双腿叉开，胳膊向外伸出，没有眼睛;透过被烧焦了的破碎的衣服可以看到整个身体被裹在一层坚硬的黑色外壳里，并不时向外流着黄色的脓血……”
在朝鲜战争中，南北双方总计约有200万人死亡，而这一切都是在反对“暴政”的幌子下发生的。
联合国议案呼吁采取行动以“打退军事进攻并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但是，美国军队在把北朝鲜推回到北纬38°线后却长驱直入一路北上，一直推进到了鸭绿江，到达中国边境，从而挑起中国人介入了战争。中国军队向南进攻，战争在北纬38°线(北南双方的旧边界)上处于僵持状态，直到1953年恢复和平谈判。
朝鲜战争把支持这场战争和总统的自由派舆论动员起来了。它建立起了国外干涉和国内经济军事化政策所必需的一种联盟形式。这意味着像左翼批评家那样仍然站在联盟之外的人将会遇到麻烦。
左派在30年代的困难时期及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影响极大。共产党的实际党员人数并不多——可能不到10万人，但是，它在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工会中、在艺术家和无数在30年代深受资本主义制度之苦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抱有好感的美国人中却是一支潜在的力量。因此，如果当局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国家更加稳固，如果它想建立起一种支持美国帝国主义的共识，它就不得不削弱和打击左派力量。
在针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向全国发表两周之后，即1947年3月22日，杜鲁门又发布了9835号行政命令，提出了一个在美国政府中调查“不忠诚者的一切渗透行为”的方案。在此后5年中，大约600万政府雇员被调查，约有500人以“有不忠诚嫌疑”而被解雇。
战后世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在国内争取对反共讨伐的支持变得十分容易。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把非共产党人从政府中驱逐出去，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同年，苏联人封锁了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东德包围之中的联合占领城市柏林，迫使美国不得不向该市空运物资。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同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所有这些都向公众展示了一幅共产党人正在全世界策划阴谋的可怖画面。
要求独立的各殖民地人民也在世界各地展开了反抗斗争：印度支那人民反抗法国;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菲律宾人民反对美国;在非洲的法属西非、肯尼亚和南非，各种不满情绪也以罢工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并不只是苏联的扩张威胁着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利益。事实上，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和菲律宾所代表的地区性的共产主义运动而非俄国人的煽动。反对帝国主义的熊熊烈火已成为世界潮流，而美国却想扑灭它。这就需要国内的团结，以便实现财政的军事化并镇压国内对这种对外政策的反对意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才能比杜鲁门走得更远。作为美国参议院政府工作委员会之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无端指责国务院雇用了数百名共产党人。他调阅了国务院的新闻节目、美国之音及其海外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收藏了一些被麦卡锡认为是共产党人的著作。
国务院有点惊惶失措，连忙向海外的各图书中心发出了一系列的指令。40多种图书被清理出来，其中包括菲利浦·福纳编辑的《托马斯·杰弗逊著作选》和莉莲·赫尔曼的《孩子们的时间》。一些书籍被烧毁。
麦卡锡的胆子越来越大。1954年春，他开始举行有关调查被怀疑为颠覆分子的军方人员的听证会。当他攻击将军们对待共产党嫌疑犯态度不够强硬时，他招来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一片怨怼之声。1954年12月，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他的不信任案，因为他的“行为……与美国参议员的身份不符”。
就在参议院通过对麦卡锡不信任案的同时，国会中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又通过了一系列的反共法案。自由派分子休伯特·汉弗莱提议认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说，“我不打算做一个半爱国者”。作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为通过对麦卡锡的不信任案出了力，但他也只是把该项议案限制在“其行为……与美国参议员身份不符”这一狭小的范围内，而没有对麦卡锡反共本身提出任何疑问。
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没有公开反对麦卡锡(当对麦卡锡进行不信任表决时，他不在场;他也从没有表态说他将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麦卡锡坚持认为共产党在中国获胜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软弱所致，这一点与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占领北京时肯尼迪本人在众议院所表达的观点相似。肯尼迪说：
我们的外交官及其顾问——拉铁摩尔和费正清之流(拉铁摩尔和费正清都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是麦卡锡最喜欢攻击的目标，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太过于关注中国民主制度的缺陷……却忽视了我们与非共产党的中国成败攸关……众议院现在必须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以便阻止方兴未艾的共产主义大潮吞噬整个亚洲。
自由派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与赫伯特·莱曼提议，当总统宣布“国内安全紧急状态”时，可以建立拘留中心(实际上是集中营)，对那些颠覆嫌疑分子不经审讯先行拘禁。这是对共和党人的《国内安全法》的补充，该法要求对“共产党组织”实行登记制度，并要求建立集中营以备不时之需(1968年，当反共的幻想整个破灭之后，该法案才被废除)。
杜鲁门1947年关于忠诚的行政命令曾责成司法部对被确定为“极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颠覆性的……或者试图以非宪法的手段改变美国政府”的组织列一个清单。不仅是那些被列入总检察长清单上任何组织的正式成员，而且包括那些任何一个这些组织的同情者，都被认定为不忠诚。到1954年，已有数百个组织上了这份名单。杜鲁门政府发起的一系列迫害活动加剧了国内的反共气氛。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案件就是1950年夏的朱利叶斯·罗森堡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案。
罗森堡夫妇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主要证据是由一些已经承认自己是间谍的人和一些正在监狱服刑或正在被起诉的人提供的。埃塞尔·罗森堡的兄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是主要的证人。他证明，在1944-1945年间，当他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弹制造基地的曼哈顿工程实验室做机械师时，朱利叶斯·罗森堡曾要他为俄国人搜集情报。
在另一间谍案中已被判了30年徒刑的化学师哈里·戈尔德也被从监狱里带来证实格林格拉斯的证词。他从来没有见过罗森堡夫妇，但他作证说，一名苏联使馆官员给了他半块果冻Jello，指一种作甜食用的冻状食品。盒盖，要他与格林格拉斯联络，并告诉他说，“我是从朱利叶斯那里来的”。戈尔德说，他拿到了格林格拉斯凭记忆画出的草图并把它们交给了这名俄国官员。
但所有这些仍然存在着疑问。戈尔德是否为了早些获释才予以合作?在服完他的30年徒刑中的15年后，他被假释出狱了。格林格拉斯是否也明白，在他提供起诉证词的时候，他未来的生活将取决于他的合作?他被判处15年徒刑，也在服刑一半之后获释。戈尔德证词的可信度如何?据证实，在罗森堡一案中他有400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为这期间他要接受联邦调查局的取证。同样可以证明的是，戈尔德是一个经常的和极富想象力的说谎者。
罗森堡夫妇与共产党的联系是审判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陪审团判定他们有罪，欧文·考夫曼法官宣布了判决，认为他们应对5万美国士兵死于朝鲜负责。两人被判以电椅刑处死。
莫顿·索贝尔也以罗森堡夫妇同谋犯的罪名被审讯。指证他的主要证人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也是他婚礼上的男傧相，此公因为隐瞒其政治史而正被联邦政府以伪证罪起诉。诉索贝尔一案缺乏起码的证据，索贝尔的律师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进行辩护。但是陪审团却判定索贝尔有罪，考夫曼判了他30年监禁。他被押解到阿尔卡特拉兹，其假释申请两次都被驳回。他在各种各样的监狱里苦熬了19年才获释出狱。
20世纪70年代传审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材料显示，考夫曼法官曾就他将对该案所作的判决与起诉人进行过秘密的商议。另一档案则显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曾私下里向美国总检察长保证，只要最高法院的任何一名法官延缓执行裁决，他将立即宣布开庭合议以使之无效。
判决引起了世界性的抗议运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在战争初期致罗斯福的信成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开端)为罗森堡夫妇提出了申诉，让—保罗·萨特、帕布罗·毕加索以及巴托罗密欧·范塞蒂的妹妹也都发出了同样的申诉。就在1953年春杜鲁门总统离任前，一份申诉递交到他的手上，申诉被驳回。随后，另一份递交给新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申诉也被驳回。
最后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同意暂缓执行。首席法官文森派出专机把在全国各地休假的法官送回华盛顿，他们及时取消了道格拉斯关于暂缓执行1953年6月19日的罗森堡夫妇一案的判决。
50年代的同一时期，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正在讯问美国人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如果他们拒绝回答，就对他们进行诱供。该委员会散发了数百万份小册子：《共产主义百题问答》(“共党分子在哪里?到处都有”)。自由派经常批评该委员会，但在国会中，自由派与保守派一样年复一年地投票赞成向这个委员会拨款。
正是杜鲁门的司法部依据史密斯法对共产党领导人提起了诉讼，指责他们阴谋教唆和鼓吹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其证据绝大多数是指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诉讼认为这就是呼吁暴力革命。当然，根本没有任何来自共产党的直接的暴力革命的危险，但是，由杜鲁门任命的首席大法官文森领导的最高法院援引“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这一古老的量刑原则，认为确实存在着在适当的时机发动一场革命的明显的和现实的阴谋。于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便被投进了监狱。 整个文化界都弥漫着反共气息。一个联邦调查局密探的故事——“我过着三种生活”，讲述了他从一名共产党人转变成为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经历，该故事被500多家报纸连载，并被拍成了电视剧。好莱坞的电影也把《我与一个共产党员结婚》和《我是一名为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共产党人》之类作为片名。在1948和1954年间，好莱坞出产了40多部反共电影。
无论是在对年轻人还是对年老者的教育中，反共都被认为是英雄行为。一个脱衣舞剧主人公阿美利加上尉说：“共党分子们，特务们，叛徒们和外国间谍们，你们当心点!雹美利加上尉以及他身后忠心耿耿的热爱自由的人们正在挖掘你们……“在50年代，全国所有学校的孩子们在参加防空演习时，苏联进攻美国都被作为警报信号：孩子们不得不蜷曲在书桌下直到”警报解除“为止。
在这种气氛下，政府重振军备的政策很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个在30年代已经摇摇欲坠的制度现在明白了：战争的成果可以带来稳定和高额利润。到1960年，军事开支已达458亿美元，占整个财政开支的49.7%。就在这一年，约翰·F·肯尼迪当选为总统，他一上台便又着手进一步提高军事开支。
通过制造一系列关于苏联正在增加军备的恐慌，捏造虚假的”核武器差距“和”导弹差距“，美国得以不断增强其核威慑能力，最终获得了绝对的核优势。在核武器方面，美国拥有威力相当于1500颗投于广岛的原子弹的核当量，远远超出了足以毁灭世界上所有大城市的能力。为了投掷这些核弹，美国拥有50枚洲际弹道导弹，80枚核潜艇导弹，90枚海外陆基导弹，1700架能够抵达苏联的轰炸机，300架可以携带原子武器的舰载攻击型轰炸机，1000架可以携带原子弹的陆基超音速攻击机。
苏联明显地落在了后面——它只拥有50到100枚的洲际弹道导弹和不到200架的远程轰炸机。但美国的军事预算继续攀升，其歇斯底里仍在发展，获得军火合同的各大公司的利润成倍增长，而就业与工资的增加则足以使相当数量的美国人依赖军工企业为生。
同时，美国通过向一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办法为美国企业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控制网并在受援国确立了它的政治影响。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决定在4年时间里向西欧国家提供16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该项计划的经济目的就是为美国的出口开拓市场。
马歇尔计划也隐含有政治动机。由于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强大，美国便决定用政治压力和经济援助把共产党人排斥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之外。
从1952年开始，对外援助越来越明显地带有了在非共产党国家建立军事强权的性质。约翰·F·肯尼迪上台后，发起了”为进步而联合“的运动，这是一项援助拉丁美洲、强调用社会改革来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但事实证明，它主要是为维护右翼独裁者的权力使之能够避免发生革命的一种军事援助。
军事援助距离军事干涉只有一步之遥。1953年，当伊朗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之后，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场颠覆活动。1954年，危地马拉历史上最民主的一个合法选举的政府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军事基地上训练的一支雇佣兵的武装入侵所推翻，这次入侵还得到了美国飞行员驾驶的4架美国战机的支援。危地马拉总统雅各勃·阿本斯是一位中左派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在议会56个席位中拥有4席。对美国商业利润构成最大威胁的是阿本斯征用了联合果品公司所拥有的23.4万英亩土地，而他所提供的补偿却是该公司不能接受的。按照美国人的意图，在堪萨斯的里芬沃斯堡接受过军事训练的科·卡斯蒂略·阿莫斯接管了政权。他把土地退还了联合果品公司，废除了外国投资者的利息与红利收入所得税，取消了秘密投票制度，并把数千名政治反对派投进了监狱。
1958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向黎巴嫩派出了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以确保那里的亲美政权不会被革命推翻，同时也是为了在这块丰富的产油区保持军事存在。
民主党与共和党、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在防止和推翻革命政府(只要有可能，不管在任何时候，也不管这个政府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抑或是反对联合果品公司的)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在古巴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巴的军事独裁者富尔根西欧·巴蒂斯塔多年来一直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的公司利益主导着古巴经济，控制着古巴80-100%的公用事业、矿产业、畜牧业和炼油业，以及40%的制糖业和50%的公共铁路。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小股游击队在丛山密林中与巴蒂斯塔的军队作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并最终走出崇山峻岭，穿越整个国家，向哈瓦那挺进。1959年新年，巴蒂斯塔政府垮台。
掌权后，卡斯特罗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教育体制和住房制度，把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政府没收了三家美国公司(包括联合果品公司)100万英亩的土地。
古巴革命纲领的实施需要资本赞助，但由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愿向它提供贷款，原因是古巴不愿接受该组织提出的所谓”稳定化“条件，因为这一条件旨在暗中破坏古巴业已开始实行的革命纲领。当古巴与苏联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后，古巴的美国石油公司拒绝炼制苏联提供的原油，卡斯特罗便没收了这些公司。为了报复，美国削减了作为古巴经济支柱的蔗糖的进口，而苏联则立即表示愿意购买被美国拒绝了的全部70万吨蔗糖。
1960年春，艾森豪威尔总统秘密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武装和训练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以备以后入侵古巴之用。肯尼迪执政后，加快了这一计划的实施。1961年4月17日，由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武装分子与一些美国人一起在古巴南部海岸、距哈瓦那90英里的猪湾登陆。他们本来期望能煽动起反对卡斯特罗的总起义。但这是一个平民政权，根本没有人愿意起义。3天后，中央情报局的部队被卡斯特罗的军队击溃。
整个猪湾事件充斥着虚伪与谎言。入侵违反了美国签字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该宪章指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何种原因均无权直接或间接干涉别国的内政或外交事务”。
因为有关于秘密基地和中央情报局训练入侵者的新闻报道，就在入侵事件发生的4天之前，肯尼迪总统还在新闻发布会上狡辩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任何的美国武装力量对古巴进行干涉”。确实，登陆的武装力量是古巴人，但它们全部是由美国组织的。美国的战斗机，包括美国飞行员都介入了;入侵行动中，肯尼迪还批准使用了海军隐形喷气机。4名飞行员丧生，而家属却不知道他们死亡的真相。
在入侵古巴事件中，一些重要的新闻出版物在欺骗美国公众这一点上与肯尼迪政府沆瀣一气，互为唱和：在入侵事件发生的数周之前，《新共和》打算发表一篇关于中央情报局训练古巴流亡者的文章，肯尼迪要它不要发表该文，《新共和》听从了。《纽约时报》也是如此。
到1960年前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力图遏止新政时期和战争年代共产党和左派力量不断上升势头的15年的努力似乎已获成功。这时，共产党陷入了混乱——它的领导人还在监狱里，它的成员在减少，它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已非常小。与此同时，工会运动本身也已变得越来越容易控制和越来越保守了。军事开支占了国库开支的一半，而公众却接受这一事实。
核武器试验的放射物对人体健康可能带来的危害还没有为公众普遍认识。原子能委员会坚持认为原子弹试验的严重后果被夸大了，1955年《读者文摘》(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有关我国原子弹试验的恐怖报道完全是无稽之谈”。
50年代中期，曾经掀起过一阵关于防空洞的热潮。公众被告知说，当原子弹爆炸时，这种防空洞就是他们的安全避难所。1957年，一位名叫亨利·基辛格的政治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如果有适当的策略，核战争并不一定就那么具有破坏性……”
尽管国家长期处于战时经济状态极大地影响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由于相当多的人可以找到工作，足以养家糊口，所以社会还能够维持稳定。财富的分配依然不均。1953年，成年人口中1.6%的人拥有80%以上的公司股票和近90%的公司债券。20万家公司中的大约200家大公司(占所有公司的1‰)控制着这个国家所创造的财富的大约60%。
当约翰·F·肯尼迪任职一年后向国人公布其财政报告时，在收入分配方面显然没有多大的变化。《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把肯尼迪的财政报告概括为避免“对失业问题提出任何尖锐的正面批评”。赖斯顿说：“他同意降低公司用于工厂扩建与现代化方面的投资税率，但他并不太热心于在民权问题上向南方保守派宣战，他极力推动工会组织降低在工资方面的要价……在这12个月的时间里，总统已经走到了美国政治具有决定意义的中间地带……”
在这一中间地带，一切看来都很安全。没有为黑人做任何事情，没有试图改变经济结构，侵略性对外政策仍在继续，国家机器仍在正常运转。但紧接着，在整个60年代，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爆炸性的反叛行为。这些反叛行为表明，所有那些认为该制度是安全的和成功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本文摘自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十六章 人民的战争?